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覺寺[成都昭覺寺]](/img/a/aba/nBnauM3X2EDMxADN2QzN5IDN0UTMyITNykTO0EDMwAjMwUzL0czLxEzLt92YucmbvRWdo5Cd0FmLxE2LvoDc0RHa.jpg "昭覺寺[成都昭覺寺]")
歷史沿革
昭覺寺昭覺寺在漢朝是眉州司馬董常的故宅，宅號“建元”。
昭覺寺唐朝貞觀年間，初名“建元寺”。
唐宣宗時賜名“昭覺”。
唐僖宗乾符四年(877年)，唐代高僧、禪宗曹洞宗傳人休夢禪師任建元寺住持，他興工構殿，擴建寺廟，並奉旨改寺名為“昭覺”。
休夢禪師在昭覺寺住持23年，他言峻機悟，啟人思維，曾應召為僖宗說法，僖宗賜他紫磨納衣三事，龍風毯一件，寶器盛辟支佛牙一函。
五代十國時，戰亂迭起，昭覺寺僅存“房舍五間，田土三百廛”。後殿堂衰頹，寺廟荒蕪。
昭覺寺北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 休夢法師五世法嗣延美禪師住持昭覺，用了30多年的時間進行全面修復，殿堂房舍增至300餘間，建有大雄寶殿、唱梵堂、羅漢堂、六祖堂、翊善堂、列宿堂、大悲堂、輪藏閣等主體建築，塑像、畫像、碑記、寺額等恢復舊貌。
寺內經濟實力雄厚。李畋《重修昭覺寺記》中載道：“供食之豐潔，法席之華煥，時一大會，朝飯千眾，累茵敷座，未有一物，愛假外求”。
宋神宗元豐末年(1085年)，禪宗臨宗禪師純白任昭覺寺住持，開堂說法，從者甚多，被稱為“西川第一叢林”。
宋徽宗崇寧年間(1102-1106年)及宋高宗紹興初年(1131年)，圓悟克勤(原號佛果克勤)兩度住持昭覺寺，紹興五年(1135年)在昭覺寺圓寂。至今寺內尚存圓悟禪師墓。
明朝洪武二十年(1387年)，朱元璋命蜀獻王迎接智潤禪師任昭覺寺住持，並擴建寺廟。據清代李羽中靄《重修昭覺寺記》記載：“明蜀獻王又拓之，周圍牆垣繚繞七百餘丈，紺殿綺雲，金身撐漢，以致藏閣僧廊，諸天佛祖，莫不宏麗俱備。”
崇禎十七年(1644年)毀於兵火。清代高僧破山和尚發起重建，並開荒種田，植樹造林，修築石堰7.5公里。
清康熙二年(1663年)，丈雪法師在此結茅禪居，籌款重建，先後修建了大雄寶殿、圓覺殿、天王殿、金剛殿、說法堂、藏經樓、八角亭等殿宇，重塑佛像，迎請佛經，恢復叢林大觀。
康熙十二年(1673年)，佛冤法師任昭覺寺住持，又繼建先覺堂、御後樓、五觀堂，客堂、鐘鼓樓及寮房300餘間。
佛冤還受清朝政府派遣，深入阿壩、松潘等藏族地區近6年之久，受到藏族民眾的尊敬。回川時，藏胞送他乳誨(椰飄)一支、念珠一串。回昭覺寺後他把它的懸掛在大雄寶殿上，以示友好。
昭覺寺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佛冤年邁時，派弟子去松潘迎請藏族格西竹峰入主昭覺，成為修復後的第三任方丈。竹峰在寺內設密壇，供蒙藏族喇嘛僧人修持密法。直至今日，藏僧來成都大都住在寺內。
1919年，朱德曾在昭覺寺避難。
昭覺寺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動亂”中，昭覺寺受到極為嚴重的破壞、“文革”伊始，昭覺寺首先受到衝擊，全寺佛像無一倖存，寺內的大雄寶殿和說法堂遭到徹底的摧毀被夷為平地，全寺所有的法器蕩然無存。
由於解放軍的及時進駐，雖然使破壞活動受到了制止，但寺已不在。
後曾一度被改為北郊公園，1975年，動物園進駐寺內，在園林區域伐木取材建起了各種動息嬉戲的場館，並對寺院殘存建築進行重新規劃和改首先在原大雄殿和說法堂的遺址上開鑿成人工湖，唯有原殿前生存的黃樹被保留下來，孤立地環顧著水面靜觀世變。
五觀堂被改成為湖濱餐廳，向遊人開放。僧團被悉數收編為集體職工，宗教活動也全部中斷。
1981年，四川省政協委員隆蓮寬霖、李熙亭、江富考等聯名發起《請從速劃定範圍保護黨寺文物古蹟案》，是年4月29日，經審議由四川省政正式簽署了提請省人民政府交成都市人民政府研究辦的審案意見，從維護黨的宗教政策，尊人民民眾的宗教感情出發，省市黨政有關部門率先在成動物園範圍內，對圓悟國師墓實施保護措施，劃定適當圍由昭覺寺管理。
1983年，國務院確定昭覺寺為全國漢族地區重點佛教寺廟後，四川省及成都市人民政府通過與宗教界人士多次協商，作出對業已經過改造並已具規模的成都動園，實行寺園雙方‘劃界築牆，徹底分開”的決定。省市政有關部門，曾經兩次會會長趙朴初專程來寺，共同磋商，研究實施方案。
1984年交給佛教團體管理使用，從1984年起，先後維修了大山門、八角亭、天王殿、地藏殿、觀音閣、御書樓、韋馱殿、藏經樓、五觀堂、石佛殿、普同塔、先覺堂等殿堂樓亭。
天王殿內，新塑了彌勒佛、四大天王像、木雕接引佛像。觀音閣內，塑了三大士、四祖師及壁塑十八羅漢漂海像。
韋馱殿中，供奉著地藏、韋馱和十二圓覺像。先覺堂，供奉本寺開山祖師破山、圓悟、丈雪法師塑像。藏經樓，供奉玉佛像、珍藏經典、文物。
到1986年，有80多名僧人先後來到昭覺寺，其中60歲以上的僧人16名，31歲至60歲的僧人44名，30歲以下青年僧人21名。他們中間，有大學學歷的3人，高中文化程度的45人，國小畢業或識字的29名。僧人們推選了四川省佛教協會會長清定法師擔任昭覺寺方丈，現任方丈為慈青和尚。
昭覺寺不僅在中國佛教史上占有重要位置，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也作出過突出貢獻。
至今，日本和東南亞一帶的許多佛教寺廟還把昭覺寺視為祖庭。著名高僧圓悟禪師所寫的《碧岩錄》、《圓悟心要》被列入日本的大正藏。
他所著《茶禪一味》傳入日本300餘年，至今還被日本茶道界奉為至寶。
建築格局
昭覺寺昭覺寺位於成都市二環路外動物園背後的青龍場， 與成都動物園相連，據老人們說動物園當年都是寺廟的一
第一禪林部分，可見昔日寺廟的壯觀。
“第一禪林”便是現昭覺寺的大門。
原來有著“昭覺寺”匾額的大門緊鄰動物園，遊客反而很難注意到。
昭覺寺整體布局非常完善。中軸線由大山門、八角亭、天王殿、大雄寶殿、藏經樓組成，兩側是觀音閣、御書樓、石佛殿（涅槃堂）、大師殿（御書樓）、先覺堂、鐘樓、鼓樓、普同塔院、圓悟禪師塔、禪堂、客堂、僧房、齋堂、放生池等等。
穿過寬敞的林蔭道，便是八角亭，之後是第一座大殿“天王殿”。
天王殿內供奉彌勒佛、四大天王像等。天王殿前的石橋最為古老，應該是所存不多的歷史遺蹟。
虔心亭大雄寶殿內供奉著漢白玉雕塑三身佛像。分別是“毗盧遮那佛”、“盧舍那佛”、“釋迦牟尼佛”，三身佛兩旁侍立著阿難、迦葉立像。大殿兩側是神態各異的十八羅漢像。
大雄寶殿外有個著名的所在，叫做“樹包碑”。這是棵有著千年樹齡的大樹，在這大樹的裡面包有一個石碑。
據說當年昭覺寺的道魁祖師所留遺偈，“樹包碑，椰瓢飛，柱頭落地祖師歸”，後來全部應驗。因此這個樹包碑便成了寺內的佛法應驗處。
圓通寶殿造型是昭覺寺獨有的，屬於寺內標誌性建築。
藏經樓里有眾多年代久遠具有歷史和文物價值的經書，這是不對外開放的。
主要景點
建築
昭覺寺其主要建築有：山門、八角亭、天王殿、先覺堂、圓覺堂、御書樓、觀音閣、涅槃堂、藏經樓和圓悟禪師墓 園等， 是西南地區規模最為宏大、壯觀的寺院之一。
寺內殿堂內留有不少寺內僧人自撰的贊詩：聚沙亭在寺南三里聚沙橋側，明蜀藩建。
明代丈雪禪師有《聚沙亭》詩：“鎮日風和太古弦，聲前常見萬峰攢；沙浮水面人初集，雨洗芙蓉露未乾。徑引小橋天上下，亭高半月鎖琅殲；呼童漫把霜花葉，瀹茗炊成詩一聯”；
涅盤堂，堂廣五楹，朴雅古潔，為誦經之所。清代歸一大禪師有《涅盤堂》詩：“生死關頭定不訛，伊誰解脫涅盤過；化身西向彌陀國，幻影南無法會羅。舍利子兮皆若是，須菩提也意云何；去來如果全滑滅，極樂隨緣自在鄉”；
說法堂，堂廣五楹，規模闊大，為方丈說法之所。歸一大禪師《說法堂》詩讚曰：“功德莊嚴佛殿庭，法堂說法響雷霆；何須樹下跏趺坐，便可階前仔細聽。
詮到無言花雨異，傳將有相石頭靈；宗門演教應如此，鄭重從來戴典型”。
詩畫
天王殿宋代名臣范鎮游昭覺寺，有詩曰：“唐寺傳城北，春風引客游；殘碑橫竹徑，疏磐出僧樓。塔古苔花積，房深只樹幽；漫嫌人寂寂，好與客勾留。”
劉道開游昭覺寺詩：“出郭尋幽十里賒，梵宮元是古宣華；寶函街貯高僧衲，王殿曾頒古佛牙。
正法昔嘗傳五葉，虛堂誰復演三車；此來欲訪勤公跡，襲襲香風飄桂花。”
釋印昌宿昭覺寺詩：“乘閒遊勝地，杖策月明中；煙散山光淡，春深草木封。泉流分野色，溪度引長虹；難盡歸歟興，仍聞靜夜鍾。”
曹禮先游昭覺寺詩：“偶尋仙梵識華宮，小向山幽折桂叢；晝永梵香宗定慧，雨余蒔藥悟參同。高城雲壓千峰黑，野樹霜酣萬葉紅；憑眺移時成小憩，微聞鍾韻散松風。”
康熙四十二年（1703），康熙皇帝賜昭覺寺“法界精嚴”匾額，並題五言律詩一道贊之:“入門不見寺，十里聽松風。香氣飄金界，清陰帶碧空。霜皮僧臘老，天籟梵音通。咫尺蓬萊樹，春光共郁蔥”；
1919年，朱德曾在昭覺寺避難，與當時方丈了塵法師相交甚深，他住在現寺內的八仙堂。離寺後曾贈“應世人間”匾額給昭覺寺。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還多次贈蘭花等物予寺；
近代畫家張大千先生曾在昭覺寺住了4年，潛心研究繪畫藝術，也給寺內留下了不少珍貴手跡。
寺院活動
地藏殿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昭覺寺立即受到政府的保護，並被省、市人民政府明令確定為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多次撥款進行維修。
寺院的宗教活動正常開展，受到社會各界的尊重。
在土地改革期間，寺僧54名，分得田39．27畝，地17畝，開始了真正意義上的農禪生活，同時煥發了空前高漲的生產勞動的積極性。
當時的糧食畝產就達到千斤以上，從來就為當地糧食畝產的最高產量。監院廣隆法師曾被評選為全省勞動模範。
1956年，在實行合作化的高潮中，寺院自己成立了農業生產隊，同時受糧食加工部門的委託，成立澱粉加工坊。
在國家遭受三年嚴重自然災害期間，面對著商品奇缺和價格昂貴的周圍環境，昭覺寺還無償向農業生產隊提供紅苕種一萬餘斤、紅苕藤數萬斤，支援了當地的農業生產，也履行了佛陀“無緣大慈，同體大悲”的教誨，受到社會的讚揚。
解放後昭覺寺第一任方丈是當年曾極力推辭，堅不升座的慈青法師。
法師俗姓杜，名白，滿族，成都人。早年依新繁戒明和尚座下出家，曾經到西藏學法，具有極高的佛學造詣，持戒精嚴，受到廣大佛教徒的崇敬。
當被闔眾師父重新禮請回寺時，義不容辭地立即承擔起領眾的擔，率領僧團，管理好寺務。
與此同時，1951年6月，他同王文鼎居士發起倡議，在成都武聖街十方堂成立了成都市佛教徒學習小組，組織起一百餘人學習政治、時事和《共同綱領》。由於學習活動開展得十分踴躍，1953年，在文殊院，該小組擴大成成都市佛教徒學習委員會，仍青法師為主任，劉亞休居士當選為副主任。
圓通寶殿1956年，教四眾弟子的普遍請求，慈青法師同聖欽。寬霖、宗鏡潛、圓照、劉亞休、張淨侯、牛次封等九人聯名具文，向成都市人民政府提出成立成都市佛教協會的申請。
昭覺寺同年月20日，成都市人民政府批准由他們成立成都市佛教會籌備委員會，組成人員除他們外，增加宏暢、廣隆、隆澤光朗、伍心言和熊子寧。
成都市佛教協會就是在慈青法師的努力下成立的1957年1月8日至10日，成都市佛教徒代表會議在文院隆重召開，慈青法師在聖欽法師致開幕詞後，作《關於都市佛教徒解放以來的情況報告》又並當選為會長，會議出聖欽為名譽會長，寬霖、牛次封、劉亞休為副會長，昭寺監院廣隆法師與張淨侯、宗鏡、圓照、能潛等九人為常理事。
成都市佛教協會第二屆代表會議是1962年10月日在銀絲街招待所召開的，會議歷時10天，代表53人。在這屆會議上，永光法師當選為會長，慈青法師以四教協會會長的身份，被禮請為名譽會長。
昭覺寺監院福田和能真，以及水光、寬霖、心全、光性、仁勛、永建、能潛當和能真，以及永光、寬霖、心全、光性、仁勛、永建、能潛當選為常務理事，福田當選為秘書。
御書樓昭覺寺始終在貫徹黨的宗教政策中，發揮著積極作用，並在新的形勢下，為國家社會主義建設，作出突出貢獻。
1957年，原草堂寺的僧人也被集中安置在昭覺寺里。
在‘大躍進”時期，為回響國家“大辦鋼鐵”號召，寺院將所有能捐獻的金屬都捐獻給國家，同時組織僧人積極參與同天主教、道教等友教共同興辦硝廠、農藥廠等活動。
一批在昭覺寺成就並卓具造詣的僧人，為適應社會的需要，也經政府安排，走出昭覺寺，離開衣缽堂，到更廣闊的領域施展才華，其中有海燈法師，曾任全國政協委員、河南省佛教協會副會長。
清德法師1948年在昭覺寺受戒後，曾被送往中國佛學院深造，畢業後曾任四川省資中縣佛教協會籌備組負責人，內江市聖水寺方丈，內江市佛教協會會長和四川省佛教協會副會長。
濟塵法師早年從慈青法師披剃，1942年在昭覺寺於定慧和尚座下受具戒，參加社會主義建設退休後，長期在彭州地區開展宏法活動，開建彭州銀廠溝接引殿、丹景山金華寺和九隴鎮關口佛光古寺，是成都市佛教協會副會長等等。
相關傳說
昭覺寺傳說當年破山祖師復興昭覺寺後，廣收弟子，光大了雙桂禪系。有一天，破山祖師告述弟子們，他要出去雲遊，並說：如果殿內的庭柱離開了下面的石砧凳、香案上的延瓢飛了、殿外的兩株黃果樹包住了中間的石碑，他都還沒有回來的話，就另立方丈，主持寺院、傳承雙桂禪法。
祖師走後三年的一天，祖師殿內的一根木柱果然離開了石砧凳；又過了三年，大雄寶殿香案上的延瓢果然不意而飛；再過了三年，大雄寶殿外的兩棵黃果樹已長大並且包住了中間的石碑。但是，破山祖師卻沒有回來。留下的是他的傳說和眾人可以見到的遺蹟。
成都人後來把“柱離凳”的殿稱為“吊足樓”。殿高約9m，有十六根楠木柱，直徑約一尺五寸。其中殿內的四根柱子中，靠外近門左側的一根的下端懸著，離鼓形的石砧凳約一尺高。是木結構古建築的一項奇觀。由於印契了該寺古德明代道魁祖師之預偈：“樹包碑，檐瓢飛，柱頭落地祖師歸”。
清定上師回昭覺，懸空之柱頭落地，延瓢早已不翼而飛，菩提樹飛速猛長，將石碑包得絲毫不現。故世人稱之道魁祖師再來！
旅遊貼士
成都市內各大主要車站到昭覺寺的乘車路線（最快捷）：
起點：成都東站——步行至 成都東客站西廣場站，乘坐 71路，在昭覺橫路東站下車，步行至 昭覺寺；
新南門汽車站——步行至 新南路站，乘坐 49路，在昭覺寺公交站下車，步行至 昭覺寺；
成都公交集團五桂橋客運站——步行至 五桂橋公交站，乘坐 71路，在昭覺橫路東站下車，步行至 昭覺寺；
北門車站——步行至 梁家巷站，乘坐 64路(或1路)，在昭覺寺公交站下車，步行至 昭覺寺；
成都高筍塘長途汽車站——步行至 高筍塘站，乘坐 53路(或83路，64路，1路，69路，49路)，在昭覺寺公交站下車，步行至 昭覺寺；
茶店子公交站——步行至 茶店子公交站，乘坐 90路，在昭覺寺公交站下車，步行至 昭覺寺；
金沙車站——步行至 金沙公交站，乘坐 69路(或64路)，在昭覺寺公交站下車，步行至 昭覺寺；
成都十陵客運站——步行至 十陵公交站，乘坐 530路，在昭覺寺站下車，步行至 昭覺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