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空型

時空型也名空間型，指空間的兩個結構體之間的同構關係。 時空型決策所指的空間是三度空間，除了肉眼空間，還包括更大的巨觀空間和更小的微觀空間。這樣的三度空間，還在時間線上不斷變換著運動的角度，構成複雜多變的時空模型。根據複雜多變的時空模型進行的決策，是時空型決策。
空間型決策 肉眼可見的空間最容易被我們感知。只能根據肉眼空間可見的東西（雜多）進行的決策，是空間型決策。
這種能力，在一個兩歲小孩身上就已經初步產生了。小孩子搭積木，木塊兒一歪，他意識到“不好，要倒！”這是他根據肉眼可見空間的情形對未來做出的判斷。可見感知肉眼空間的能力在幼兒就發育出來了，是一種初級決策能力。
有些成人的思維方式基本定留在空間型決策水平。改革開放了，他意識不到要學幾手以備變革。下崗了，才意識到大鍋飯飯碗會強行搬掉。再找工作，還認定“去‘國營’最好”。他只相信“眼見為實”。他能回顧過去的經驗，如生活困難時期回農村種地的都丟了城市戶口，所以堅決不能離開已經占領的位置；但不會沿著時間發展脈絡，觸摸到“計畫經濟乾‘國營’，市場經濟乾‘私營’” 這個變化著的潮流。所以，他不能對變化做好實實在在的準備。
一個空間決策型的飯館老闆，不相信質量、服務、低價會給他賺錢，只看見一個個“長腿的錢包”走進飯店來，他要做的就是把這個“錢包”狠砍一刀，此所謂短期效益。
印度尼西亞的蘇哈托總統，大致是一個空間型決策者。他把國家的重要行業都放到自己的子女手中，全家團聚時，印尼的經濟要員也就集合了，看得見，也摸得著了。結果，他的國家在金融危機中貨幣貶值最深。
時空型決策 時間比肉眼空間難於感知。能夠認知時間運動趨勢的人，擁有時間型人生。
幼兒把火柴丟在草垛旁，看見冒煙，光知道害怕逃跑，卻想不到一小時裡會把家一塊兒燒光，更想不到燒光之後家裡的困境。幼兒對時間的感知能力還沒形成。一般人到少年時期就能感知時間的性質。拚命考大學的人，起碼是具備時間決策能力的人（也包括沒上大學，卻勤奮學習的人）。他們具有良好的時間想像力，明白，今天看似沒用的知識，未來會很有用，所以他放棄種種玩樂的機會，去從事艱苦的學習，實實在在把今天借給明天。
金融危機前的馬來西亞和泰國，是時間決策型國家，他們拚命發展經濟。馬來西亞大面積砍倒不再賺錢的橡膠樹改種棕櫚樹，泰國則不惜大興色情業來推動旅遊經濟。那些短壽而沒有婚姻的“人妖”，把生命和幸福借給了泰國的未來。這兩個國家在金融危機中貨幣貶值率居中。
時空型決策 時空型決策所指的空間是三度空間，除了肉眼空間，還包括更大的巨觀空間和更小的微觀空間。這樣的三度空間，還在時間線上不斷變換著運動的角度，構成複雜多變的時空模型。根據複雜多變的時空模型進行的決策，是時空型決策。
一個時空型決策者，對於時間的遠、中、近觀，和空間上的宏、中、微觀，擁有層次豐富而分明的想像力。這種想像力，基於天賦、教育、信息和不斷被實踐檢驗著的理性與悟性的積累，而可以高瞻遠矚的社會立足點和廣闊的視野，也是其形成的必要條件。
金融危機前的新加坡和香港，是有時空型決策傾向的國家和地區。他們能夠在複雜多變的時空中找到比較準確的定位，從而比較有效地掌控住自己的命運。這一點，可能也得益於其地域之小。新加坡和香港在金融危機中貨幣貶值率最低，在化解危機中也顯得有些餘地。
《第三次浪潮》的作者托夫勒是一個典型的有時空型決策能力的人。他在70年代，就準確預見到人類社會在大機器生產後、電腦帶來的今天我們的生存狀態。那些在歷史上成功地把握國家和企業的航向，引導人們順應潮流的人，是時空型決策者。從事戰略決策的政府、企業決策者和他們的決策諮詢顧問，也應該是這樣的人。
這種人必是在關乎時代命脈的關鍵位置或環節上刻苦實踐，總結經驗，追求成功。在這個劇烈變化的時代，他們是那些把變化看作最佳生活方式的人。他們的秘訣是建立和不斷建立與客觀規律相切合的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把自己融入社會時空的命運共同體。他們絕不會置身於變化之外去抱怨指責，他們永遠是樂觀主義者，把一切困境都當作據以創造的環境、幸運與機遇。
據說聯合國招收那些45歲以下、從事過5種以上工作、每種工作都取得優異成績的人為官員。這些人的生活經歷說明了他們擁有與客觀規律相切合的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也預示了他們有超越政治、經濟、民族、文化障礙的理解力與行動力。
美國政府在時空型決策方面所占的優勢，尚沒有其他國家可比。這種優勢使美國得以把自己的“夕陽”趨勢嫁接到開發中國家的“朝陽”趨勢上持續增長。這種優勢也使得美國常常把國際危機當作戰略起跳的跳板。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世界成為廢墟，各國處在生存危機之中。對於時空型決策者而言，沒有比這更好的機會去建立一個全球化的利益共同體了。馬歇爾將軍歷史性地意識到了這一點，馬歇爾計畫的提出、批准和實施，是美國二戰以後逐步形成世界霸權的基礎所在。無獨有偶，第一次海灣戰爭中的老布希，在經濟學家預言美國將重演英國“日不落帝國之日落”的嘆息之中，利用伊拉克侵略伊朗這一危機，邀請戈巴契夫跳舞，跳一支“共同解決兩伊戰爭問題”之舞。隨著戈巴契夫應聲起舞，開始譴責薩達姆並斷絕其武器供應，美蘇發表關於海灣問題的聯合聲明，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大陣營立刻混為一體。同時，老布希讓日本人出錢，讓聯合國批准出兵，在全世界眾目睽睽下，上演了一出驚心動魄的“愛國者”飛彈和“飛毛腿”飛彈的對手戲。對於美國國會而言，這是一次兵諫，美國人認識到高科技的威力，從此發展高科技成為義無反顧的美國國策。高科技就這樣把美國從經濟衰退中搶救過來，經濟曲線10年長線上揚。這是又一次利用國際戰爭危機建立利益共同體，為本國發展戰略服務的例證。
所以說，高科技不是美國領先的秘訣所在，而是其時空型決策的結果。時空型決策才是美國領先全球的真正秘訣。誰不明白這點，誰就永遠超越不了美國。
中國人講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說明一個國家的治理水平與這個國家的人的修養息息相關。有了托夫勒、比爾.蓋茨、索羅斯這樣的典型的時空型決策者群體，美國才有可能有一個時空型決策的政府。
說起來，當年東南亞國家的“空間型”和“時間型”政府，輸給了“時空型金融殺手”索羅斯，實際上，他們也不單單是敗給索羅斯，同時敗給的還有時空性極強的“金融業”本身。他們駕馭不了現代金融複雜而多變的規律。朱鎔基政府請海外金融里手幫自己提高金融管理水平，不失為一招決策妙棋。不拘一格、超越常規地培植中國自己的金融智囊，更是人力資源策略的重中之重。
提高決策者思維方法論的檔次，是中國第一重要的課題。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說，正確的決策方法論是第一生產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