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曲江新區所涉及的板塊包括:曲江新區核心區域面積40.97平方公里,同時輻射帶動大明宮遺址保護區、法門寺文化景區、臨潼國家旅遊休閒度假區和樓觀台道文化展示區等區域,發展區域總面積近150平方公里。
曲江新區位於西安市東南,是陝西省、西安市確立的以文化產業和旅遊產業為主導的城市發展新區,是西安市“五區一港兩基地”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國家文化部授予的首個國家級文化產業示範區。自2002年以來,經過十餘年,曲江新區先後建成大雁塔北廣場、大唐芙蓉園、曲江池遺址公園、大唐不夜城、大明宮國家遺址公園、法門寺佛文化景區等文化惠民工程,通過輻射帶動,目前正在推進臨潼國家旅遊休閒度假區、樓觀道文化展示區以及曲江二期的開發建設。曲江新區已經走出一條文物保護與城市開發並舉的新路:依託文化遺產,整合歷史文化資源,通過創意包裝和策劃實施一批重點文化項目,打造旅遊景區,形成文化旅遊集群,帶動其他文化產業門類發展,實現文化產業規模化發展,最終實現城市價值的兌現和提升。這種發展模式從根本上解答了諸如西安這種文化名城文化遺產保護、利用,及文化精神有效傳承的問題,解放和發展了文化生產力。
曲江團隊
曲江團隊以 “曲江速度觀”和“曲江質量觀”創造了“曲江模式”。“讓城市更有文化,讓文化更有價值”是曲江團隊的文化理念。他們通過國家級文化產業示範區的平台,以文化項目激活文化遺址和文化典故中的文化符號,以一種可感受、可體驗、可消費的產品呈現文化符號,實現文化的傳承與發展,帶動整個西安市乃至陝西省文化產業的跨越式發展。曲江團隊以人為創造核心,構建創意之城,以數字文化和現代文化激活歷史文化,構建文化產業發展的“自由王國”。
“態度決定一切,思路決定出路,細節決定成敗”是曲江團隊的發展理念。曲江團隊崇尚工作中的大氣、高度和遠見,堅持“先人一步,高人一等”,提倡“贏在思路、勝在眼光”。崇尚“發展是硬道理” ,強調細節,追求完美。堅持合作與共贏,積極鼓勵和支持民企在曲江發展。從百姓的福祉出發,把曲江的民生工程作為曲江團隊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和著力點,力爭文化產品和服務50年不落後。
曲江團隊對目標堅定不移的信念,是為達到目標不畏艱險的堅持和忘我,甚至是一種可以放棄生命的執著,實現了對自我的超越。曲江精神是激勵曲江團隊攻堅克難、不斷奪取新勝利的法寶。如今,曲江團隊仍然像衝鋒在前的戰士一樣心懷全局、信心堅定、敢於犧牲、勇於超越,為奪取最後的勝利而不懈地奮鬥著。
曲江團隊的速度觀:與自己賽跑。
曲江團隊的質量觀:“永遠超乎他人想像,經得起歷史考驗”
曲江團隊的核心機制:曲江新區創新決策、用人、分配三個主要機制。決策機制,堅持集體決策、重大決策一票否決、藉助外腦參與決策,確保決策的科學性、合理性和民主性;用人機制,堅持全員競聘、幹部任用一票否決、末位淘汰,強調一崗多責,堅持從建設、管理一線選拔和培養幹部,確保選賢任能、科學合理;分配機制,堅持薪酬與業績掛鈎、多勞多得不勞不得、不讓有功的人受委屈,獎優懲劣、賞罰分明。
曲江團隊的廉政觀:“遵法守紀、廉潔奉公、崇儉避奢、節儉樸素、束身自律、戒貪防腐。”曲江新區幹部考核實行“廉政一票否決制”,廉政警鐘長鳴。曲江團隊的主要領導曾經對曲江幹部員工提出著名的“廉政三十一條軍規”,在曲江團隊的廉政標尺上,每個刻度都是那樣的嚴密、精準,時刻衡量著曲江每一個人的工作與節操。
曲江模式
曲江模式,是一種文化經濟模式。是以文化為推動力,以城市經營為手段,達成文化、商業、旅遊的契合;是中國城市化初期文化經濟與城市發展的一種範式。曲江模式實質:特質文化核心+價值傳播+新城市主義。曲江特質文化核心是以唐為主的盛世文化,意在實現非物質文化社會價值最大化、商業價值最大化,曲江文化外向表征為重大文化工程、產業集群鏈條及其所形成的重大城市文化景觀。
理念模式
曲江模式是中國城市化初期文化經濟與城市發展的成功範式;是盛世中國背景下的文化理想和文化自覺;是世界主流語境下的文化堅守與文化責任擔當。
曲江模式實質:特質文化核心+價值傳播+新城市主義。
大氣、開放、包容、和諧、青春、浪漫,是曲江文化的基因。曲江特質文化核心是古老純正、發育完善的根派文化,是以唐為主的盛世文化,是實現非物質文化社會價值最大化、商業價值最大化。
曲江價值傳播是對和諧審美、和善人性和合理利潤的系統傳播。即以複合方式傳播盛世之美、民族之美、財富之美、人性之美、節奏之美,以系統傳播持續進行文化聚焦和擴散。
傳播改變世界。曲江的價值傳播是文化的再創造。它以事先預熱、藝術包裝、文化行銷、持續關注、巧妙嫁接、好戲連台、雅俗共賞等手段,整合資源、放大效應、抵達心靈。
曲江的傳播從精確策劃開始,對任何一個項目的策劃,事先都要找到市場的興奮點,國際國內檢索後的創新點。大唐芙蓉園建園之初,段先念同志一口氣講了“三十三條”原則,至今仍是同類主題公園的建設寶典。
曲江傳播借用國際理念,但不崇洋媚外。大雁塔北廣場建築獲得魯班獎;大唐芙蓉園的燈光曾獲得國際照明協會金獎。曲江的項目策劃獲得過國內策劃界的最高獎,這些曲江都沒有宣傳過。曲江傳播常用“組合拳”,講究“陣地戰”。相信“門票就是投票”。曲江傳播形式唯美,力戒假、大、空。曲江傳播雖有欠缺,但拒絕炒作。
曲江新城市主義是新城市主義的曲江化,它擯棄工業化、平庸化、同質化;但不排斥現代化、時尚化、個性化,它回歸文脈綿延、山水格局、文化繁榮、和諧世界的人文精神。
從古希臘城邦到中世紀城堡,到工業化城市,到現代意義的新型城,市的發展經歷了城市中心——中心城市——到城市郊區化——到“爪牙化”城市——到新城市主義的發展軌跡。
新城市主義倡導:城市讓生活更美好。這是曲江的城市理想和城市實踐。
曲江的城市格局是南北兩湖青林叢復,綠水瀰漫。唐城牆遺址公園是“都市森林”;曲江大道是綠色走廊。五年,營造綠地180萬,綠化覆蓋率49.69%。2005年,曲江獲得全國最佳人居環境獎。
曲江的集約化發展形成於郊區,不走低水平的郊區化,不走奢侈的現代化,而走集約的現代化。
公共設施集聚化:大唐不夜城——亞洲第一唐文化MALL;六大文化場館、九大公共廣場,20萬平方米唐風建築群。商業設施集聚、旅遊要素集聚、文化產業集聚。
旅遊文化產業集群化: 在500米半徑內,旅遊文化項目連綴成群,人居、購物、休閒、娛樂,功能齊備,錯落有致。
城市資源利用集約化:南、北兩湖水系全為城市中水回用,補水全系水廠退水。
土地利用集約化:限制城市邊界,建設節約型城市;城市規劃容積率1.2 ,承載人口20萬。
曲江是人性化城市,路旁隨處可見文化休閒凳,大雁塔北廣場設定自用飲水機, “城市家具”完美呈現。規劃的空間尺度處處照顧人的出行、居住、購物。
六年快速發展,一個立體化的曲江令“國人震撼,世界驚奇”,骨架健壯、肌肉豐碩、血脈賁張、精神昂揚,彰顯著獨特的氣格。
執行模式
區域發展模式——
曲江以“文化立區、旅遊興區”,大融資、大投入、大策劃,踐行著項目集群、成片開發、運營城市、自我平衡的開發總路線。
以城市運營為手段,超前規劃建設體系完備、功能完善、具有國際水準的城市基礎設施框架,促進城市資源的擴張和價值提升。
依託人文、區位優勢,建構一批內涵豐富、影響巨大、示範性強、市場前景廣闊的文化旅遊項目,促進城市資源價值再提升。
整合優質文化資源,積極拓展文化產業門類,形成相互依託的文化產業體系,締造強勢品牌。
投融資模式——
西安發展文化產業資本資源嚴重不足。曲江融通大資金、實施大開發,問題迎刃而解。
土地經營,流程再造,一次性徵地、配套、規劃,分批次招商拍賣。這是曲江投融資的源動力。資本運作、資源整合是曲江制勝“法寶”。資產商品化流動化,土地資本化市場化,運作公司化效益化,曲江文化產業集團五年資本翻幾番(6000萬到33億)。
招商經營模式——
造環境就是招商,曲江突破傳統招商模式,實施“兩結合”,把文化資源和項目結合起來;把公益性和企業利益結合起來,形成自己獨特的價值取向:服務是基礎,經營是靈魂,機制再造是核心,流程重組是關鍵,品牌共享是招牌。
文化產業運營模式——
曲江文化產業模式不同於深圳華僑城、浙江宋城的“旅遊+人居”;不同於涿州、橫店的“影視+旅遊”。不同於單一企業的外溢式發展,不同於多個產業類型獨立運行,走出“文化+旅遊+人居+商業”的新路。
曲江文化產業集團十四個子公司,涵蓋旅遊、會展、影視、演藝、商貿、餐飲等十餘門類,共舉同一文化品牌,共用統一文化符號,集群發展、多元互補,產生強大的聚集效應。
文化事業發展模式——
曲江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情同“魚水”,深度依存。產業反哺事業,事業滋養產業,公共文化事業政府投資,公共文化服務政府提供,產業責任企業承擔。
曲江勇為文化產業創新的先行者。創辦五大節會,城市居民共享發展成果。老西安博物館為古城存續文化根脈;陝西民俗大觀園、戲曲大觀園薈萃秦風;長安古樂等非物質文化遺產落戶大唐芙蓉園。秦腔劇院劃歸曲江,曲江管委會“只予不取”,“百戲之祖”古木新生。
所有的模式都屬於歷史。曲江模式不是固步自封、蓋棺定論;而是發展辯證的,是需要在實踐中不斷被豐富完善和超越的。
主要區域
曲江新區核心區域
曲江新區一、二期核心面積40.97平方公里。區內擁有4個國家級文物保護單位(大雁塔、青龍寺、漢宣帝陵、唐長安城遺址),3個省級文物保護單位(秦上林苑宜春宮遺址、曲江池遺址、唐城牆遺址),4個國家4A級景區(大慈恩寺、大雁塔景區、大唐芙蓉園、曲江海洋世界)。是文化部首批命名的兩個國家級文化產業示範區之一。2002年以來,曲江新區先後投資130多億元,相繼建成六座遺址公園、六個文化場館和系列文化廣場。六座遺址公園包括唐大慈恩寺、唐城牆、唐芙蓉園、曲江池、曲江寒窯、秦二世陵等遺址公園,公共園林面積總計3300多畝,基本上為免費開放的文化景區;六個文化場館包括電影城、美術館、音樂廳、大劇院、陝西文學館和民間藝術館,總建築面積約10萬平方米;系列文化廣場包括大雁塔北廣場、貞觀文化廣場、玄奘文化廣場、和諧廣場、中和廣場等文化休閒廣場。初步形成區域公共文化設施的規模化、集聚化,成為西安城市公共文化休閒、消費的重要場所。
2009年10月,西安市委、市政府審議通過了曲江新區二期擴區方案。曲江新區二期擴區規劃建設出版傳媒產業園區、會展產業園區、國際文化創意園區、動漫遊戲產業園區、文化娛樂產業園區、國際文化體育休閒區。影視娛樂產業園區、藝術家村落等九個文化產業園區。
城牆景區
2009年5月,西安市委市政府決定.將城牆整體劃歸曲江管理和運營,從此,城牆景區成為曲江新區的文化旅遊板塊。目前正在策劃建設以博物館、古城大院、皇城酒店、城河泛舟、城牆燈光秀等為核心的九個國際性文化活動項目,內容涉及遺址保護、文化展示、旅遊組織、時尚消費、城市休閒,是綜合性人文景區。
大明宮遺址保護區
大明宮遺址是1961年國務院首批公布的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是國際古遺址理事會確定的具有世界意義的遺址保護工程,是絲綢之路整體申請世界文化遺產的重要組成部分。大明宮國家遺址公園占地面積3.2平方公里。2010年,作為唯一大遺址保護案例入選上海世博會。大明宮國家遺址保護區規劃面積為19.16平方公里,以大明宮遺址公園為核心,周邊輻射集中安置區、中央居住區、商貿服務區、文化旅遊區、商務核心區,涵蓋文化體系與生態體系。大明宮國家遺址公園是我國體量最大的遺址考古公園,它開創了我國大遺址保護的“大明宮遺址模式”。經過三年的城市改造、保護搶救性建設,大明宮國家遺址公園於2010年10月1日開放。
法門寺文化景區
法門寺文化景區是依託法門古寺而建,它位於陝西省扶風縣,占地面積約1300畝,由台灣著名建築設計大師李祖原先生主持設計(他曾主持設計台灣中台禪寺及目前全世界最高摩天大樓“台北101”等著名建築)。2009年5月9日,新建成的法門寺文化景區開放。標誌性建築合十舍利塔成為陝西文化符號。法門寺文化景區由山門廣場、佛光大道、法門寺寺院、合十舍利塔,以及眾多藝術佛像、園林雕塑小品等組成,展示了佛文化在哲學、政治、藝術等方面的成就。
樓觀台道文化展示區
“道教祖庭”樓觀台是我國古代思想家老子講說《道德經》之地,位於西安城區以西秦嶺北麓的周至縣境內,總體規劃面積29.38平方公里。樓觀中國道文化展示區劃分為道文化主題公園區,財神文化主題公園,現代農業示範區及旅遊地產區四個區域。該區依託仙都祖庭、老子文化、財神故里、道教宗法、生態田園等相關資源,以財神文化和道文化為核心,建設兼具道文化探源體驗、秦嶺農林業休閒、民俗風情旅遊、濱水休閒度假特色的旅遊目的地和生態宜居地。
臨潼國家旅遊休閒度假區
臨潼國家旅遊休閒度假區位於西安市東北,臨潼區西南,占地面積24.60平方公里,它在整體規劃上具有“一山一帶三湖五區”的布局形態。
一山:以臨潼驪山景區為依託,構建山、林、水、城四位一體的山水生態格局。
一帶:在南部山區規劃非開發用地的淺山生態涵養帶,培育生態涵養系統和生態屏障。更替過熟林帶,培育新生林帶,健全綠地林網,建設可持續的生態環境保護體系。
三湖:在改造現有水庫、水系的基礎上,在驪山西側新建1600畝水面,形成以鳳凰池、芷陽湖、紫霞湖為核心水系的“三湖”景觀。
五區:規劃建設華清池—烽火台景區、溫泉療養教育區、半山養生度假區、國際旅遊休閒區、商貿居住區等五個功能區。
產業板塊
體育休閒
以杜陵遺址公園和文化體育休閒園區為核心。
國際會展
以西安曲江國際會展集團為核心。以自辦會展為主要發展方向的、關聯產業集群。2出版傳媒產業以曲江新區文化出版集團為核心。先後出版《四部文明》、《詩韻華魂》、《蒙曼說唐·長恨歌》等名篇。
文化演藝
以西安曲江文化演出集團為核心。先後組織《夢回大唐》、《人文奧運·盛典西安》、《長恨歌》、《夢回長安》、2009年話劇演出季的成功登場;“情暖汶川·我們在行動·全國社會組織抗震救災募捐義演”、湖南衛視快樂男聲西安賽區、湖南衛視大型相親節目《我們約會吧》西安選拔賽等演出活動。
文化旅遊
以西安曲江文化旅遊集團為核心。整合曲江文化旅遊市場為方向,先後運營西安大唐芙蓉園、法門寺文化景區等重要旅遊項目。擁有3個國家4A級景區。
影視投資
以曲江影視為核心。在西安的開啟大型紀錄片《大明宮》、戰爭史詩巨製《悲壯的歷程》、彰顯中國盛唐文化闊景的《大明宮情殤》、史詩大片《絲綢之路》等影視劇作。引進電影《唐山大地震》、《阿凡達》、《風聲》、《南京!南京!》、《竊聽風雲》、《瘋狂的賽車》等國內外大片。
文化創意
以西安美院和西安美術館為核心,建設國際性藝術創作、時尚設計、藝術品交易、收藏展示的綜合平台。
多種解讀
曲江新區近十餘年的開發建設錘鍊出一支優秀的團隊。面對複雜的社會現實和多重的利益格局,曲江團隊一直懷著對文化的敬畏之心奮力推進各項事業。對於那些有助於文化傳承、城市發展。民生福祉的意見和建議,曲江團隊總是從善如流,在實踐中尋找平衡點和前進正確方向,堅韌樂觀,風雨兼程。
在網路上,對於曲江團隊有一些十分“另類”的解讀,有些可以歸為偏頗、過分,還有一些解讀,其動機乏善可陳,甚至深不可測,言辭就更難形容了。古語說的好,兼聽則明。老百姓的話更給力,日久見日心!對 於事物的解讀,可以多種多樣,但是最好的試金石卻只有一個,那就是實踐。
副市長簡介
段先念,曲江系締造者,驚爆副市長商人。自2007年起,不但擔任西安市副市長,同時還兼任曲江新區管委會主任、陝文投公司黨委書記和董事長、曲江文投公司總經理、大明宮遺址區保護辦公室主任及西安市申遺工作領導小組副組長和辦公室主任等多個職務。有媒體稱,“市長兼董事長產生於權力與資本的交媾”。西安市場資源與政府權力集於一身的獨特發展模式,孕育出一批兼具公務員和商人雙重身份、深度參與市場經營的政府官員和深度參與政策博弈的商人。動用行政權力,將宗教文化資源打包移交給政商結合的公司,為踐踏文化傳承與宗教信仰的大肆擴張行動鳴鑼開道、保駕護航。
他野心膨脹,在西安打造自家的“保協、中心”機構,整合“宗教、文物”兩局,野蠻違背黨的宗教政策與國務院精神,先後侵占老子樓觀台、玄奘大師譯場大雁塔、義淨三藏譯場小雁塔等祖師道場,變成段先念副市長商人的經濟抓手。
他繼續將魔爪伸向玄奘大師葬身地的興教寺及鳩摩羅什大師舍利塔所在的草堂寺等道場,並進一步把計畫訂到四祖庭八大寺院,發誓要將所有佛教祖庭都變成他的經濟抓手,要將佛教的旅遊文化資源變成他的真金白銀。
最近幾年,段先念副市長商人的怪異身份在民眾中被忽然曝光出來,他奪寺驅僧強行控制僧侶發言權,強行取消申遺事件退出權。挪用國家機器打擊報復、威脅恐嚇良心媒體人士及寺院僧人,動用媒體專家大肆污衊誹謗出家僧團的惡劣行徑也被一一曝光。貪沒佛門資財,滿足一己之私,霸占有價值的聖物,摧毀文化根脈,種種惡行被不斷曝光。雖然這位副市長商人段先念拚命打造“廉潔”與“奉獻”的“清官”形象,但廣大網民最大的期盼仍然只是一個:副市長商人段先念是否有膽量公布個人財產?
這個公司是正廳級
這個公司是正廳級,這裡就是富人區房價高怎么了——段先念
段先念:我還有好多企業的兼職,2012年掛牌的陝西文化產業投資有限公司(下稱“陝文投”),我是當董事長。在曲江文化產業投資集團,我也是董事長和總經理,我都卸不掉。
時代周報:你以西安市副市長的政府官員身份,兼任陝文投的董事長,怎么獲批的?
段先念:這個任命是在中組部和中紀委備案的。這是2012年的新生事物,是陝西省委請示上面同意的,這個公司是正廳級,和我的職務相當。
政商合一
1995年,西安曲江旅遊度假區設立,2003年改為現名曲江新區。西安外國語大學旅遊學院教授陳鋒儀,長期擔任西安市旅遊高級顧問,他介紹道:“曲江新區是從雁塔區剝離出來的一個獨立的有別於高新技術開發區的板塊。西安市政府初衷是通過建立這個新區,利用這個地方文化旅遊潛在的優勢,塑造一個全新的城市會客廳。可是,這個地方並不是一蹴而就的,先期投入的很多地產公司都賠錢了。這充分說明不是有資源就能賺錢,需要合適的商業運作模式。”
官方資料顯示,曲江新區管委會擁有教育衛生局、旅遊發展局等多個行政職能部門,但是沒有人大、政協等部門。《西安曲江文化產業投資(集團)有限公司2011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資券募集說明書》(以下簡稱《募集說明書》)介紹,“曲江新區管委會屬市政府直屬事業單位,局級建制。”“在轄區範圍內履行市級管理許可權,具有區域內建設項目審批、規劃定點、建設管理等職責。”西安市某官員對媒體談到,曲江新區管委會是“市政府派出機構,事業編制,企業管理。”“各部門把權都授到我們這個地方了,我們是一棟樓辦公,一個章子管到底,就是曲江管委會的章子把所有的章子都代替了。”
作為曲江新區管委會最重要的戰略運營平台,西安曲江文化產業投資(集團)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曲文投”)在1998年註冊成立,為國有獨資有限公司。它是曲江新區區域運營開發主體,融資平台,在曲江系公司格局中具有核心地位。
《西安曲江文化旅遊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年度報告》介紹,曲江新區管委會通過西安曲江文化控股有限公司來控制曲文投。曲江新區管委會持有西安曲江文化控股有限公司99.83%的股份,而西安曲江文化控股有限公司持有曲文投100%的股份。
曲江新區管委會和曲文投,在管理層那裡完成了政商一體的對接。工商資料顯示,曲江新區管委會主任李元,同時是曲文投董事長、西安曲江文化控股有限公司法人代表。曲江新區和曲文投合一,巨額資產可以直接劃撥。《募集說明書》提到,2009年,曲文投資本公積轉增實收資本15億,其來源即為曲江新區管委會向曲文投劃撥對大明宮投資集團和陝西文化產業投資有限公司100%股權。
興善寺一位高層告訴南都記者,“曲江公司在情況不利的時候是政府,有利的時候變成了企業。”最典型的即高爾夫球場事件。2012年,曲文投以“渭河城市運動公園”的名義違建高爾夫球場項目,後被曝光。據《每日經濟新聞》報導,中紀委曾派員調查。此事在曲江系內部引起強烈震動。而正是在這樣的危機背景下,當年10月22日,西安曲江文化控股有限公司註冊,控股曲文投,在形式上切割了曲江新區管委會與曲文投之間的政商合一形態。工商資料顯示,10月23日,曲文投的性質由“國有獨資”變為“法人獨資”。
曲江系的高爾夫球場計畫並不罕見。2012年,陝西省環保廳《關於史記韓城·風追司馬文化景區總體規劃環境影響報告書審查意見的函》印證了曲江系在韓城的商業計畫,“規劃區內禁止新建別墅、高爾夫球場、跑馬場等項目,濕地保護區內禁止開展旅遊活動。”而此前陝文投與延安當地合資的陝西文化產業(安塞)投資有限公司,曾有建設山地高爾夫練習場的規劃。
《募集說明書》顯示,在政策方面,曲文投具有壟斷地位,可以“在同等條件下優先取得文化產業資源和城市建設資源、地產資源”,而且“還享有一定的政策支持,如曲江管委會通過提供文化產業扶持資金、文化產業風險投資和貸款擔保的方式,為文化集團及下屬公司解決發展中面臨的資金瓶頸。”
曲文投在曲江新區文化產業工程項目上也具有壟斷地位,該部分業務均由曲江新區管委會委託曲文投承建。
曲江樣板系
在巨大利益的誘惑下,曲江系挾佛斂財的商業模式正病毒式全國擴散,江西等地陸續複製,上演曲江樣板“系”。
太原“曲江”
——覬覦古城遺址
在晉源區代表團,耿彥波希望該區在謀篇布局時,充分利用晉陽古城遺址、明太原縣城和工業文化遺存,借鑑西安曲江新城的成功經驗,以發展文化旅遊、生態旅遊為主體,建設最亮麗、最有特色、最有標誌性的晉陽新城。
曲江模式
所謂“曲江模式”,指“亦官亦商”以政府搭平台以公司化運營的商業開發模式:先在歷史文物附近圈地,炒作文化概念,後進行招商引資,打造項目使得地價升值。其內在規則是:圈地→文化藝術炒作→全球招標搞規劃→貸款→基礎建設→招商引資→地價成倍甚至數量級翻番→出讓土地獲得資金→炒文化概念、建主題公園→土地再次升值。此模式在拉動了西安GDP、繁榮了西安的旅遊文化市場之餘,對歷史文化的負面影響也應受到關注。事實證明,“曲江模式”的過度商業化開發,使文物的歷史新號逐漸減弱甚至消失,而導致城市歷史千年的積澱在商業的浪潮中逐漸消失殆盡。一些遺址開發的鋼筋混凝土仿古製品,打破了人們對古建築的認同感、歸屬感、敬畏感。有關專家指出,"曲江模式”的文化擴張本質是商業風暴,而風暴過後留下的只能是一堆建築垃圾,將破壞西安文化的多樣性、厚重感。近幾年來,“曲江模式”逐漸受到各界考量。
憂大於優
對於一些歷史文化古蹟的保護和修繕,我們通常的原則是修舊如舊,盡最大可能地包持它的原汁原味,這樣的歷史古蹟才能在不同的歷史階段發散它的歷史光彩,凡到此參觀旅遊的人們才能更好的沿著它的古色古香去追溯到它的本來面目。可當在注入一種背離歷史意願的“雜念”指導思想下硬性慾改變它時,可想而知,到時映入在人們眼帘的一定將是一種“非驢非馬”的景觀,如果到那時再痛心一切已將晚矣。無論文化演繹也好,文化創意也罷,也應該萬變不離其宗。如此說來,不是“憂”大於“優”嗎?
興教寺事件
曲江系手段
與其興師動眾拆遷,不如從寺院內部尋找突破口。拿下了僧團,就是拿下了整個寺院。拿下了寺院,縱使外界輿論滔天,所有的罪惡也都有了“庇藏”之所。拿下了寺院,便使來自內部的反對直接消聲,曲江系就可以為所欲為地操控寺院。而所謂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要拿下僧團,只要攻破少數人即可。
也就是說,與其“驅僧”,不如暫時順應信眾的說法,保留僧團。與其對僧團管理層“空降”、“換血”,不如就地改造,搞“CEO本地化”。如此節省人力物力又可以給自己洗白的辦法,應該是某些權利機構的首選。
拷問曲江模式
曲江模式主要是先大規模低成本收儲土地,然後在基礎設施改造與建設方面下足功夫,具體來說是把大雁塔和大唐芙蓉園等歷史文化項目再包裝,然後引入品牌開發商,提升土地價值。這種做法漸漸形成套路後,操盤團隊開始在曲江以外的區域進行複製。
挾佛斂財
以段先念為首的曲江系利用“權力與資本的交媾”、以“市長兼董事長”的絕對權力,一手打造“曲江模式”,即先在歷史文物附近圈地,炒作文化概念,後進行招商引資,打造項目使得地價升值。陝西省委黨校教授鍾衛國認為,曲江是在用文化粉飾地產。“文化”成為“曲江模式”不可或缺的元素,而擁有千年文化的佛教寺院自然成為“曲江系”不可能放過的“經濟抓手”。“曲江系”把“佛教文化”之魅作為最大賣點,肆意褻瀆將其打扮成媚俗的小姑娘,在遊客面前蒙上宗教的面紗,在股市面前慷慨講演美妙的商業邏輯和盈利思路。這即是佛門吸血鬼挾佛斂財的邪惡邏輯。
興教寺悲歌:曲江不直長安難安
社會輿論普遍呼籲:不要把“申遺”變成“毀遺”。事實上,哪管“申遺”與否,“毀遺”才是目標。哪管什麼祖先、靈魂,哪管什麼信仰、文化,統統都是富可流油的絕世古墓,統統都是亮瞎貪眸的真金白銀!
放眼望去,“曲江模式”早已飛出長安城,化作地方官員爭相效仿的政績標榜,一旦“遍地開花”,佛教的滅頂之災恐已不遠。曲江系,真真是當前中國佛教徹徹底底的掘墓賊 !
功德箱無法承載地方政府的發財夢
在由曲江文化產業集團、曲江新區管理委員會、地方政府等共同構成的利益圖譜上,興教寺申遺不過是一枚棋子,一個可以討來金山銀山的飯缽。功德箱收到的善款,全部進入了帶有官方背景的曲江文化產業集團的賬戶,已經足以說明,當地政府在促使興教寺向錢看方面起到了主導作用。這巨額的“收益”,又流向了何方?
2012年10月,國家宗教事務局聯合其他9部委發布了《關於處理涉及佛教寺廟、道教宮觀管理有關問題的意見》,要求“堅決制止亂建寺觀和各種借教斂財行為”。那麼,興教寺申遺這些讓人“匪夷所思”的做法,是否明顯違背了有關規定,需要有關部門及時給公眾以交代。
讓挾佛斂財的“偽祖庭”門可羅雀
面對曲江一些地方領導對待宗教信仰殺雞取卵、竭澤而漁、飲鴆止渴的短視行為,我們有必要從操作層面,鄭重地在這裡倡導:寺院以爭取免費免門票為著力點,昭示立場、不懈辯護!民眾以辨別宗教與商業場所為入手處,用腳投票、打破圈套!讓我們以民意的力量,將貽害蒼生的“宗教經濟學”證偽,將挾佛斂財的“XX模式”終結!讓我們以草根的赤誠,為信仰的天空掃清霧霾、為佛法的傳承守護未來!讓佛教的歸佛教,讓良心的歸良心!讓挾佛斂財的“偽祖庭”門可羅雀!讓僧團護持的“真道場”門庭若市!
興教寺申遺
基於興教寺在佛教世界中的特殊地位,陝西省政府申辦世界遺產。委派西安市曲江新區管委會——西安曲江文化產業投資集團有限公司負責興教寺的開發和實際經營。
這個團隊承包了西安市內大部分的文化旅遊產業項目的開發,被稱為“曲江系”。曲江系在西安有很多作品:大明宮遺址公園(投資120億,一個對遺址文化的詮釋力度不足的“公園”)、大唐芙蓉園(投資13億,一個完全的假古董)、財神廟景區(已借殼上市,引起軒然大波)、興教寺景區(見下文分析)。此外,曲江系的一位主要領導——副市長商人段先念開始擔任漢長安城國家大遺址保護特區(總投資額或達200-300億)的建設,繼續複製曲江模式,即:先圈地,利用歷史文物進行炒作,再進行招商引資,出讓土地獲得資金,建設主題公園或景區使得地價升值。
在整個開發建設的過程中,一個前所未有的、驚世駭俗的、極富“創造性的”環節不容忽視。
2014年6月22日,在一番波折之後,包括興教寺塔在內的“絲綢之路”申遺成功。中國人應該不會忘記,這場文化保護的官方行動,恰恰是在民間抵制“偽文化保護”的興教寺事件產生影響的幾乎同時,才最終回歸到“申遺”的本位和初衷。
2013年9月,習近平總書記在中亞四國之行期間,完整闡述了新絲綢之路經濟帶的構想;2014年6月,有訊息人士透露發改委、外交部、商務部會同有關部門和地方編制的新絲綢之路經濟帶總體規劃,已上報國務院。對於絲綢之路的復興戰略,中國人都能隱約理解到除了經濟價值以外,更為重要的,是這條路連通亞歐各國的地緣政治價值,這條路在整個國家政治和安全戰略轉型中的關鍵地位。
真相大白——不強拆一樣可以申遺成功
而這樣一個凝重背景下的“興教寺事件”,不失時機地提醒絲綢之路沿線的地方政府和地方財團:撇開政績期待、撇開經濟期待、敬重傳統信仰、提升中華文明在全球的軟實力——這個高度上的認識,才是和絲綢之路國家戰略相匹配的決策智慧。
興教寺“削足適履”的申遺風波,差點讓中國人對“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產生提防之心,被冠為“申遺大師”、喜愛闊談國際標準的中國古建築專家陳同濱等,也曾一度遭到輿論質疑。興教寺事件,讓公眾頭一回對申遺的國際規則和中國的話語權問題升起集體警覺。
然而事實證明,申遺的幾大重要原則——真實性、完整性,以及獲取遺產所在地民眾的支持等,一直是人家國際組織堅守的底線。只是到了中國境內,被企圖與民爭利的某些官商,把經給念歪了。
正如一位宗教學學者所總結的,興教寺事件的“申遺”之名是假,圈地謀利是真,整治環境是假,驅逐僧團是真,保護文物是假,奪取寺產是真。申請世界文化遺產的桂冠,在別的國家是一場朝聖,而在中國則淪為一樁生意。
如今,興教寺在幾乎未動一磚一瓦的情況下申遺成功,千年祖庭的完整傳承得以保全,與此同時,民間輿論的糾錯力量也在興教寺事件中得以彰顯。但縱觀整箇中華大地,有相當多的地方政府還在為申遺前赴後繼,據《南風窗》的報導統計,按世界遺產大會一年召開一次的速度,中國的申遺大隊已排到了下個世紀的門檻!
說得露骨一點,世界遺產名錄在中國幾乎是一個暴利行業的準入證,經營城市的官員們紛紛將“申遺”作為一條上升捷徑。我們無法期待每一個申遺過程都能伴隨一個類似的“興教寺事件”來糾錯,惟願各方能保持克制,給後世子孫留一點物質生存和精神傳承的餘地,勿要——“舌尖上的中國”一熱,什麼都拿來吃;“申遺癖的官員”一激動,什麼都拿來賣。
同樣,隨著新絲綢之路戰略的明晰,我們看到這條古文明之路的精神遺產,很快就被當做各路產業的廣告詞利用起來。新絲路確實要承載經濟和政治上的使命,但地方政府也應該適當把眼光從自己的小圈子和小晉升周期中放出來,不要不分貴賤什麼都拿來做利益和政績的墊腳石。長遠來看,國家的核心競爭力、影響力和凝聚力,靠的還是這些傳承千年的文化和信仰。
興教寺一役讓大眾逐漸明白,宗教聖物首先不是單純的文物,其次更不是可以買賣的貨物。把宗教聖物說成是文物的,背後是文物系統的“部門私有制”思想在作祟;而把宗教聖物直接變作貨物來擺賣的,背後的官商勾結、巧取豪奪更是不堪歷數。當民眾的意識開始覺醒,當漢傳佛教界開始勇於維權,尤其是當我們的國家開始反思新時代的立國之本時,這個套路里的錢,已經不會那么好賺了。
毋庸置疑,漢傳佛教的暫時式微,是其在大陸淪為權力和資本運作對象的主要原因。但也不可否認,這中間如何沒有所謂“佛協工作者”的配合,沒有若干大德長老的捧場,還不至於俗骨媚相到如此地步。
作為普通的佛教四眾,實際上很難理解為什麼佛教界某些高高在上的“高僧大德”,會經常不經意介入到“挾佛斂財”的運作中。這到底是特殊慈悲的示現?還是名利力量的示現?
眼下正紅的絲綢之路,更是一條信仰之路,連申遺大師陳同濱都承認佛教和其他多元宗教的歷史圖景,是絲綢之路的主要價值和看點之一。部分利益相關人群,是要順著慣性、順著絲路把各種褻瀆信仰和聖賢的故事繼續演繹下去?還是真正藉助絲路,重新認識曾經在這條路上跋涉的民族脊樑們的身影,重新找回我們民族精神的核心和自信?
明賢法師曾說,“反者道之動——越是面臨這些洶湧而來的商業操作機會,我們越是要反思自己向世俗奔涌而去的心,反思決定未來的當下,照見正在發生的迷失”。
強拆興教
2013年4月10日,媒體報導埋有唐代高僧玄奘大師靈骨的西安興教寺正面臨大規模拆遷。當地相關部門給出的拆遷原因是“絲綢之路聯合申遺的需要”,且此申遺及拆遷方案並未證得寺廟僧團方面完全同意。據媒體分析,申遺強拆背後,是著名曲江系公司的商業運作。此一強拆引發西北大學李利安教授、上海佛學院導師金易明教授、星雲大師、明賢法師、聖凱法師、諸多高校學子及大量網友呼籲有關部門慎重對待興教寺拆遷申遺,引發了佛教界、文化界等社會各界人士及國家有關部門的高度關注,導致興教寺強拆事件。
曲江文投是否參與運作興教寺申遺?
在興教寺拆遷背後,並非只是申遺工程。外界盛傳西安當地有名的曲江文化產業投資(集團)有限公司(簡稱曲江文投)是興教寺申遺的真正幕後推手。
由西安市長安區招商局發布的公開信息顯示,“西安興教寺旅遊區項目”的目標是對“興教寺周邊區域實施綜合利用,以興教寺為景區核心,建設一個融旅遊、文化、商貿、園林、觀光、休閒度假、宗教體驗為一體的文化旅遊綜合體”。
值得注意的是,長安區政府網站上的檔案顯示,《興教寺旅遊區建設項目》發布於2012年1月20日,由曲江文投總投資21507萬元,預計2014年完工。
曲江文投主導了“曲江模式”,即先在歷史文物附近圈地,炒作文化概念,然後進行招商引資,打造項目使得地價升值。實際投資120億元的大明宮遺址公園便是曲江文投最著名的項目之一。“曲江模式”在迅速走紅的同時,也飽受爭議。
“因為申遺,現在興教寺旅遊區項目的相關工作都暫停了,但是如果申遺不成功,或者有其他推動力,這個項目還是會重啟的。”接近曲江文投的知情人士透露。
不過,曲江文投發表聲明,稱並未參與興教寺的申遺工作。該項目的責任單位長安區民宗局也表示,曲江文投這一次確實沒有參與申遺工作。“興教寺2007年就被列入申遺項目範疇,但是這么多年也沒有動靜,所以我們有過打造佛教旅遊區的構想,就設立了這個項目,但是2012年11月,我們接到通知說申遺工作啟動了,這項開發計畫也就立即停止了。”西安市長安區民族宗教事務局局長張寧說。
幕後推手曲江系
借鑑希特勒的修辭策略:將民眾與興教寺強拆事件事實隔離
曲江系通過使用“語言規則”來使人民大眾與事件保持距離,通過口頭許諾的新建寺院的“換住地”的修辭手法以掩蓋其“強行驅遣僧人奪廟產”的無恥行徑,就是希特勒納粹策略在中國的套用!
在希特勒的第一號戰爭命令中,“殺戮”一詞便被“給予仁慈的死亡”所代替。所有官方通信都遵守這種“語言規則”。阿倫特指出,“很難在檔案中找到像‘滅絕’、‘消滅’或‘殺掉’這樣大膽的詞。給殺戮規定的代名詞是‘最終解決’、‘疏散’和‘特殊處理’。驅逐出境被稱為‘換住地’(把猶太人強制遣送)”。曲江系口頭承諾將新建寺院安置僧人的“換住地”修辭手法,同樣的“驅逐出境”本質,歷史的重演!
申遺背後的“曲江系家庭”
曲江系老闆段先念在《絲路申遺——西安千載難逢的歷史機遇》講話中說,“2005年國際古蹟遺址理事會第15屆大會《西安宣言》的發表、國際古蹟遺址理事會西安國際保護中心在西安的落戶……都是為了一個目的,就是確保申遺成功”。而國際古蹟遺址理事會西安國際保護中心和中國古蹟遺址保護協會的成員名單告訴我們,這是一個“曲江系家族”內部的申遺機構!請看:
國家文物局副局長童明康,同時擔任中國古蹟遺址保護協會主席、理事長、國際古蹟遺址理事會西安國際保護中心指導委員會委員。
中國建築設計研究院 陳同濱,同時擔任中國古蹟遺址保護協會副理事長。
中國社科院 安家瑤,同時擔任中國古蹟遺址保護協會副理事長。
國際古蹟遺址理事會 郭旃,同時擔任國際古蹟遺址理事會西安國際保護中心主任、管理委員會委員、中國古
跡遺址保護協會副理事長和國家文物局文物保護司巡視員。
西安市文物局副局長 向德,同時擔任西安博物院院長、國際古蹟遺址理事會西安國際保護中心常務副主任、法人代表和管理委員會委員。
西安市申遺辦公室負責人 馮健,為國際古蹟遺址理事會西安國際保護中心副主任、管理委員會委員、西安文物保護考古研究院副院長。
除此之外,擔任西安絲路申遺工作領導小組組長的西安市市長董軍,同時也是國際古蹟遺址理事會西安國際保護中心指導委員會委員。
一個個熟悉而又零散的名字,被“國際古蹟遺址理事會西安保護中心”和“中國古蹟遺址保護協會”貫穿到了一起。看似毫不相干的各路學者和官員,居然都成了這兩個神奇組織密切聯繫下的“一家人”。他們全方位、多角度、有側重、有簡別地分析興教寺拆遷的勢在必行,為這個盤根錯節、犬牙交錯的關係網的核心——西安當地政府張目。
一場各領域專家的分析論證過程,竟由集體參演的專家“劇團”合演了一出欺哄世人的大戲。到2013年為止,幾乎國內專家的所有說法,都是他們的一家之言;而未來所謂國際專家的說法,終究也將是他們的一家之言。我們不禁要問,為什麼對於西安整個興教寺事件的回應,就只有這一家包辦?這個神秘組織究竟隱藏著多少秘密?還有多少真相,我們不得而知?
百億申遺誰買單
“申遺”法難,更讓廣大民眾遭災。政府打著“公益”旗號申遺,明說為大眾謀福,暗中卻向納稅人和消費者轉嫁高昂的申遺負擔。“申遺”所需資金高達數百億,“公益”的旗號直接謀殺了民意,逼著納稅人無論是否享用“申遺”成果都必須掏腰包;除此之外還有過百億的負債,後續的資金償還,還有待土地升值、房價高漲後讓消費者承擔;還有修建公共設施、發放員工工資等大量費用,都將通過門票讓全國的消費者買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