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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今中國正在繼續發軔於近代的借鑑西方走向富強之路的現代化進程，而中華民族悲壯的近代磨難的主要原因便在於對西方文化的跨文化誤讀，進而反思近代中國的悲壯歷程對當前中國或許尤為緊要。很多中華學人矢志於辨析近代悲劇，不斷闡發各自的宏論新見，以期儘可能認知近代悲劇的歷史語境，而成為當前中國之鑑。袁偉時先生的《晚清大變局中的思潮與人物》便是辨剖近代悲劇的近著中極蘊新見的佳構。作者在書中主要剖析了鴉片戰爭後五十年間(一八四○——一八九○)中華文化的能動表現者面對突然不期而至的西方文化的思考與迷失，從多方面揭示從經世致用思潮到洋務思潮時期的思想家政治家“面對亘古未有的大變局，究竟什麼才是救國救民的正確道路”的殫精思考。作者高度評價魏源、郭嵩燾、王韜、馮桂芬、鄭觀應等有識之士，充分肯定他們的思想，稱他們為“早期民主思想家”。
這些有識之士雖不曾執掌大權，甚至不曾入仕，但他們位卑不忘國憂，面對西方文化，他們廣泛學習，認真觀察，竭智思考，著書立言，為中國抵禦侵略走向富強而嘔心擘畫，形成對西方文化的合理認知，並積極倡導中國學習西方政治經濟教育制度，走向富國強民的現代社會。
這些有識之士儘管囿於當時的有限認知，沒能象作者那樣明確指出“華夷之辨是傳統文化留給中華民族的歷史重負”，“是中華民族步履蹣跚的直接原因，也是這個古老民族仍在沉睡的重要標誌”，但他們已經認識到西方人不是夷狄。進而他們認識到西方“富強之基，與其政教精實嚴密，斐然可觀，而文章禮樂不逮中華遠甚。”“汽輪車船奪天工造化之奇，橫行江海，無以為敵”(郭嵩燾)，西方“以禮義為教，而不專恃甲兵；以仁信為基，而不先尚詐力；以教化德澤為本，而不徒講富強”(王韜)，而中國則已落後於西方，“人無棄材不如夷，地無遺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實必符不如夷”(馮桂芬)。
至若向西方學習什麼，這些有識之士指出，中國若要富強，首先應學習西方建立私有經濟主導的工業化經濟制度，“西洋之富專在民，不在國家也”，“夫將欲使中國火輪船與洋人爭勝，徒恃官置之一二船無當也。使商民皆得置造火輪船以分洋人利，能與洋人分利，即能與爭勝無益”。(郭嵩燾)。
那么，這些有識之士的對西方文化的合理認知以及據此對中國發展取向的合理選擇為何不能為當權者所認同接受採納呢？
我以為關鍵在於這些有識之士對西方富強的跨文化誤讀，他們誤讀了西方社會富強的起始條件，以為在當時中國的專制制度下是可以建立起富強的現代化社會的，而實際上西方建立富強的現代化社會的起始條件完全不同於當時中國的基於小農經濟的專制社會制度和封閉保守的文化傳統。
專制制度與富強有重大的不相容性。專制制度下只能實現有限的富強，而專制制度下的富強往往潛生民族和文化毀滅性因素。社會富強最終需要打倒專制。當時有識之士沒有認識到西方思想家對專制制度的全面批判，因而沒有認識到他們的建議根本不可能為當時中國的專制制度的當權者所接受採納，或者說他們的建議不可能使當時專制制度下的中國真正走向西方式的富強的現代化社會。
作者在書中還理性地分析了當時對西方民主和策略的合理性，指糾了一些人對郭嵩燾、徐繼畬甚至李鴻章的投降、賣國的不實斥罵，同時對赫德、林樂知、傅蘭雅等西方在華人士對中國學習西方的建議作了冷麵周細的分析，直斥一些人對西方人建議的純情緒化反應，並坦陳了作者對太平天國、學習西方三階段說、曾國藩、民眾性等問題的思考和理解。這些閎見同樣惠人新識，啟人深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