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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葉昌熾費時七年，撰成《藏書紀事詩》（以下簡稱葉《詩》）初稿，於光緒十六年（1890）八月十七日呈太子太保、戶部尚書潘祖蔭閱。潘一見激賞，即欲付梓。旋病危，彌留之際尚念念不忘催促儘快寫出清稿付梓。潘歿後數年，始由江標刻六卷本行世。又數年後，葉氏自刻七卷增補本。王頌蔚謂此書為“藝林絕業”。吳郁生謂此書為“二百數十年間無人薈萃之創作，文字一日不滅，此書必永存天壤”。潘氏等人何以如此高度重視葉《詩》？這是因為，中國數千年文明之發展，在在離不開書籍！歷史是一條長河，任何個人不過是長河中的一個水分子，且瞬息即逝。唯有一艘不沉的巨輪在長河上由古駛至今，還要駛向永遠。它，就是書籍！中華民族是一個熱愛書籍的民族，故歷史上文獻家輩出，代不乏人。聚書、抄書、校書、刻書、輯書、編目、題識等活動，便成為幾千年來中國文壇上重要歷史活動內容。尤其是清以來，這些活動更是空前活躍，成就卓著。數以千計的中國文獻家們，或節衣縮食，典產置書；或廢寢忘食，勤苦抄書，目為之眚；或丹黃不去手，終日校書不輟 ；或破產以刻書，上以壽古人之精神，下以沾溉來學；或插架萬簽，一一品評題識、編目；或歷盡艱辛，搶救古籍，遏制外流他邦。他們愛書如命，飢以當食，寒以當衣，病以當藥石，寂寞以當友朋，佞宋癖元，達到痴絕傻絕的程度。現存十數萬種古籍無不凝聚他們辛勤耕耘的汗水和心血。他們為中國的文化昌盛作出了不朽貢獻。他們的歷史大有可紀者。
然而，除少數達官貴人、知名學者外，多數人皓首文獻，不求功名，故“皆名不掛通人之口，縹緗既散，蒿萊寂然”。清初與黃虞稷、葉萬、周在浚互相借書抄校的孫潛，至乾隆間全祖望游吳下，問諸後進已莫知其本末。吳騫對乾嘉間所修地方志不載葉萬，忿忿曰：“殊恨事也。”錢曾在《讀書敏求記》記葉奕（林宗）事跡，特別指出，冀日後“托此書以傳，不致名氏翳如”。康雍間，鄭元慶撰《湖錄》百二十卷，至嘉慶間散佚，范鍇僅訪得一卷，輯為《吳興藏書錄》，紀吳興一地文獻家十六人，是為紀文獻家專著之始。嘉道間，文獻大家顧廣圻欲就吳地“人物淵源，典籍流派”筆之，“以傳文獻之信”。黃丕烈欲“各撰小傳，合編一集”，認為“此亦好古者之責也”。陳揆亦欲“葺諸家藏書原委，為邑中文獻”。然皆未成。清末，丁申仿鄭元慶《湖錄》，撰《武林藏書錄》四卷，亦僅為專紀杭州一地文獻之作。至於上下古今，通纂全國各地文獻家為一書，此前則未有。至光緒間，蘇州才子葉昌熾始網羅摭拾，采輯五代末以迄清末文獻家故實，撰成《藏書紀事詩》，共收錄七百三十九人，其中清代三百二十九人。至此，始將五代、宋以來文獻活動勾畫出一個輪廓，實為開山發凡之巨著。故此書百餘年來，備受文壇重視。梁啓超、陳垣均將其列為國學重要書目之一。後踵而續之、補之、增之者不乏其人，如倫明、劉聲木、馮雄、徐紹棨、莫伯驥、王大隆、王謇、吳則虞諸前輩，即為卓卓可記者。
葉《詩》篳路藍縷，功不可沒。然亦頗有缺憾。其初，葉氏本欲“人為一傳”，終因“條理之不易”，乃仿厲鶚《南宋雜事詩》、施北研《金源紀事詩》之例，撰為詩注體，既非文學，亦非史傳。即以一人或數人為一組，每組詠詩一首。詩後列出史料數則為注。詩既無味、無用，史料亦不連貫成篇，或簡而不明，或繁而蕪雜，閱讀不便。作為史著，不能謂之得體。入錄者不少人史料不豐，又有大量著名文獻家被漏略，可增補者為數甚多。又葉氏例不錄生存，與之同時及百餘年來可續者為數極多。至於後踵之作，或已佚失，或仍不脫詩注體窠臼，或隨手札記，深淺不一，或散於各篇，尋檢不易。故另創新體，增其遺漏，補其不足，續其後出，成一較系統讀物，實屬必要。
予不敏，讀書未周，然頗以“狂臚文獻耗中年”為座右銘，乃有志於先撰成《文獻家通考》（清——現代），以其時近於今，切於實用，且為文獻活動最活躍之時期。二十年來（除中間有數年因工作性質變化外），寒寒暑暑，朝朝暮暮，莫不寢饋於此。孳孳 矻矻，雪鈔露纂，從文集、叢書、方誌、筆記、日記、年譜、書目、題跋及其他各類共一千四百六十餘種古籍中，摭拾史料頗富，乃一一條理成篇，人各成傳。此中甘苦難為外人道，又何必為外人道。自以為典籍源流之述，獻征潛德之闡，責不可逭，故雖苦猶甘，雖勞猶樂。至於明以前部分尚待蕆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