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世瑛

1937年七七事變後，日軍進攻天津，天津《大公報》維持了不久於8月5日停刊。 1940年《大公報》籌備桂林版，因報館需要有了解軍事的記者。 1945年12月1日《大公報》在天津復刊後，他任外勤課主任兼編輯本市新聞。

曹世瑛 回族 天津市人 天津近代民族教育家、書畫家曹鴻年之次子，生於1911年4月10日（舊曆辛亥年三月十二日）。自幼生長在書香門第，受家傳影響，幼時曾涉獵古文詩詞並啟蒙於書畫。七歲始先後在天津育德庵國小、火神廟國小、文昌宮國小就讀。1925年在河北省立第一中學上學（今天津鈴鐺閣中學，當時是四年制完中）。1928年畢業的暑期經過考試錄入天津《大公報》館，於當年9月1日上班任練習生。當時年僅17歲，從此步入新聞界，前後歷時31年。
這年報館正是新記《大公報》在1926年續辦之後的兩周年，時值中興、擴充實力、更新設備、勵精圖治，報館招收人才，並夜以繼日的工作。他在編輯部每天工作至後半夜，因住家往返不便，住宿於報館。首先接觸的工作是編譯電碼和採訪社會新聞，回到報館寫報導，認真學習有關環節的業務，逐步提高編輯能力。
由於勤奮好學和報館經理的有意培養，他於1930年帶職考入南開高中半工半讀。次年發生“九一八”事變，日本帝國主義侵入我國東北，出於愛國熱情，他投入了學生愛國運動，被選為該校學生自治會執行委員，負責宣傳工作。他曾經給學生會接辦的《南開雙周》校刊畫了一張封面：一個工人站在被鐵鏈捆著的地球上，高舉著大斧要砍斷鐵鏈。表達了愛國青年“還我河山”、砸爛舊制度的進步思想。這張封面在1932年初還曾被美共刊物《新民眾》（New Masses）轉載。1933年他因參加學校抗日愛國運動的領導工作，被校方通知退學。回到報館，此情非但未受到報館經理責備，胡政之經理反指責校方此舉不是辦教育的態度。此期間，他任《大公報》副刊《小公園》的主編和《本市副刊》以及體育新聞、本市新聞的記者和編輯。是年，經報館同人吳硯農（建國後，曾任天津市委付書記、國家經委付主任等職）介紹，他參加左翼作家聯盟，並將“左聯”成員張香山等進步同志的作品在《小公園》上發表，把這些反映當時青年的愛國抗日要求和進步思想公開向社會宣傳。
1933年日本瘋狂侵略，又爆發了“天津事變”。報館不能在原日租界（今和平路四面鐘對面，後為天津二輕局皮革公司，現又為永真眼鏡店占，後門曾為浴池）繼續出版，便遷到原法租界電燈房後的一個工廠舊址上班（既今哈爾濱道西頭後為市京劇二團處）。此前，他曾一度駐北平國聞社工作（接發稿），復於1934年初被召回天津，充實報館力量，從事新版《本市副刊》的編輯。這時期該版包含：商業、工業、影劇、音樂和書刊、木刻的介紹等，涉及面廣、靈活性強，因之藉以發揮了副刊的積極作用，抵制落後意識形態。他和當時文化同盟負責人吳硯農設計出“徵稿啟事”，要求內容廣泛，主要目的是：要求投寄有進步意義的作品。一時諸如：金肇野的木刻、蘇聯文藝界情況……等等稿件先後收錄刊出。這個時期他從事編輯時間最長的當屬《大公報》體育版，逢有大規模運動會時會更加繁忙，如第5、6、7屆全運會，第11屆奧運會都有他發表的激動和鼓舞人心的新聞和側記。
1937年七七事變後，日軍進攻天津，天津《大公報》維持了不久於8月5日停刊。25日他奉命報館調遣遠赴上海，籌辦上海《大公報》。以後幾年中，隨著時局動盪和報館幾度變遷，先後任上海、香港、桂林、重慶各地版的記者、編輯。
1937年12月14日上海《大公報》限於時局又停刊。於1938年初又到重慶，在《國民公報》工作八個月後，隨即因《大公報》香港版出刊，由於報館經理胡政之的重視，電召他飛港工作，從事《大公報》港版的日刊國際版和晚刊本港新聞版的編輯，這樣持續了兩年港地工作。
1940年《大公報》籌備桂林版，因報館需要有了解軍事的記者。擬送一名學員去受軍事訓練，講明照發工資，畢業仍回報館。他於1941年5月離開香港被報館派遣到桂林，成為中央軍校六分校的學員。穿了兩年的草鞋、長了一身虱子。參加兩年的軍訓，藉以識別各類戰機、戰艦以及武器型號，了解軍事知識。1943年畢業後報館調他去抗日後方的陪都—重慶《大公報》，名稱冠之為戰地記者。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後“民聯”輪為戰後沿長江東下的第一船，由於新聞界有優先權，當局分給報館15個艙位。重慶《大公報》先派出包括他在內的15名職員迅速北上，以爭取儘早從事採訪和籌辦復刊工作。23日乘江輪抵達南京後，市上很亂，尚有日軍把守，而北上的火車又不通，眾人停滯不前。此間，他在街上遇到迂迴來寧採訪完國家接受日軍投降儀式的記者張鴻增，可巧張的手中有兩張北飛的機票，於是，在27日他獲得即返北平的難得機會。抵平次日，他即急速回到闊別八年的天津。此時，除中央社一名記者外，《大公報》館只有他一人抵津。由於新聞工作的時限性，他到達天津後立即投入採訪活動。10月6日和9日他先後參加了天津、北平兩地的日軍投降儀式採訪與報導。
1945年12月1日《大公報》在天津復刊後，他任外勤課主任兼編輯本市新聞。在此期間，他曾為報館找回遺失報紙立下汗馬之勞。抗戰期間，有一套《大公報》自1902年6月17日建館至1937年8月4日的整套天津版落入日本人手中。日本投降後，他接受了報館交給他尋找這套報紙的任務，經多方調查，這套報紙被國民黨四個機關查封在原日租界後花園的“日本居留民團圖書館”內。他憑著記者的機敏，利用圖書館意外開封的機會，他以採訪為由進入圖書館，終於在一個地窖里找到這套落滿灰塵的報紙。現在北京國家圖書館有一套完整的《大公報》檔案版，其中就有他找回的跨度達三十五年的報紙。
1949年初，天津解放後，《大公報》一度更名為《進步日報》，至1953年又恢復原名。此期間他先後任攝影部主任、社長室秘書等職。
1956年隨報社遷北京後，又任國際組、財經組專業編輯。
他從業報界以來，涉及全面新聞事業，並轉戰各地工作，使之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已被譽為天津新聞界十二大報人之一（近代天津名人叢書十二大報人專輯刊載）。天津日報也於1983年10月9日以整版篇幅介紹了他早年參加“左聯”《左翼作家聯盟》的經歷。
1959年底國家缺少外語人才，因他有英、俄文的編輯基礎，被調到中國人民解放軍技術工程學校（後改為外國語學院）從事英語泛讀教育。報館工作31年之後調職任教，又歷時23年的教育生涯。學院初期在北京海淀區，後又遷往河北省張家口市、河南省洛陽市。因之，他帶動全家隨工作的頻繁調動，從天津到北京，又從北京遷張家口。除中途下放到024部隊五七幹校（湖北）等處外，最後落戶洛陽市。
1966年“文化大革命”中，教育界是重災區。在學員眾多的學院裡，曾以派性、揪斗充滿校園。對知識分子則冠以“反動學術權威”等不實之詞，他首當其衝。尤其是“造反”學員抓住檔案材料肆意歪曲，割斷歷史，斷章取義，扣以莫須有罪名。遭到批鬥、打罵、抄家，強迫體力勞動，關進“牛棚”，倍受折磨。1969年秋他隨學院先後到湖北襄樊縣、鍾祥縣五七幹校接受改造。
粉碎“四人幫”後，學院複課。1972年他由五七幹校調回學院（此時學院已遷洛陽），從事外語教研工作。1978年12月28日學院在大會上公開消除他在文革中被誣陷的種種子虛烏有罪名的影響，學院組織也多次登門道歉、慰問、徵求意見。復於1979年6月28日，學院又以公函轉至親屬的各單位，以消除一切影響。（註：他曾說過“無反可平“，因為根本沒有任何罪過，只能叫”落實政策“）。黨組織遲於1988年10月始接納他為正式中國共產黨黨員。（介紹人：姜錫盛、李松濤）
1981年經總參三部批准，他辦理了離休，時年已71歲，定居在洛陽總參干休所。離休後，雖年逾古稀，但精力旺盛，身體健康。除參加組織政治學習和所里老幹部運動會外，仍孜孜學習不倦。生活中，暇時開闢干休所空閒荒地，廣泛種植多樣蔬菜，培植一些花果。提水灌溉、勤耕不輟、秋後分成，將勞動所獲果蔬分贈鄰里、同事為快。由於思維敏捷，並有超強的記憶力，持續筆耕不斷。時年92歲尚能背誦幼時所學古詩詞幾十首；對一些經歷過的工作細節與人物記憶猶新。先後應天津市文史資料委員會,天津市和平區政協文史委，天津日報社新聞研究資料室等眾多部門特約寫稿。與此同時,尚應對來自各方的徵稿和解答歷史上經歷的有關問題(諮詢)，一絲不苟地寫作各類文章。曾於1982年罹患目疾，經多種治療很難痊癒，且日趨嚴重，極大地影響了視力。儘管如此，仍難辭各界所請，其寫作包括：回憶錄、新聞史料和翻譯稿件有數十篇問市。此後，又藉助放大鏡，以“估計手寫”方式，撰寫數千字篇幅的眾多稿件，在中國老年月刊，天津史志刊、各類報刊上發表，受到人們的讚譽。
2003年春，因相濡以沫71載的夫人故去，痛失良伴。由是孤寂而益發沉默，雖說六個女兒輪流照看，終因身體和眼力等條件限制，不再寫作。
2005年以來，前後患多發性腦梗、泌尿系感染及心律不齊等症，至2007年初病重，此後臥床不起。數年來由於精心護理，維持到2010年5月因患左肺積水，21日被送往洛陽解放軍150醫院高幹科就治。經多種藥物治療無效，終因並發心腎衰竭，於2010年7月12日（陰曆六月初一日）與世長辭，終年九十九周歲，按回民禮儀，葬於河南省洛陽市馬坡岷山回民公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