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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院與科舉在中國古代教育大舞台上共存了一千餘年。在中國古代文化史和教育史上，書院與科舉是兩個相當獨特的方面，二者互相聯繫又互有區別。唐末五代時期，士人為獲得應進士科需要的詩賦文學知識，是作為教育組織形式存在的書院產生的最重要的推動力之一，可以說書院是因科舉而生。北宋王朝建立之後，書院成為官學的替代機構，承擔了培養科舉人才的重任。慶曆、熙寧元豐和崇寧興學過程中，書院與科舉的關係變得相對疏遠了。北宋中後期，不少新創建的書院成為研究、傳播新儒學的基地，實現了自身的轉型。南宋時期，在新儒家科舉觀的影響下，書院不僅通過培養人才為科舉服務，而且反對片面追求科舉的學風，書院的職能再次回歸到為科舉服務之上來。元朝書院的創建者、修復者、講學者和支持者不僅是恢復科舉取士制度的有力宣導者，而且也是科舉制度的有力維護者。程端禮的《程氏家塾讀書分年日程》為書院開展科舉提供了有力的理論支撐。明初，朝廷將書院排斥在科舉教育之外，導致其沉寂了將近100年的時間。明代中後期，書院為科舉服務的傾向十分明顯。清廷逐漸改變了初期限制書院發展的態度，絕大多數的書院都是直接為科舉教學服務，並且形成了比較完善的制度。講求乾嘉漢學為主的書院雖然反對教授科舉之學，但學習乾嘉漢學有利於生徒應舉卻是不爭的事實。書院改制的進程與科舉改革密切關聯，1905年清廷廢止科舉的決定，極大地促進了書院改制的進程。書院對於其所在地的科舉風氣是能起推動作用的，各歷史時期的書院數量與科舉考試的重要指標——進土數、舉人數都是成正相關的。作者介紹
李兵(1971一)，男，湖南瀏陽人，湖南大學嶽麓書院中國書院研究中心副研究員，教育學博士，以科舉史和書院史為研究方向。在大陸、台灣的重要學術刊物上發表了有關科舉與書院研究的論文二十餘篇，與劉海峰教授合著((學優則仕：教育與科舉》(長春出版社2004年版，為第二作者)、((中國科舉史》 (東方出版中心2004年版，為第二作者)。現正主持教育部全國教育科學“十五”規劃課題“書院與科舉互動關係研究”、湖南省社會科學基金課題“書院與學術學派研究”、湖南省教育規劃“十五”重點課題“書院辦學模式與現代大學管理改革研究”等課題的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