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大事件”
大正12年11月，木村作為日本文部省在外研究員，赴歐留學研究法理，昭和元年回國後由於美濃部達吉先生的極力推薦，直接成為九州帝國大學的法理學教授。但是由於他耿直的性格與深透的論理，常常在教授會等場合將一些同事批駁得淋漓盡致，因此遭到一些教授的嫌惡。這終於在昭和二年秋釀成了“九大事件”，數名教員認為木村擾亂了法文學部的安寧與和睦，強烈要求召集教授會將木村逐出法文學部。於是形成了贊成和否定召開該教授會的兩派對立，九州帝國大學校長決定兩派各三人以停職處分，獲得了文部大臣的批准，木村因此被免去教職。
免職之後
昭和二年11月，木村來到東京大學牧野英一的研究室，開始研究刑法學與刑事政策學。昭和11年3月，木村出任東北大學教授直至昭和37年退休。他於昭和31年繼瀧川幸辰擔任日本刑法學會第二屆理事長。昭和47年春，木村先生病逝，享年74歲。
社會評價
木村的刑法理論起先受到牧野英一的強烈影響，但他並不是一個徹底的新派人物，而是持有一種折衷論。其基本的見地雖然本於主觀主義，採納目的行為論的理論，但後來受到Welzel“人的不法觀”的影響，也採納行為無價值論的立場，但試圖與客觀主義的理論混合，創立其自己的見解。他認為實質的違法性應從法的全體，即全法秩序之見地，指其行為違反國家所承認社會生活之目的，或未達成其目的而行為不適當。
著作摘要:共同正犯上的錯誤
共犯問題的定性和解決
共犯中的錯誤問題，應通過單獨犯的錯誤之理論的運用來解決。作為其本身來說並無特別的新問題，只是由於錯誤理論和共犯理論混雜一起，出現了複雜的情況。下面從法定的符合說立場來加以考察。共同行為者相互之間在認識上產生分歧的場合，如果該分歧是屬於同一要件範圍內，具體事實上的分歧（錯誤）時，共同正犯的故意不能阻卻。如強盜共犯者中的某人，使用的脅迫語言與共謀時所商定的脅迫語言不同的情況；甲乙共謀要殺害A，沖向A時，乙誤以為B是A，並將其狙擊殺傷的情況，均承認構成共同正犯。 但是，涉及到不同構成要件的錯誤的場合，原則上是否定共同正犯成立的。但只是在各構成要件重疊時，在重疊的限度內能夠承認共同正犯的成立。如甲乙實施共同行為砍傷了丙，甲有傷害丙的意思，而乙有殺害丙的意思的場合，傷害罪與殺人罪在構成要件上重疊，在這種重疊的限度內，即傷害罪的範圍內成立共同正犯。這裡，即使丙的死亡不是出自甲的行為，而是由乙的行為造成的，對甲來說只要承認在丙的死亡上有過失，就不能避免傷害致死罪的罪責。當然對乙來說要負殺人罪的罪責。那么，按以上這種觀點，究竟怎樣的罪才與構成要件相重疊呢？這是一個問題。從共同正犯和有關錯誤的判例來看，以盜竊的意思實施了強盜行為的守望行為者（判例認為守望者是共同正犯）在盜竊的範圍內負罪責；以脅迫的意思加功於恐嚇的人應作為脅迫罪論處，以恐嚇的意思加功於強盜的人要負恐嚇的責任……這些情況，盜竊罪與強盜罪，脅迫罪與恐嚇罪，恐嚇罪與強盜罪均可以說它們的各構成要件是相重疊的。所以，在各盜竊罪、脅迫罪、恐嚇罪的限度內可以承認共同正犯的成立。
結果加重犯
此外，關於結果加重犯，判例認為對共同正犯中由某人的行為產生的結果，如果成立結果加重犯的場合，對未直接擔任成為該犯罪原因的其他共犯者要承認該罪的成立。如由強盜共犯者中某人的暴行，使被害者招致傷害時，要對所有的共犯者成立強盜致傷罪；強姦罪的共謀者中的某人的行為造成被害者的傷害時，對其他人來說，在強姦致傷上要負罪責。 另外，在此需要補充的是，按“共同正犯系指共同實施特定的犯罪”的犯罪共同說的立場，上述的結論是否行得通？如果確定把特定的犯罪作為符契約一構成要件的犯罪來解釋，那么，具有傷害意思的甲和有殺人意思的乙之間，不能承認構成共同正犯，不能推導出上述的結論。然而，這這裡應引起注意的是，既然承認犯罪共同說，那么除了在共同正犯的成立上，要求有共同實施符契約一的構成要件的犯罪以外，並非能一概否定其他的主張。福田認為不如把犯罪共同說解釋為，正如行為共同說所主張的，僅僅實施了脫離構成要件的自然的行為是不成立共同正犯的，實施行為的共同才是共同正犯的要件。然而，對於構成要件相重疊的犯罪，在該重疊的限度內能夠承認實施行為的共同。以傷害罪和殺人罪為例作說明。例如，假設甲以傷害的意思，而乙以乙的意思，實施共同行為砍傷了丙。傷害罪與殺人罪在構成要件上重疊。即殺人的意思中包含了傷害的意思，且殺害行為與傷害行為在該外部的（客觀的）側面重疊。如果這裡對甲來說，與乙有共同實施傷害的意思，對乙來說，與甲有共同實施殺人的場合，因殺人意思包含了傷害的意思，對具有共同殺人意思的乙來說，要承認共同實施傷害的意思。所以在傷害的限度內，甲和乙之間要承認有意思的聯絡。此外兩者砍傷丙的行為是共同實施的，這種行為在有殺人意思而實施的場合就是殺人的實施行為；以傷害的意思而實施的場合就是傷害的實施行為。所以這裡在傷害的限度內，也能承認是實施行為的共同。因此，在甲和乙之間應認為是傷害的共同正犯。由此，甲罪和乙罪在構成要件上重疊時，在該重疊的限度內，應承認主觀和客觀上均是實施行為的共同。所以按犯罪共同說認為的“實施的共同作為共同正犯的要件”的見解來看，在該限度內，能夠承認共同正犯的成立是不難理解的。
（[日]木村龜二主編：《刑法學詞典》，顧肖榮等譯，上海翻譯出版公司1991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