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從去年兩會後本報推出核心報導《官員學說話》,至今已整整一年的時間。中國官員的語言體系正在悄然發生變化。日漸口語化、幽默化、個性化的表達,與主動面對記者和公眾的態度,成為2011年全國兩會的特殊風景 。刷新官話
3月2日,全國政協十一屆四次會議大會發言人趙啟正,就這樣被“難住”了。
趙啟正很少在這種會議被別人難住過。花多少錢,他還真沒有數據。他想錢還是不少的,如何節約又足夠滿足會議需求的,有一位專門的秘書長管理。容他會後一兩天內給你發一個電子郵件或者簡訊告訴你
五天后,全國政協辦公廳新聞辦通過簡訊將數據告訴了提問的記者:去年政協全體會議的花銷是5900萬元。
從趙啟正漂亮地回答了“最難的”問題開始,今年全國兩會,狹隘意義上的官話體系就已經在被逐漸刷新
官話親民化
王岐山的發言無疑是其中的又一個範例。
3月5日下午,國務院副總理王岐山參加山東代表團審議。“很不好意思,這件事我們很不好意思。”談到食品安全問題時王岐山連稱“慚愧”,他回憶起年輕時曾吃不飽,“結果現在很慚愧啊,剛吃飽,就出現了食品安全問題。”“好東西多了,吃起來卻有點不放心”,“越白的面還越不踏實,亮晶晶的大米也不踏實。”
王岐山的這段表態,引起網上熱議。除了體現國家對食品安全問題的重視和自責,副總理脫口而出的“不好意思”,也從另一個側面反映出中國官員話語體系的轉變。
口語化的表達,不僅相對更容易傳播,也更能讓客群產生親近感。3月9日,商務部長陳德銘出席記者會,一開始,他就主動表示:“我想今年有新的形勢,大家又有問題要考我,我力爭能夠回答得準一點兒、好一點兒。”謙虛的姿態,很容易讓人心生好感。
同樣說“大實話”的,還有外交部長楊潔篪。在談到中國購買歐洲國家國債遭遇國際擔憂時,楊潔篪發出了“中國人做人難”的感嘆。“我不知道為什麼什麼事情都要提到‘戰略’的高度來分析。中國人做人也蠻難的,朋友希望我們施以援手,到底是做還是不做?不做有人說話,做了也有人要說話。”
官員發言口語化表達的,當然也不全是輕鬆和幽默。比如也是關於食品安全問題,趙啟正就直指奸商“喪盡天良”:“總會有少數的不講誠信,甚至喪盡天良、不懼怕法律的食品方面的奸商,還需要強大的輿論監督。”“‘無誠信者必亡。’像生產三鹿奶粉這樣的企業,必亡。”
真性情的自然流露,讓“官話”不再冰冷生硬,而是多了幾分感性和親民。
務實
對於跑兩會的記者來說,兩會既是勾畫和尋找中國未來一年政經發展軌跡的舞台,也是就過去一年各地各部門發生的焦點事件,“抓”負責的一線大員進行考問的最佳機會。所以,官員如何應對記者的提問,是一走了之,還是敷衍塞責,抑或直面問題,都成為觀察中國官話體系的又一風向標。
值得一提的是,2011年全國兩會上,“一走了之者”明顯變少,無論是面對上海膠州路大火,還是江西宜黃拆遷、浙江錢雲會案,各地的一把手基本上都沒有迴避。
上海市委書記俞正聲在被問及“11·15”特大火災事故的教訓時公開表示,“最嚴重、最重要的教訓就是從嚴治黨的力度不夠,暴露出黨風廉政建設的一系列問題。”江西省委書記蘇榮談到宜黃拆遷事件時則坦承“教訓很深刻”。蘇榮同時談到網際網路的作用,他說,我們不去苛求每一個觀點都正確,不去苛求每一個報導都真實,一切都要經過時間的檢驗。
蘇榮的表態,令一位資深媒體人想起了去年兩會發生在其他代表團的一件事,他在微博上讚許蘇榮“更務實”。
務實,需要的當然不只是勇氣,更要有底氣。剛剛走馬上任不到一年的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黨委書記張春賢,顯然很有底氣。
3月8日新疆代表團舉行開放團組活動,在記者的包圍下,張春賢主動表示“會後打開圍欄,大家所有問題我都回答”,當維穩、財產公開、子女情況等眾多問題一股腦湧來,張春賢還主動問“還有敏感的沒有?”有記者問他會不會帶頭公示自己的財產,張春賢給出了肯定的回答:“我已經按照中央現在的有關規定,如實填報了自己有關的情況。如果將來有制度設計,需要向全社會公布財產的話,我會率先公布我所有的財產。”
這位主政湖南時就深得民心的書記,兩會期間還在網上開了微博,成為第一個“織圍脖”的省(區)委書記。
不僅地方,國務院各部委的負責人,本次兩會上的說話水準和面對公眾輿論時的態度,也都可圈可點。
對於鐵道部新任部長盛光祖來說,前任劉志軍落馬的轟動效應令他自然成了媒體追訪的焦點。除反覆表示“劉志軍案”不影響高鐵建設速度外,盛光祖面對蜂擁而至的記者亦毫不迴避。
一位跑兩會的記者在寧夏團碰到盛光祖後表示,敏感時期,本以為他不會輕易接受採訪。會議中途休息,盛光祖還沒起身,該記者就上前遞出了自己的名片,提出想採訪他。“接下名片,他爽快地答應了。”而有關“高鐵負債率”等問題,盛光祖亦毫不迴避。
另一個和名片有關的故事,發生在新任工信部部長苗圩身上。
十一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在人民大會堂開幕前,苗圩很快被記者們發現。他主動走到採訪區,詢問記者“有什麼問題”。散會後,眾多記者再次上前和苗圩打招呼,沒想到的是,苗圩居然掏出一匝名片,給記者們一個個分發。《新京報》記者褚朝新感嘆,“從業9年來,這是我遇到的第一個發名片給記者的省部級官員。”
直面敏感問題,還要承擔起該承擔的責任。兩會期間,還有一個官員的表態引起了媒體熱評,他就是國家發改委主任張平。3月7日,張平在記者會上針對一些地方為完成十一五節能減排目標採取拉閘限電等行為,張平“主動認錯”。他說,“這不是我們的初衷,這些做法也是不妥當的,我也如實地向社會、向記者朋友做出檢討。”
事實上,同一個問題,溫家寶總理兩會前在與網友線上交流時也已經提到。當時總理說:“我看到這些問題以後十分氣憤,要求各級政府嚴肅處理,立即恢復居民用電。我們已經處理了一批幹部。”從部長到共和國總理,不迴避問題,且能將自己對問題的真情實感和公眾交流,這本身就是一種變化。
巧妙化
敢說話,會說話,還要巧說話,說得恰到好處。因為很多時候,官員說話不僅僅代表個人風格,其背後還有政府的施政方向或政策對外宣講。剛剛落幕的2011年全國兩會上,中國部分官員也可謂交出了一份巧妙的答卷。
3月4日,十一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舉行新聞發布會,大會發言人李肇星剛回答完中國軍費預算問題,就遭遇一名印度記者的追問:中方增加國防費會不會給鄰國,比如印度帶來更大的壓力?
李肇星在首先表示歡迎來自“友好鄰國印度”的記者提問後話鋒一轉,“中國國防預算占GDP比例在全世界是相當低的,比許多國家都低得多,遠遠低於本國GDP的2%。你來自印度,我相信作為一個資深記者,你肯定知道印度國防預算占印度國民生產總值的比例。如果你不知道的話,我可以告訴你。據我了解,印度的國防預算遠遠高於印度國民生產總值總量的2%。”
數字對比,一目了然,很多網民直呼這個答覆“很給力”。
同樣給力的宣講政策,也來自廣東省委書記汪洋。在廣東代表團開放媒體參觀會現場,廣東省人大常委會主任歐廣源濃重的廣東口音成為汪洋“調侃”的對象。
讓官方政策潤物細無聲地傳達出來,不僅考驗官員說話的技巧,也對其知識儲備能力和平素的學習提出了要求。所以,說得好,關鍵還要先做得好。
給力官話
當親民的官話從兩會上流傳開來,很多人會自然地產生疑問:兩會後,官員說話還會如此親民嗎?或者,除了部委和地方黨政的一二把手外,其他下面的官員是否也能如此“親民地發言”?
事實上,據本報記者觀察,中國官話的演變體系至少經歷了三個階段。從早期的“千人一話”,到後來的不敢說話或“說雷人話”,再到如今正在逐漸接近“個性化表達”,構成了中國官話發展的三部曲。
在媒體相對不甚發達的時期,中國多數地方官員的發言幾乎都經過二次轉述,不僅書面化,而且幾乎是“千人一話”,官腔十足。相聲段子《滅鼠》曾形象地展示了早期的官話形式。村子裡的鼠災已經泛濫,但“領導”仍不同意滅鼠,原因很簡單,用什麼方法滅鼠,領導還要“研究研究”。
“研究研究”,曾被認為是最難捉摸的官話,與其同一時期且生命力類似的官話,還包括“無可奉告”“要向領導匯報”等敷衍之詞。
最近十幾年來,隨著網際網路的發展和媒體生態的改變,要么不說話,要么說“雷人話”,又幾乎成了地方官場的另一道風景。
早在2008年,時任重慶副市長的黃奇帆就曾當眾打斷官員發言,令其“不要說這些官話”。2010年,黨報黨刊曾多次盤點“最牛官話”,其中,“為黨說話還是為老百姓說話”“沒有強拆就沒有新中國”“跟政府作對就是惡”等都在入選之列。
如今,隨著網路問政的提速,政府施政新風的推進,一些政府官員和部門也在通過參與網際網路改變說話的方式。
江蘇省委宣傳部副部長、文化廳廳長章劍華在微博上被稱為“可愛廳長”,廣東省衛生廳副廳長廖新波則以“醫生哥波子”身份與十幾萬冬粉談醫改。而各地眾多以“平安XX”為ID的警方微博,更是不斷嘗試著網路語言的方式與網民互動,微博辦公。
2011年初,一條《浙江工商局長鄭宇民“鬥智”央視主持人董倩》的視頻火爆網路。在央視節目中,面對董倩“咄咄逼人”式的提問,鄭宇民以睿智和幽默的語言一一化解。鄭宇民就裸捐、富二代、拉閘限電和節能減排等熱點問題作答,言談幽默風趣。網友的讚美之詞接踵而來:“這局長給力!”“不官話不套話,讚一個。”
從“最牛官話”,到“最給力局長”,中國官話的話語體系就在這一點一滴中不斷刷新。
語言風格
當然,讓所有官員都能“親民地發言”顯然還需要一個過程。
同樣是在2011年兩會期間,某省領導在面對記者大談當地十二五規劃時,突然聽到有記者詢問當地某名牌產品漲價問題,卻選擇了“拔腿就走”。而時至今日,一些地方仍不時冒出官員的“雷人官話”。
至於有些幹部為什麼喜歡說空洞的套話、寫官樣文章,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張鳴曾指出,根源就在於:要么沒“料”,要么沒“膽”,要么沒“法”。在張鳴看來,正因為他們對問題不了解,工作不紮實,心裡沒底,說不出個子醜寅卯來,所以“只好躲到官話套話里混日子”。而還有的幹部則是缺乏責任和擔當,說話辦事瞻前顧後。當然也有一類是不懂得改善交流方式實現有效溝通的和傳播的方法,所以只是“習慣命令、指示、訓導等老一套”。
資深評論員劉洪波則在評論中指出,真實的政治,必然要求真實的官話,必然使官話與民話之間的差別縮小。如果僅僅是讓官員改變語言風格,作用不會大,只有改變社會治理的辦法,狹隘意義上的官話才會自然慢慢消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