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內容簡介
《曹文軒文集:三角地》由曹文軒著，天天出版社出版。作為第四代兒童文學作家的代表人物，曹文軒有著“憂鬱悲憫的人文關懷……作品超越兒童生活題材，進入人的本質生活領域，閃耀著生命人格的灼人光焰”。
作者簡介
曹文軒（1954～），江蘇鹽城人。中國作家協會全國委員會委員，北京作家協會副主席，北京大學教授、現當代文學博士生導師，兒童文學委員會委員，中國作家協會魯迅文學院客座教授。主要文學作品集有《憂鬱的田園》、《紅葫蘆》、《薔薇谷》、《追隨永恆》、《三角地》、《甜橙地》等。長篇小說有《山羊不吃天堂草》、《草房子》《紅瓦黑瓦》《根鳥》《細米》等《紅瓦》《草房子》、《細米》、《天瓢》、《青銅葵花》以及一些短篇小說分別被翻譯為英、法、日、韓等文字。《草房子》獲中國作協第四屆兒童文學獎。短篇小說集《紅葫蘆》獲《中國時報》1994年度十大優秀讀物獎。
圖書目錄
阿雛
藍花
疲憊的小號
月光下的銅板
三角地
紅葫蘆
第十一根紅布條
魚鷹
再見了，我的小星星
媽媽是棵樹
海牛
海邊的屋
金色的茅草
大水
序言
因各種各樣的緣故，收在這一文集中的文字並非是我所寫文字的全部，但它們已基本可以說明我的文學理念和我的寫作狀態了。
我對文學的理解始終不是主流的，也不是流行的。
我的處境，我的忽喜忽悲、忽上忽下、忽明忽暗的心緒，常常會使我無端地想起兒時在田野上獨自玩耍的情形——
空曠的天空下，一片同樣空曠的田野上，我漫無目的地走著，穿過幾塊稻田，穿過一片林子，走過一汪水平如鏡的池塘，走過一座細窄搖晃的木橋……
就這么走著走著，忽然看到蘆葦葉上有一隻嗚叫的“紡紗娘”，我先是一陣出神的凝望，然後將右手的三根手指捏成鳥喙狀，彎腰縮脖，雙眼圓瞪，躡手躡腳地走過去，但就在微微張開的“烏喙”馬上就要啄住它時，它卻振翅飛走了。於是我只好用目光去捕捉，捕捉它在陽光下飛過時變成精靈樣的身影——一小片透明的綠閃動著，在空中悠悠地滑過，終於飄飄然落在大河那邊的蘆葦葉上。我望見先前那片單薄的蘆葦葉空空地顫悠了幾下，不由得一陣失望，但隨著“紡紗娘”的叫聲怯生生地響起，我的心思又在不知不覺中遊走開了……
一群鴨子從水面上游過，我先是看它們爭先恐後地覓食，用嘴撩水洗擦羽毛，再看雄鴨追攆母鴨，弄得水上一片熱鬧。過不多久，我就暗暗生起惡念，順手從地上抓起一團泥塊，身子後仰，然後向前一撲，奮力將泥塊擲向鴨群。隨著一片浪花在太陽下嘩嘩盛開，鴨子呱呱驚叫著拍著翅膀四下逃竄，我的心頭按捺不住一陣興奮；再歪頭看時，只見正悠閒地坐在小船上抽菸的放鴨老頭忽地站起，小船晃悠著，他也晃悠著，用手指著我怒吼——聲音也在晃悠著。我捏著鼻子朝他哞哞幾聲，然後再撿起一團泥塊更加用力地擲出，也不看一下水上的情景，就撒腿跑掉了。晃悠的怒吼追了過來，在我的耳邊震盪著，我的心裡卻盪開莫大的愉悅……
我在田野上走著，看一隻瘦長的河蚌在清清的淺水中於黑泥上劃出一道優雅的細痕；看一隻只肥肥的野鴨笨重地落進遠處的河水中，猶如一塊塊磚頭從天而降咚咚砸落；聽天地相接處斷斷續續地傳來吆喝水牛的蒼老聲音；聽大河中不知從哪裡來的大船上異鄉女子呵斥她娃的清脆嗓門……
看不夠聽不厭的田野，勾著魂，迷著心，讓我痴痴地走，痴痴地耍。但，就在這不斷上演的田野好戲讓我流連忘返時，忽地就有孤獨悄然攻上心來，於是我慌張四顧，那時田野空大無邊，自己成了螞蟻大小，而田野還在一個勁地長著，不斷地往四下里舖展。後來，我爬到一座大墳的高頂上，在寂靜的天空下轉動著身子，覺得孤獨猶如迷霧從四面呼呼湧來，我不由得大聲尖叫；叫了一陣，就見恐懼從遠處林子裡正朝這邊走來。我哆哆嗦嗦地堅持了一陣，終於倉皇衝下墳來，朝著家的方向落荒而逃……
然而，過不多久，我又會被田野吸引著而重新回到田野上，繼續重複那個過程、那些遊戲……
這些年來，總有這少年時田野上的感受：興奮著，愉悅著，狂喜著，最終卻陷入走不出的寂寥、孤獨，甚至是恐慌。
我常常突然懷疑起自己的文學主張，並由懷疑自己的文學主張進而懷疑自己的感覺、見識、思維方式，甚至是智力。
就像魅力田野一般，文學還是不可抵抗地迷惑了我——更準確地說，那些文學理念還是迷惑了我，使我無法自已。就像在完成一個謊言，我也一直為我所認同的理念進行著理論和邏輯上的完善。我一直企圖要讓我的文學理念成為無懈可擊的、圓滿的、合法的言說，因此我可能是一個更喜歡在大庭廣眾中訴說自己文學理念的人。我之所以這樣，也是在為自己壯膽，在試探他人的認同，最終是想通過這一次又一次的訴說而使自己的理念更趨完整和完善。但我很快發現，那種在高深處建立理論王國的做法是相當困難的；再後來，我選擇了一種樸素的思考和論證，我開始經常性地進行原始的、常識性的，同時也顯得有點兒過時的發問和訴說——
“今日之世界，文學的標準究競是由誰來確立的？”
我曾在中韓作家論壇、中日作家論壇以及其他許多場合問道：“是中國人嗎？是韓國人嗎？是日本人嗎？大概都不是，是西方人。”
西方文學在經過各路“憎恨學派”對古典形態的文學不遺餘力的貶損與圍剿之後，現在的文學標準，也就只剩下一個：深刻——無節制的思想深刻。這既是諾貝爾文學獎評獎委員會的標準，也是掌握話語權的專家學者們的標準。於是我們看到全世界的文學，絕大部分都在這唯一的維度上爭先恐後地進行著。“深刻”這條狗追攆得人們撒丫子奔跑，往陰暗裡去，往惡毒里去，往垃圾上去，往亂倫上去，往自虐、嗜血、暴力、獸奸、窺視、舔腳丫子等諸多變態行為上去，因為這裡才有深刻，才有寫作的資源和無邊無際的風景。這一標準，成為不證自明的甚至是神聖而莊嚴的標準，十八、十九世紀文學中的優美平衡，就在這風起雲湧的新興文學中被徹底打破了(那時的文學是由深刻的思想、審美、悲憫等諸多維度共同組成的)，並吸引了成千上萬的文學朝聖者，氣勢非常壯觀。
可是，韓國、日本、中國在數千年中由一代又一代的文學先輩們於長久的文學實踐中建立起來的文學標準里，有“深刻”這一維度嗎？沒有——儘管在它們的文學中一樣蘊含著無與倫比的深刻。
就中國而言，它在談論一首詩、一篇文章或一部小說時，用的是另樣的標準、另樣的範疇：雅、雅興、趣、雅趣、情、情趣、情調、性情、智慧、境界、意境、格、格調、滋味、妙、微妙……說的是“詩無達詁”、“羚羊掛角無跡可求”之類的藝術門道，說的是“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斷天涯路”、“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眾里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之類的審美境界。“深刻”一詞不知是何時才出現的？有誰向我們證明過我之“意境”就一定比你之“深刻”在價值上來得低下呢？沒有任何人做過任何證明。怕是我能抵達你的“深刻”而你卻無法抵達我的“意境”吧？
“如果沒有那樣一些所謂‘深刻’作品，我們是不是會生活得更好一些呢？”
這也許是一個最樸素卻也最能使人暫且停下前行腳步的發問。那些以揭示人性的名義而將我們引導到對人性徹底絕望之境地的作品，那些令人不寒而慄猶如深陷冰窖的作品，那些暗無天日讓人感到壓抑想跑到曠野上大聲喊叫的作品，那些讓人一連數日都在噁心不止的作品，那些誇示世道之惡而使人以為世界就是如此下作的作品，那些使人從此對人類再也不抱任何希望的作品，那些對人類的文明進行毀滅性消解的作品，那些寫猥瑣、寫濃痰、寫大便等物象而將美打入十八層地獄的作品，我們真的需要嗎？
我們的生活本來就已經很糟糕了，看完了那些作品，就只能更加覺得糟糕。我們的日子過得本就很壓抑了，看完那些作品，就只能更加覺得壓抑。難道費時費神地閱讀文學，就是為了獲得這樣一個閱讀效果嗎？難道閱讀者也與那些文學一樣喜歡陰溝與蒼蠅、喜歡各種各樣的變態情趣嗎？文學在引導人類方面是否具有責任？文學在推動人類文明進步方面是否具有責任？文學是要將我們的生活變得更好還是變得更壞？退而言之，倘若生活就像那些作品所揭示的那樣真的令人不堪，是否也還應有另樣的作品存在——它不是模仿生活，而是讓生活模仿它？人類之所以有今天這樣的文明，文學在其中的力量和功德是不言而喻的。難道現在文學要中斷這樣的責任了嗎？讓生活向下還是向上，向善還是向惡，難道文學就完全沒有必要對這樣最起碼的問題進行拷問嗎？
“如果川端康成與大江健三郎兩人生活的年代顛倒一下，大江在川端時代寫大江式的作品，川端在大江的時代寫川端式的作品，這兩個日本人還會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嗎？”
回答幾乎是肯定的：不會。因為川端時代的文學的標準還不只是“深刻”一維。而大江時代，卻將川端文學的命根子——美——徹底拋棄了。
這個時代，是一個橫著心要將“美”搞成矯情字眼、一提及就自覺淺薄的時代。這個時代是講思想神話的時代，悠悠萬事，唯有思想——思想寶貝。文學企圖使人相信，在這個世界上，唯一值得人們尊重的就是思想，思想是高於一切的；誰在思想的峰巔，誰就是英雄，誰就應當名利雙收。正是在這樣的語境中，我們患上了“戀思癖”的毛病。對思想的變態追求，已使我們脫離了常識。當我們窮凶極惡地在追求思想深度的時候，我們忘記了一個常識：獲得石油必須鑽井，因為石油蘊藏在具有一定深度的地下，但如果以為鑽得越深就越有石油那就錯了，因為再無止境地鑽探下去，就是泥漿和岩漿了。思想崇拜，會導致思想迷信，而思想迷信則一定會導致思想的變態，其結果就是我們放棄常識，進入雲山霧罩的思想幻覺。其實，一旦背離真實，一個看上去再深刻的思想，也是無意義的。更何況，這世界上有力量的並不只有思想。我還是願意重複我的老話：美的力量絲毫也不亞於思想的力量，有時甚至比思想的力量更加強大。
“一種犧牲民族甚至人類的體面的文學境界，是值得我們讚美和崇尚的境界嗎？”
斯洛維尼亞的齊澤克在談到前南斯拉夫時代塞拉耶佛被圍困的情狀時說，那些聞風而來的西方記者爭先恐後尋找的只是：殘缺不全的兒童的屍體、被強姦的婦女、飢餓不堪的戰俘。這些都是可以滿足飢餓的西方眼睛的絕好食糧。他發問道：那些媒體為什麼就不能有一些關於塞拉耶佛居民如何為維持正常生活而做出拚命努力的中肯報導呢？他說，塞拉耶佛的悲劇體現在一位老職員每天照常上班，但必須在某個十字路口加快步伐，因為一個塞爾維亞的狙擊手就埋伏在附近的山上；體現在一個仍正常營業的迪斯科舞廳，儘管人們可以聽見背景中的爆炸聲；體現在一位青年婦女在廢墟中艱難地朝法院走去，為的是辦理離婚手續，好讓自己和心上人開始正常生活；體現在一九九三年春季在塞拉耶佛出版的《波士尼亞影劇周刊》上關於斯克塞斯和阿莫多瓦的文章中……齊澤克說的是：哪怕是在最糟糕的情況之下，塞拉耶佛的人們都在盡一切可能地、體面地生活著。
一個民族的文學和藝術，哪怕是在極端強調所謂現實主義時，是不是還要為這個民族保留住一份最起碼的體面呢？如果連這最起碼的體面都不顧及，盡情地、誇張地，甚至歪曲地去展示同胞們的愚蠢、醜陋、陰鷙、卑微、骯髒、下流、猥瑣，難道也是值得我們去讚頌它的“深刻”之舉嗎？我對總是以一副“批判現實主義”的面孔昂然出現，以勇士、鬥士和英雄挺立在我們面前的“大師”們頗不以為然。不遺餘力地毀掉這最起碼的體面，算得了好漢嗎？可怕的不是展示我們的落後和貧窮，可怕的是展示我們在落後和貧窮狀況下簡直一望無際的猥瑣與卑鄙，可怕的是我們一點也不想保持體面——體面地站立在世界面前。你可以有你的不同政見，但不同政見並不能成為你不顧民族最起碼體面的理由。
這種“深刻”怕是罪孽。
我無意否定新興的文學——恰恰相反，我是一個對新興的文學說了很多讚美之詞並時常加以論證的人，而我本人顯然也是新興文學中的一分子，我所懷疑和不悅的只是其中的那一部分——“那樣”的一部分。
若干年後，也許我忽然於一天早晨發現自己錯了，大錯特錯，忽然明白那在雲端(或是十八層地獄)的“深刻”才是唯一的，才是文學的大詞，大道中的大道，我一定會悔過盼——悔過之後，也一定會往“深刻”上去的。我畢竟是一個與文學耳鬢廝磨打了這么多年交道的人，多多少少還是知道一些“深刻”的路徑和秘訣的，或許做起來也是很深刻、很深刻的。
是為序。 二○○九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夜於北京大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