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內容簡介
《政府的道德責任》是政治與公共治理研究文庫·第4輯。
作者簡介
金太軍，男，1963年6月生，安徽全椒人，廈門大學哲學學士和碩士，南京大學社會學博士，復旦大學公共管理博士後。1987年起在江蘇省委黨校任教，1999年作為高層次引進人才被南京大學破格評為政治學教授，2000年起歷任南京師範大學特聘教授、博士生導師、行政管理研究所所長、行政管理系主任、公共管理學院副院長、南京工業大學公共管理學院院長，現為蘇州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院長、特聘教授、博士生導師。兼任全國青聯委員，江蘇省政協委員兼學習委員會委員，全國政策科學研究會副會長，中國政治學會理事，中國行政管理學會理事、中國人民大學報刊複印資料《管理科學》等刊編委，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百所重點研究基地中山大學行政管理研究中心兼職教授等。
金太軍在研究當代中國政府與政治方面有較深造詣，是江蘇省政治學和行政學界中青年學者的代表人物，江蘇省迄今唯一社會科學類“青年科學家”獎獲得者，江蘇省“333高層次人才培養工程”首批中青年科技領軍人才有突出貢獻的中青年專家。近年來，主持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和重點項目等課題8項，出版個人專著5部，在國內外學術刊物發表學術論文近200篇，其中，在《中國社會科學》、《政；台學研究》、《戰略與管理》、《管理世界》等權威或核心刊物發表論文100餘篇，獲國家和省部級優秀科研成果一、二等獎8項。2003年通過教育部優秀青年教師獎評選，2004年入選教育部首屆“新世紀優秀人才支持計畫”。
圖書目錄
1 引言
1.1 對山西“黑磚窯事件”的反思
1.2 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及其倫理基礎
1.3 研究思路和基本框架
2 政府的社會道德責任：一個現代性政治倫理問題
2.1 古典政治理論視域中政府的社會道德責任
2.2 西方近代以來自由主義政治理論視域中政府的社會道德責任
2.3 政府承擔社會道德責任：近代以來的論爭與自由主義的回應
3 政府承擔社會道德責任的必要性和意義
3.1 對自由主義政治理論關於政府承擔社會道德責任觀點的檢審
3.2 政府承擔社會道德責任的必要性分析
3.3 政府承擔社會道德責任的意義分析
4 政府承擔社會道德責任的內在序列
4.1 消極社會道德責任
4.2 弱意義的積極社會道德責任
4.3 強意義的積極社會道德責任
4.4 政府承擔的各類社會道德責任之間的相互關係
5 政府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建設
5.1 從“惡搞”說開去
5.2 價值多元化與價值取向多樣性的時代挑戰
5.3 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基本內容
5.4 政府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建設中承擔職責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5.5 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建設中政府的責任
6 政府與社會主義榮辱觀的樹立
6.1 兩個公民旅遊文明行為公約及其背後的無奈
6.2 社會主義榮辱觀的基本內涵
6.3 樹立社會主義榮辱觀，推進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構建
6.4 政府在樹立社會主義榮辱觀中應承擔的責任
7 政府與經濟倫理建設
7.1 令人震驚的“三鹿毒奶粉事件”
7.2 市場經濟理論的人性假設與市場經濟倫理建設
7.3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倫理
7.4 當前我國市場經濟倫理建設存在的問題
7.5 政府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倫理建設中的責任
8 政府與政治倫理建設
8.1 “華南虎”事件引發的思考
8.2 政治倫理與社會秩序
8.3 轉型社會中政治倫理存在的問題
8.4 和諧社會的政治倫理基礎
8.5 政府及其在政治倫理建設中的角色與責任
9 政府與生態倫理建設
9.1 “太湖藍藻事件”的警醒
9.2 人與自然的和諧與生態倫理建設
9.3 生態倫理的基礎和政府承擔生態道德責任的必要性
9.4 政府的生態道德責任
主要參考文獻
後記
文摘
基於國家政府承擔社會道德責任的具體指向和作用方式，我們將政府承擔的社會道德責任分為消極社會道德責任、弱意義的積極社會道德責任和強意義的積極社會道德責任三大類，並對這三類社會道德責任作了進一步的細分。這樣，我們對政府是否需要承擔社會道德責任的理解就擺脫了簡單化的“是”與“否”的論爭，並對近代以來逐步占據主導地位的自由主義政治理論關於“國家政府應該在多元道德面前保持價值中立”的否定國家政府的社會道德責任的理解作出了很好的回應，因為即使自由主義政治理論也內含著自己的理想社會追求和對社會道德共同體的理解。雖然自由主義政治理論否認國家政府對社會道德秩序和個人道德生活的干涉，而強調國家政府對個人權利的尊重與保護和社會自治組織的道德價值與意義，把道德責任的承擔與個人的選擇相聯；但如前所述，自由主義並不否認甚至強調國家政府的“抑惡原則”和對公平、正義的追求。同時，這樣的分類也擺脫了對國家政府的社會道德責任問題的混亂的理解，而將國家政府承擔社會道德責任問題的理解進一步明晰化，即不管從什麼角度來說，政府都需要承擔不可推卸的社會道德責任。因為除非我們否認國家政府制度設計的道德合理性基礎，否認政治制度建構的正義原則和國家政府對“邪惡”的抑制以及對社會公平、正義的維護與保障屬於社會道德範疇（這些否認顯然是很難成立的，社會公平、正義都是社會道德範疇，對邪惡的抑制也有著道德價值和意義，至少可以避免邪惡的行為和組織對社會道德秩序的破壞）；那么就是極右翼的自由主義者也不能排除國家政府需要承擔社會道德責任。既然國家政府需要為社會的和諧和良性運轉承擔社會道德責任，那么，接下來的問題就是國家政府如何承擔社會道德責任，即國家政府承擔社會道德責任的具體方式問題。而我們對國家政府承擔社會道德責任的分類也有利於很好地解決和回答這個問題。鑒於國家政府對社會道德秩序與個人道德生活的干預存在的不足和弊端，以及現代道德生活的發展趨勢和特點，國家政府在具體承擔社會道德責任時存在著某種“詞典式”的優先秩序，其中，消極社會道德責任優先於積極社會道德責任，弱意義的積極社會道德責任優先於強意義的積極社會道德責任。
後記
“同情的理解，審慎的思考，傾情的關注。”
中國的改革開放之路，至今已走了整整30年。對於人生來說，30年意味著一段很漫長的時日，但對我們國家的改革開放歷程來說，也許只是剛剛起步。從改革開放之初的國民經濟幾近崩潰的邊緣，到2008年“兩會”溫家寶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到我國國內生產總值上升到世界第四位。改革開放在經濟上取得的巨大成就以及社會的全面進步殊為不易，應該倍感珍惜。然而毋庸諱言，我們也面臨著許多新的問題：經濟上的“三大差距”（城鄉差距、地區差距、貧富差距）日顯突出；社會問題重重，從“礦難”到“黑磚窯”，從上學難、看病難到買房難等不一而足；政治上的腐敗問題（大案、要案頻發）依然較為嚴重；文化領域的“惡搞”現象，誠信危機等……面對諸多嚴峻的問題，人們不約而同地把關注的目光聚焦到國家政府身上，或指責、或抱怨、或漫罵、或依賴、或激憤……不僅使得政府及其體制改革的壓力劇增，甚至給政府背上了不堪承載的功能負擔。
確實，我國目前的政府及其體制存在許多弊端，有著這樣或那樣的不足和漏洞，為推進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事業，政府及其體制改革迫在眉睫，也勢在必行。但問題是，政府及其體制改革也需要一個寬容的社會、政治和思想文化空間，任何企圖“畢其功於一役”的改革構想不是流於空想，就是可能引發改革的災難。因而，在一定程度上，我們需要給政府及其體制改革“減負”。當然，“減負”不意味著抵制改革、減緩改革的步伐，而是讓政府及其體制改革輕裝上路，給改革以“試錯”的空間，大膽地試、大膽地闖。但如果給政府及其體制改革背上不堪承載的功能負擔，不允許、不寬容改革出錯，甚至把不是政府因素引發的社會問題和過錯都不分青紅皂白地歸責到政府身上、把不需要政府承擔的責任都堆到政府身上，那么，政府及其體制改革又如何能夠從容推進？又如何能夠避免政府及其體制改革不急功近利，進而引發更大的社會、政治問題？
序言
改革開放以來，在漸趨繁榮的社會科學領域，行政管理學（又稱行政學或公共行政學，公共管理學則是其外延拓展）作為研究公共行政或政府管理的一門系統化的科學，是發展最快、取得成果最為顯著的學科之一。究其原因，最根本的還是行政管理學是一門與中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偉大實踐密切相關的套用學科。這也就是馬克思所說的“理論在一個國家實現程度，決定於理論滿足這個國家的需要程度。”從世界範圍來看，對政府管理的研究，已愈來愈引起各國政府和學術界的重視，行政學已成為一種全球性科學。儘管存在著各種差異，但東西方各國已越來越在以下一點上達成共識：一個國家能否在激烈的全球化競爭中求得生存和發展，很大程度取決於是否有一個有權威、有能力、廉潔、勤政、務實的政府對包括經濟事務在內的社會公共事務進行合理、高效、規範的管理。
對中國這樣的開發中國家，政府行政管理的成效如何，對經濟社會的穩定和發展更有著特殊重要的意義。正如美國學者M·托達羅所說：“公共行政是開發中國家最短缺的資源。”的確，中國才剛剛擺脫計畫經濟體制的束縛，與根深蒂固的計畫經濟體制相適應的傳統的政府管理，從管理體制、職能、方式、機構、人員等各個方面都需要進行重大的改革和調整，以適應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需要。毋庸諱言，近20年來中國的行政改革在取得很大成就的同時仍存在很多弊端和缺陷。這些弊端已成為新世紀中國深化改革和經濟社會持續發展的嚴重障礙。因此，總結經驗、反思弊端、剖析成果、探求對策就成為中國行政學研究的時代主題，也是政治學和行政學理論工作者責無旁貸的神聖職責。當然，這種總結、反思、剖析和探求應該建立在系統的學術研究和縝密的理性分析基礎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