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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經濟一體化的進程極大地改變了大多數國家制定經濟發展政策的外部環境。世界經濟與國際經濟一體的“影響”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對於許多“新興（emerging）經濟體來說，追求“國際競爭力”的目標在很大程度上業已取代了工業化、消除貧困等傳統經濟發展的目標。向世界經濟開放本國經濟，有可能獲得多種經濟好處。引進國內不可能以可比成本獲得的資本與中間產品，從已開發國家引進觀念與技術，以及獲得外國的儲蓄等，都可能減少制約貧困國家經濟快速增長的傳統瓶頸。但是，這些都只是“潛在”的收益，只有在同時出台與開放相配套的政策和制度安排的國內條件下，這些收益方能轉化為現實。
鼓吹國際經濟一體化的人士提出的種種論斷往往誇大其詞，甚至完全謬誤。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發展比較好的國家，通常是那些能夠制定出有效的國內投資戰略推動增長的國家，是那些能夠建立適宜的體制來克服外部負面衝擊的國家，而不是那些依靠解除貿易與資本流動限制的國家。過去20年的經濟提供了非常清楚的證據：20世紀70年代中期以來經濟成長最快的國家，是那些投資占國內生產總值比重較高並有能力保持巨觀經濟穩定的國家。經濟發展速度與開放程式（主要指關稅與非關稅壁壘的水平以及對資本流動的控制程度）之間的關聯度很低，兩者甚至乾脆沒有任何關聯。有鑒於此，決策者必須在經濟成長的基本面上下功夫，即必須把重點工作放在推動投資、穩定巨觀經濟、開發人力資源以及建立好的治理體制等方面，而不是讓國際經濟一體化左右自己的發展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