敘事分析提出者：
“敘事學”
敘事內容：
不同類型的敘事，其實含有不同的敘事結構。根據瑞斯曼的意見，起碼可以區分出三種敘事的結構，即拉勃夫的結構取向(structural approach)、博克的擬劇結構(dramatism)和基(Gee，1986)的詩意結構(poetic structural approach)。拉勃夫的結構包括摘要(敘事的主要內容)、狀況(包括時間、地點、情境和參與者)、繁雜的行動(事件的順序)、評價(包括行動的重要性和意義，敘事者的態度)、結果(最後發生了什麼)和尾聲(將視角拉回現在)。博克的結構包含五個要素，即行動(act)、場景(scene)、行動者(agent)、能動性(agency)和目的(purpose)，這些要素分別回答這樣的問題，即“做了什麼”、“什麼時間和什麼地點做的”、“誰做的”、“如何做的”，以及“為什麼”。基(1986)則把敘事結構拉回到社會語言學中，注重文本的口語特徵——經驗是怎么被說出來的。因此，語調的轉變、停頓，語言的韻律等特徵，都被他用詩的單位——詩段和詩節整理出來，從而理解敘事者是如何詮釋其行動的。
敘事的方式：
如果在敘事分析中不僅僅關注敘事的內容，而把注意力放在敘事方式上，則會關註：第一，敘事者在何種脈絡中——與什麼人互動中說出自己的故事；同時，也關注敘事的歷史脈絡——特定的歷史脈絡如何影響了敘事的意義。第二，關注敘事者針對不同的互動對象(傾聽者，也就是研究人員)在言辭上的變化，關注這些言辭所指涉的意義； 第三，關注敘事時語言風格如何影響到敘事的輪廓和意義；同時也關注語言的結構如何與敘事的主題結構相互聯繫。所有的這些方面，構成了敘事分析中極為重要的方面——敘事者是如何訴說故事的。
影響和評價：
敘事分析是社會研究的一種方法，而社會研究從敘事分析角度看，就是一種如同敘事者所做的經驗的再呈現。正如在前面所說的那樣，任何再呈現都是策略性的，都是有所選擇的——這是因為人們總是從某個角度、觀點出發進行敘事，通過敘事建構自己的身份，並說服他人接受自己的身份宣稱；這樣，在基本經驗中，敘事者只會有選擇地挑選某些內容，以某種特定的方式進行敘事；其次，任何敘事都是在特定的脈絡中進行的，不管是微觀互動脈絡的還是巨觀的社會歷史脈絡；而任何一種脈絡，對基本經驗的整體表達來說，都是一種限制；更進一步地，任何再呈現都是通過語言落實的，而語言本身在呈現上總是有限制的。這些限制，表現在敘事者的敘事中，同樣也表現在社會研究上，如果社會研究本身也是一種再呈現的話。因此，無論是作為敘事的經驗再現，還是作為敘事分析/社會研究的再現，敘事因此總是有限制的。
套用：
在敘事分析這個方法中，似乎還存在著某些模糊的東西。首先，瑞斯曼介紹了不同的敘事結構，但比較含糊的是，這個所謂的敘事結構，是敘事者在敘事的時候所採用的結構，還是敘事分析者的分析結構？似乎在這裡存在著一種脫節。當敘事分析強調重視敘事的方式的時候，很多時候都是在強調重視敘事的結構，而瑞斯曼介紹三種結構，明顯地是在分析的角度上提出來的，而並不是在說敘事的結構。當然，任何的分析本身也是敘事，理論家也是在說故事，說故事的時候也在使用不同的結構，以便與作為被研究者的敘事者一樣，說服聽眾和讀者。但在敘事分析方法中，作為敘事/故事的結構，似乎應與分析敘事的結構有所區別。其次，瑞斯曼本人批評了分析者在建立了自己的理論框架之後，將敘事者的故事進行人為分割的做法，認為這將整體的敘事片段化了，實際上將質性研究做了量化研究的處理。但很難說清楚的是，她自己發展起來的詩意結構取向就不是一種理論框架/分析工具；可能的情況是，她受到自己理論的影響，即基(Gee)的社會語言學影響，而將自己的注意力更多地投向了詩意的發現上，並用這個詩意結構，將敘事者的敘事結構化——詩意結構地處理轉錄，並在此基礎進行詩意結構的分析。果真如此，她自己也就陷入了她所批評的那種理論中去了，即把敘事者的敘事拉進自己的敘事中，形成一個經過了轉譯的文本，一個介於中間的文本。果真如此的話，不管分析者採用何種分析結構，或多或少地，他/她都會用自己的理論框架，形成自己的分析結構，碎片化地處理經驗的敘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