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出土文物
放妻協定在敦煌莫高窟出土的“放妻協定”的主要內容是：“凡為夫婦之因，前世三生結緣，始配今生之夫婦。若結緣不合，比是怨家，故來相對……既以二心不同，難歸一意，快會及諸親，各還本道。願妻娘子相離之後，重梳嬋鬢，美婦娥眉，巧逞窈窕之姿，選聘高官之主。解怨釋結，更莫相憎。一別兩寬，各生歡喜。” 這份“放妻協定”卻給後人展示了歷史上真實的一幕：婦女地位極高，夫妻之間提倡“好合好散”。
簡單的解釋，就是丈夫很寬容地說：如果我們結合在一起是錯誤，不如痛快地分手來得超脫，希望你重整山河再攀高枝，也勝過兩人看不順眼互相擠兌。
從這份協定書中我們不難看出，這的確是一份類似於我們今天的離婚協定，但這份協定的內容也只單單說了夫妻離婚的原因：感情不和。於是請來雙親父母和親戚朋友，做此見證，好聚好散，最後，男方還不忘給妻子一些美好的祝願。 從這份協定書中我們並沒有看到男尊女卑的一面，看到的反而是男女平等，改嫁似乎也是很正常的現象。這樣一份“放妻協定”也許在今天看來，人們都還很羨慕，男方有如此的寬宏胸襟，女方也有自由選擇的權利。在封建社會裡，人們也能如此的和平分手真是令人感到驚奇。
放妻現象
據國家博物館研究唐代史的副研究員王義康介紹，“古代的‘放妻’現象很正常，我們看到的一些‘放妻協定’有可能是當時作為範文保留下來的，並不是當時哪一家真的要離婚而擬的‘放妻協定’。”他介紹，這種協定有點像我們今天的套用文，它只是一個固定的模式。大家都會照這樣的固定模式去寫。王義康還說，像這種“放妻協定”看上去雙方都比較和諧，也似乎挺合理的，但是，這也只是表面上的，至於當事人的心情怎樣誰也不好說。他認為，保留協定書的也不一定就是當事人，很有可能是當時的人們在學習的過程中保留下來的。
像這樣的“放妻書”也不只這一份，記者在網上也看到了一些不同版本的“放妻協定”，有雙方不合的，還有譴責妻子的，還有妻子主動提出的，還有一種就是夫死可以任意改嫁的。在敦煌的考古發掘中，同時發現了幾份這樣的“放妻書”，說明在當時的敦煌民間也是很常見。
起源考證
敦煌出土的資料表明唐至五代時，女子有較高的社會地位。當時，性文化是比較開放的，至少再嫁是很容易的。
唐人婦女改嫁的事是比較常見的，例如在 《秋胡》 話本中，秋胡幾年不歸，秋胡母就勸秋胡妻：“不可長守空房，任從改嫁他人。”婆婆竟然主動勸媳婦改嫁。
唐代處於封建社會的繁榮時期，又屬“開放型”社會，女性地位較高，貞節觀念淡漠，使唐人婚姻呈現出歷史上少有的開放特點。
唐代的《唐律·戶婚》規定：子女未徵得家長同意，已經建立了婚姻關係的，法律予以認可，只有未成年而不從尊長者算違律。這條規定，從法律上為青年男女的自由擇配開了綠燈。
但是在唐代，離婚極為常見，再嫁不以為非，貞節觀念的淡薄在整個封建社會都為罕見。先看離婚的法律條文。 《唐律·戶婚》對離婚有三種規定。一、協定離婚。指男女雙方自願離異的所謂“和離”：“若夫妻不相安諧而和離者，不坐”。二、促裁離婚。指由夫方提出的強制離婚，即所謂“出妻”。三、強制離婚。夫妻凡發現有“義絕”和“違律結婚”者，必須強制離婚。
從史實來看，提出離異者也不只是夫方，妻方提出離異的也不在少數。女方再嫁也不為失節。這從唐代婦女不以屢嫁為恥中看得很明顯。唐代公主再嫁的就不在少數。
離婚再嫁的難易和貞節觀念的強弱，是衡量婚姻關係自由開放程度的一個重要標誌。從唐代看，離婚改嫁和夫死再嫁習以為常，並未受貞節觀念的嚴重束縛，它與前朝的“從一而終”和後代的“餓死事小，失節事大”形成鮮明的對照。
起源爭議
很多人都認為敦煌出土的這份“放妻協定”是唐代的，但國家博物館的副研究員王義康卻認為，這份“放妻協定”還不能確定它就是唐代的。因為，敦煌文書中確有一批是唐代的，但還有一部分是五代或者是宋代，而這份“放妻協定”上並沒有記年，因此還不能確定。 他認為，放妻現象在唐代確實是很尋常的現象，但婚姻制度也不僅僅是唐代是自由的，一直到宋代，在民間，婚姻也是很自由的，雖然宋代的禮教是相當嚴格的，但婦女離婚再嫁也並不是什麼難事。 由於協定書沒有明確的年代，我們可能不能確定它的具體年代，但它的存在至少能證明唐末五代宋初時，男女在婚姻問題上是很自由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