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信息
文化研究理論
作者：何平 著 張旭鵬 著
出版時間：2014-11
頁碼：228
開本：16開
裝幀：平裝
內容簡介
本書探討了作為分析性範疇的“文化”概念在西方和中國語境中的形成與演變，並對全球化時代的“文化雜交”現象與中國古代的“和而不同”觀念進行了比較。在此基礎上，本書論述了文化與文明教化、文化與人格、文化與現代性和後現代性的關係，並對文化作為一種研究視角在歐洲歷史以及一般意義上的歷史編纂中的套用進行了考察。
作者簡介
何平，四川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牛津大學博士，中國世界近代史研究會副會長、顧問。先後被聘為劍橋大學、巴黎高師、牛津大學、台灣淡江大學、香港浸會大學、澳門大學等校的客座教授、客座研究員和客座院士，以及北京市特聘教授。
張旭鵬，歷史學博士，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歷史研究所副研究員、碩士生導師，國際史學理論網路(INTH)成員，亞洲世界歷史學家學會(AAWH)會員。主要從事歐洲思想文化史和西方史學理論研究。在《歷史研究》、《史學理論研究》、《世界歷史》、RethikingHistory等學術刊物上發表論文多篇，並著有《西方文明簡史》一書。
目錄信息
第一編 文化的概念
傳統意義上的文化概念/003
一 西方社會科學中的文化概念/003
二 中國思想中的文化概念/010
全球化時代的文化概念與“和而不同”觀念/021
一 全球化與“文化雜交”概念/021
二 中國的“和而不同”觀念/031
第二編 文化與文明
文明的觀念與教化/049
一 中國與西方思想中的“文明”概念/050
二 歐洲的文明教化/056
三 中國古代的文明教化觀念/061
文化、人格與國民性格的重建/069
一 中國和歐洲的傳統人格觀念/071
二 中國和歐洲傳統人格形態的若干特徵/073
三 中國傳統倫理的現代意義及其詮釋/076
四 《論語》中的人格世界/079
五 當代中國國民性格的再建構/082
第三編 文化、現代性與後現代性
現代性與革命/087
一 西方歷史思維中的“革命”/ 088
二 中國歷史思想中的“革命”/092
三 革命與現代性/097
後現代、現代性重建與中國的現代性/101
一 社會歷史語境中的後現代/101
二 重建現代性的兩種策略/107
三 後現代與中國尋求現代性的困境及出路/111
後現代主義及其歷史觀/119
一 新歷史主義和文化唯物主義/120
二 解構理性主義歷史觀和客觀主義認識/124
三 歷史知識的後現代轉型/127
第四編 歐洲文化及其想像
歐洲：一種文明觀念的出現/133
一 美洲之鏡中的歐洲文明/133
二 歐洲文明的內部整合與歐洲的新形象/137
三 對歐洲文明內涵的深層思考/143
文化想像與“歐洲觀念”的建構/149
一 什麼是文化想像？/149
二 文化想像的實質/152
三 當代歐洲社會中的文化想像/155
文化認同與歐洲一體化/161
一 文化認同的理論內涵/161
二 文化認同的悖論：民族的，還是歐洲的？/163
三 尋找和建構歐洲文化認同/167
第五編 文化與歷史
文化、權力與世界歷史/177
一 埃里克?沃爾夫的生平與學術/177
二 再思文化/181
三 權力與世界歷史的製造/187
四 世界歷史與差異政治/192
跨文化話語、後殖民主義與歷史研究/196
一 後殖民主義的語境及理論/197
二 後殖民性的歷史學/203
三 超越西方本質主義的第三世界歷史/207
當代西方文化及其歷史表現/213
一 記憶研究的興起與史學的個體化/213
二 電影對歷史的介入與史學的民主化/219
三 現代創世神話與宏大敘事的復歸/223
主要內容
序 言
在當代，“文化”這個概念所囊括的社會生活和現實政治意義不僅沒有衰減，而且越來越重要。亨廷頓在《文明的衝突和世界秩序的重建》一書中，把當代世界主要衝突視為文明（文化）之間的衝突。激盪世界許多地區的恐怖主義浪潮在很大程度上也與文化和宗教價值觀的衝突有關。 在國際政治領域，國家之間的猜疑、排斥、結盟和敵視與各自的文化認同不無關係，因為地緣政治和現實主義的考量不能解釋為什麼一國能夠同一些鄰國和平共處，而同另一些鄰國互相敵視。隨著信息傳播技術和即時通信網路的完善，文化信息的全球傳播日益成為一種日常生活現象，本土文化和外來文化的差異和交流同樣十分明顯。所有這些對文化的研究十分重要。
“文化”作為一個分析性範疇，在人類學、社會學、心理學、政治學、國際關係學和經濟學等人文社會科學領域中被廣泛使用，其定義和研究視角多種多樣。作為一個涵蓋社會生活眾多層面的詞或概念，文化可以指稱文學、藝術、音樂等人類藉以表現審美價值和情感生活的諸多領域，也可以指價值觀、行為規範、思維模式、社會制度等一個民族的生活方式的總和。 一些學者（如雷蒙?威廉斯）把文化視為一個社會群體藉以觀察、詮釋和體驗人生的觀念體系；另一些學者（如吉爾茨）則把文化看作文本。
文化不是一個不著邊際的抽象詞語，本書的兩位作者在世界各地旅居、學習和工作時，就對各國文化的差異, 特別是一個國家在價值觀和生活情趣上區別於其他國家的特徵等深有感觸。30多年前，筆者一踏進英國希思羅機場，就首先感受到英國的文明秩序。幾乎隨處可聽到或看到“courtesy”（優雅禮儀）、“decency”（正派）、“integrity”（正直）這幾個詞，尤其在牛津大學，更能感到這裡在刻意宣揚和鼓勵踐行這些準則。在美國, 筆者感到似乎連空氣中都充滿了美國文化的核心價值觀——“自由”。首都華盛頓的聯邦政府行政區，從國會大廈到林肯紀念堂的長方形地帶，排列著白宮、華盛頓紀念碑、國家博物館群等宏偉建築，其建築布局對羅馬帝國時期羅馬市政廣場的模仿十分明顯。
在巴黎，開創法國近代文化的啟蒙運動和法國大革命的遺蹟隨處可見。街頭的丹東、馬拉和盧梭等偉人的雕塑，先賢祠供奉的伏爾泰、雨果等思想家和文人的靈柩,似乎在向你述說這個國家中思想家至高無上的地位，以及他們所宣揚的“自由、平等、博愛、理性”等價值觀。巴黎作為一個中心城市,是南歐、西歐和北歐文化的融會地，其建築藝術的典雅， 追求時尚的精神，使世界其他國家都望塵莫及。在義大利，尤其是在“文藝復興之都”的佛羅倫斯，散布全城的博物館、別墅和私宅里陳列著大量價值連城的文藝復興時期的繪畫、雕塑。美第奇家族的別墅、瓦薩里的私宅，外表雖樸實，內部卻裝飾精美。在這裡，你可以深深感受到義大利人對“文明”生活的追求。正是在義大利，從羅馬帝國起，人們就試圖把物質生活提升到一種舒適和富於很高審美情趣的水準。在這種文化傳承下，我們不難理解為什麼北義大利小城米蘭會成為世界“時尚之都”。
普列漢諾夫曾說過，文學和藝術中任何一個潮流的深度都取決於那個階級的社會地位和審美情趣。馬克思認為，藝術的發展，例如希臘藝術並不一定與經濟基礎相適應。英國的文化馬克思主義者，如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特里?伊格爾頓(Terry Eagleton)等揚棄了機械還原論的文化觀，強調文化的相對性和自主性，認為文化不僅是經濟基礎的反映，反過來也會影響經濟基礎。今天,我們已經比較清楚地看到, 文化與社會其他領域的關係的確是互為因果的。文化既不是一個完全自主的原因，也不是一個完全被決定的結果。文化的形成和形式不能被歸因於任何其他的原因，雖然它在其範圍內也被其他原因所制約。而這些其他原因也能夠變化。換句話說，文化（價值）本身可以在不被經濟基礎決定的情況下變化。人在文化中處於主導地位，而不是出於宿命論的、其意識被決定的地位。人對其周圍世界的觀察與評價雖然是透過文化來實現的,但人並不是被動地從他周圍的文化世界中吸取價值觀和意義，他也有意識地選擇、評價和繼承。因此，人是有條件地擁有主動權的。
早在1992年, 筆者就同英國文化馬克思主義學者, 例如特里?伊格爾頓有接觸。當時，筆者曾就一篇關於中國文化觀念的起源、發展以及包括毛澤東思想文化在內的20世紀中國文化的文章同他商討。伊格爾頓對筆者所寫文章給予極高評價。記得第一次與伊格爾頓會晤是在牛津大學博德林圖書館對面的酒吧。在擠滿學生和教師的古老酒吧的一張條桌旁, 伊格爾頓就他的生活經歷和思想探索向筆者娓娓道來：青年時代的求學；像雷蒙?威廉斯一樣, 出生於工人階級的家庭；依靠獎學金在劍橋大學獲得學位，隨後在牛津大學這個象牙塔內從事教學研究工作； 有愛爾蘭血統,還曾寫了一本書——《愛爾蘭史》。同他那個派別其他學者一樣，本來已經躋身英國精英階層, 但其工人階級家庭出身，以馬克思為榜樣, 影響了他的個人認同和對自己使命的認知。
伊格爾頓也把文化看作一種廣義的意識形態，探討其意義及其在現代尤其是英國的發展。伊格爾頓發表了大量論著，在大西洋兩岸聲名遠播。在威廉斯和他的努力下，英國文化馬克思主義成為影響當代西方文化和文學藝術研究的一個重要理論流派。在牛津大學最大的布萊克威爾書店裡，伊格爾頓的書籍整整占了兩個五層高的書架。在其中的一本書中，伊格爾頓聲稱要像馬克思和卡萊爾（19世紀英國暢銷歷史書作者）一樣，使自己的書能成為店員、工人、學者乃至淑女的床頭讀物。從伊格爾頓對英國社會和柴契爾夫人政策犀利的批判話語中，可以看到馬克思批判19世紀資本主義社會的影子。
近代以來，中國人對文化的研究綿延長久。1919年有東西方文化比較研究和新文化運動，20世紀80年代，在中國現代化加速的背景下，又出現了持續近十年的傳統文化與現代化研究。是什麼原因使文化研究成為20世紀中國揮之不去的思想主題? 雷蒙?威廉斯把文化界定為藉以觀察和體驗世界的一套觀念體系。的確，對中國儒生士大夫來說，維護那一套他們藉以獲得立身處世準則的觀念體系是生命的意義所在。已故劍橋大學教授麥大維(David Mcmullen)曾把他那本描述唐代儒生維護儒家文化的正統性和純潔性，反對佛教和道教侵蝕的書，以“我們（儒生）的文化”命名。
美國漢學家列文森（Joseph R.Levenson）的《儒教中國及其現代命運》，以三部曲的形式描述中國傳統文化向近代和現代轉型的歷程。他認為,20世紀一波又一波的文化研究浪潮，源自中國知識分子想要與物質文明先進的西方達到心理平衡的衝動。羅麗莎（Lisa Rofel）也注意到，當西方現代性越過東西方的分界線到達中國時，它俘獲了中國知識分子的想像。而西方科技知識的強勢地位，使得中國的學者不得不在西方知識體系和概念框架內思考。在列文森的眼中,19和20世紀之交中國的文化話語發生了革新，舊辭彙被賦予新含意，外來的新辭彙被本土化。20世紀80年代起，中國文化又經歷了新一波的融合吸收外來文化的浪潮，並在此基礎上飛速發展。
本書共分為五編。
第一編探究“文化”作為一個分析性範疇的內涵。20世紀80年代以前，文化在很大程度上被視為一個民族（社會）區別於其他民族（社會）的生活方式的總和（包含價值觀、行為方式、社會制度和物質文明等）。20世紀末以來，全球化的蓬勃發展，文化之間的相互影響和交流愈益明顯。學術界逐漸意識到過去關於一個民族（社會）的文化具有純粹獨特性的觀點不再可靠。本編在討論文化概念的變化之外，也追溯了中國傳統文化中“和而不同”的思想。
第二編首先辨析了“文化” 與“文明”兩個概念的差異，認為前者突出不同民族（社會）的價值觀和生活方式的差異，後者關注社會發展到較高階段的成就，包括精神和物質文明方面的成就等內涵。第二編還追溯了中西社會對文明的理解，以及在提升文明水準尤其是對人的內心和外在舉止教化上的努力和成就。
現代性可以說是現代社會的文化特徵,而後現代性則是現代社會中出現的與現代性(理性精神、對規範和模式的崇拜等)相異的文化特徵，第三編討論了這些範疇的概念框架，並重點考察了中國自19世紀下半葉以來獲取現代性的特殊語境和歷程。
歐洲文化是一個大區域的文化形式,第四編探討了歐洲文化發展到較高階段的精神和物質成就——歐洲文明的形成、自我想像及其文化的分散和重聚。
第五編不僅從西方,也從深受其影響的殖民地和第三世界的立場和觀點來評述文化的發展與史學編撰的關係,並對後殖民主義、西方中心論、大眾文化等思潮進行了分析。
本書的許多章節，原已發表在各種期刊上，這次結集出版，並重新修訂補充，希望能夠為文化研究添磚加瓦。本書各章節的撰寫大致如下：第一編、第二編及第三編的第一篇和第三篇由筆者所寫，第三編的第二篇、第四編和第五編為張旭鵬所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