懸棺之謎
在福建武夷山，或是江西、浙江、台灣、湖南、湖北、四川、貴州、雲南、廣西、廣東、海南等許多地區，都有一種懸棺葬的風俗。所謂懸棺，民俗學上歸為崖葬(亦即風葬)的一種形式，是指把死者遺體或骨殖裝殮棺材後置於懸崖上使之風化，或可用人工楔入木樁，或置放於天然岩縫、岩洞，或人工鑿岩為穴插入棺材，總之都是將棺材“懸”起來，據考證，產生這些懸棺的時代從商周起經漢晉直到明清都有，基本上是我國古代南方民族中流行的一種葬俗。現在的懸棺命名始於南朝人顧野王，當時，他正遊歷於武夷山，見“半崖有懸棺數千”，因此命名。
一個山上就有數千的懸棺，而且是很多地方的風俗，為什麼會產生這種奇特的葬俗?
村民們在祭祀祖先槃瓠王
生活在福建的畲族中流傳著一個懸棺葬由來的傳說:上古時，畲族的始祖槃瓠王與高辛帝的三公主成親，育有三男一女，全家遷居鳳凰山狩獵務農。因槃瓠王是星宿降世，生不落地，死不落土，所以他去世後兒孫們就用車輪和繩索把棺木置於鳳凰山懸崖峭壁的岩洞中。其後世代因襲，養成懸棺葬習俗。
僰人的傳說則說:僰人受到病疫威脅時，得到祖先神母的告諭，要逃脫病疫的死亡威脅，只有實行岩葬。也就是說，他們很看重岩石對他們的保護作用。僰人崇拜石，葬靈柩於崖上，又希望石頭能賜福給子嗣，所以，養成了這種葬俗。
陳明芳在《中國懸棺葬》里還列舉了很多種說法，如唐人張 《朝野僉載》的記載說，古人的崖葬習俗，“彌高者以為至孝”，所以，喪家爭相把棺材掛高。清人董天工《武夷山志》還記說，西王母曾宴請武夷山眾鄉親，並稱葬有懸棺的崖洞口附近架置棺材用的木條為“虹橋板”，而眾鄉親就是從這些“虹橋板”上走過奔赴宴會的；還有的說法是，懸棺幾乎都在臨江面水的懸崖絕壁，因此他們都是“水行山處”的民族，所以，其葬具自然青睞船形棺和整木挖鑿的獨木舟式棺材，因此，這種葬俗當屬原始宗教中在鬼魂崇拜基礎之上發展起來的祖先崇拜。還有人認為，懸棺葬肯定是一種紀念儀式，估計是對史前原始民族岩居或穴居生活的模仿，此外，還有人認為懸棺的形成可能與戰亂有關，等等。
東方死亡觀
消逝的樓蘭，據說他們的滅亡和他們奇特的葬俗有關
古代中國的墓葬除了懸棺，在新疆孔雀河附近3800年前的樓蘭王國，“太陽墓葬”也至為神秘，該地的葬俗是用一組組的七層胡楊木樁圍成的同心圓圈，木徑粗達30餘厘米，整座墓地遠遠望去，就如一輪鑲嵌在戈壁荒原上古老而滄桑的太陽。古代樓蘭人為什麼要挖掘建設深達兩米多的墓穴？為什麼要做成如此的同心圓圈圖案？墓主人為什麼均為仰身直肢面向西方？甚至有人認為，為建造大規模的“太陽墓葬”必須要砍伐大量的林木，樓蘭王國也就因此而毀了。
不論怎么說，死亡都是一件值得認真分析的大事。伏爾泰借與盧梭辯論笑說：中國在我們基督紀元之前兩百年，就修築了長城，但卻沒有擋住韃靼人的入侵。中國長城常常是恐懼的紀念碑，埃及的金字塔是空虛和迷信的紀念碑，它們證明的是這個民族的極大耐力，而不是卓越才智。
這話說到了中國人內心的恐懼，是一種沒有宗教支撐的本能的恐懼。還說以血緣為紐帶的宗法制度，中國古代宗法制度肯定是人類歷史上最高度發展的血緣組織—不但生者聚族而居，死者也要集中埋在一起，甚至是埋葬的位置也是取決於生前在全族裡的輩分和等級高下。這種約定甚至可上溯到皇朝的廟寢制度，寢指皇帝的常住之所；廟又稱室，專為供奉祖先靈魂，同時也用作祭祀、朝覲、聘、喪、射、獻俘、賞賜、聚合四方諸侯等國之大事的場所。
中國的文明傳統早在孔子時就確立了，這位聖人的名言說：“未知生，焉知死？”這個頭就沒開好，以至於中國人老覺得死亡很可怕，甚至於都不覺得其實死亡並不可怕，可怕的是對死亡的擔心。
相比之下，中國人對死亡的了解可以說極為有限，他們甚至都沒有機會要把死亡跟哲學問題連線在一起過。
死亡問題在很多時候就是哲學的一個原命題，自從蘇格拉底以身求死，他的得意弟子柏拉圖便“趁機”看到了哲學的最神聖使命—死亡的練習。死亡與哲學的西方式關係就此確立，自柏拉圖以後，把自己哲學興趣牢牢地固定在死亡問題上的哲人比比皆是：德謨克利特貢獻的思想是“逃避死亡即追逐死亡”，伊壁鳩魯表達的是“不畏死是防止被死亡偷襲”，蒙太涅則說“哲學就是思考和準備死亡”，到了康德，則是“自由人應自己選擇去死”，這種被加工過的在中國式的教科書中被稱為“主觀能動性”的東西，在隨後的黑格爾那裡又得到進一步的發揮，他說：“死亡是個體的最高勞動!”最後還有兩個“瘋子”，老瘋子叔本華說“死亡是哲學靈感的保護神”，死於20世紀最初一縷陽光中的大瘋子尼採在迫不及待地把上帝消滅以後，極不情願地說“平庸之死是對大地和人類的褻瀆”。
死亡是哲學關注和疼痛的中心，哲學家們似乎都在致力於把庸眾從死亡那裡搶奪回來，但哲學畢竟不是給庸眾準備的，畢達哥拉斯和柏拉圖都致力於消除人們對死亡的恐懼，但兩人的學說卻無意間又滑入勸死哲學，為的是勸人們“追求死亡”和“走向死亡”；伊壁鳩魯則是為喚醒人們防範死亡恐懼對人生的偷襲，“既然正確地認識到死亡與我們無乾，便使我們對人生有死這件事情愉快起來，這種認識並不是給人生增加無盡的時間，而是把我們從對於不死的渴望中解放出來”。德謨克利特的勸詞是“愚蠢的人才怕死”，亞里士多德的“不怕死是一種勇氣和美德”，康德說“緊張勞動延長生命”，羅素說“死亡的恐懼是一種奴役”，等等，都是叫人如何從必然會來的死亡那裡搶奪回一點什麼東西。
死亡問題還牽涉出一個智慧問題，這也是古希臘就完成的學說：所謂智慧，從哲學的純粹意義上講是指靈魂在沒有重累與負軛的前提下的自然釋放，簡單地說，對一個問題的知與行越多，智慧就越少，所以，只有未成年人才更具有智慧，而成人所多的無非是學識與世故，缺少與丟失的正是智慧。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西方諺語說，“人類一思考，上帝就發笑”。
後來，就輪到莊子自己快死了，弟子們聚在一起，要為老師商量個厚葬，本來就快要死了的莊子又吃力地睜開眼來說：我死之後，以天地作棺木，用日月為碧玉，星辰是珍珠，有萬物陪葬著，還有什麼企求呢？弟子們就說：我們怕老鷹來吃你的肉。莊子就笑著告別：地上會被老鷹吃，地下又有螞蟻，你們把我從老鷹嘴裡搶出來給螞蟻吃，這不是太偏心了嗎？
像莊子這樣大徹大悟的人太少了，傳說蘇軾十七歲時讀到天天醉酒的劉伶總是要讓童子隨身帶一把鋤頭，以備哪一天他喝醉了在什麼地方起不來，好就地把他埋了。蘇軾大笑：人死何用著埋呢？可見魏晉的名士風度有多假啊！
人死當然要埋，蘇軾大概不知人的屍體是頂頂骯髒的東西，所謂死後一個臭皮囊，污染還不少。估計木匠的祖師爺魯班是知道這一點的，他曾製作了一種稱為“機封”的裝置，可以用機械的方法進行下葬，傳說他打造棺材也是技藝高超，所謂高超，是指他給誰打棺材，就可以知道這人什麼時候會死。這個獨門技藝，在今天的部分棺材木工那裡仍舊保留著—從棺材的榫口、從蓋板時的順利程度、從棺材井裡的陰影，都能看到棺材主人的死期—很多人幾乎都是按照木工的說法準備自己的死期的。只不過，在死之前，他們總是頻繁地去圍著自己的棺材轉，哪裡有一絲縫隙，哪裡的油漆駁落了，要補一補，等等，那都是讓他們咽不下最後一口氣的大事。
大部分窮困的中國鄉下人一生的最高目標，都是為了給自己打造一副上好的柏木棺材。那是他們最重要的也是最後的居所，甚至是他們一生享用過的最昂貴的東西。在鄉下，至今也會有這樣的鬧劇，那就是人死了，娘舅家的人來，看到棺材不好，說什麼也不準裝殮入棺的。在他們的樸素而愚昧的認識中，死是他們最後一件大事，解決不好，下到陰間又得再苦一世。
柳州棺材，這口木頭小棺材已經具有升官發財的吉祥意義了
當然，中國之大，風俗相異，有時讓人瞠目結舌。在南方的許多地方，人們甚至時興以棺材送禮，認為棺材，其實就是升“官”發“財”，送人是很吉祥的。中國文化的複雜乃至於相互矛盾的特徵，在棺材上也是一個驗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