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簡介
魏勇，1970年生，北京十一學校歷史特級教師，北京市海淀區中學教師高級職稱評審專家。出版有《用思想點燃課堂》 《怎么上課，學生才喜歡》等。
目錄
序·我的關鍵性事件
第一輯 教育的力量來自教師的真實存在
知識不是用來改變命運的
超級中學模式是對拔尖人才的傷害
適當的強制，是教育必要之惡
歷史應該教什麼
——答搜狐教育
CEO綜合徵：中國優秀教師的通病
德育要從教學生做好公民開始
教育的力量來自教師的真實存在
讀書不是越多越好
——在“新閱讀南方論壇”上的演講
SAT改革可能影響中國未來的政治選擇
第二輯 做老師要“有種、有料、有趣”
關於袁騰飛事件答《南方周末》記者問
教育就是一個滑頭
政治家要能超越共識，推進改革
缺少懲戒的教育是不完整的
少兒讀經，是啟蒙還是蒙昧？
做老師要“有種、有料、有趣”
——答《中國教育報》讀者問
野百合也該有春天
——讀《插班生林可樹》
精英教育是一種必要的不平等
為什麼需要精英教育
精英是什麼
精英學生的特點
第三輯 高考向何處去
教育公平不是平等地成為庸才
——高考改革構想
高考之殤
——點評2015年歷史高考題
北京講規矩，上海談自由
——從2014年高考作文說起
高考語文向何處去（上）
——語文學習如何鼓勵學生獨立思考
高考語文向何處去（下）
——教會學生如何講理
我對修訂語文新課標的看法
語文不需要改革，只需要回到“過去”
為什麼高考狀元女生多
——對高考制度的反思
我看美國男女分校教育
學生軍訓應該改革
——民國課程標準解讀
停下錯誤的腳步就是一個重大的進步
——對話《教師月刊》
第四輯 千萬不要成為自己所討厭的人
班主任要大氣
怎樣維持課堂紀律
站在學生的立場看早戀
不當靈魂工程師
作為知識分子的教師
——在“第一線全國教師高級研修班”上的演講
教師的功底是什麼
千萬不要成為自己所討厭的人
我們為何喪失了靜謐的激情
第五輯 電影讓教師走得更遠
《浪潮》 ：法西斯是一種生命體驗
《拆彈部隊》 為什麼戰勝了《阿凡達》
《美麗人生》 ：因為愛所以愛
《甘地傳》 ：幸運的甘地
《羅拉快跑》：存在即為偶然
《辯護人》：雞蛋碰石頭的故事
《冬眠》：安納托利亞的憂傷
自 序
我的關鍵性事件
我是一個資質平庸的人，小時候所有認識我的人從未有誰誇過我聰明，說我憨厚的倒是大有人在。在很長一段時間裡，我無法認可自己，總覺得別人什麼都比我好，自己一無是處，就連名字都是別人的好。魏勇，這兩個字土得不能再土了，沒有一點兒文化的味道。那時，我好想改一個名字，一個聽起來機靈、帥氣的名字。可問題是，我是一個懦弱的人，小雞圍在我腳下，我都會嚇得大哭，更不用說向父母提出改名字的事了。那時，我是一個不快樂、膽小、封閉、反應遲鈍的孩子。
改變我生命狀態乃至影響我一生的是1979年的一起閱讀事件。一個周末的下午，還在讀國小三年級的我在媽媽單位玩，因為媽媽忙於工作，加上外面淅淅瀝瀝下著雨，聽著滴答滴答的落雨聲，我一個人實在無聊，於是耐著性子把一期《中國少年報》從頭到尾看完了。剎那間，成人感和成就感油然而生——我也可以做大人的事情了。從此，熱愛讀書、讀報成了我的習慣。《中國少年報》《兒童時代》《兒童文學》《少年文藝》《中學生》《連環畫報》《富春江畫報》《奧秘》《兵器知識》等都成了我國小到國中最喜歡的雜誌。從此，我變得快樂起來，是那種一個人關在房間裡哈哈大笑的快樂。那時，我認為世界上最幸福的事情就是把我關在一個孤島上，有看不完的書和吃不完的麵包。
眾所周知，人的興趣需要嘗試才能被發現，而很少有人知道，人的興趣有時需要深度嘗試才能被發現。我想，對許多人來說，閱讀就是一種需要深度嘗試才能被發現的興趣。一些人也曾嘗試過培養讀書的愛好，但並不一定都能獲得成功。我想，一方面是因為錯過了好奇心最強的年齡；另一方面是因為不夠耐心，淺嘗輒止，沒有發現閱讀最激動人心的那一面。工作以後，我發現許多文科教師沒有讀書的愛好，這使得他們的成長路徑跟我大相逕庭。他們全心全意地在應試的主流中搏擊，而我多數時候在岸上閒逛，偶爾下水跟他們同流。既要生存又要超越生存，這使我沒法兒成為一個純粹的理想主義者和純粹的現實主義者，卻能理解現實的無奈和理想的價值。
若沒有對讀書的熱愛，我想不出自己有什麼特色，更想不出自己有可能在應試的河岸上溜達。我這輩子受益最大的事情就是讀書。除此以外，網際網路寫作，是我生命狀態的第二次改變。讀書，讓我進入一個現實以外的瑰麗世界，讓我徜徉，讓我生長發育，讓我獨自快樂；而網際網路寫作，讓我發現自己居然有輸出思想的才能，居然能夠與那些我一直仰慕的人直接對話。我為那些討論人性幽暗的話題而震驚，為那些抨擊時政的言論而擊節叫好，為那些思想常識和教育常識的討論而失眠。2003年，為了回復一個關於伊拉克戰爭的帖子，我凌晨4點起來，一直寫到早上7點。那時，真的是瘋狂，常聽見生命畢畢剝剝地長個兒，簡直就是第二個青春期。
在網上寫作最大的好處是互動。若要讓人對一件艱苦的事情產生興趣，初期需要及時獎勵，別人的跟帖就是一種最及時的獎勵。很多時候，寫作，往往就是因為網友的一個“好”字，甚至一個“頂”字，這是平面媒體上不可能發生的。大約是2004年，我在天涯上的一篇文章被《南方周末》轉載了。那個激動超過拿到大學錄取通知書。寫作的興趣就這樣一點兒一點兒培養起來，那時，除了一點兒虛榮，寫作沒有任何功利目的。正是因為沒有功利在裡面，我的寫作完全不受職業的限制，視野比較開闊。事實上，我的文字大部分都跟教育無關，我偶爾寫點兒教育方面的東西，譬如對高考的評價、對優質課的看法等，大多被趴在網上的教育雜誌編輯發現拿去發表，於是不經意間開始發表教育類文章，開始為教育雜誌寫稿。就是這樣一些教育文字，2008年整理成了一本書《用思想點燃課堂——歷史教師魏勇的教育哲學》，現在則整理成了《教師的力量》。而我自己最看重的東西，大多不能出版，於我現實的處境沒有任何影響，只贏得了網上的一點兒虛名。
儘管如此，跳出教育看教育，跳出教育來讀書，跳出教育來寫作還是給了我巨大的幫助。如果說在教育思考方面，我是那種“愚者千慮，偶有一得”的人，那么，這一得，不是來自教育圈，而是來自對文學、政治、哲學和歷史的熱愛與思考。不為教書而讀書才能教好書，不為教書而寫作才能寫出好東西，這是我20多年來的心得。
書摘
不當靈魂工程師
關於教師這一行最野心勃勃的一句話是“教師是人類靈魂的工程師”，這句話據說出自史達林，也有人說出自加里寧，總之，這句既帶有中世紀神學色彩又帶有現代工業文明烙印的著名論斷是十月革命的產物。對這頂戴在教師頭上的高帽子，我不能說沒有好感。我是教師，鄧小平時代用這句話實現了教師地位的正常化，對“文革”時期的反智主義算是做了撥亂反正，我對這句話無法不產生好感。
但是，當有人真正當面對我這樣說的時候，我又無法不惶恐。首先，這話不一定是針對我說的，就像毛主席說“人民才是真正偉大的”，我絕不敢把自己當作人民，雖然我是老百姓。人家所說的“人民”和“靈魂工程師”是純潔、高尚的代名詞，這些概念里沒有具體的人，即使有，像我這種愛慕虛榮、貪圖小便宜、喜歡別人過得沒有我好的小人，哪裡配得上這么崇高的敬意呢？剛開始，我心虛、冒汗，後來這話聽得越來越多，見許多人都面不改色地接受了它，於是我也像慣偷一樣逐步適應了這種驚險場面，常常一邊嘴上說“哪裡哪裡”，一邊把這頂不屬於我的帽子順便攬入懷中，然後在教師節或者其他什麼節的時候，美滋滋地戴在頭上，做道貌岸然狀。
儘管我很希望自己像中世紀的傳教士那樣去拯救別人的靈魂（我覺得靈魂工程師的說法有傳教士的味道），從而把這頂帽子戴得更穩，讓頭上環繞更多聖潔的光環。最好是別人一見到我，他的耳邊就迴響起古諾的《聖母頌》。但我不得不承認，一個小人物要去扮演大角色，和根本不信仰上帝的人要把自己打扮成上帝的僕人一樣，怎么演都是蹩腳演員，一不小心就露出了自己的本色，自己還累得不行。所以，我願意別人把教師當作一種類似於律師、會計師、醫生，甚至修車師傅、搓澡工人那樣的職業，這樣我就可以不用為人師表，不用在課堂內外兩個不相干的語言世界之間穿梭忙碌。在學生面前端著、拿著，我覺得是不能承受之累。
本來教師的出身就不高貴。在古希臘、古羅馬，教師大多是僕人，稱為教仆。直到工業革命前，這一地位都沒有太大的變化。在《紅與黑》里，作為家庭教師的於連只能跟僕人們一起吃飯。教師地位的提高開始於工業革命，西方國家普遍把國民教育和國力強盛聯繫在一起，此時，教師進入社會的中等階層。後來，在某些國家教師地位被提高到與中世紀教士相提並論的程度，國家對教育的介入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教育成了國家的意識形態陣地，教師則成了堅守陣地的戰士，給予直接為官方意識形態服務的教師足夠的精神地位，既是對其服務意識的鼓勵，更是加強意識形態宣傳的必要前提，通過樹立教師的權威，能更高效、快捷地實現對青少年思想的灌輸。從這個意義上來說，表面上教師是靈魂工程師，實際上是靈魂殺手，調門越高的教師殺傷力越大，既傷他人也傷自己，在高調中，教師的靈魂逐漸失去了質量，沒有了熱度。
調門高的教師通常有一種野心——“我要無愧於靈魂工程師的光榮稱號”。他們熱衷於對學生進行正面教育，迷戀於“神聖”、 莊嚴”、 民族”等詞造成的意象，覺得讓學生經常泡在這些大詞中，學生的靈魂和自己的靈魂就可能高尚起來。這種教師在某種程度上把自己看作了治療皮膚病的郎中，他們認為，這和治療牛皮癬時人經常要泡中藥澡的道理一樣。其實，這種所謂正面教育是一種鴕鳥教育，讓學生把頭埋在沙土裡，不看真實的世界。然後，教師像《大話西遊》裡面的唐僧一樣喋喋不休，在學生耳邊進行“就算砸不到小朋友，砸到花花草草也不好”一類的說教，讓學生以為周圍環繞著鮮花、綠草，還有正在丟手絹做遊戲的小朋友。實際上周圍早已是險惡的叢林。如果有人居然敢把埋在沙里的頭抬起來，教師會說，不該看的東西你不要看，然後用“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來正面引導。
事實上，這樣的教師大多自己並不相信那些大詞，他們中很多人只是基於一種拿人錢財、替人消災的樸素感情，他們總覺得飯碗是人家給的，不替人家做點兒事，那太不厚道了。就像一種職業——“哭喪婦”，有的人家父母去世，做兒女的怕自己哭得不夠悲傷或者哭不出來，影響孝的形象，於是就請“哭喪婦”專門來哭。她們每次開工前往往就像教師經常使用“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一樣，使用同一個開工詞，齊唱：“我從來沒有想到離別的滋味這樣淒涼，這一刻忽然感覺像迷失的羔羊，我想忍住眼淚，卻忍不住悲傷，不知不覺中淚成行……”然後逐一數落死者何以忍心云云，再把死者生前的“豐功偉績”陳述一番，哭得死去活來，但是，只要時間一到，哭聲立刻戛然而止，眼淚還掛在臉上就開始向主人家收錢，十分專業！能夠把自己不相信的東西說得繪聲繪色，把自己並不存在的感情抒發得波瀾壯闊的教師，我以為他們在專業的問題上和“哭喪婦”有的一拼。
這樣說來，正面教育有時候其實就是說假話的代名詞。我不想做這種“靈魂工程師”。我之所以沒有這樣的野心，並不是因為我有多高尚。我也說假話，但我不能忍受幾年、十幾年甚至幾十年毫無創意地說著相同的假話。我也騙人，但我不能容忍自己去騙那些十幾歲的孩子，那會讓我沒有成就感！
有人說，教師不是靈魂工程師，而應該是靈魂的對話者、參與者，這個調子比靈魂工程師低了八度，顛覆了教師靈魂比學生靈魂一定高尚的前提，把教師從設計者的身份降格為建築工。權威地位的下降，客觀上降低了對學生靈魂的殺傷力，但我以為這個調子仍然過高。事實上，還是把學生的靈魂當作了教師改造的對象，只是姿態低了一點兒，只是接近獵物時採取了匍匐前進的方式。我們為什麼老是惦記著要去改造學生？我就不明白，為什麼教師總是固執地想把一顆已經被污染了的成年人的心包裝起來，貼個綠色標籤去占領未成年人的心靈貨架？一些教師和一些官員有一點是完全相同的，他們都使用兩套話語系統，在台上使用公共話語系統，這就是他們的綠色標籤；在台下使用私人話語系統，這才是他們的本來面目。絕大多數教師一旦站上講台，就像《紅菱艷》里舞女穿上了魔鞋，開始不由自主地跳舞一樣，自動實現了語言系統的切換，開始清嗓子，“這個這個那個那個”起來，說一些嚇死人的大話，一些在私下絕對說不出口的假話。
我認為在當下，教師不要整天惦記著人家的靈魂怎樣，首先要把自己的靈魂收拾利索了。一個站起來的靈魂，自然會引起別的靈魂的注視和尊重，自然會吸引別人走進來，和你一起呼吸。一個跪著的靈魂，無論怎么包裝，無論你採用多么巧妙的方式，你都不可能真正走進別人的靈魂。
基於以上認識，我覺得自己不可以做一個隨時想侵入別人靈魂的野心家，既不做高調的侵略者，也不做低調的合作者。如果教師注定要和靈魂打交道的話，那么，我寧願是收容者，收容那些無家可歸的、殘破的、蜷作一團的靈魂，把他們給我，因為我們是同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