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王南征指的是周朝時期周昭王對楚或荊，發動的戰爭。見於文獻記載並得到青銅器銘文的驗證。西周早期，在江漢地區的虎方和荊楚始於周人分庭抗禮，[1]公元前1002年，即昭王五十一年，周天子一怒之下，率領大軍，涉黃河，渡漢水，跨過長江南征，[2]取得了一系列戰果，打擊了楚國的東進勢頭，但由於輕敵等原因，周昭王在戰爭中溺死，周國核心武力“六師”也全軍覆沒。戰後，繼位的周穆王吸取教訓，將國防的重心轉向南方。
戰爭背景
西周初年，由於楚國一直小心翼翼地維持與周王朝的臣屬關係，周、楚關係尚較緩和。至周昭王（公元前995年-公元前977年）時，楚人經長期“篳路藍縷”，國家漸呈勃興之勢，已難為周王朝所容忍。[3]已經羽翼豐滿的楚人對廣闊的江漢平原垂涎三尺，又毗鄰鄂東產銅區，面對優越的自然生產條件和豐富的礦產資源，楚人不甘心於偏居鄂西山地。然而，商代開闢的南方銅路，到周初又分封漢陽眾多同姓諸侯國加以保護，使源源不斷的銅料運到王室的手工業基地。勢力壯大起來的楚，必然要和周王室爭奪銅料，這可從後來楚公逆出征漢東得到印證。楚公逆鐘銘文載出聰“多擒，欽蚍內鄉赤金九萬鈞”，戰敗的欽蚍向楚公逆進獻“赤金九萬鈞”，約合270萬斤。楚國的行動對周王室戰略物資來源構成極大威脅，而此時恰逢國力鼎盛時期的周昭王，他要“世法文、武遠績以成名”。[4]同時，周昭王為了繼承成康事業，繼續擴大周朝的疆域，同時攫取長江中游地區豐富的有色金屬如銅礦資源，對於侵犯王室權益的楚國，必然要給予堅決的打擊。[5]從昭王十六年開始，親率大軍南征荊楚。[3]
主要過程
周昭王所征伐的“荊楚”，泛指長江中游江漢之間的諸多方國和部落，其中的土著被周人稱為“荊”或者“楚荊”、“荊楚”、“荊蠻”、“楚蠻”，此外還有些是商朝的遺民。據史籍記載，周昭王對荊楚先後進行了兩次征伐。[3]
周昭王十六年和十九年（公元前841年國人暴動之後，中國歷史才開始有明確紀年，所以周昭王時期無法嚴格對應公元紀年）兩次南征都在成周集結軍隊，同時命令諸侯率本國部隊從王南征。王室和諸侯國軍隊出征前，在南山以狩獵形式演習作戰，而後大軍從上侯，跨汝水和汜水，經方城、鄂師等達漢水。大軍的先頭部隊先巡察經行的道路，建立周王行宮，再出使南方各諸侯國，下達昭王征荊楚的旨意，同時在漢水中洲積貯軍事物資。這就為大軍順利渡過漢水征荊楚做好了準備工作。[6]
第一次南征行動計畫周密，經由唐（湖北隨州西北）、厲（湖北隨州北）、曾（湖北隨州）、夔（湖北秭歸東），室軍隊和從征的北方諸侯軍，以及南方的諸侯軍隊配合協調，征戰才很快收到戰果。一路高歌猛進，直至江漢地區，大獲財寶，為此特地鑄器銘功。[3][7]
很快，周昭王組織了聲勢更為浩大、軍威更為雄壯第二次南征。大軍在周昭王的指揮下，趾高氣揚地直撲漢水而來。驕兵必敗。這一次周人沒能續寫上一次的輝煌，周朝的軍隊遭到了空前的慘敗，主力部隊精銳損失殆盡，更為慘烈的是，作為最高統帥的周昭王居然在撤退的混亂中落入漢水，溺水而死。[3]周人為自己的驕橫和輕敵付出了沉痛的代價。[3]還有一說是在班師的歸途中發生了不測事件，在大軍登上通向漢水北岸的浮橋時，由船系聯起來的浮橋突然傾覆，昭王落水溺死，六師也被滔滔江水吞沒。[7-8]
昭王第一次南征的史事得到金文的印證，行軍路線和勝利凱旋較為清楚，但第二次南征史料奇缺，僅有昭王喪師亡身的記載，戰爭情況不詳。[7]
影響後人
“昭王南征而不復”對周王朝是一個沉重的打擊，從此，周人視漢水而為畏途，再也不敢跑到漢水南面來惹事生非，只能東征淮夷了。在連續幾代的多次伐夷之役中，周王朝消耗了大量的財力和兵力。正是在這樣的形勢下，蟄伏在睢山和荊山之間的楚人鋒芒畢露了。[3]
這次戰爭的最終結局是周王朝軍隊失敗了，它是西周建國以來最嚴重的一次挫折，國勢也因此而下降。[9]是周王朝由盛到衰的轉折點，也是楚國強大到足以與周王朝抗衡的一個標誌，後來楚國成為春秋五霸之一，雄踞南方，問鼎周疆。[3]
吸取昭王經驗教訓後即位的穆王和他的執政大臣們不僅把以成周為中心的軍事防禦體系的重點從北線移向南線，而且注意整軍習武，並有目的地與周邊民族加強友好往來，在一定程度上減輕了來自邊疆的壓力。[10]
戰事評價
周軍戰爭的失敗似屬偶然，但從周朝當肘的情況推斷，也有可引以為鑑的教訓：一是周王朝國勢強大後，不再像周文王、周武王時那樣重視從政治上爭取團結四方非華夏族方國部落，而是依仗強大軍事力量去征服，這就必然激化與各族的矛盾，遭到各族人民的反對，浮橋傾覆也好，膠船解體也罷，都與得不到當地人民的支援有關。其次，在軍事指揮和部署上有欠缺，南征大軍中缺少有軍事經驗的將領，著名大將伯懋父未與昭王同時出征，而是遠在炎師駐守。昭王只顧統率大軍與荊楚交戰，沒有留下足夠的後援部隊，才會出現浮橋突然傾覆或膠船解體而得不到救援，造成無可挽回的軍事損失。第三，由於東征和第一次南征的勝利，將帥們產生麻痹輕敵思想，認為只要軍事力量強大就可征服敵人，根本沒有全面考察敵方占據的地理環境有何影響，更沒有爭取有關地區人民的支持，故行軍中遇到特殊事件發生時，不能採取應急措施擺脫危難。[11]
歷史爭議
因為歷史上對周昭王在漢水被楚人“落井下石”用膠粘的木板船害死一事，頗有貶詞。所以對於周昭王“伐楚不歸”這一史實，《楚史》予以否認。依據是《史記·周本紀》記述周昭王“王道微缺”，到南方“巡狩”，“卒於江上”。因此，周昭王之死於漢水，與楚無關。[12]
即使如《帝王世紀》和《呂氏春秋》所說，當時的史實也是：周昭王第一次南征，楚國不戰而服，而且南蠻的二十六國都來朝拜昭王。倒是昭王為了掠奪位於長江中游荊地的銅錠和銅器，第三年又繼續南征，結果遭到慘敗，六軍幾乎全軍覆沒，而且昭王返回渡江時，因“膠船”破散或浮橋斷裂而落水身亡。因昔日習慣上把荊、楚合稱，故而殃及楚國。所以在《左傳·僖公四年》記載楚成王回答管仲的責問時避重就輕地說：周昭王的時候，荊地屬漢，因此楚人不接受這樣的罪責。[12]
為了迴避難辯的史實，《中國歷代戰爭年表》作了折中的記述：周昭王十六年，漢水流域的艮（fú服）國攻擾周土，昭王親師南征。達到南疆後，艮國歸附，並派使者迎接昭王。當時的南夷（漢水流域諸國）、東夷（淮水流域諸國）的二十六邦國均來朝見。周昭王取得南征勝利。昭王因勝利而驕，《帝王世紀》稱其“德衰”，十九年又繼續南下攻打荊楚。越漢水後遭到以兕（sī絲）為圖騰的部落阻擊，周軍大敗，西六軍盡喪。昭王回師死於漢水之中。[12]
文獻考證
周昭王南征，其對象是楚或荊，文獻中楚有四義，在人文地理的含義上，楚有二義，一指羋姓楚國，二指南方楚蠻，楚蠻的歷史要早於楚國，西周之時，楚國與楚蠻並存，楚國小而楚蠻大。昭王南征之楚，不可能是楚國，亦非是殷商遺民或荊國，只能是楚蠻。《令簋》和周原甲骨中的楚伯，亦當為楚蠻之首領，不可釋為楚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