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江法難
“曲江法難”是指以副市長商人段先念為首的曲江系利用“權力與資本交媾”的絕對權力，用“申遺”等手段變相奪取寺宗教聖物甚至奪寺驅僧，實施挾佛斂財的目的，其導致的結果是使寺院喪失宗教屬性，從而失去宗教對於社會的正常教化功能。2009年，曲江系策劃的法門寺景區開發伊始，世俗的景區生意就和法門寺宗教場所形成尖銳矛盾， 被打造成“法門寺文化景區”的法門寺內宗教活動受到嚴重影響。由於曲江系挾佛斂財的行徑，導致社會大眾對法門寺及僧團誤解重重，直到今天，大部分的遊客依 然誤以為法門寺景區就是法門寺，法門寺景區裡的假和尚就是和尚。這完全抹黑了法門寺及僧團形象，“曲江法難”，這一新時代的經濟法難，摧毀的是佛教的根本。民國時期的“廟產運動”，拉開了中國佛教百年經濟法難史。百餘年來，佛教寺產猶如垂死孤老的一筆無主遺產，為各種社會集團勢力所覬覦。 改革開放的前半程，轉型釋放了巨大的發展潛力。政府與市場沖在前線營營逐利，而傳統信仰則隱於角落默默存活，各自悠遊，相忘於江湖。隨著中國經濟由增量改 革、邁入結構調整，粗放利益的潛力被發掘殆盡。當下，與其說改革要提振勇氣開始趟深水區，不如說邊緣的利益增長點開始進入視野。“廟產經濟”作為GDP增 長的後起之秀、更作為地方政府政績的嶄新思路，開始倍受青睞。新一輪“廟產運動”如借屍還魂般再度上演。
據媒體報導，曲江系宣言不久興教寺也將被打造成“第二法門小鎮”，步入法門寺的後塵。“曲江法難”的狂風正向全國席捲而來。
法難解析：曲江樣板“系”
政商關係
1995年，西安曲江旅遊度假區設立，2003年改為現名曲江新區。西安外國語大學旅遊學院教授陳鋒儀，長期擔任西安市旅遊高級顧問，他介紹道：“曲江新區是從雁塔區剝離出來的一個獨立的有別於高新技術開發區的板塊。西安市政府初衷是通過建立這個新區，利用這個地方文化旅遊潛在的優勢，塑造一個全新的城市會客廳。可是，這個地方並不是一蹴而就的，先期投入的很多地產公司都賠錢了。這充分說明不是有資源就能賺錢，需要合適的商業運作模式。”
官方資料顯示，曲江新區管委會擁有教育衛生局、旅遊發展局等多個行政職能部門，但是沒有人大、政協等部門。《西安曲江文化產業投資(集團)有限公司2011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資券募集說明書》(以下簡稱《募集說明書》)介紹，“曲江新區管委會屬市政府直屬事業單位，局級建制。”“在轄區範圍內履行市級管理許可權，具有區域內建設項目審批、規劃定點、建設管理等職責。”西安市某官員對媒體談到，曲江新區管委會是“市政府派出機構，事業編制，企業管理。”“各部門把權都授到我們這個地方了，我們是一棟樓辦公，一個章子管到底，就是曲江管委會的章子把所有的章子都代替了。”
作為曲江新區管委會最重要的戰略運營平台，西安曲江文化產業投資(集團)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曲文投”)在1998年註冊成立，為國有獨資有限公司。它是曲江新區區域運營開發主體，融資平台，在曲江系公司格局中具有核心地位。
《西安曲江文化旅遊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年度報告》介紹，曲江新區管委會通過西安曲江文化控股有限公司來控制曲文投。曲江新區管委會持有西安曲江文化控股有限公司99.83%的股份，而西安曲江文化控股有限公司持有曲文投100%的股份。
曲江新區管委會和曲文投，在管理層那裡完成了政商一體的對接。工商資料顯示，曲江新區管委會主任李元，同時是曲文投董事長、西安曲江文化控股有限公司法人代表。曲江新區和曲文投合一，巨額資產可以直接劃撥。《募集說明書》提到，2009年，曲文投資本公積轉增實收資本15億，其來源即為曲江新區管委會向曲文投劃撥對大明宮投資集團和陝西文化產業投資有限公司100%股權。
法門寺一位高層告訴南都記者，“曲江公司在情況不利的時候是政府，有利的時候變成了企業。”最典型的即高爾夫球場事件。2012年，曲文投以“渭河城市運動公園”的名義違建高爾夫球場項目，後被曝光。據《每日經濟新聞》報導，中紀委曾派員調查。此事在曲江系內部引起強烈震動。而正是在這樣的危機背景下，當年10月22日，西安曲江文化控股有限公司註冊，控股曲文投，在形式上切割了曲江新區管委會與曲文投之間的政商合一形態。工商資料顯示，10月23日，曲文投的性質由“國有獨資”變為“法人獨資”。
曲江系的高爾夫球場計畫並不罕見。2012年，陝西省環保廳《關於史記韓城·風追司馬文化景區總體規劃環境影響報告書審查意見的函》印證了曲江系在韓城的商業計畫，“規劃區內禁止新建別墅、高爾夫球場、跑馬場等項目，濕地保護區內禁止開展旅遊活動。”而此前陝文投與延安當地合資的陝西文化產業(安塞)投資有限公司，曾有建設山地高爾夫練習場的規劃。
《募集說明書》顯示，在政策方面，曲文投具有壟斷地位，可以“在同等條件下優先取得文化產業資源和城市建設資源、地產資源”，而且“還享有一定的政策支持，如曲江管委會通過提供文化產業扶持資金、文化產業風險投資和貸款擔保的方式，為文化集團及下屬公司解決發展中面臨的資金瓶頸。”
曲文投在曲江新區文化產業工程項目上也具有壟斷地位，該部分業務均由曲江新區管委會委託曲文投承建。
忽然崛起
在經歷近10年的摸索之後，曲江新區快速發展的轉折點出現在2002年。“當時西安高新區有個厲害的人段先念。他做的‘田園都市’是個典型的景觀式社區，做得漂亮，賣得火爆。於是，西安市政府將段先念直接調到曲江新區，開始了一系列商業化運作，有了今天非凡的變化。”西安外國語大學旅遊學院教授陳鋒儀說。
曲江系的成名作為大雁塔北廣場。2003年12月31日，曲江新區的作品大雁塔北廣場建成開放，點睛之作為亞洲最大的矩陣式八級疊水音樂噴泉。大雁塔北廣場從旅遊角度而言很成功，開放當天即吸引10餘萬市民遊覽。
西安外國語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院長、教授王天定認為，“大雁塔北廣場迎合了陝西人的文化焦慮。以前大雁塔北廣場一帶是城市‘傷疤’。但是這個廣場聲光電的現代化，把大雁塔和周圍社區的關係完全切斷了。老百姓喜歡去大雁塔北廣場，只能說他們需要一個噴泉廣場。但這個廣場是否建在大雁塔邊，是一個問題。”
陳鋒儀說：“音樂噴泉一出世，確實震撼人心，不但讓到西安旅遊的人眼睛一亮，而且讓市民有城市歸宿感與自豪感。但我當時認為，應該按佛教文化的空間來塑造大雁塔空間。用很現代的手法會破壞這個神聖的佛門空間，沒了禪的意境。我提出可以建水面，但不宜搞音樂噴泉廣場。但那時西安太落後了，需要一個很震撼的大手筆的東西，這種時尚包裝思想占據了絕對的上風。”
緊接著大雁塔北廣場的，是在2005年開園的大唐芙蓉園，中國第一個全方位展示盛唐風貌的大型皇家園林式文化主題公園。陳鋒儀說，大唐芙蓉園確立了曲江“高起點、大手筆”的做事風格。
“大唐芙蓉園與大雁塔北廣場項目做完後，曲江新區的土地快速升值。原來曲江沒開發、待開發、待拆遷的土地，迅速由生地變成熟地，潛在的價值成為現實的生意。我印象中，那段時間曲江新區每天的土地價格在翻番，今天不簽契約，明天價格就變了。”陳鋒儀回憶。在兩大項目做完後，“文化+景觀+地產”的‘曲江模式’逐漸成型。曲江池(南湖)遺址公園崛起後，曲江景觀地產開發商與資本高手的形象在海內外成功確立。”
圈地，造景，炒地，賣地
“曲江模式”，即曲江系運作文化旅遊業的核心模式。
《西安曲江新區文化產業發展綱要》介紹，“文化旅遊業在整個文化產業體系中居於先導和核心地位，是曲江文化產業的龍頭和引擎。”“曲江模式”在各項目中基本特徵相同，即先在著名文化遺址周圍大片圈地，然後進行基礎配套設施建設，並炒作文化概念，抬高周邊地價。待地價升值後，再高價賣出。其地產的變種即墓地生意。(詳見《逐利法門寺》一文)《西安曲江模式：一座城市的文化穿越》一書將“曲江模式”的具體操作手法歸納為“倒序法”：“先一次把城市做足，再讓產業進來，資本進來”。
“這種經營模式(曲江模式)的支撐點是可以置換並產生巨大經濟效益的土地。曲江新區靠政策低價拿地，曲文投高價賣地。前提是要有足夠的土地儲備。於是，圈地、囤地成為必然，這種示範效應的惡果就是大規模的圈地造景運動。”陳鋒儀認為，“(曲江模式)還有一個重要的核心要素，就是文化資源足夠有魅力，能夠產生文化壟斷。西安獨不缺這樣的文化資源。”
在曲江系的圈地造景運動中，賣地盈利最大的項目是2010年開園的大明宮國家遺址公園項目。整個大明宮遺址區保護改造規劃面積為19.16平方公里，其中大明宮國家遺址公園面積僅為3.2平方公里，而周邊改造區域面積達12.74平方公里。“周邊改造區域”即為“曲江模式”公式中的地產生意。憑藉大明宮遺址這一概念，曲江系圈起的12.74平方公里巨量地塊迅速升值。一位接近曲江系高層的人士告訴南都記者，“曲江在大明宮項目上賺翻了，幾十億是有的。”
“曲江承接這個項目後，提出了一個大遺址保護理念。客觀地講，非常棒。因為如果完整地、穩健地按照這個理念去建設大明宮地區，那將是文化型城市的改造樣本，”陳鋒儀告訴南都記者，“這個浩大的集文化遺產保護、社區改造、未來商圈構建於一體的項目，是一種新型城市綜合體建設理念，需要創新性的資本運作，才能夠成功。於是，曲江的商業精英運用土地置換的方式有效解決了這個問題，即你幫我建景區，我給你匹配土地，這些土地個個都是黃金地段。”
大明宮國家遺址公園項目是一個“獻禮”工程，其全面建設時間只有一年，“確保大明宮國家遺址公園2010年國慶期間盛大開園”。一位接近曲江系的人士告訴南都記者，“建大明宮遺址公園，有時候碎石渣也填進去。曲江每年光公園維修就花上千萬。”南都記者在大明宮含元殿遺址工程附近看到，這個建成時間只有兩年的工程，磚石上面有大量“傷疤”，有的磚頭整個翹起了。
興教寺“申遺”拆遷事件，透露出曲江系炒作“申遺”概念的商業計畫。而其已經上馬的一大“申遺”商業項目，為漢長安城遺址項目。該項目總占地75.02平方公里，其中遺址保護總面積65平方公里，其餘地塊為曲江系地產操作留下了廣闊的空間。項目啟動區域為漢長安城未央宮遺址申報絲綢之路世界文化遺產範圍。2011年7月，漢長安城遺址保護概念策劃方案匯報會在曲江管委會舉行，值得注意的是，參會的國際人士不是知名文物保護專家，而是國際知名規劃設計公司人員。
“‘曲江現象’並不偶然，它是一種獨特的城市饑渴症所誘發的必然現象。這種政府主導市場開發的城市經營機制，和我們所處的‘大政府小社會’的社區環境有密切關係。”陳鋒儀評價，“我們反思‘曲江現象’，是因為過度商業開發會傷及文化，而西安恰恰是一座世界級的文明古城，有七大系列世界級文化資源。文化景觀的重構，要慎之又慎，要走公益化建設的道路。”
假廟“綁架”真廟
除了世界文化遺產概念，曲江系打的另一張牌是宗教概念，而主要手法就是用假廟來“綁架”真廟。在曲江系建造的非宗教活動場所的景區中，最有名的是法門寺景區，而最“逼真”的是西安周至縣的趙公明財神文化景區。
宗教活動場所登記證顯示，名稱為“財神廟”的道觀，地址在周至縣集賢鎮趙大村，負責人 叫 杜 宗 真 。號 碼 為“ 宗 場 證 字(陝)D 010130004”。記者從趙大村財神廟管委會處核實到，杜宗真是真正的財神廟的道長，與財神廟景區無關。
真正的財神廟是一座院落很小的廟，庭院裡有一個巨大的元寶造型香爐，正式名字叫“趙公明廟”。旁邊的石碑上顯示，廟始建於明清時期，為陝西省第五批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運營景區的是西安曲江樓觀道文化景區管理有限公司，曲江文旅的子公司，60元的門票上寫著“趙公明財神廟”字樣。
這個包裝成寺廟的趙公明財神文化景區，占地約531畝，仿古建築眾多，規模遠遠超過真財神廟。景區正中的財神殿，氣勢恢宏，有34米高，分四層。景區所在地為趙大村，距離真財神廟一公里，該處地方和趙公明身世本無直接關係，但在導遊圖上卻寫著一處叫“趙公明墓”的景點。實際上這個景點修建僅兩年。
一位終南山宗教界資深人士告訴南都記者，“景區公司內部有規定，員工對遊客都講是在原址修建的廟。”記者在景區的體驗證實了該人士的話。在穿過景區巨大的牌坊後，遇到的一位工作人員說：“這個廟老底子了，有年頭了，趙公明就在這裡生的。”在另一處賣“招財金蟾”金幣的地方，一位工作人員介紹，“老廟以前也在這個地方，這個是重新修建的。”在景區財神殿里，第三位工作人員告訴南都記者，“廟是在遺址上新建的。”
這個並非宗教活動場所的地方，卻放置了不少功德箱，財神殿放置著五個，兩側的廟也都設有。記者從趙公明財神文化景區官網沒有查明這些功德箱捐款的去向。
在曲江系之前，財神廟蘊含的商業價值就已經被人注意了。記者獲得的經營契約顯示，2008年，周至縣集賢鎮趙大村四組與張強簽訂契約，授權張強獨家經營管理趙公明廟、公明陵，年限15年。
2010年春天，曲江系開始打造趙公明財神文化景區，對外宣稱這是財神廟。當年三四月份，西安曲江文化旅遊(集團)有限公司有人來和趙大村有關人士接觸，提出把真正的財神廟關掉，作為博物館，以後將宗教活動放到景區那裡。談了兩次但都沒獲得應允。
一位相關人士回憶，2012年5月，曲文投子公司西安曲江文化旅遊(集團)有限公司(2012年9月13日全稱變更為“西安曲江旅遊投資(集團)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曲江旅遊集團”)醞釀借殼ST長信(長安信息產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置入趙公明財神文化景區等資產上市，引起巨大爭議。“後來(曲江公司)把景區的標示寫上‘財神文化區’字樣，裡面的二三十個假道士連夜讓回去了。他們當時說這是財神文化景區，蓋得像廟但不是廟。”長安信息產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於2012年9月26日名稱變更為西安曲江文化旅遊股份有限公司，簡稱“曲江文旅”。2012年9月28日，“曲江文旅”作為曲江旅遊集團子公司正式登入A股市場。
輸出克隆產品
“如果否定曲江模式，就是否定西安市這幾年來的發展路子。”2010年面對《時代周報》記者採訪中，西安市某官員引用另一位官員的話說。“曲江模式”並未因質疑遭否定，獲得政策層面支持，它不斷向外輻射。
曲江系對外輸出“曲江模式”的運營平台為陝西文化產業投資控股(集團)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陝文投”)。以陝文投為核心，曲江系在陝西省內布局了文投系公司群。工商資料顯示，陝文投註冊資本20 .33億元，從事重大文化產業項目戰略投資、融資和風險投資等。陝文投法人代表和董事長是段先念。段先念也是西安市副市長、曲江新區黨工委書記。
股權結構表顯示，陝文投具有曲江“血統”。陝文投有四大股東。其控股股東曲文投，投資11 .43億元，股份65 .58%，入股時間為2009年6月22日。曲文投控股保證了陝文投“曲江模式”的路子。
為了擁有省內發展的便利性，陝文投在三個月後又吸收了延安和榆林的資本。2009年9月22日，延安市鼎源投資有限責任公司注資1億元，占股5.74%；榆林市城市投資經營集團有限公司注資1億元，占股5.74%。
為了讓陝文投擁有省級國企的血統，2009年，陝西省財政廳給陝文投注資4億。這一數字在2012年增至6.9億，占股33.94%。陝西省財政廳的注資使得陝文投成為正廳級單位。陝文投某負責人曾對媒體記者談道，“我們到各個地市去，人家都是地市級，假如說這個公司沒有級別，你能跟市長對話嗎？能跟市長談我們怎么發展嗎？沒辦法！”
曲江系靠巨額貸款來運營其大手筆。其多家子公司上市計畫至今只有曲江文旅實現。在巨債壓力下，曲江系不斷尋找新的文化資源和土地，而陝西省內各地普遍缺乏曲江系的策劃、運作能力，雙方往往一拍即合。2012年榆林市高層稱要“赴西安等地就陝文投集團已建成項目進行考察，在開闊眼界的同時要學習先進理念”。
2010年6月23日，陝西文化產業(韓城)投資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韓城文投”)成立。這是曲江系的典型克隆產品。韓城文投是由陝文投與韓城市政府及韓城當地6家民營企業共同出資成立的國有文化產業投資企業，註冊資本金10億元。工商資料顯示，韓城文投的法人代表和董事長為韓城市民營企業家丁沛生。但韓城文投的控股方為陝文投。韓城文投正開發陝西韓城市從古城到司馬遷祠這一區域。(詳見下文《韓城古城：拆除式保護？》)
曲江系其他的省內克隆體包括延安文化產業投資有限公司、陝西文化產業(安塞)投資有限公司和榆林文化產業投資有限公司等。2011年年初，陝文投成立了黃帝陵精神家園項目組，要結合聲光電等高科技元素建立黃帝文化感受區。
在曲江新區官網一篇《曲江新略》的文章中，曲江系這樣描述自己的擴張之路：“曲江就是要借萬眾之力而推城改，借城改之機惠及萬千百姓，引爆一場新型城市化革命的暴風驟雨。”
法難本質：新廟產運動
利益狂潮下的“經濟法難”
無法相信，在社會主義的中國，在現代化建設的今天，在中國夢起飛的當口，居然能夠上演一出比羊吃人的圈地運動還血腥的“興教寺事件”。趙朴老曾經指出：“一個場所被列為文物保護單位，這是一回事；被列為文物保護單位的那個場所歸誰管，派什麼用場，這又是一回事。文物保護單位與文物部門管理的單位，是兩個概念，兩者不容混淆，更不能等同。據我所知，天安門城樓、魯迅墓、中山陵、頤和園、拙政園、留園、天壇等都被列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並沒有因此而變成文物部門直接管理的一個單位，它們都由相應的主管部門和單位在管理，都有其各自獨特的用途。寺觀更應如此，比如扎什倫布寺、嘎登寺、色拉寺、哲蚌寺、大昭寺、塔爾寺、伊斯蘭教的牛街禮拜寺等都被列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能構想把這些宗教活動場所改變成為政府文物部門直接管理的一個單位，作為科學研究、進行宣傳教育的陣地嗎？”
從經濟學案例分析角度來看，興教寺事件其實是很簡單的商業運作模式，先將廟產劃為文物，之後將文物劃出寺廟，再以保護文物為名驅趕出家人，強占寺廟，“申遺”之後隨之而來的必然是開發旅遊門票和一系列的產業鏈條。商業利益呼之欲出。
“新廟產運動”下的經濟法難
“申遺”法難，更讓廣大民眾遭災。政府打著“公益”旗號申遺，明說為大眾謀福，暗中卻向納稅人和消費者轉嫁高昂的申遺負擔。“申遺”所需資金高達數百億，“公益”的旗號直接謀殺了民意，逼著納稅人無論是否享用“申遺”成果都必須掏腰包；除此之外還有過百億的負債，後續的資金償還，還有待土地升值、房價高漲後讓消費者承擔；還有修建公共設施、發放員工工資等大量費用，都將通過門票讓全國的消費者買單。法難推手：副市長商人段先念
法難推手副市長商人段先念，2013年4月親臨興教寺，直接指揮暴力強拆，踐踏僧人人權，將寺院建築拆遷與否的決定權寄託給“國際專家”，褻瀆國家主權，在中國夢正在起飛，習總書記中華文明復興的偉大綱領正在全面落實的今天，段先念一意孤行違反全人類道德依止、敵對全中國民眾普遍呼籲，以控制輿情、恐嚇僧人、打壓良心媒體的方式，垢顏無恥地粉飾副市長商人的“濟世利民”形象。他野心膨脹，在西安打造自家的“保協、中心”機構，整合“宗教、文物”兩局，野蠻違背黨的宗教政策與國務院精神，先後侵占法門寺佛指舍利、玄奘大師譯場大雁塔、義淨三藏譯場小雁塔等祖師道場，變成段先念副市長商人的經濟抓手。
他繼續將魔爪伸向玄奘大師葬身地的興教寺及鳩摩羅什大師舍利塔所在的草堂寺等道場，並進一步把計畫訂到四祖庭八大寺院，發誓要將所有佛教祖庭都變成他的經濟抓手，要將佛教的旅遊文化資源變成他的真金白銀。
最近，段先念副市長商人的怪異身份在民眾中被忽然曝光出來，他奪寺驅僧強行控制僧侶發言權，強行取消申遺事件退出權。挪用國家機器打擊報復、威脅恐嚇良心媒體人士及寺院僧人，動用媒體專家大肆污衊誹謗出家僧團的惡劣行徑也被一一曝光。貪沒佛門資財，滿足一己之私，霸占有價值的聖物，摧毀文化根脈，種種惡行被不斷曝光。雖然這位副市長商人段先念拚命打造“廉潔”與“奉獻”的“清官”形象，但廣大網民最大的期盼仍然只是一個：副市長商人段先念是否有膽量公布個人財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