朱家驊[中國近代教育家、科學家、政治家]:朱家驊（1893年5月30日

人物經歷

家世背景

朱家驊（西元一八九三－一九六三年），字騮先，清光緒十九年四月十五日（一八九三年五月三十日）生於浙江省吳興縣小港里鶴和堂。其始祖自臨安遊學湖州，遂在此定居，至家驊為第十六代。累世經營南貨業。父雲舫，母姚氏。家驊為幼子，大兄家麟（祥生），二兄家騏，及兩姊一妹，尚有兄姊各一人，皆不育。

青少年時期

家驊六歲（1898）入鄰舍私塾，啟蒙師為江梅村。

十一歲（1903），改入縣城馬軍巷沉氏家塾。是年六月喪父，翌年四月喪母，改入北壩沉氏家塾，始讀《四書》。

十三歲，改入南潯正蒙學堂。

十四歲，私下剪去辮子，被目為小革命黨。

十五歲，改入南潯公學，年底畢業。

十六歲（1908）赴上海，在通運公司識張人傑（靜江）。是年九月，考取同濟德文醫學校，為自費生，隨納少華博士（Dr. Nasauer ) 習德文。升入二年級後，史地、動植物、理化等課，均由德人教授。

十八歲（1910），因受曹礪金、沉士遠、沉尹默諸師影響，已具革命思想，見報載汪兆銘（精衛）謀刺攝政王訊息，大受感動。乃於六月赴南京，欲謀刺兩江總督張人駿。

十九歲（1911），聞黃花岡起義訊息，與學太徐霽生等發起組織中國敬死團。八月，武昌起義，敢死團籌備在滬起義工作，推家驊為駐漢代表，乃偕黃伯樵等二十餘人赴漢口。因從軍未果，被紅十字會派至德國人組織之重傷兵醫院服務，歷時三個月。

民國元年（1912），家驊二十歲，結束醫院工作，於一月底返滬，方知敢死團曾參加攻打江南製造局之役，對上海光復不無貢獻。在通義銀行識吳敬恆（稚暉）、李煜瀛（石曾）等人。時同濟籌辦工科，改稱同濟醫工學校，乃返校，改入工科。

民國三年三月（1914），隨張人傑乘西伯利亞鐵路臥車赴德自費留學，先到蓋爾森教堂城(Gelsenkirche)之荷蘭礦場實習半年，於十月入柏林礦科大學攻讀。

民國五年十月（1916），礦科大學併入工科大學，為第七院，家驊參加考試後升三年級。時值第一次世界大戰，德國學生多已從軍，依規定一班不滿三個德國學生不能開課，家驊班上經常僅有三個中國學生，故無法繼續求學，遂於十二月十五日離開柏林，取道丹麥、瑞典、芬蘭、俄國，回到上海。

民國六年四月（1917），中華民國對德絕交。八月初，家驊與程亦容女士在北京結婚，三十一年春離異。

民國三十五年二月十二日（1946），與王文淵女士結婚。

辛亥革命

1910年騮公17歲，其時國勢艱危，外侮頻仍，因不滿於清朝暴政，乃參加辛亥革命，救國拯民，為孫中山的中國同盟會會員。3月見報載汪精衛謀刺攝政王訊息，大受感動。乃於6月赴南京，欲謀刺兩江總督張人駿。

1911年入上海同濟德文醫學校，3月聽了同盟會領袖宋教仁、于右任等人的講演，深受感染，乃與同學邵驥、《民主報》主編廣告部主任徐霽生等發起組織中國敢死團，在《民主報》登載啟示，應徵者達千人。20日敢死團在上海湖北路日華照相館內召開成立大會，推騮公為團長，時年僅18歲。該團公開的宗旨是“聯絡敢死同志為國家後盾，戰事起後，立即召集訓練行軍法則，備赴戰地”，實則抵禦外侮、共抗強權，是反清革命組織。參加者有學生、軍警和官員500餘人。每周集會一次。4月同盟會領袖黃興領導廣州黃花崗起義，騮公聞訊大為鼓舞。10月10日晚7時許，湖北新軍中文學社、共進會發動武昌首義，成立中華民國軍政府鄂軍都督府。11月1日同盟會中部總會負責人陳英士、宋教仁、周柏年和光復會上海支部李燮和與洪門領袖劉福標及上海商團李平書和中國敢死團朱家驊，在上海寧海東路雲南南路萬安茶樓聯席會會籌畫攻打江南製造局的武裝起義，推李英石為軍事行動指揮官，推騮公為駐漢代表。騮公乃偕同學黃伯樵率滬、寧學生及留日學生20餘人，以兄祥生交託的交通銀行利息為川資，跟革命軍總司令黃興一起乘船在28日到達漢口，和周宗琦等4名學子向鄂軍都督府創辦人居正要求參加革命軍，被紅十字會派至漢口戰地及德國人組織之重傷兵醫院服務三個月。11月3日10時陳英士率領上海起義，敢死團則會同上海商團、義軍攻打製造局，前赴後繼，英勇殺敵。4日上海光復，淞滬既定，陳英士令蔣介石選敢死團馳赴浙江，5日杭州光復，長江以南各省相繼起義，江南大勢遂定。敢死團在陳英士、張靜江和戴季陶等革命黨人的幫助下，迅速發展到全國各地，有力地支援了全國辛亥革命。

1912年元旦孫中山在南京就任臨時大總統。結束醫院工作，騮公於月底返滬回校。2月12日封建帝制清王朝詔書下野，對推翻清朝建立民國不無貢獻。在通義銀行識張繼、吳稚暉、李石曾等革命黨人。3月5日由周柏年、褚民誼介紹轉入國民黨。4月德國Berrens Bernhard伯恩哈德．貝倫子博士來滬，在同濟德文醫學堂基礎上加辦工學堂－德國機械學校，在法華(今復興中)路南，6月12日開學，招收機電科首屆學生只有騮公、黃伯樵、舒震東等6名。同年，同濟德文醫、工兩學堂合為同濟醫工學堂，德國機械學校即為工科。1913年騮公畢業，按照德國大學醫科考試規則畢業考試，是同濟的首屆工科畢業生。張靜江為了準備孫中山北伐討袁，想組織一支“青年軍”；騮公則替張奔波，收攏了青年學生及年輕軍官計100餘人。下半年，民國中央政府派遣稽勛留學生，“酬勛”為追隨孫中山打天下的革命黨人、辛亥革命有功人士，批准的稽勛留學生有戴季陶、汪精衛、朱家驊、張群等66人，但由於無經費而未成行。

赴德留學

1914年3月騮公隨張靜江乘西伯利亞鐵路臥車赴德自費留學，先到Gelsenkirche蓋爾森教堂城之荷蘭礦場實習半年，於10月入柏林礦科大學採礦工程學系攻讀，時Albert Einstein愛因斯坦被邀到此兼教授。

1916年10月礦科大學併入工科大學，為第七院，參加考試後升三年級。時值第一次世界大戰，德國學生多已從軍，依規定一班不滿三個德國學生不能開課，班上經常僅有三個中國學生，故無法繼續求學，遂於12月15日離開柏林，取道丹麥、瑞典、芬蘭、俄國回到上海。

1917年初經沈尹默介紹受聘蔡元培初任校長的北京大學預科乙部(甲部是準備學文科和法科的，讀英、法兩種文字；乙部是準備學理科和工科的，讀英、德兩種文字)教授，是北大最早的第二外語德語教授，也是中國第一代德語教授。這時北大總共才有28位教授，騮公年僅24歲，被稱為北大最年輕的教授。後兼二年級文本科又兼研究所德文門主任。騮公教學認真，講課全用德語，迅即譽滿全校，羅家倫(清華大學首任校長)為此也改選騮公的功課成為騮公的學生。8月初住在北京東松樹胡同甲1號娶程亦容為妻。

公派留美

1918年8月3日在蔡元培幫助下以進修教授名義獲北洋政府公費留學，朱家驊、劉半農、陳大齊、周作人、劉復、鄧萃英、楊蔭榆7教授赴歐美，是為我國教授留學之始。14日自上海十六浦乘南京號輪啟程，同船者還有李濟、余青松、查良釗、張道宏、張歆海、程其保、董任堅、董修甲、葉企孫、熊正瑾、劉崇鋐、樓光來、蕭叔玉、徐志摩、劉叔和、葉元龍、汪世銘等公費和自費生，9月4日到達美國舊金山。是年在美時為歐、美、日留學生學術團體“仁社”社員。

五四前後

北大執教期間，因憤恨外侮的侵凌，軍閥的禍國，在教學之餘，常為國民革命的目標而奮鬥，曾以“歐美同學會”學者身份參加五四運動。

1919年5月4日下午北大、高等師範學校等13所學校的3000多名學生，舉羅家倫為學生運動三個總代表(另兩個是江紹原、張廷濟)，推羅起草了《北京學界全體宣言》，衝破軍警的阻撓到天安門前集會演講，提出“外爭主權、內除國賊”、“取消二十一條”、“拒絕和約簽字”等口號，同時要求懲辦親日派曹汝霖、章宗祥、陸宗輿。後舉行遊行示威，傅斯年扛著大旗走在最前面，由羅、江前往各國使館遞送英文的備忘錄。軍警當場逮捕學生。騮公等“歐美同學會”會員(時會長蔡元培)當時為了營救學生，不惜發動全國工商界罷工罷市。北洋政府不得不於6月6日釋放全部被捕學生。10日宣布曹、章、陸三人辭職。28日中國代表團拒絕在對德和約上籤字。不久，騮公又赴愛因斯坦曾任教的瑞士伯爾尼大學地質系三年級，其間參加爬山運動遭意外事故，卻吉人自有天相。10月到瑞士沮利克大學地質系研究。

1920年3月，轉回柏林工科大學地質系。

1921年愛因斯坦在此獲諾貝爾物理學獎。

1922年3月騮公幫愛因斯坦轉信給蔡元培：愛表示冬季到北京訪問。10月獲柏林大學哲(亦稱地質)學博士學位。

1923年再到愛因斯坦曾任教的瑞士蘇黎世大學學英文和經濟學研究，又到法國、比利時、英國等地旅遊參觀。

1924年1月9日回國，再回北大復任地質系教授兼德文系主任。

六三運動

年底，孫中山應馮玉祥之邀北上到京，國民黨北京執行部在1925年2月20日從織染局胡同29號遷到翠花胡同8（今27）號，李大釗為執行部組織部長，他領導的國民黨特別市黨部也設在此。李大釗、蔡和森、陳喬年、徐謙、李石曾、朱家驊、丁惟汾、顧孟余常聚集於此，即翠花胡同派。6月3日騮公指揮北京學生為上海“五卅”慘案全體罷課，示威遊行，向執政府要求收回全國英日租界，收回領事裁判權，撤換上海英日領事，打倒賣國政府及帝國主義。10月26日領導北京學生數千人在天安門開會，騮公發表宣言，反對關稅會議，舉行關稅自主示威運動，要求取消不平等條約，與段祺瑞之衛隊衝突，頭部受傷，被拘捕多人。11月28日和顧孟余等指揮了工人學生舉行國民革命大示威運動，即著名的“首都革命”。上海《民國日報》以《北京之國民大會》為題，詳細報導了這次示威的情況：“其主要領導人是北京大學教授朱家驊。參加者除了學生之外，還有‘工人車夫苦力’等。下午1時北京學生、工人、市民約5萬人在神武門舉行國民大會，大會主席朱家驊報告大會宗旨‘在推翻軍閥卵翼下之賣國政府’。會後民眾即整隊出發赴執政府，迫段祺瑞下野。遊行隊伍以上書‘首都革命’的大紅旗為前導，工人、學生多手持木棒、長板等武器，沿途高呼‘收回關稅自主權’、‘建設民眾政府’、‘驅逐段祺瑞’等口號。遊行隊伍到達吉兆胡同段祺瑞住宅時，因有國民軍守衛，未能進入段宅。民眾當即開大會議決：‘對外極力謀國際平等地位；對內保證人民生命財產之安全及言論集會之自由；召集國民會議產生正式政府。’遊行民眾隨後分赴教育總長章士釗、財政總長李思浩、交通總長葉恭綽以及執政府秘書長梁鴻志、曾毓雋等人住宅，將雜物搗毀，同時縱火燒了員警總監朱深的住宅。翌日下午2時許，北京各團體5萬餘人繼昨日之行動，在天安門開國民大會，朱家驊為主席，通過會議提案，陳啟修也發表了重要演說。大會通過了‘責成國民軍服從國民大會一切決議’；‘懲辦賣國賊，先行查封其所屬財產’；‘由國民通緝賣國賊，聽候國民公判’等決議案、查辦金法郎案。會後照例示威遊行。(筆者：在先農壇前廣場，由於李大釗領導的國民黨特別市黨部內部不統一，不得已，朱家驊宣告遊行隊伍解散。已而不得的是其中一支隊伍逕往晨報館而去，‘決議襲擊晨報館’。下午5時左右，少數民眾沖入晨報館，縱火燒毀了該館部分房屋。事後)梁鴻志辭職，以許世英繼任。葉恭綽、交通次長鄭洪年、朱深亦均辭。”

1926年1月14日再次爆發天安門國民大會，徐謙為主席，朱家驊等演說。大會議決，責成北洋政府外交團就日本出兵東北事對日提出嚴重抗議。3月18日又參加5000餘人北京天安門反抗列強最後通牒國民大會，議決反對八國通牒，督促政府嚴重駁覆，驅逐八國公使出境，宣布辛丑契約無效，勉國民軍為反帝國主義而戰等八款，鏇赴國務院請願，被段祺瑞衛兵開槍掃射，擊斃男女學生市民47人，傷155人，釀成三一八慘案。翌日《臨時執政令》發布對徐謙、李大釗、李石曾、易培基、顧孟餘5人的通緝令，吳稚暉、陳啟修、朱家驊、蔣夢麟、魯迅、周作人、陳大齊、丁惟汾等也上了黑名單，騮公曾兩次避入東交民巷使館區。4月段祺瑞政府終於垮台。張作霖進京搜捕北大及報館，26日凌晨4時北大教授邵飄萍被張作霖押往天橋處決，北大教授朱家驊、代校長蔣夢麟等遁入東交民巷六國飯店再秘密離京，騮公暫回原籍隱匿數月。

就職廣東

此時張靜江、戴季陶均在廣東參與北伐工作，正需人手，得此資訊，即叫騮公去穗任事。先由時任中央政治會議秘書長周柏年介紹在石井兵工廠當秘書。又助鈕永建、葉楚傖創辦孫中山提出設立的全國最高學術研究機關“中央學術院”（中研院前身）。由於性格耿直，對時事常有微言，不意沖怒蔣介石，一再被蔣撤職扣押，經戴季陶和周柏年說情才得獲釋。又轉到國立廣東大學任礦物地質學系教授兼系主任。6月戴季陶邀騮公一起創立國立中山大學委員會，聘騮公任籌備委員。8月中共廣東區委書記陳延年決定，惲代英、鄧中夏代表中共廣東區委請騮公出面電報邀請魯迅到中山大學“指示一切”。17日正式成立國立中山大學委員會，騮公任校務副主任委員、代理校務委員長。10月16日任國立中山大學委員會管理委員。騮公非常重視圖書館的建設，提出了“本校圖書館之最大目的，在為中國南方最大之一刊物保存所”的宏偉發展目標。戴季陶雖為校長但一直忙於北伐，實際創建全由騮公一手操辦：籌措經費、聘用師資、建設校園等方面，竭盡心力，最終奠定中山大學的文化學術地位，當時在國內是獨一無二的，連前往參觀的歐洲名校校長也稱羨不已，其才智和魄力聞名國內外。戴季陶曾公開說“中國只有一個半人才”，半個指易培基，一個即朱家驊。是年騮公為南京國民政府奔走遊說、邀請德國陸軍上校馬克斯．鮑爾來華評估投資可能性，為最初的中德接觸貢獻良多。12月初介紹鮑爾到上海晤蔣介石，提出了對中國工業和軍隊的現代化，為以後中德合作奠定了基礎，從1926年至1944年間幾乎所有中德契約都經過騮公之手，小到鋼盔、大到飛機，大量的德制裝備開始運到中國，一些研究所在德國的支援下設立，部分飛機在中國組裝，政府在不到十年間，於長江流域初步整建起國防工業與新式陸軍，為日後爆發的中日大戰奠下了一個能持久抗戰的軍事基礎。

1927年1月19日魯迅到校。魯迅日記：1月26日“晚往騮先寓夜餐”；2月1日(除夕)“夜往騮先寓夜飯”，騮公邀魯迅共吃年夜飯。不久又聘顧頡剛來校，顧北大畢業才6年就當研究教授，魯迅很不服氣，聲稱只要顧來他便走人，以至騮公安排顧前往上海為學校採購圖書資料，顧帶著10萬經費在上海、江浙、北京轉了4個月，盡情蒐集經史子集、檔案、地方志、家族志、個人生活之記載、賬簿等16種社會文化生活史料，總計五六十萬冊，為中山大學開展高水準的史學及民俗研究奠定了堅實的基礎。3月1日騮公主持隆重的中山大學開學典禮並向大會作《本校籌備之經過和將來的希望》長篇演講。

嗣因北伐節節勝利，張、戴均前往南京，由國民革命軍總參謀長李濟深為後方留守司令部坐鎮廣東，騮公為北伐軍後方留守司令部黨部負責人。4月17日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在南京召開中央政治會議第74次會議提出設立中央研究院案，中研院的拉丁文名Academia Sinica系騮公所擬，會議議決派騮公為政治會議浙江分會委員、浙江省政務委員兼建設、農工廳長。翌日任國民黨廣東省特別委員會宣傳委員會委員。是月任廣東省政府常務委員會代主任兼民政廳長、廣州政治分會委員，執政期間曾提出不少建議，頗有進步意義。5月9日決議設立中研院籌備處。6月17日騮公辭浙省農工廳長。是月任國立中山大學副校長。7月4日將正在籌設的中研院改列為中華民國大學院的附屬機關。

7日騮公向國民黨廣東省政府委員會第33次會議遞交了《禁止婦女束胸的提案》：“查吾國女界其摧殘身體之陋習有二：一曰纏足，二曰束胸……此等不良習慣，實女界終身之害。……所有全省女子一律禁止束胸。……由粵省而推行全國。”8日廣州《國民新聞》全文刊登了《朱家驊提倡“天乳”》提案，對婦女身心解放，功勞最大。在近代中國婦女運動史上，有兩個重要的實際推動者：一個是馮玉祥，他對河南女人小腳的解放，用心最苦；另一個就是騮公。9日《廣州民國日報》全文刊登《天人合一，仁愛及物》：“民政廳長朱家驊，昨提出狩獵暫行條例，請省政府委員會議討論”，要求市民保護益鳥獸，以保障生態平衡。是月創辦我國地質學研究和調查歷史上享有盛譽的兩廣地質調查所，推為常務籌備委員。8月任廣東省教育廳長再兼國立第一中山大學教務主任。春夏之際同濟大學發生領導危機，貝倫子和一些同濟師生請求騮公出任校長。騮公非常重視同濟大學繼續維持的問題，並希望貝倫子有可能來廣州和他商談校務。但貝倫子因健康原因已無法作長途旅行未果。1927年10月1日中華民國大學院之大學委員會成立，以副校長身分為該委員會當然委員，參與中華民國大學院中央研究院之籌備工作，並於1927年11月12日首任地質調查所(翌年7月在上海改名地質研究所)所長。騮公培養和網羅一大批著名地質學家如謝家榮、斯行健、葉良輔、張席褆、馮景蘭、樂森璕、何杰、楊遵儀、李承三、陳國達、孫雲鑄、董紹良以及外國地質學家O.Jackel、A.Heim、Karl Kreeji-Graf、P.Misch等。國民黨中央對台港澳向以海外看待，台灣隸屬東京總支部，港澳直屬海外部。騮公深以為不妥，是年在廣州時曾提議，將台港澳總支部劃歸廣東省黨部。

調任浙江

10月4日國民政府令朱家驊任浙江省政府委員繼馬敘倫兼民政廳長，未到任以前陳屺懷代理。12月16日騮公到杭視事，中山大學副校長職務仍保留，隔幾個月去一次廣州。時浙省主席何應欽遠在南京，浙江民政實際全由騮公一手悉力經營，大刀闊斧實行“用新人，行新政”，編組鄉鎮閭鄰的基層組織、推行戶口調查、土地陳報、積穀備荒、整頓警察組織、講究衛生、反對溺嬰、嚴禁賭博吸鴉片、禁止婦女纏足束胸、宣傳婚姻自由、男女平等、破除迷信；整飭吏治，清除軍閥時期人物，用人惟才，拒絕人情推薦，聘請有學術地位或社會聲望的人物任職；考試選拔縣長，親自主持面試，並在京滬杭等各大報紙登報大勢宣傳公布投考資格；為培養區級幹部，在杭州馬坡巷設立省地方自治專修學校，兼首任校長；

1928年1月他提議創辦杭州自來水廠，28日還親自掛帥自來水籌備委員會主席，1931年8月15日水廠竣工，杭州人喝上了自來水。30日決定籌設省警官學校，並舉行第一次縣長考試。3月4日國民黨中常會定為浙省黨部執行委員。4月4日任國民政府建設委員會委員。6月4日在杭州上倉橋開辦省警官學校，兼首任校長。這是各省所沒有的新型學校。並附設軍官訓練班，以周至柔為隊長，隊員是黃浦軍校畢業生。10月浙江籌賑會成立，騮公為委員。11月15日為省府常務委員。12月11日省警官學校建成，並設警士教練所。

1929年浙省各縣災情普遍，1月26日騮公主持賑災，擬將浙屬各機關文官減薪款項，悉數撥充浙賑需用。2月20日9時任國民黨浙江省第二屆執行委員及常務委員。此時已開始反對陳果夫、陳立夫CC派搞的一套。由於騮公過人的膽識和才華，3月15日在南京出席國民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為主席團成員，27日任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4月騮公在理科設立地理系，這在我國高校是個創舉，這是中國理科第一地理學系，由此培養出來的學生，具有深厚自然科學和技術科學功底，擅長野外工作，區別於在文科設定的地理系出身學生，人文地理和自然地理並重，地理學是一個整體，不能割裂，這在當時十分難得。中國地理學界許多著名學者，如林超、黃秉維、周立三、周廷儒、羅開富、徐俊鳴、曾昭璇、羅來興等即是中山大學地理系的學生。騮公還聘請德國地理學者Wilhelm Credner為系主任。繼任系主任依次為德國W.Panzer、王益崖、蔡源明、孫宕越、吳尚時教授等。是月騮公又介紹德國魏采爾將軍任中國高級軍事顧問。5月6日在南京任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會議委員，從此參與中央的中樞活動。6月6日代表中央黨部參加西湖博覽會開幕式並講了話。9月組織中山大學董事會，為董事，是國立大學設立的第一個校董會，共負大學建設發展的責任。11月6日騮公向杭總商會借款30萬赴皖蕪采米，開辦平糶，加惠貧民。15日在杭州舉行了第一次全國武術擂台賽，定名為“浙江省國術遊藝大會”，騮公為副會長。12月15日騮公設立省救濟會。是年在浙江省自治專校首度由政府成立第四屆全國運動會籌備處，騮公任主任。1930年4月1日9時在杭州梅東高橋大營會場參加全運會開幕式，盛開我國運動會之先例。6月任國民黨浙江省第三屆執行委員及常務委員。8月5日辭省常委。

大學校長

是年任中國地質學會第八屆理事長，還任中央古物保管委員會委員。浙省民政廳長的聲望最高時CC派離間時浙省主席張靜江，戴季陶招他回中山大學。1930年9月12日國務會議議決騮公繼戴季陶第二任中山大學校長。11月在南京國民黨三屆四中全會時騮公提議“設立編譯專處總領譯事(國立編譯館)”一案，經大會通過，組織專門人才編譯國外名著，讓國人能夠了解外國科學文化。25日行政院國務第一次會議議決騮公繼張乃燕為第二任國立中央大學（後更名南京大學）校長。

1930年12月13日到校就任，1930年12月20日10時在中大體育館舉行就職儀式。上任後，即著手變更學校行政組織。取消總務長，改設教務長，聘任8院院長，解決學校經費、基本建設、聘請國內知名教授和外籍學者取得成效。利用自身的影響，加強學校與國際教育文化機構的聯繫。可稱道的建樹是騮公主持了大禮堂的建成。大禮堂始建於1930年3月28日首任校長張乃燕籌款動工，因經費不濟而停工，騮公以自己之威望，以召開國民會議之名義請得51萬銀元撥款，由建築系盧毓駿教授續建，於1931年4月底竣工。5月5日在大禮堂召開了國民政府第一屆全國代表大會。大禮堂主立面取西方古典柱式構圖，正立面用愛奧尼克式的列柱與山花構圖，上覆歐洲文藝復興時代的銅質大穹窿頂，頂高34米。堂內三層，面積共4320平方米，可容2700餘人，莊嚴雄偉，在全國大學中實不多見，70多年來在數十萬海內外校友心目中成為母校的象徵，在全國校園中成著名標誌性建築。當年3月27日國府會議上成立中英庚款(即中英文教基金)董事會首任董事長，庚款用於公派留學生，為交通、生產、教育事業貢獻良多。“九一八”事變後，9月28日中大學生舉行遊行示威，到中央黨部後由中常委丁惟汾接見，學生因騮公在內開會，就簇擁著騮公一起遊行到外交部，部長王正廷不親自接見，學生怒入王室責問，以紅墨水瓶擲傷王頭部，王受輕傷送鼓樓醫院。翌日王引咎辭職。事後騮公請求撤職未果。11月12日在南京出席國民黨四大，21日連任中執委員。12月5日中大學生遊行，聲援北大南下抗日示威團被捕學生，出發前因向校長秘書取校旗不果發生衝突，騮公再次提出辭職，部令慰留，3天后騮公第三次提出辭呈則以離開南京表示決心，終於獲準。騮公三次辭職的主要原因仍然是經費問題未能解決，當年11月起江蘇省停發中大經費、對教職員欠薪達3個月。12月16日任國民政府財務委員會委員。

政府為官

辭去中大校長數日後，於1931年12月22日出席四屆一中全會，29日中央政治會議騮公繼蔣介石任教育部長。乃釐訂各項教育法規，為全國教育制度奠定基礎，頗有建樹。騮公的信念是：“我們教書的今天參加中樞政治，至少要為文教方面做點事。”注重教育改革，努力促進中國教育制度的現代化。他說，高等教育“應求充實，勿事鋪張，必須提高研究學術之程度，並注意於實用人才之培植”；中等教育“應切合社會需要，救濟國民生計”；同時，“對於成年文盲之充斥，須力謀掃除”。騮公推薦羅家倫繼任中大校長，並親自到羅住所動員，後來騮公對友人說：“我逼志希擔任中大校長，苦了志希，救了中大。”是年沙文威在浙江被捕時，騮公與陳布雷聯名發電報營救。是年帶領由同濟大學教授、政府高官組成的訪問團來到柏林。騮公憑藉自己留德期間積累的人脈和同濟大學與德國特殊的“血緣”關係，迅速為中國爭取到了大宗武器援助。

1932年“一．二八”淞滬抗戰爆發，騮公向德國購買的大量裝備武裝了蔡廷鍇19路軍給日寇致命一擊。1月29日連任教育部長。5月完成《國音常用字彙》，書前有“教育部布告第三零五一號”，末尾有朱家驊署名。它是由教育部正式公布的漢語讀音標準。8月16日在南京勵志社舉行中國第一次全國體育會議，8點準時召開，會議主席騮公主持，致開幕詞。10月26日中央政治會議調騮公繼陳銘樞任交通部長，28日又兼全國經濟委員會委員。乃勵精圖治，銳意革新，全力發展郵郵政、電政與航政。他延攬一批名流學者：如留德博士顏任光、沈士華、舒震東等，大學教授郭心崧、高廷梓等專家學者，濟濟一堂，學術空氣濃厚，是交通部全盛時期。騮公對粵漢鐵路提前完成、對於抗戰軍事上極有貢獻。我國重要海港都在東北和東南，一開戰就在日軍控制之下。惟一在南方有掩護的海港是九龍，因為有英界及香港的掩護。但粵漢鐵路的中段，尤其最難打通的樂昌一帶的山區，不能接軌。向國外購得的軍火與物資，毫無辦法運進武漢及西南大後方。騮公長交通，原來四年才可完成的工程，竟於兩年半的時間打通。九省電話網完成，對於抗戰指揮上的極大便利，這是軍事上神經系統。南京電話局長途台的通訊設備，是騮公從英國購買的。其性能雖說不上先進，但在當時已是國內最現代化的。騮公將興建交通部大廈作為當務之急，大廈為中國傳統宮殿式的建築風格，鋼筋水泥結構，氣勢輝巨集無比，主樓面朝東北，重檐歇山頂琉璃瓦屋面，飛檐翹角，極盡富麗堂皇。是國民政府鼎盛時期的歷史見證。11月9日兼攝教育部長。12月兼中國航空公司董事長。當年還任《大學叢書》編委會委員、中國教育電影協會會員。是年騮公個人出資建德奧瑞同學會會館，且於一年後另建中德文化協會會所。

1933年5月4日，騮公在南京與厲麟似等留德名流發起創立“中德文化協會”並任首任理事長，以自己和外國人打交道的經驗，大力進行外交宣傳、聯強濟弱與爭取與國。8日蔣介石派騮公前往上海迎接譽為德國“國防軍之父”的漢斯·馮·塞克特並全程陪同。10月恢復東北大學第二屆大學委員於北京成立，騮公任委員。11日特派全國經濟委員會委員。當年騮公擬創設國立中央圖書館於南京。是年在戴季陶、騮公的支持下在南京成立“中印文化學會”。是年還是招商局理事會理事長。是年還擔任中國童子軍總會籌備處副主任。1934年4月14日連任英庚款董事長。26日騮公以“簡保事業，於國計民生，兩有裨益，亟應實施，以蘇民困”為由，提請行政院、立法院及法制、經濟委員會重新審議，通過並頒布了《簡易人壽保險法》，是我國最早實行的保險法。5月《第一次中國教育年鑑》初版，騮公親序前言。6月擔任中國童子軍理事會第一屆理事。夏，任《黃河志》編纂會副會長。8月中旬到廬山海會寺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陸軍軍官訓練團第二期演講。11月28日任整理內外債委員會委員。騮公關心家鄉教育，是年在朱家宅50米處創辦“私立吳興鶴和國小”，將朱家宅改建為校舍。1936年擴充為“祥生鄉村師範學校”。抗戰八年鶴和國小始終弦歌不絕，一直延續了60多年。紀念騮公，浙省建有“騮先中學”、“騮先國小”、“騮先體童專校”。

1935年1月任國際聯盟(聯合國前身)中國同志會會長。6月20日在南京成立中研院第一屆評議會(全國最高學術評議機構)當選聘任評議員。11月任國立中央博物院籌備處理事會理事。12日在南京出席國民黨五大，22日連任中執委員。12月2日出席五屆一中全會，7日連任中央政治委員。12日辭交通部長任中央政治會議交通委員會主任委員。是年陶德曼大使代表德政府贈予騮公勳章，以酬謝其致力於中德雙方關係之努力及成果，而後騮公並獲柏林國家科學院之獎章。

1936年1月11日，藝術大師劉海粟發起創設“孑民美育研究院”成立籌備委員會，騮公任常務委員。6月應中研院長蔡元培之請，騮公繼丁文江第三任中研院總幹事，15日到任。

抗戰時期

1935年12月1日晨行政院第290次例會決議騮公繼黃紹竑任浙江省政府委員兼主席。3日移交中研院總幹事。西安事變12日11時、13日15時、23日9時，國民黨五屆中執委常委、政治委員在南京中央黨部召開第28~31次緊急聯席會議，騮公代葉楚傖任中執委兼秘書長。15日行政院第292次例會呈命浙省主席騮公兼民政廳長，19時20分抵杭，里西湖畔北山路“孤雲草舍”為官邸。翌日蒞任，對浙政方針根據前程“躬行新政”辦理，節省財政、建設公路、力求絲茶漁業改良，以發展地方經濟。民政方面，整理警務，清丈土地，整頓政務，裁減冗吏，查懲貪污，廢除苛捐雜稅，禁賭禁毒、強化治安，召開全省體育運動大會。

1936~1937年任中國營造學社理事、社員。1937年4月上海醫事中心在上海楓林路成立，它是整個亞洲最重要的醫學中心之一，騮公為上海醫事事業董事會董事。24日假浙江省府舉行中央庚款董事會43次常會，決議準予赴英留學生25名，擬借溫溪造貨廠款400萬。7月主持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廬山暑期訓練團第二屆綜合性訓練團兩期工作，為抗日軍隊培訓軍官，學員也多來自各抗日軍隊，包括共產黨領導下的紅軍。1日第一期開學。第二期仍於26日開學。8月下旬畢業後，各學員歸隊，投入抗日洪流中。“八一三”淞滬會戰，騮公大量購買的德式裝備使中國軍隊發揮了極大威力。9月騮公寫介紹函給蔣緯國赴德國留學研習軍事。11月5日，倭軍在錢塘江杭州灣的金山衛登入，12日上海陷落，杭州守軍國民黨第十集團軍劉建緒部第63師接到密令正欲“掘堤禦敵”！此舉非同小可！蘇南和浙江杭嘉湖平原均將瞬間變成澤國，其慘其烈豈堪想像？騮公面臨非常選擇，決定絕對不能坐視禍滋，他當機立斷，一邊嚴厲要求守軍馬上停止部署掘堤，一邊嚴令各縣設法阻止掘堤並布置人手嚴防，一邊疾電蔣介石陳明利害，請其直接敕令制止。如斯三管齊下，方使一場一觸即發的滅頂之災，消弭於肇端。然而，一“驚”才定，一“驚”又至。16日，國民政府軍政部指派南京工兵教官運來兩噸炸藥，限令次日炸毀錢塘江大橋，騮公倍感震驚和痛惜。倘若此時炸橋斷路，闊水橫絕，將會導致何等嚴重的後果！騮公又一次面臨非常選擇。騮公堅持對南京來人說，“現在(它)正是疏散物資與人員的主要通道，無論如何不能馬上破壞。一切的責任由我省主席擔當”。

因此多爭取到的近40天時間裡，就憑藉那座橋，浙江撤運出大量的軍民物資，僅12月22日一天即運走機車車頭300多台，客貨車2000多輛；成千上萬的百姓、傷兵通過大橋撤往後方，脫離了日本鬼子的魔掌。11月24日，周邊情勢愈危。騮公接到杭城士紳金潤泉等的報告，戴笠別動隊受命準備焚毀杭州。騮公至此是遇到了抗戰時期他在浙江省主席任上的一個最嚴重、也最為棘手的緊要選擇：如果這回他再選擇抵制或拖阻，無疑意味著他是明擺了在同自己的“最高領袖”頂著乾。面對著別動隊的火油、木材，他沒有昧心改變自己的立場，他嚴令戴笠手下那幫別動分子立即住手！且有如下一番語重心長的訓誡：“一個地方不得已失守了，這個地方上的人民財產還是我們中國的，我們總有回來的一天。我們不能將自己的城市付之一炬，那樣，受損害的還是自己的人民。”兩天后，26日騮公接到國民政府讓他調職武漢的電令，認為他驚慌失措，造成地方混亂，免職另派軍人任職。12月9日，騮公交卸省主席職事。臨行前，其似有預感，特地將杭州市長周象賢、省警察局長趙龍文、保全處長宣鐵吾等召至住處，鄭重地叮嚀道：“外面焦土抗戰的風氣很盛，一旦杭州撤退時，你們一定要防止。”諸人一一應諾。23日黎明前新任省主席黃紹竑在撤離省會去桐廬時下了命令，要在敵軍到達之前把杭州全市燒毀。趙龍文等沒有忘記前主席的“臨別贈言”，便“集體抗命”使黃紹竑的“最後布置”完全落空。

騮公在浙省主席任上，能夠明於義理，顧及大局，不避責任，甚至不惜逆拂“最高”，先阻守軍決堤，繼阻提前炸橋，再阻“焦土”杭州。這三件事，影響廣遠。當月騮公得知存放於南京朝天宮的1萬多箱故宮文物因經費困拙無法遷移，他電呈蔣介石，請其責成南京衛戍司令唐生智火速搶運西撤至貴州，運費用英庚款墊付，避免日寇搶劫，使大量國寶珍品得以保存。是月偕麗水專員余森文由杭州啟程，取道樂清而永嘉而麗水赴漢口任中央訓練委員主持中央訓練團黨政訓練班一、二、三期工作。其途經南昌、長沙之際，曾與江西省主席熊式輝“大談焦土抗戰之不當”，又和主政湖南的張治中“談焦土抗戰政策的不對”，抵達漢口，還公開發表過“堅決反對焦土抗戰政策的談話”……這些諍言訾議，應當是騮公在力阻“焦土”杭州之後，就著自己的親身體會，對最高當局戰時決策的弊失所表示的一種強烈的批評。

內戰時期

1947.9不久即隨中央訓練委員會西入重慶任中央軍事委員會參事室首任主任，聘請各路諸侯中的軍事將領出任參事，為最高統帥部抗戰出謀劃策。

1938年1月23日下午2時在武漢任國際反侵略運動大會中國分會首席理事。3月29日在武昌出席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4月參事室主任移交，7日五屆四中全會上，任國民黨中執委秘書長兼中央黨務委員會主任。戴季陶給蔣介石出主意，把秘書長提高一級，居於中央各部長之上，其地位僅次於總裁、副總裁。秘書長承總裁之命令與中執委或常務委員會之決議，掌理一切事務，是將秘書長之職權由原本綜理秘書處一切事務，作了實質上的調整，而為黨之幕僚長。為使中央秘書長有執行的能力，使之6月29日兼中央調查統計局長（中統），騮公成了國民黨中央真正的第三把手。騮公工作大包大攬的風格，就是為了讓副總裁汪精衛無法插足。6月15日任中國國聯同志會世界協會副會長、中華民國國聯同志會世界協會名譽會長。翌日任命為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央團部臨時幹事會常務幹事，7月9日在武昌正式籌備就任第一屆中央幹事會常務幹事，代陳誠兼青年團中央團部書記長，9月1日幹事會第四次會議增設臨時中央監察會為監察。

汪精衛眼見掌權無望，於12月18日秘密離重慶出走昆明赴河內到香港降日本。

1939年1月武漢會戰後，日本軍部川本芳太郎大佐專赴北平，誘吳佩孚出山，騮公以一篇電文勸阻成功：“當朱家驊的電文急送吳的老友張芳岩發給吳時，這位戎馬一生的將軍仿佛遭了電擊。他反覆誦讀著那朗朗上口的電文，一種自責的情感籠罩了他的身心。”6月汪精衛叛變後欲拉吳佩孚，騮公又叫秘書沙孟海起草了第二個致吳的電文。不久，騮公收到吳通過張芳岩交北平地下人員拍回的一個電報，言詞懇切：“仆雖武人，亦知大義，此心安如泰山。”又一次成功阻止吳不與汪合流，於低迷的軍事形勢下消解了一場政治上的危局。5月31日騮公被私立光華大學成都分部聘為校董。8月14日騮公致電暨南大學校長何炳松，“風雨孤舟，弦誦不輟”，“滬上環境惡劣，有加靡已，文教界之團結，務請特別注意”。騮公的想法和做法是，對那些滯留上海的知識界人士，施以經濟奧援，使他們能有一個相對安定的生活，不致為日寇所拉攏而降敵。而對於其他人士，如滿洲王室成員溥侗，則要何炳松以舊交之誼，對溥曉以春秋大義，勸溥侗不要出任偽職。“國內多留一忠賢之士，即多一分正氣”。11月12日在重慶出席國民黨五屆六中全會，20日騮公繼張厲生任中央組織部長，主管黨務，同時仍兼調統局長，自此，他的政治企圖心完全顯露，脫離CC系，自立門戶，招兵買馬，發展自己勢力，並把陳果夫、陳立夫在國民黨內搞的一套全部拋掉，開始對各省市黨部的CC分子大加清洗，導致一些原先由CC掌控的地方的黨部產生嚴重派系鬥爭，部分黨部因此而陷入工作停頓狀態。陳果夫曾對此大發脾氣：“朱騮先太不象話，怎么單對我們的人開刀。而我們人中也有些失節之徒跑到朱家，真是人心大變。”

騮公發現國民黨在台灣既無組織，亦無活動，台灣東京總支部因戰事而瓦解。鑒於台胞懷念祖國之心仍切，一些台籍志士在大陸投身抗戰，隨日軍進入淪陷區的台胞也不少。台灣為日軍南進基地，對抗戰十分重要。所以，騮公約集當時在渝的台籍志士劉啟光、林忠、謝東閔等，商談如何發展台灣黨務，支持台籍志士的復台活動。年底在雲南大理洱海西岸才村創建中央民族文化學院任董事，翌年秋正式招生。是年在四川綦江任中央訓練團青年幹部訓練班班主任，訓練時間為半年。

1940年1月10日何炳松收到中英庚款董事長騮公的電報“歌(即5日)電敬悉。關心文獻，無任欽佩，現正遵囑籌商進行。謹此奉復”，騮公下令暨大教授鄭振鐸用庚款120多萬元為民族為國家搶救收購大批散失的珍貴古籍文獻，絕不聽任其流失海外或流落民間。2月中執委秘書長移交。3月30日蔣介石電令騮公負責收復台灣。春天，騮公將台灣視同淪陷區域，成立台灣省黨部。派翁俊明為主任委員，劉啟光、謝東閔、郭天乙等為委員。他們先在香港工作，設法深入台灣。6月朱家驊、翁文灝、羅家倫、竺可楨等贊助重慶北碚成立中國預防醫學研究所。7月3日重慶成立中研院第二屆評議會，任議長，為當然評議員兼聘任評議員。17日以一千元由張國燾轉交陳獨秀治病。9月18日騮公繼蔡元培任中研院代院長，20日就職。

1941年函電顧頡剛到重慶創辦《文史雜誌》，騮公說“抗戰以來，物價日高，一班大學教授生活困難。政府正替他們想辦法，辦這個雜誌就是辦法的一種，要使能寫文章的文學院教授們得到些稿費作生活的補助”。1月《文史雜誌》出版。3月6日又奉上醫藥費五千元由張國燾轉交陳獨秀。16日9時中國新聞學會在重慶上清寺廣播大廈舉行成立大會，14時推選騮公為名譽會員。4月在南京任國立中央博物院第二屆理事。騮公十分重視中國“邊疆”問題，他在10月12日《西北建設問題與科學化運動》中鼓動科學工作者“到西北去開闢一個科學的新天地”。12月26日騮公又繼鈕永建任考試院副院長。是月日軍陷香港，陳寅恪困居香港，一家四口生活十分艱難，將衣物換食物，生活物資極端缺乏，騮公全力組織營救其脫險。

1942年1月17日又轉交八千元醫藥費給陳獨秀。2月在重慶任國際社會團體圖書館協會理事長。4月北大教授林尹投身民族救亡在漢口市特一區被汪偽拘捕，後騮公電上海蔣伯誠，“不惜鉅資予以營救”得以脫險。5月5日騮公派人在一個暴風雨的夜裡幫助陳寅恪一家四口混入逃難百姓之中，登上駛往廣州灣(現湛江)的海船，逃離香港，7月輾轉到了桂林。5月12日吳鐵城和騮公等52人，在重慶創立“南洋華僑協會(華僑協會總會前身)”。8月騮公設立邊疆語文編譯委員會，任主任，請了許多蒙、藏、阿拉伯、暹羅、安南諸種語文的專家譯《三民主義》《論語》《孟子》等書，希望邊疆各族及和我國接境的各族能了解中國文化及其前進的道路。顧頡剛副主任說“朱氏對此事固極熱心，但他太忙了，平均一天見80個客，夜中看100多件公事，又有開會交際等事務”。10月21日騮公作《邊疆問題與邊疆工作》講話。同年任中國地質學會第十九屆理事長。該年騮公促成徐悲鴻在重慶盤溪籌備中國美術學院。當年騮公在湖南懷化縣籌資建設洪江科學館。是年陳果夫陳立夫發動CC派對騮公進行全面攻擊，並不予合作。

1943年9月3日辭調統局長，任國民政府委員。1944年5月20日在重慶出席五屆中央執行委員會十二次全會，翌日騮公會商黨務，提出“恢復下級黨部選舉制度”，糾正陳果夫陳立夫行動。蔣介石叫騮公將中央組織部長讓給陳果夫，26日辭中央組織部長。不久陳果夫因肺結核病重不能再任職，改由陳立夫擔任。8月20日深夜同濟大學校長周均時教授被戴笠逮捕，騮公為保住國家的科學人才，親自保周，被蔣介石拒絕。乃請軍統局對周予以優待，因此，周在中美合作所比其他政治犯較為自由。11月20日中央臨時常會及國防最高委員會常會決議騮公替回陳立夫重長教育部，乃在教育界繼續清洗CC分子，並致力於戰時教育文化復員及重建工作，設立國立中學共30餘所，使戰區流亡學生有書可讀，是澤及後世的大德之舉。是年任第二次高等考試初試典試委員長。

1945年，在國民黨“六大”期間與桂系、黃埔系、三青團等反CC力量聯合起來激烈抗爭二陳，其門下子弟兵在第六屆中央委員中占10位名額。在1948年新華社公布的43名戰犯中名列第20。

1945年4月教育研究委員會首任主任委員。5月5日在重慶出席國民黨六大，19日連任中執委員。28日出席六屆一中全會，31日任中執委常務委員，7月30日行政院改組連任教育部長。8月抗戰勝利，乃致力於淪陷區教育文化之復原與重建，卓著成效。秋，又籌設近代物理(即原子能)研究所，雖未完成，亦可看出騮公能掌握學術發展之方向。9月1日下午毛澤東、宋慶齡、馮玉祥、朱家驊、翁文灝、傅斯年等在重慶參加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簽訂雞尾酒會，9月18日晚毛澤東、周恩來、王若飛到教育部往訪朱家驊。20~26日騮公在重慶市召開全國教育善後復員會議。25日特派國聯(聯合國)教育科學文化會議首席代表。10月1日晚騮公宴請毛澤東、周恩來、王若飛。10日獲頒一等景星勳章。

1946年任行政院抗戰損失賠償調查委員會委員。2月12日，又與王文淵女士結婚。3月1日在南京出席國民黨六屆二中全會，16日連任中執委常務委員。5月27日親自外交交涉找尋外國掠去的文物。6月特派兼全國最高經濟委員會委員。是月騮公為彈道學家俞大維、國防部第六廳長錢昌祚、物理學家吳有訓、趙忠堯等找到了所需提煉鈾、測定鈾的設備，“核子彈計畫”在南京緊鑼密鼓地展開，後由於美國不願援手而未成。為紀念美國羅斯福總統逝世，7月在南京成立國立羅斯福圖書館籌備委員會任主任。8月騮公委派盛彤笙在蘭州籌辦中國唯一、也是亞洲學術水準最高的國立獸醫學院，院址臨時設定在國立蘭州大學。

秋，為中興家鄉蠶桑事業，還撥款在湖州橫塘創辦國立湖州高級蠶絲職業學校，為我國培養了一批蠶桑業骨幹。10月初羅斯福圖書館籌備委員會西遷重慶。當月開始籌畫中研院院士會議，匯集中國頂級學者，這是中國現代化百年大計，騮公之重大貢獻，有極其深遠影響。該月簡派行政院綏靖區政務委員會委員。是月為重慶國立青木關中學創始人，從此軍事要寨青木關又成為文化重鎮，騮公的功德至今仍在重慶人心目中揮之不去，常繫於懷，建有以他的字命名的“騮公橋”。11月3日在巴黎召開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委員會第一屆大會任中國代表團團長。美國核子彈的發明和使用，使美國在戰場上大收宏效，為解決國防技術上的難題，12月15日國防部成立最高設計和指導的研究機構國防科學委員會，騮公任副主任委員。是年騮公得知中央國術館在天津復員，並改為私立，隨即提出教育部撥給經費，把中央國術館改回國立。

1947年初任中國體協經費籌募委員會委員，組織中國參加翌年7月29日在倫敦舉行的第14屆奧運會。4月23日新國民政府委員會成立，任行政院政務委員、特任兼教育部長再兼全國經濟委員會委員。7月18日擔任中國童子軍總會第五屆理事長。8月受聘憲政實施促進委員會委員。暑期，川北農工學院騮公準予鑒核備案。9月13日在南京六屆四中全會連任中執委常務委員。是月簡派高等考試及格人員縣長挑選委員會委員。10月15日在南京任中研院第二屆評議會年會議長。是月騮公為指導、聯絡、獎勵學術研究，正式建立院士制度。完成了以院士為主體、由院長主持、評議會負責學術評議、各研究所從事學術研究的體制建設。當年蔣介石拉時任北大校長鬍適進政府，而胡不願進政府，騮公以“維繫北方教育大局”為由，親向蔣極力陳辭，才迫蔣退步。1948年1月12~26日視察台灣教育，發現台灣國語教育的推行十分積極，成績昭著，乃決定把北平三日刊的國語小報遷到台灣，改為國語日報。3月25~27日主持中研院第二屆評議會第五次年會，26日以騮公為議長的20餘人的評議會選出第一屆院士81人，騮公當選中研院首屆院士，獲第九屆中國地質學會最高獎章－－“葛氏獎章”。騮公為建立院士制度不遺餘力，首屆院士後來對中國近代科學和文化教育事業的發展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作為一個組織者，騮公功不可沒。4月23日任中研院長。5月5日下午3時在上海江灣體育場舉行盛大的第七屆全國運動會，會長騮公致開幕詞。5月31日行政院改組連任教育部長、政務委員，還任故宮博物院理事會常務理事。9月16日於江南各地設臨時聯合中學，收容河南山東流亡學生，使有書可讀，恩澤後世。23~24日，在南京北極閣主持第一屆院士會議，中研院之體制，才算完成。11月26日在南京國民黨中常會擴大會上，CC派猛烈攻擊騮公鎮壓學潮不力，要他下台。騮公心力憔瘁、吐血病倒，憤激地對前來探望的戴季陶說：“學生鬧事就能把東北丟掉嗎？治學無力就要罷官，那喪師失地又該當何罪？”12月9日在南京雞鳴寺一號中研院總辦事處主持臨時院務會議決策把中研院遷往台灣，同時收容國內各地有名望的教授，成為中研院將來發展的基礎，騮公為中研院的發展煞費苦心。20日孫科組閣行政院，22日任政務委員卸去教育部長。是年出版由騮公主編的《第二次中國教育年鑑》中，記載了抗戰時期天津文教人士忠貞及殉難事跡，騮公題字封面。

移居台灣

1949年1月14日任南京中央博物院第三屆理事會第四次會議理事。3月21日在南京李宗仁代總統改組內閣由何應欽組閣，任行政院政務委員。31日兼總統府資政。4月7日在廣州任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和談指導委員會委員。6月11日在台北中常委通過為中央非常委員會委員，翌日在廣州李代總統改組內閣由閻錫山組閣，卸任行政院政務委員任行政院副院長。7月13日上午在中華北路廣東招待所舉行民國政府就職典禮。16日在廣州就任中央非常委員會委員。8月騮公在台灣主持聯合國中國協會召開“世界歷專題討論會”，這是中國最早最大的天文論壇。10月10日民國政府遷都重慶。11月20日下午偕立法委員楊公達到重慶嘉陵新村6號，不惜放下自己行政院副院長的尊嚴，再次親向毛人鳳要求保釋周均時出獄，仍被蔣介石拒絕。22日民國政府再遷都成都。12月7日開完會後從成都專機飛台北，在四川和湖北交界的上空，遭遇寒流，飛機兩翼結了厚冰，下墜700尺，不能繼續往前飛了，只好返回成都。翌日再飛台北，民國政府從此遷台。9日總統府與行政院開始在台北介壽館辦公。

1950年2月19日~3月1日代行總統職權。李宗仁說“朱家驊在當時黨人中算是比較識大體的一位……為著維持‘銀元券’，他曾兩度飛台，向蔣請示，擬運一批銀元來穗。

此舉可說純為大局著想，遠非陳果夫、陳立夫兄弟所能及。然朱家驊可能因此而觸蔣氏之忌，嗣後在台幾度遭蔣的為難”。3月14日卸任行政院副院長。4月卸任中國童子軍總會理事長。5月特派中央銀行理事。6月任總統府資政。又專力籌畫集合私人力量，創辦一個較高水準的刊物，宣導學術研究，並為我國學人的發表園地，於7月12日任《大陸雜誌》創辦人，15日發刊。7月26日任中央改造委員會中央評議委員。

1951年7月在台灣主持全體遷台學術界名人“世界文化的前途”座談會。

1952年10月19日在國民黨七屆代表大會連任中央評議委員。騮公為中研院到處奔波，擔負起籌措經費、找尋院址、購地建屋、規劃學科、創辦刊物等起死回生的重任，1954年在台北南港中研院重建成功。不僅陸續重建植物、化學、動物三研究所，並於1955年2月親自增設近代史、民族學兩研究所。5月11日赴大韓民國漢城講學。

1957年4月2日在台主持第二屆院士會議，翌日主持第三屆評議會首次會議，中研院在台逐漸復興。8月20日因病遞辭呈，10月辭去中研院長。

1958年1月11日移交，受聘總統府國策顧問。騮公一向清廉不蓄財，再次吐血病倒時，窘困的竟連住院動手術的錢也一時無措，結果多半由友好舊屬捐贈才得過關。4月10日在南港考古樓召開第三屆院士會議胡適接任中研院長，翌日騮公任聘任評議員。

1959年7月1日第四屆院士會議繼續任評議員。

1962年2月24日下午，騮公最後一次參加中研院院士會議，選舉新院士。是年七十壽辰設立了“朱家驊先生獎學金”，為中研院畢生勞心瘁力。中研院是中國最高學術研究機構，在他的擎劃下初具規模，對台灣後續經濟頗有助益。胡適一再對他的秘書胡頌平說“沒有朱先生，就沒有中央研究院”。平生全力從事教育和推動學術研究，保護大量文物國寶。一生致力外交，主持中德文化協會及聯合國中國同志會，皆為其卓越貢獻。為中國現代化，嘔心瀝血，殫精竭慮。

1963年1月3日，騮公於台北心臟病壽終寓邸，5月15日長眠於陽明山。身後，其將個人檔案捐給中央研究院成立《朱家驊先生檔案》，裨益中國近代史研究。他的逝世使中外震悼，蔣介石親臨弔唁，特贈“愴懷勛碩”挽額，還專門出版了《朱家驊先生紀念冊》。

人物評價

以其過人的聰明才智和過人的精力，擔當過教育、學術、政府、政黨等多項重要職務，與中國政局的演變有密不可分的關係，影響現代中國甚巨。朱家驊曾是中統負責人，20世紀20年代至40年代中德關係的重要人物。

後世紀念

1963年1月2日，朱家驊在台北病逝，蔣介石弔唁，贈“愴懷勛碩”挽額。

中研院自1972年起每年騮公誕辰前以其名舉辦《朱家驊院長講座》。

台灣建有“朱家驊先生紀念堂”，台灣淡水大學建有“騮先紀念科學館”。

朱家驊[中國近代教育家、科學家、政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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