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春秋經]](/img/f/a5e/nBnauM3XzAjN5QzM5EDM0kDN1UTM1QDN5MjM5ADMwAjMwUzLxAzLxUzLt92YucmbvRWdo5Cd0FmLyE2LvoDc0RHa.jpg "春秋[春秋經]")
簡介
至遲自西周起，就有太史記載國家大事；
《春秋》是由魯國史官記錄大量當時本國諸侯，大夫，國人等失禮非禮之事；魯國史官也會收集其他諸侯國公侯大夫等失禮非禮之事，會記錄諸侯國公侯間大夫等間書信內容，比如晉叔向與鄭國子產關於鑄刑書的書信 ，其中記錄了齊國史官因為保持真實記錄而被殺掉的事件 等等；
在每一季的開始，一般要寫“春”到“冬”四季的季節。古時曆法先有春秋，後分冬夏二時。因此把國史記載叫做《春秋》，這可能是“春秋”作為史書名的來由罷。現存《春秋》，從魯隱公記述到魯哀公，歷十二代君主，計二百四十四年（依《公羊傳》和《穀梁傳》載至哀公十四年止，為二百四十二年，《左傳》多二年），它基本上是魯國史書的原文。
相傳《春秋》之書出於孔子之手，舊時有“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之說。
春秋公羊傳但後世亦有不同說法，清人袁谷芳《春秋書法論》說：《春秋》者，魯史也。魯史氏書之，孔子錄而藏之，以傳信於後世者也。石韞玉《獨學廬初稿·春秋論》也說：《春秋》者，魯史之舊文也。《春秋》共十二公之事，歷二百四十年之久，秉筆而書者必更數十人。此數十人者，家自為師，人自為學，則其書法，豈能盡同？
雖然春秋之作者有爭議，但其經過孔子之手修而改之，則無大異。事實上，春秋作為一魯國的史書，其作用早已超出史書範圍，春秋用詞遣句“字字針砭”成為獨特的文風，被稱為春秋筆法，為歷代文代史家奉為經典。
《春秋》所記，是二百四十多年的春秋各國大事，現所存全文，不過一萬六千多字，但據曹魏時的張晏和晚唐時人徐彥引《春秋說》，都說是一萬八千字（張說見《史記·太史公自序·集解》引，徐說見《公羊傳·昭公十二年疏》引），可見《春秋》原文，從三國以後脫露了一千多字。很多大事漏記。
創作背景
孔子“作春秋”的原因，史記中是這樣記載的：“余（太史公）聞董生曰：‘周道衰廢，孔子為魯司寇，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為天下儀表，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 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司馬遷對《春秋》極為推崇：”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故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夫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後；法之所為用者易見，而禮之所為禁者難知。
學術界對於《春秋》的史學價值存在質疑。胡適認為：“《春秋》那部書，只可當作孔門正名主義的參考書看，卻不可當作一部模範的史書看。後來的史家把《春秋》當作作史的模範，便大錯了。為什麼呢？因為歷史的宗旨在於‘說真話，記實事’。《春秋》的宗旨，不在記實事，只在寫個人心中對實事的評判。”徐復觀先生也說：“可以斷定孔子修《春秋》的動機、目的，不在今日所謂‘史學’，而是發揮古代良史，以史的審判代替神的審判的莊嚴使命。可以說，這是史學以上的使命，所以它是經而不是史。”
然而史料記載中並沒有對《春秋》的歷史記載產生懷疑。杜預在《春秋左傳集解·序》中說：“仲尼因魯史策書成文，考其真偽，而志其典禮，上以遵周公之遺制，下以明將來之法。”朱熹說：“聖人作《春秋》，不過直書其事，善惡自見。”
《春秋》記史的筆法與《史記》不同。司馬遷明確指出：”余所謂述故事，整齊其世傳，非所謂作也，而君比之於春秋，謬矣。”但《春秋》的“微言大義”並不意味著其“言”是失實的。張京華有這樣的評價：“如果說‘良史’、‘實錄’代表了古代史學的基本原則，‘微言大義’則是代表了古代史學的最高境界。”也許正因如此，《左傳》才會說：”《春秋》之稱，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污，懲惡而勸善，非聖人，誰能修之？“
作品性質
孔子所作的《春秋》是一部蘊涵著作者深刻政治思想的政治學著作，這是從先秦孟、荀到兩漢馬、班諸家一致的看法。兩漢以後，今文經學衰微，學者多受古文經學門戶之見的影響，開始視《春秋》為歷史學著作，並由此引發了長期以來聚訟紛紜的《春秋》性質之爭。
圍繞《春秋》是歷史學著作還是政治學著作這一問題，千餘年來先後形成了以下三種觀點：
傳統今文經學家的觀點，即以《春秋》為政治學著作，持此說者如清人皮錫瑞，近人徐復觀、呂思勉、胡適等；
古文經學家及近代“古史辨”派學者的觀點，即認為《春秋》是歷史學著作，古文經學家如晉人杜預，近人錢玄同、顧頡剛、劉節等人堅持這種看法；
調和說，即認為《春秋》“亦經亦史”，持此說者如錢穆、雷戈。就“亦經亦史”的說法，錢穆認為《春秋》是一部“亦經亦史的一家言”，理由是古無經、史的區別，經、史之分是後代才有的觀念，
1.傳統今文經學家的觀點，即以《春秋》為政治學著作，持此說者如清人皮錫瑞，近人徐復觀、呂思勉、胡適等；
2.古文經學家及近代“古史辨”派學者的觀點，即認為《春秋》是歷史學著作，古文經學家如晉人杜預，近人錢玄同、顧頡剛、劉節等人堅持這種看法；
3.調和說，即認為《春秋》“亦經亦史”，持此說者如錢穆、雷戈。就“亦經亦史”的說法，錢穆認為《春秋》是一部“亦經亦史的一家言”，理由是古無經、史的區別，經、史之分是後代才有的觀念，
“若我們定要說《春秋》是經非史，這實在只見其為後代人意見，據之以爭古代之著作，未免搔不著痛癢”。然而關於“經史不分”之說這點，鍾肇鵬先生曾在上世紀60年代的一文中專門加以辨析，並闡明了中國古代經史有別、史先於經的觀點。
後世影響
無論從哪方面考量，《春秋》的開創之功都是無可爭辯的。
它的編年體例，為史學三大體例之一，“系日月而為次，列時歲以相續”，垂範千秋，繼之者眾，《資治通鑑》最稱出類拔萃。
它的私修性質，打破了官方對史學的壟斷，成為諸子百家爭鳴的先聲。而“二十六史”中，私修者多達三分之一，亦可說是受其引領所致。
它的春秋筆法，姑且不論有多少後人穿鑿附會之處，但其本身所彰顯的史學精神卻勿庸置疑，那便是勇敢無畏，剛直無私。中國史脈能綿延至今而不斷，與孔子當初所賦予的那股堅韌之氣息息相關。
聖人其萎，而《春秋》不老。愛讀《春秋》者，代不乏人。最為民間所熟悉的，恐怕就是三國那位與孔聖人齊名的關聖人關羽了。君不聞一幅對聯有云：
孔夫子，關夫子，萬世兩夫子；
修春秋，讀春秋，千古一春秋。
何妨一學關帝，挑燈清夜讀《春秋》！
春秋三傳
《春秋》因文字過於簡質，後人不易理解，所以詮釋之作相繼出現，對書中的記載進行解釋和說明，稱之為“傳”。其中左丘明《春秋左氏傳》，公羊高《春秋公羊傳》，穀梁赤《春秋穀梁傳》合稱《春秋三傳》列入儒家經典。現《春秋》原文一般合編入《左傳》作為“經”，《左傳》新增內容作為“傳”。據《漢書·藝文志》記載，為春秋作傳者共5家：
《左傳》30卷；
《公羊傳》11卷；
《穀梁傳》11篇；
春秋穀梁傳《鄒氏傳》11卷；
《夾氏傳》11卷。
其中後兩種已經不存。公羊傳和穀梁傳成書於西漢初年，用當時通行的隸書所寫，稱為今文。左傳有兩種，一種出於孔子舊居的牆壁之中，使用秦朝以前的古代字型寫的，稱為古文；一種是從戰國時期的荀卿流傳下來的。
“春秋三傳”的側重是有區別的。《穀梁》、《公羊》兩傳側重闡發《春秋》中的”微言大義”，《左傳》則側重歷史細節的補充。
李學勤先生坦承：“要找‘春秋大義’的話，要找《公羊》、《穀梁》。我個人認為，從一定意義上來說，這一點，今天還必須承認，因為《公羊》、《穀梁》的研究肯定會提供我們對於儒家很多重要觀點的認識，這一點可能是《左傳》反而做不到的。”
同期史書
《孟子·離婁》說：“《詩》亡然後《春秋》作。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
當時(戰國時期)各諸侯國的史書一般都叫《春秋》，“只是魯國就叫《春秋》，沒有加個專名，而晉國、楚國自己加了專名。······《春秋》就是個共名。”
考古發現
2019年2月報導，從海昏侯墓出土簡牘5200餘枚，專家釋讀後發現包括《春秋》在內的儒家經典及其訓傳。海昏簡本《春秋》現存100餘枚。西漢流傳對《春秋經》進行注釋的有《左傳》《公羊傳》和《穀梁傳》。研究人員根據文字較清晰的20餘枚竹簡初步判斷可知，簡文內容多同見於今本《公羊傳》和《穀梁傳》，也有僅見於《公羊傳》者。其內容文句與今本有出入，也有不見於今本者。海昏簡本《春秋》與《春秋公羊傳》關係密切，漢代公羊學盛行，甚至在一段時間內作為治國基本原則，海昏簡本《春秋》的發現是春秋經傳在出土文獻中的首次發現，提供了《春秋》經的最早實物，為了解這段歷史提供了寶貴的資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