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述
發掘單位：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
發掘領隊：王幼平
為全面了解遺址文化內涵，提供相應的保護對策與方案，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與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聯合組織實施本次搶救性發掘，並獲得重要發現。
李家溝遺址2009年的發掘，發現了距今10500年－8600年左右連續的史前文化堆積。堆積下部出土有細石核與細石葉等典型的細石器遺存，上部則含繩紋及刻劃紋等裝飾的粗夾砂陶及石磨盤等。其早晚不同時期堆積的埋藏特點與文化內涵，以及共生的脊椎動物骨骼遺存等，均表現出明顯的階段性特點。早期尚屬舊石器時代末期的典型細石器文化，晚期則已經具備新石器時代的文化特徵。這一新發現清楚地展示了中原地區從舊石器時代之末向新石器時代發展的歷史進程，為認識該地區及中國舊、新石器時代過渡等學術課題提供了十分重要的考古學證據。
細石器的發現顯示該遺址早期居民擁有十分精湛的石器加工技術。動物遺存的情況也說明狩獵大型食草類動物仍是李家溝遺址早期階段的主要生計來源。舊石器階段地層也有反映相對穩定棲居形態的大型石製品及人工搬運石塊的出現，應該是過渡階段新出現的具有標誌性意義的文化現象。
河南新密李家溝遺址概貌李家溝遺址從地層堆積、工具組合、棲居形態到生計方式等多角度提供了中原地區舊、新石器時代過渡進程的重要信息，比較清楚地揭示了該地區史前居民從流性較強、以狩獵大型食草類動物為主要對象的舊石器時代，逐漸過渡到具有相對穩定的棲居形態、以植物性食物與狩獵並重的新石器時代的演化歷史，展示了本地區這一階段歷史發展的特殊性。
在南發掘區發現了成排分布的半坡四期文化的14座房址和陶窯。房址基本是平面呈“呂”字形的前後室結構，前室一般是地面式，後室則為窯洞式，是目前所知關中地區最早的窯洞式建築群。在房址和陶窯附近的灰坑中出土了大量的陶器、陶坯殘片和疑似制陶用的輪盤等。在北發掘區發現了仰韶文化廟底溝文化時期的聚落環壕。經初步鑽探，環壕內面積24.5萬平方米。在環壕西部發現門址一處。在其兩側的壕溝堆積中出土了大量陶、骨及石質器物，大多成層分布，保存基本完好。眾多的出土器物中，鏤空人面覆盆形器、動物紋彩陶盆、塗硃砂的人麵塑殘陶器等均為國內同時期遺址中所罕見。
從發掘資料看，遺址南部為仰韶文化半坡四期文化居民聚居區，而北部則是廟底溝文化的聚居區。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東北段環壕內側接近溝邊的位置還發現有疑似牆基的遺存，由此考慮，該聚落很有可能是一座廟底溝文化的城址。
規模
李家溝遺址有南、北兩個發掘區，揭露面積近30平方米。北區文化層厚約3米，共分7層，其中1~3層為近代堆積；4~6層為新石器時代早期堆積，發現數量較多的陶片、石製品和動物骨骼碎片；第7層為舊石器文化層，僅含打制石器。南區共分4層，第1層為棕褐色的含碳酸鈣膠結物層，疊壓於裴李崗文化層之下；第2層為沙礫層，含零星陶片，與北區第5、6層是同期堆積；第3層含少量打制石器和動物化石碎片，岩性特點和文化遺物與北區的第7層相當；第4層不僅包含有船形、柱狀的細石核以及細石葉等典型的細石器遺存，還有人工搬運的石塊和粗大石製品。第4層之下為不含遺物的馬蘭黃土層。根據加速器碳十四測年，南區第4層的年代為距今10300~10500年（經樹輪矯正），北區第5層和第4層的年代分別為距今9000年和距今8600年（均經樹輪矯正）。
舊石器文化遺存主要發現在南區第4層。發現的大型石製品和人工搬運石塊可能與人類的居住活動相關，顯示了由舊石器時代向新石器時代過渡具有標誌性意義的文化現象。典型的細石器遺存顯示出了精湛的石器加工技術，石器刃口鋒利、輕巧便攜，是便於專業化狩獵者長途奔襲狩獵使用的工具組合。出土的動物骨骼經鑑定多為大型食草性動物。新石器文化遺存主要發現在北區第4~6層。這一時期細石器的套用明顯衰落，石製品的形體多較粗大，應是適應不同生計活動的結果。出土的100多片陶片均為夾砂粗陶，顏色從淺灰黃色至紅褐色都有，器型單調，均為直口的桶形罐類器物，與本地區年代稍晚的裴李崗文化陶器有明顯區別。獨具特色的石塊聚集區的發現應與當時人類相對穩定的居住活動有關。本期動物骨骼經鑑定多為中小型鹿類。
專家點評
趙輝（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
河南新密李家溝遺址出土細石器2009年李家溝遺址發掘發現了舊石器晚期至新石器時代早期多個地層的堆積，絕對年代測定距今10300－8600之間。對於始終缺少華北地區兩個時代交替資料的學術界而言，這個發現期待已久。遺址舊石器時代晚期地層出土的石器具有華北舊石器晚期技術和類型組合的典型特徵，但同時出土較多不便攜帶的大型石器和就地取材的大石塊，又意味著居民生活的流動性降低，開始出現新的生計內容。遺址上的新石器早期遺存是全新的發現，陶器特徵很難同任何已知資料進行對比聯繫，石器群中仍保留著部分細石器，但和舊石器晚期相比，製作技術以及整個石器群構成都發生了變化，綜合對動物遺存等資料的初步分析，也表明當時人們的生計活動內容有了明顯變化。進而比較兩個時期遺存內涵，一方面可以看出人們的取食活動、定居程度等方面的變化發展，另一方面，製作技術的變化，尤其是制陶業突然出現在當地，又意一了兩期文化之間未必是單線傳承，從而提出許多需要進一步探討的重要話題。最後，遺址發掘區不遠處還有一處裴李崗文化遺址，地層分析，應疊置李家淘新石器早期地層之上。這便為日後田野考古尋找過渡期遺址提供了重要參考線索。綜上，李家溝遺址考古堪稱一項重大突破。隨著研究的深入展開，必將大大豐富舊、新石器文化過渡這一國際性重大學術課題的認識。
意義
李家溝遺址發掘的重要意義首先是發現包含舊石器時代晚期到新石器時代早期文化疊壓關係的地層剖面，填補了本地區對於過渡階段地層堆積特點認識的空白，為繼續發現這類遺址提供了地層學方面的參照。
經過為期2個多月的發掘，共揭露遺址面積近30平方米。發掘探方分布在一條沿斷層破碎帶形成的溝谷兩側，形成南北兩個發掘區。南北兩區的兩個主剖面均包括了從舊石器向新石器時代過渡的地層堆積。北區的文化層厚約3米，從上向下共分7層。第1至3層為近代堆積；第4至6層為新石器時代早期堆積，發現數量較多的陶片、石製品與動物骨骼碎片等；第7層是僅含打制石器的舊石器文化層。南側的地層堆積自上向下可分為4層，第1層為棕褐色的含碳酸鈣膠結物層，此層常見於在本區新石器時代遺址，並被疊壓在裴李崗文化層之下；第2層為灰白色的砂礫層，含零星陶片，按岩性與包含物特點，當與北區的第5、6層是同期堆積；第3層含少量打制石器與動物化石碎片，岩性特點和文化遺物均與北區的第7層相當；第4層的發現最為豐富，含船形、柱狀等類型的細石核與細石葉等典型的細石器文化遺存,同時亦見人工搬運的石塊及粗大石製品。第4層之下則為不含文化遺物的馬蘭黃土層。綜合南北兩側剖面層位序列，清楚可見本地區從舊石器晚期向新石器時代過渡地層關係。
加速器C14等年代測定結果進一步提供了過渡階段的年代數據。采自溝南側的第4層，即細石器文化層的3個木炭樣品的加速器碳14年代測定結果，均分布在距今10300-10500年期間（經過樹輪校正，下同）。而采自溝北側新石器時代文化層木炭樣品的加速器碳14年代測定結果，則為分別為距今10000年(第6層)、9000年（第5層）和8600年（第4層）。
因素共存
李家溝遺址舊石器階段主要收穫是在發現典型的細石器文化的同時,也有反映相對穩定棲居形態的大型石製品及人工搬運石塊的出現。這一有別於早前發現的共存現象說明，本地區較晚階段的新文化因素並不是突然出現，而是已經孕育在舊石器時代晚期之末。
舊石器文化遺存主要發現在南區第4層，南區3層與北區7層也有少量舊石器發現。李家溝細石器的發現顯示該遺址早期居民擁有十分精湛的石器加工技術。他們套用船形和柱狀細石器技術剝取細石葉。少量以石葉為毛坯的工具的存在，說明李家溝早期居民也掌握並套用石葉技術製作石器。成熟的石器工藝技術加工出典型的端刮器、琢背刀、石鏃與雕刻器等典型的細石器組合。這些精緻石器刃口鋒利，輕巧便攜，是便於專業化狩獵者長途奔襲狩獵使用的工具組合。這些工具所使用的原料也多是不見於本地的優質燧石，是遠距離採集運輸所得。以上特點顯然還是典型的舊石器文化形態。
李家溝遺址南側發掘區也發現有數量較多的脊椎動物骨骼遺存。動物骨骼多較破碎，部分標本表面有輕度的風化與磨蝕跡象。初步鑑定顯示有牛、馬、大型、中型和小等型鹿類、豬、以及食肉類、嚙齒類與鳥類等。按照最小個體數目來統計，牛、馬與大型鹿類等大型食草類的比例高達半數以上。
在典型的細石器以外，李家溝遺址早期還發現數量較多的大型石製品。這類石製品的加工簡單，器物形態亦不穩定。除有明確人工打制痕跡的石製品以外，還出現數量較多的人工搬運石塊。這些石塊多呈扁平塊狀，岩性為砂岩或石英砂岩，當來自遺址附近的原生岩層。其具體用途尚不十分明確，但顯然應與當時人類的居住活動相關。這種情況並不見於時代較早、流動性更強的舊石器遺址，而與稍晚的新石器時代的發現比較接近，應該是過渡階段新出現的具有標誌性意義的文化現象。
石器遺存
李家溝新石器階段主要發現是較成熟的制陶技術的突然出現，以及細石器技術的明顯變化。這兩種情況均顯示本地區舊、新石器時代過渡與華南及華北北部已有的發現並不相同，而可能有非本地技術因素在這裡的舊、新石器時代過渡進程中發揮過重要作用。
新石器文化遺存主要發現在北區6至4層。這一階段的文化層明顯增厚，說明遺址使用規模與穩定性遠大於南區發現的細石器文化階段。除了數量眾多的文化遺物，北區還發現有很清楚的人類活動遺蹟。其中最具特色的是石塊聚集區。遺蹟中心由磨盤、石砧與多塊扁平石塊構成。間或夾雜著數量較多的燒石碎塊、陶片以及動物骨骼碎片等等。帶有明顯人工切割痕跡的食草類動物長骨斷口，清楚顯示遺蹟區進行過加工動物骨骼的活動。大量燒石的存在則說明這裡亦具有燒火的功能。雖然尚未發現柱洞等建築遺蹟的跡象，但石塊聚集區顯然應與當時人類的相對穩定的居住活動有關。
另一項重要的收穫是在北區僅10平方米的發掘區內發現100多片陶片。陶片出土的情況說明當時人類就在發掘區原地或附近使用陶器。已發現的陶片均為粗夾砂陶。陶片顏色從淺灰黃色至紅褐色均可見到。部分陶片的質地較堅硬，顯示其燒成火候較高，已不是最原始制陶技術的特點。而其直接出現在不見陶片遺存的舊石器文化層之上，則顯示這種較成熟技術或有可能並不是本地起源，而應該與技術或人群的交流與遷徙有關。不過這批陶片雖然包括多件不同陶器的口沿部分，但器形卻很單調，均為直口的桶形罐類器物，仍保留有早期陶器的特點。尤其突出的是絕大部分陶片的外表都有紋飾，以繩紋為主，還有少量刻劃紋。從總體來看，李家溝新發現的陶器無論是器物類型或是紋飾風格，均與本地區年代稍晚，廣泛分布的裴李崗文化有比較的明顯區別。
與早期的石器工業不同,本階段僅見個別的寬台面柱狀細石核，細石器的套用明顯衰落，技術特點也與早期明顯不同。雖然還有少量的燧石與石英類原料的石製品發現，但基本不見刻意修整的精製品。砂岩或石英砂岩加工的權宜型石製品的數量則較多。這類石製品的形體多較粗大。與早期的細石器工業的精製品組合完全不同，應是適應不同生計活動的結果。與早期相近並有進一步發展趨勢的是數量眾多的人工搬運的扁平石塊的存在。從本階段發現的石磨盤殘段觀察，部分扁平砂岩石塊應是加工這類石製品的原料或荒坯。但更多的石塊還應與當時人類的居住或建築活動相關。
本階段發現的動物化石種類亦較豐富，但與早期明顯不同，數量較多的是中型和小型鹿類、大型食草類則僅見零星的牛類與馬類骨骼碎片。另外也可見到少量的羊、豬以及食肉類的骨骼遺存。嚙齒類以及鳥類的遺存則與早期沒有明顯區別。動物骨骼保存情況與本階段石器工具組合變化的情況十分吻合，大型食草類動物遺存數量銳減與精製便攜的專業化狩獵工具組合的消逝當密切相關。而大型的陶製罐類等貯藏容器的出現，也暗示本階段的生計方式的主要方面與早期相比，業已發生明顯變化，即從以大型食草類動物為對象的專業化狩獵轉向採集植物類的食物與狩獵並重的發展趨勢。
新密李家溝舊石器－新石器過渡階段遺址中原地區聯結著我國及東亞大陸的南北與東西，是探討中華文明起源的核心地帶。然而在這一地區舊石器時代晚期文化和已發現的新石器時代裴李崗文化之間，卻存在著明顯的缺環。這一缺環嚴重製約著史前學界對於該地區舊、新石器時代過渡與農業起源等重大學術課題的探討，形成對該階段文化面貌認識上的空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