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名人出場費

文化名人出場費

最近,一份“文化名人出場費報價單”在網路上廣為流傳。報價單顯示一些文化名人的出場費少則三四萬元,多則數十萬元,有評論認為這樣的酬勞多少有點意外,有的認為這是應得的,還有人拿其與影視明星的出場費相比,認為文化名人的出場費過低。分析人士認為,隨著這個國家對文化的重視程度逐年增加,文化名人“太富”又“太窮”的局面會隨之改變,他們的身價會大幅提高,而對此酸溜溜說話的人也會大幅減少。

簡介

文化名人出場費文化名人出場費

近日,一份“文化名人出場費”報價單在網上浮出水面,而據記者考證,其可信度頗高。圍繞著這張報價單的議論也隨之而來,大部分人認為名人“太富”,並對此嗤之以鼻。不過記者在採訪中了解到,這份報價單還有更深層次的問題——相比娛樂明星,文化名人並不是“太富”,而是“太窮”,這也折射出當今“全民娛樂”時代的某種價值取向。

人們關心作家、學者、文化人的收入問題,這與自古以來文化人總被定義為“清貧的”、“兩袖清風的”、“不流世俗的”不無關係。當心底里的清高形象,同世俗的金錢利益搭上了關係,有人說文壇被商業化侵蝕了,變得不再純粹。

對此,作家陸琪回應到:“所謂的窮做學問,只有窮得夠徹底,才能把學問做好?於是大家看到作家掙錢,就眾口一詞地鄙視,而娛樂明星掙錢,卻加油吶喊。全世界恨不得作家都窮死,娛樂明星都富死,這都是什麼心態?”他甚至在博文中疾呼,只有作家們的出場費定得和娛樂明星一樣,他們有更高的地位並能有更好的生活,文化才會更受尊重。

市場經濟時代,人們確實更願意用數字和生硬的指標來評估一個作品甚至一個人的價值。作為具有輸出文化商品功能的文化名人們,出場費越高也證明了他的影響力,他因付出了勞動而收取出場費也無可厚非。只是,文化產品太特殊了,除了經濟價值以外,決定它的還有精神價值取向,而這恰恰才是文化名人得以存在的根本。在一個社會裡,能夠被稱為“文化名人”的,應該是那些具有一定的原創思想、為文化建設作出傑出貢獻並擁有相當影響力的公眾人物。以這樣的標準來衡量,無論多高的出場費,都不足以反映“文化名人”的實際價值。

出場費曝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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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明星還“太寒酸”
“文化人講一小時,不如明星走幾分鐘秀”最近,網路上爆出的一張“文化名人出場費報價單”備受矚目。在這個名單中,易中天郎鹹平李承鵬等文化名人的出場費少則三四萬元,多則十幾萬元,有業內人士稱,其實這些都是除去各種費用後的數字,實際上收費要更高一些,易中天和于丹一般能拿到二三十萬元的出場費。文化名人的身價令人咋舌,但和娛樂明星相比,這些數字都還顯得“太寒酸”,有網友甚至同情他們。
曬一曬易中天30萬元領跑
文化人對“出場費”一直三緘其口,不願多談,外界很多人也誤以為文化界名人應該沒有出場費一說。但在該報價單曝光後,出場費之高也是令人咋舌的,價碼和名氣基本上成正比,易中天更被爆以30萬元領跑。不過該表格無頭無尾,只是一張截圖,因此有網友也懷疑它的權威性和真實性。

在這份出場費報價單里,金融專家郎鹹平的出場費是10萬元至12萬元;身兼主持人、導演和演員的劉儀偉,雖然並非純文化圈的人,也被列入名單,出場費為5萬元至8萬元;暢銷書《潛伏在辦公室》作者陸琪,也是身兼多重身份,雖然知名度遠在郎鹹平等文化“大名人”之下,但他的出場費也有三四萬元。而憑《百家講壇》家喻戶曉的易中天,儘管節目早已不如當年那么火熱,但表單中他的出場費高達9萬元至13萬元。有記者了解到,易中天的出場費其實還不止這些,他參加商業活動的出場費一般能夠達到數十萬元。“李大眼”李承鵬的出場費據稱是三四萬元,但發帖者認為李承鵬在揭黑盛行的環境下炙手可熱,他的出場費應該會比表單中更高。此外,有媒體還爆料,于丹參加西安某企業活動時,企業內部人員稱其出場費高達25萬元;馮驥才應邀參觀某企業時,知情人士說其出場費也達20萬元之多。

對於出場費一事,有記者採訪了名列其中的暢銷書作家陸琪,他認為這是很正常的事情,而且名人出場費“花樣”很多,並非名人就能得到出場費的全部,車馬費、題字費等的標準都會由經紀人來談。陸琪說:“這是很正常的事,有市場消費的需求,就應該得到酬勞。但對一些商業活動,出場費會高,如果是到高校演講,幾乎不怎么收費,或者很少。據說易中天都30萬元了,但表單上我的出場費肯定是虛高了,也有可能是經紀人的報價,經紀人報價和我們是不一樣的,會偏高,因為他們要從中分成。”
比一比
娛樂明星“價更高”。在文化名人出場費報價單“泄露”後,雖然有一些人認為文化名人不該這樣“愛財”,但也有網友對此表示理解,“至少人家靠真才實學拿錢,無可厚非。”相比之下,有人認為靠人氣和外形撈錢的明星,出場費之高那才叫“離譜”。記者發現,早在2008年,網友曝光的1000位明星出場費報價就已經足夠令以上眾多文化名人難以“望其項背”。
在2008年曝光的明星出場費名單上,其中內地明星韓紅劉歡孫楠、田震、刀郎、宋祖英被列為一線,出場費為25萬元到40萬元;二線明星包括崔健、孫悅、朴樹、韋唯、閻維文、潘長江等,出場費為15萬元到30萬元;滿文軍、沙寶亮、付笛聲、任靜等則被歸為三線明星,出場費為10萬元到20萬元。另外,還有出場費6萬元到15萬元的四線明星,包括許巍、汪峰、景崗山、張傑等。而港台明星中,劉德華、周杰倫、成龍三人的出場費最高,為100萬元;張學友和郭富城稍微低點,分別為70萬元和60萬元。

以上的“報價”還是兩年前的,如今,以上這些明星的出場費早已水漲船高。廣州某演出網站上顯示,現在的內地明星中,范冰冰出場費60萬元,周迅是50萬元,陳好、陸毅、孫楠也都有二三十萬。紀敏佳、葉一茜這樣的當年“快女”也要價7萬元到10萬元,基本能趕上名氣頗大的文化名人;而港台明星還要再高一些,周杰倫現在的出場費是110萬元,蔡依林、張學友、莫文蔚、李玟的都在50萬元以上。

相比於文化名人,娛樂明星的出場費顯然“價更高”,難怪有網友甚至都同情起文化人,“辛辛苦苦講了一個小時,還比不上明星走幾分鐘的秀。”

引發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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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富”說
演講一小時五六萬。這份“文化名人出場費”報價單之所以引起軒然大波,是因為人們覺得文化名人的錢來得太容易。比如易中天,他的出場費在11萬到13萬左右(有人指出並不止這個數,一般商業活動可達幾十萬),他演講兩個小時就可以拿到這筆錢,平均一個小時拿6萬元,這相當於許多老師一年的收入。又比如,記者出身的體育評論員李承鵬,出場一次可拿3萬至4萬,這相當於很多吃苦耐勞的記者五六個月的收入。

在這份榜單里,身價高的,如易中天、郎鹹平,出場費為兩位數;少的如劉儀偉、陸琪,出場費也在3萬以上。一時間,文化名人們因為他們的富有,而陷入一種酸溜溜的議論之中。

不過,理性的聲音也隨之而來。這幾天網上最熱的一個話題的是“文化名人是否就應該兩袖清風”。有人指出,在商品經濟的時代,文化名人因為輸出了文化商品而獲得報酬無可厚非。而且他們也是靠自己的實力,達到現在此番身價的。

在登入“百家講壇”之前,易中天同樣會獲邀參加一些活動,但勞務費可能也就幾百幾千元,正是因為他把握了“百家講壇”這個機會,向全國人民展示了自己的講課才能,才有今天的“太富”。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中國文化名人的“太富”,自有其合理性。
“太窮”說
只拿娛樂明星零頭。就在易中天的“太富”被廣泛議論的同時,另一則訊息是,王菲在演唱會上同樣只唱了兩個多小時,但整場演唱會的收入就高達2000萬人民幣(王菲個人收入有望突破千萬)。當然,如果周杰倫出一次場幾十分鐘,他就能拿到一百多萬。照這樣比較,同樣是靠露臉吃飯,易中天的11萬多的出場費只有王菲和周杰倫的一個零頭,其他的文化名人更是零頭的零頭。如此說來,中國文化名人不是“太富”,而是“太窮”。

本報記者試圖作一次中國和西方的對比。美國去年最富有的娛樂明星是脫口秀明星奧普拉·溫弗瑞,她一年賺了3.15億美元,而去年美國賺得最多的作家是驚悚作家詹姆斯·帕特森,他一年收入7000萬美元。溫弗瑞是帕特森的4倍多。而去年鄭淵潔以2000萬人民幣收入成為中國收入最高的作家,可去年像成龍這樣的娛樂明星,收入都在2億元人民幣以上,鄭淵潔只有成龍的十分之一。

和西方相比,中國文化和娛樂明星貧富之差不可謂不大。分析人士指出,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是,中國目前處於某種意義上的“全民娛樂”的時代,“娛樂至上”的理念使得大量娛樂明星受到追捧,文化名人的境遇雖大為改善,但其被重視的程度,仍然在較低水準上徘徊。一些商業活動,雖也想到邀請一些文化名人出場,但其實更多的是一種“擺設”的定位。

分析人士認為,隨著這個國家對文化的重視程度逐年增加,文化名人“太富”又“太窮”的局面會隨之改變,他們的身價會大幅提高,而對此酸溜溜說話的人也會大幅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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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中天說, 在我看來,“文化名人出場費”的背後,既有合理部分,也有悖理部分,不可大而化之“一刀切”。易中天說, 在我看來,“文化名人出場費”的背後,既有合理部分,也有悖理部分,不可大而化之“一刀切”。

最近,網路上曝出一張“文化名人出場費報價單”,易中天、郎鹹平等文化名人均出現在這個名單里,少則三四萬,多則十幾萬,一一羅列,明碼標價,很有“參考價值”。依在下的見識,這個價碼錶比較靠譜,水分不多,按理也沒啥可大驚小怪。然而網路和紙媒還是一陣熱鬧,見仁見智,大致有“理解派”和“嘆息派”之分。前者認為文化學者的出場費低於娛樂明星,還應更高。後者則感嘆世風日下,文化學者置傳道解惑於不顧,擁抱孔方兄,有辱斯文。
在我看來,“文化名人出場費”的背後,既有合理部分,也有悖理部分,不可大而化之“一刀切”。

先說“合理”。所謂合理是指:無論是用知識、技藝,還是思想去創造財富,都是無可厚非的。“文化名人”者,以前就是“酸腐文人”、“臭老九”,曾經是連“賣茶葉蛋”都不如的。憑藉改革開放之東風,文化人漸漸吃香,甚至躋身明星之列,這無論如何先要鼓鼓掌。一般說來,成為明星是件很不容易的事,它是某個領域佼佼者的代名詞。既為佼佼者,萬人仰慕,眾人“買單”也是人情之常。至於出場費的高低,咱們俗眾不必操這份閒心,自有市場這雙無形的手在調節:搶手時必待價而沽,節節攀升;落寞時必價位大跌,有價無市。平心而論,今天的文化名人有此出場費,足可欣慰。

再說“悖理”。文化名人也是良莠不齊的,有的名實相符,有的名不符實,掛羊頭賣狗肉的也所在多有。前面說了市場“價格天平”的合理一面,但它還有“逐利忘義”的兇險一面。也就是說,只要誰“有人氣”,市場就“跟財氣”,往往泥沙俱下。所以才會有張悟本、李一之類的炙手可熱,才會有相親節目“比出位”的“三俗”現象。

相形之下,很多坐冷板凳的優秀學者,學養品德甚至口才遠高於文化名人,但他們不為俗名所惑所累,也不“羨慕妒忌恨”(余秋雨語),而是教書育人,相信潤物細無聲的身體力行。然而他們比較清貧,因為沒有“顯赫名聲”(只是在圈子裡地位甚高),孔方兄自然不予垂顧。在此,“文化品質”和“經濟收入”的反差就形成了社會“悖理”。

此外,市場還有某種腐蝕作用,它讓學術明星容易處於被金錢激奮的常態中,甚而自我催眠和自我膨脹,忘乎所以。當文化名人把“走穴”看得高於學術本位時,其“出場含金量”就值得警惕了。事實上,很多的“出場”,只是“文化口水”罷了,同一項內容顛來倒去地演講,真正“傳道”的貨色又有幾分,殊可懷疑。所以在給文化名人拿到不菲出場費鼓掌之後,也提醒一句:切勿沉湎於“明星感”,切勿成為出場費的奴隸

專家解讀

最近,一份“文化名人出場費報價單”在網路上廣為流傳。報價單顯示一些文化名人的出場費少則三四萬元,多則數十萬元,有評論認為這樣的酬勞多少有點意外,有的認為這是應得的,還有人拿其與影視明星的出場費相比,認為文化名人的出場費過低。對此,北京大學藝術學院教授李道新表示,在一個社會裡,能夠被稱為“文化名人”的,應該是那些具有一定的原創思想、為文化建設作出傑出貢獻並擁有相當影響力的公眾人物。以這樣的標準來衡量,無論多高的出場費,都不足以反映“文化名人”的實際價值。
李道新說,“文化名人”出場費是市場選擇的結果,搭場者與出場者兩廂情願,各得其所,原本無可厚非。但問題的關鍵在於,“文化名人”出場後的作為是否符合普通公眾的心理預期。其實,隨著出場費的攀升,公眾對“文化名人”的期待也會越來越高。真正應該反思的是,“文化名人”自己是否有不斷更新的“文化”內涵滿足愈益高漲的公眾需求,更進一步說,是否有不可多得的思想能力開啟未來社會的文化潮流?或者,在將自己成功地從“文化名人”轉型為“娛樂名人”之後,文化名人是否能夠承受有朝一日被“冬粉”們突然拋棄的落寞和淒涼,這才是文化名人和社會各界需要認真反思的。

評論

對文化名人出場費的評論對文化名人出場費的評論

近日,在網路上流傳一張“文化名人出場費報價單”,易中天、郎鹹平、蔣昌建等10位文化名人均在這個名單里。少則三四萬元,多則數十萬元,“文化人”出場費之高引起人們的爭議。

相比起那些拿天價出場費的娛樂明星而言,“文化人”通過自己的專業素養來啟迪民智,為社會創造價值,拿一定的“出場費”無可厚非。君不見,有多少“文化人”在默默無聞地奉獻著自己的才智,為社會的發展奔走建言。然而,若把文化變成謀取利益的幌子,為賺取“出場費”而奔走於各類演講論壇,甚至商業活動,這不但有損自身形象,更是對文化的不尊重。

在當今的知識經濟時代,無論是學術活動還是商業活動,似乎都對文化名人情有獨鍾,這不難理解。文化名人有較高的社會知名度,有了他們捧場,無論什麼活動都會熠熠生輝。當然,這些活動並非一廂情願,同樣也受到文化名人的青睞,畢竟動輒數萬甚至數十萬的“出場費”著實可觀。相比起“坐冷板凳”和“面壁十年圖破壁”的文化、學術研究,參加活動既輕鬆,又來錢快,還可以提高知名度,一舉而多得,何樂而不為呢?

對文化名人的“出場費”當然不能一棍子打死,畢竟它的存在有其合理之處,然而,我們不能忘記一個前提,那就是一個文化名人首先是一個“文化人”,他們較高的知名度是建立在深厚文化修養基礎之上的。而現實中,在高額“出場費”的誘惑下,有些文化名人不惜本末倒置,搖身一變,從“文化人”變成了“關係專家”而忙於各類活動。如此一來,所謂的“文化人”還有何精力、有何動力去發展自己的文化事業?說得好聽點,這是“走穴”搞創收,說得難聽點,這是不務正業。“出場費”在富了一些文化名人的同時,卻窮了文化事業,這讓人擔憂。

“出場費”不應是文化的“蛀蟲”。切莫在高價“出場費”面前迷失方向,走上用犧牲社會效益來贏得經濟效益的文化歧途。“出場費”可拿,但若不是作為真才實學的酬勞,勢必會“拿人手短”,須謹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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