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英國海軍戰略學家朱利安·考貝特
朱利安·考貝特的海軍戰略思想，主要集中於他的著作《海上戰略的若干原則》中。該書使考貝特成為世界聞名的海洋戰略學家。格林威治皇家海軍學院對他的評價是：“考貝特對海戰理論的研究成果，使其跨入世界著名戰爭理論家的行列，並可與克勞塞維茨並駕齊驅。”
背景：19世紀的英國海軍
1815年的轉型
在19世紀相當長的時間裡，英國的工業實力世界第一。即便在19世紀後期，由於新興大國的崛起，英國失去了第一工業國的桂冠，但由於慣性和對全球資源產地的控制，英國依舊擁有新興大國無法匹敵的綜合國力。在強大國力的支持下，從19世紀到20世紀初期，英國海軍實力獨步全球。
19世紀初期，隨著特拉法爾加海戰的勝利和拿破崙政權的最後崩潰，英國海軍在歐洲和全世界已無對手。1815年，英國皇家海軍調整其建設目標，從建設一支“打不敗的艦隊”轉為一支“敵人不敢冒險進攻的艦隊”。
這一時期，風帆戰列艦依舊主宰著海洋，但已有少量蒸汽明輪船加入海軍。此時的英國海軍主要由大、慢、結構堅實、火力猛烈的風帆戰列艦組成，在當時達到了戰艦建造技術的極至，是一支用於海上決戰的力量。但要建設一支“敵人不敢冒險進攻的艦隊”，則需要大量速度快、噸位稍小、火力較強的大中型戰艦，即除了保持足夠數量的戰列艦之外，還需要大量的護衛艦和巡洋艦，以維持英國龐大的海外殖民地。
與此同時，海軍技術也隨著第一次工業革命的完成而得到迅速發展。1821年，法國炮兵軍官帕克漢斯發明了殺傷力強於實心彈的榴彈，並首先裝備法國海軍。1846年，義大利製造出第一門後裝線膛炮。在艦艇技術方面，1813年，美國人富爾敦建成了第一艘以蒸汽為動力的軍艦，1837年，瑞典人埃里克森發明了螺鏇槳推進器，並幫助美國建造了第一艘螺鏇槳戰艦——“普林斯頓”號。
克里米亞戰爭
正如英國當時海軍大臣所說：“法國科學家和工程師們一再希望用劃時代的新艦艇來打倒英國，奪得海洋霸權，有兩次他們幾乎超越了皇家海軍，一次是在1850年，‘拿破崙’號蒸汽船下水，一次是在1858年，‘光榮’號鐵甲蒸汽艦下水。”儘管英國並不是這些新技術的發明國，但海權大國的敏銳眼光使得英國立即引進並掌握了這些新技術，將之運用於海軍。
從1815年到1856年克里米亞戰爭結束，英國海軍完成了其第一次戰略轉型。1854年1月，英法艦隊進入黑海，俄國對英法宣戰。此時的英法聯軍已普及了線膛炮，艦隊中蒸汽艦船的數量也大為增加。在絕對的技術優勢下，俄國黑海艦隊土崩瓦解，殘餘的風帆戰艦被俄國人鑿沉以堵塞航道。在取得黑海的絕對制海權之後，英法聯軍於同年6月在克里米亞半島登入。來自頓河的沙俄哥薩克騎兵猛烈衝擊英法聯軍，數次在戰鬥中給英法聯軍造成重大殺傷，戰爭一度呈膠著狀態。但英法掌握黑海的絕對制海權，從而在後勤、火力支援上始終占據主動。儘管陸地戰爭中雙方各有勝負，但後勁充足的英法聯軍人死補人，槍丟補槍，經過苦戰終於攻占塞瓦斯托波爾。1856年3月，《巴黎和約》簽訂，黑海中立化，俄國失去了在黑海擁有艦隊的權力。
英法聯合艦隊與俄國黑海艦隊的較量，是一場不對等的局部戰爭。因此，在海上占據技術和數量優勢的英法順利取得了制海權，並將之用於支援對陸地的攻擊。克里米亞戰爭的獲勝，證明英國海軍的全球海洋霸權日益鞏固，並從以往的威懾性力量，進而發展到能對一個中等西方工業國家的瀕海地區進行直接打擊。
19世紀60年代到80年代初，儘管發生了普奧戰爭、普法戰爭，但歐洲海上局勢相對和平，法國在普法戰爭中遭遇毀滅性打擊，已不再對英國的海上霸權構成威脅。但這一時期正是蒸汽螺鏇槳艦隊大發展的時期，而英國同樣也敏銳地看到了海軍技術發展的巨大作用，再次在蒸汽艦隊的海軍競賽中奪得桂冠。
這一時期，英國憑藉其強大的工業實力迅速在新式戰艦的建造競賽中超過了法國，海軍艦船實現了蒸汽動力化和裝甲化。以第二次鴉片戰爭為例，英國的遠征艦隊中僅有一艘風帆推進的戰艦，且在開戰不久即將其替換回國，與第一次鴉片戰爭時期的英國入侵艦隊相比，僅僅20年過去，艦船面貌就完全煥然一新，而這僅僅是針對一個東亞落後國家的殖民戰爭，英國海軍當時的整體實力可見一斑。
英國海上實力的急速膨脹和競爭者的相對衰落，使得英國擁有了現實的全球性海洋霸權。歐亞非海域的“五把戰略大鎖”以及日益密布的航線是其海權的直接體現，也是其海洋霸權的保障。正如劍橋戰爭史所說：“英國之外所有國家的海軍噸位之和，也不及英國海軍……英國由於擁有除達達尼爾海峽之外的所有扼守重要海上航線的殖民地而獨占鰲頭。”
英國海上霸權的動搖
從19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美德兩國的工業產值相繼超過了英國，英國喪失了工業霸主的地位，而列強經濟與海外權益的不平衡導致了一場空前規模的軍備競賽，海軍是優先發展的對象。這一時期英國海上實力仍舊是世界第一，但由於其他強國海上力量的不斷發展，英國海軍只能勉力維持“雙強標準”，即英國海軍的總噸位要大於等於世界第二和第三海軍強國的噸位之和。
這一時期，對英國的海上霸權發起挑戰的國家更多。不僅有從戰爭中恢復的俄國和法國，新興的美國和德國，甚至還包括東亞新崛起的日本，各國間的海軍競賽一發而不可收拾。而其中，德國海上力量的崛起對英國構成了最為直接的威脅。英國被迫把注意力放在了歐洲，集中力量對付德國。為此，英國於1901年同美國簽訂了《海龐福斯特條約》，放棄了在北美的海上優勢，同意美國修建和保衛巴拿馬運河；1902年放棄“光榮孤立”政策，與日本結成同盟；1904年與法國結盟；1907年與俄國結盟。1912年3月，英國大西洋艦隊從直布羅陀撤回本土，地中海艦隊撤至直布羅陀駐防。1913年，英國內閣明確宣布，皇家海軍的首要任務是保衛本土水域。
儘管英國採取了收縮防禦的海上戰略，但在這一時期，英國的海軍實力依舊凌駕於其他國家之上。1908年，英國海軍艦艇總噸位大致相當於美、法、德三國之和，戰列艦數量超過美國和德國之和。在質量上，英國也在這一時期始終保持領先。19世紀80年代後期，英國在戰艦上普及小口徑管退式速射炮，並迅速研製出大口徑管退式艦炮，作為戰列艦的主炮。1893年，英國“皇權”號戰列艦服役，性能優於同時期美、德建造的戰列艦。新技術的不斷套用，也使得英國在海軍軍備競賽中獲得先手。1906年，“無畏”號戰列艦服役，從而開啟了海軍的“無畏艦時代”，跨越式的技術發展使得各國現役和正在建造中的“前無畏艦”完全過時，引領了海軍技術革新的潮流，也為英國在海軍競賽中贏得了寶貴的時間。
值得注意的是，這一時期英國海軍雖然主力收縮，為未來的本土海上防禦戰作準備，但其遍布全球的殖民地依舊有較強的海上力量，世界的主要水道依舊在英國手中。在這一時期，英國還發動了數場非洲的殖民地戰爭，參與了八國聯軍侵略中國的戰爭，顯示出此時的英國海上力量儘管主力被禁錮於本土，但其殖民地分艦隊依舊有進行一場局部戰爭的能力。
朱利安·考貝特的“綠冊子”
朱利安·考貝特生活在19世紀後半葉，他所處的時代，正是英國海上霸權最為強盛的時代，因此考貝特的海軍戰略理論是基於當時英國海軍現狀的，即為一支實力強大、海軍基地和殖民地遍布世界的全球性海軍量身定做的海上戰略理論。
《海上戰略的若干原則》一書於1911年由英國倫敦康韋海灘出版公司第一次出版，1972年該公司再版。該書第一版的封面為綠色，因而該書在海軍界也被稱為“考貝特的綠冊子”。在書中，考貝特建立了自己的海上戰略理論體系，提出了獨到的海上戰略理論原則。
考貝特與馬漢的相同之處在於：他倆都是核時代之前的海軍戰略理論家，都從研究歷史與海戰入手，總結出海戰的基本規律和原則，都強調爭奪制海權的重要性，強調海上集中兵力的原則，強調摧毀商業航運不是海戰的決戰樣式，強調海軍為國家政治服務。
考貝特與馬漢的不同之處在於：馬漢主要根據約米尼的戰略理論研究海洋戰略，而考貝特是根據克勞塞維茨的戰爭理論研究海洋戰略；馬漢所處的時代，美國正處於實力的上升期，因此馬漢的海軍理論可形容為 “龍虎爭霸”，海軍需要突破老牌殖民帝國的固有勢力範圍，考貝特所處的時代，英國海上力量已達到頂峰，他的理論強調 “以虎搏兔”，將海軍轉變為對殖民地和傳統陸權強國進攻的利器。考貝特的海軍戰略思想，歸納起來有以下要點：
海洋戰略是大陸戰略的延伸
考貝特強調海上戰略是更大的國家戰略的組成部分。他曾指出，海軍戰略或艦隊戰略只是戰略的一個分支，所以不能僅從海軍作戰的觀點來研究戰略。實際上，考貝特認為，海洋戰略是為大陸戰略服務的工具。考貝特的一句名言是：“人類是在陸地上生存繁衍，而不是在海中。”
考貝特認為，原則指導戰爭，海洋是戰爭的一個戰場。必須把海上戰略看成更大的國家戰略的一部分。海上戰略目標是根據國家政策目標制定的。他堅持必須結合國家政策考慮海戰的性質。
考貝特還強調海軍與陸軍聯合作戰的重要性。他指出，海戰目的不僅是尋殲敵艦隊，更重要的是戰略目的。即使在海上取得決定性的勝利，也不能阻止一個強大的、資源豐富的陸權國家，如德國和俄國，在歐洲大陸上破壞“國際秩序”。
從國家戰略出發，考貝特重新評價了拿破崙戰爭中英國海軍的作為。考貝特認為，特拉法爾加海戰並不是決定戰爭勝負的轉折點。英國雖然在海上決戰中擊敗了法國艦隊，從而獲得了大西洋和地中海的制海權，使得法國喪失了北非的殖民地，但法國依舊依靠其強大的陸軍占據著歐洲大陸。在特拉法爾加海戰之後，法國依舊在陸地上採取攻勢，繼擊敗普魯士、奧地利之後，又於1812年遠征俄國，在遠征俄國遭到徹底失敗之後，拿破崙帝國才真正衰落。在此期間，英國始終掌握著制海權，但由於未能將海洋戰略與大陸戰略緊密結合起來，因此海軍未能很好地對陸軍的行動起到支援作用。
鑒於此，考貝特提出：海軍不能單獨奪取戰爭的全面勝利，必須學會與陸軍緊密結合，共同完成政府賦予戰爭的政治目標。鑒於人是生活在陸上而不是海上，最後的決戰必須在陸上進行。成功的海上戰略必須重視陸軍與海軍的關係，只有使陸軍和海軍達到正確的均衡，並恰當地使用它們，才能取得勝利。他認為，與陸軍聯合作戰才是海戰的最高傑作。
有限戰爭和“從海上”
考貝特還獨創了海上有限戰爭的觀點。克勞塞維茨把戰爭分為兩類，一類是為有限目的而戰的戰爭，一類是旨在全面摧毀敵人抵抗意志的絕對戰爭。考貝特指出，在克勞塞維茨關注的那種大陸戰爭中歷來都不重視有限戰爭，因為這種戰爭不可能割裂出有限目標。而在海上戰爭中，有限戰爭卻非常重要。因為要在有限戰爭中取勝，不需要全面摧毀敵軍，只需要有能力占領和守住一個足夠重要的有限目標，就可迫使敵人坐到談判桌前。
考貝特認為，19世紀英國的多數殖民戰爭都具有有限戰爭的特徵。如1840年的第一次鴉片戰爭，英國遠征軍掌握著中國海岸線的絕對制海權，在兵力規模較小的條件下，對當時的清朝採取有限戰爭的方略。遠征艦隊通過不斷在中國海岸線試探襲擾，找出其中的薄弱點加以打擊。在廣州遭遇較強抵抗之後，遠征艦隊隨即轉移，由南自北逐個攻擊清王朝沿海的要塞。
英國人將戰爭的關鍵點選在長江下游的南京，這是清王朝漕糧北運的起點，同時是設防薄弱的大城市，攻占南京，斷絕通往北方的糧道，就可以迫使清朝屈服。因此，英國艦隊沿江而上，對南京發動攻擊，在擊敗軍心渙散的守軍，控制南京江面之後，清王朝隨即屈服。在第二次鴉片戰爭中，英法聯軍故伎重演，同樣是自廣州開始進行沿海襲擾，由於法國的加盟，使得英法聯軍可以組織起一支更大規模的陸軍部隊，因此這次戰爭的“有限目標”選在北京。英法聯軍攻占天津之後即向北京進軍，在擊潰了滿清唯一一支具有戰鬥力的騎兵之後，順利占領北京，迫使清王朝簽署城下之盟。
無限戰爭中的有限干涉
在海上全面戰爭中，考貝特強調，英國海軍不一定要將主力參與到大規模的海上決戰中。這裡的全面戰爭，指的是與英國不直接相關的、發生在第二、第三海上強國之間的戰爭。考貝特闡述了在“無限戰爭”中施行“有限干涉”的理論，他認為，新技術、新兵器使得新的海戰戰法不斷出現，海軍可以以有限的手段達到控制海洋的目的。
考貝特認為，干擾敵方海上交通線，能夠以較小代價，達到影響敵國經濟、心理和戰爭潛力的效果。考貝特曾說：“干擾敵人的貿易有兩種效果，它不但是實行次要戰爭，施加壓力的輔助手段，而且可以作為打擊敵國國民抵抗意志的主要手段。”
20世紀初葉，現代潛艇出現，各國對這種新興的水下兵器反映不一。在英國海軍內部，相當一部分海軍將領認為潛艇是一種“不人道的武器”，它的攻擊是“卑鄙的、缺乏紳士風度的”，因此甚至要求在國際軍備控制會議上提出禁用潛艇的法案。但考貝特看到了潛艇在未來“無限戰爭”中的獨特作用，考貝特認為，潛艇雖然無法對抗高速而堅固的主力戰艦，但作為破壞敵國貿易的有限手段，潛艇的作用是不可取代的。
19世紀後期，現代意義上的水雷出現，隨之出現的“海上封鎖”和“港口封鎖”理論，也使得考貝特從中找到了“有限干涉”的最佳武器。當時的水雷是一種防禦性武器，布放在己方的海域內，防禦國家自身的港口、海岸線、河灣。但如果使用小型艦艇將水雷布設在敵國港口和近海，則同樣可以打擊敵方的海上貿易。水雷封鎖屬於低強度的作戰方式，使用時具有非直接對抗性，卻可以產生強大的心理嚇阻作用。考貝特的水雷戰思想得到了英國海軍的高度評價，在兩次世界大戰中，英國的水雷戰術都對德國的海上交通線起到了極大的破壞作用。
使用制海權的方法
考貝特的海戰理論主要有兩點：一是制海權論，二是海上集中兵力的特殊性。考貝特分析制海權思想得出的結論是：制海權思想的準確定義是控制共同的交通線。
考貝特認為，海戰的目標就是控制交通線。遠洋公海無法占領和統治、又不能供養部隊，它對國計民生的唯一積極價值在於提供交通便利。打擊一個瀕海國家的國計民生的最有效方法就是不讓它得到海上貿易資源。控制交通線，可分為全面與局部控制，永久或暫時控制。全面控制只能通過艦隊決戰，這通常是優勢艦隊的做法；局部控制可通過部分成功行動，通過阻止敵人使用一個特定區域，劣勢艦隊也可採用這種辦法。
海上集中兵力的特殊性在於往往你集中了兵力都找不到敵人，打不著敵人。因為劣勢兵力都避免決戰，可以躲在防守嚴密的港內保存實力。在這種情況下，優勢海軍如一味集中兵力尋殲敵艦隊，往往達不到目的，不如把兵力部署到敵海軍無法規避作戰的地方（如襲擊敵海岸或商船等），迫敵參戰。海軍兵力機動靈活，可以分散攻擊或保護海上交通線，當大的威脅出現時能夠迅速集中於指定海區。這裡關鍵是分散兵力時也要隨時做好進行艦隊決戰的準備，非如此，艦隊決戰不可能發生。
考貝特在使用制海權的方法上，與馬漢的海權理論有某種相通之處，但在馬漢的基礎上，增加了“絕對優勢”的艦隊如何尋找和殲滅處於收縮防禦中的“劣勢艦隊”的方法，是對馬漢思想的發展與更新。
考貝特海軍理論的重新興起
但隨著冷戰的結束，考貝特的海上戰略理論重新抬頭，在美國海軍內部，考貝特的戰略思想日益受到重視，美軍的將領和理論家普遍認為，後冷戰時代的美國海軍，正需要考貝特的戰略理論。在2006年的美國海軍學刊上，有刊文指出：美國海軍學術界現在仍蔓延著二戰以及冷戰時期的馬漢海權理論，而對考貝特的戰略學術沒有足夠的重視，這是不合時宜的……美國海軍的遠征作戰和沿海作戰，必須由更適宜的海軍戰略來指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