運動詳情
收回利權運動19世紀末20世紀初，帝國主義把掠奪中國的鐵路和礦山利權作為對中國進行資本輸出的主要目標，各個帝國主義國家在中國或通過貸款，或獨資經營，或通過合辦，攫取了大量的路權礦權，嚴重損害了中國人民的主權利益。
德國在強租膠州灣後，把山東視為其勢力範圍，力圖霸占、壟斷山東所有的路礦利權。德國先是通過《膠澳租界條約》，取得了膠濟、膠沂濟和由濟南到山東西部邊境的鐵路修築權，以及鐵路兩旁30里內的礦山開採權，繼而又夥同英國向清政府索取津鎮鐵路修築權，另外，還不斷向清政府施加壓力，要挾強索茅山等五處礦權。
德、英等帝國主義對山東路礦利權的瘋狂掠奪，激起了山東人民的極大憤怒，也促使了人民的覺醒。1905年前後，在全國收回利權運動的推動下，山東人民也掀起了反對帝國主義對山東路礦利權的侵奪、要求收迴路礦利權的鬥爭。
鬥爭運動
津鎮鐵路借款
山東的收回利權運動，首先是從反對津鎮鐵路借款，要求廢約自辦開始的。早在1899年5月，英、德合夥攫奪津鎮鐵路修築權，強迫清政府簽訂了津鎮鐵路借款草契約，議定中國向德國德華銀行和英國滙豐銀行中英公司借款740萬鎊修築鐵路，以山東嶧縣的韓莊為界，分南北兩段，由英德分別修築並代為經理。草契約簽訂後，英德一直催促清政府簽訂津鎮鐵路借款正契約。一旦正契約簽訂，中國將失去更多利權。首先起來反對的是中國留日學生，他們於1905年6月致電清政府外務部，要求廢除津鎮鐵路借款草契約，募資自建。緊接著直隸、山東、江蘇三省京官也先後向清政府商部、郵傳部發出《請廢津鎮鐵路草契約》、《籌款自建津鎮鐵路》等呈文，指出：“津鎮鐵路迤邐一千七百餘里，為南北樞紐，貫我腹心。若使鐵路利權俱落外人之手，將來患害不可勝言”（宓汝成編：《中國近代鐵路史資料》第二冊，第795頁）。要求廢除兩銀行貸款預約，收回自辦。
山東人民的反抗鬥爭使帝國主義非常恐慌，也引起了清政府的注意。1907年3月，清政府針對三省紳民要求廢約自築之事令袁世凱、張之洞妥善辦理。袁世凱等人並不打算廢約，多次聲明已定草約“必須尊重，不可輕違，尤不可輕廢”，“突然廢約，從何啟齒”，“輕發此端，徒失國信”（同上書，第799頁）。但鑒於三省紳民要求廢約情詞迫切，他們也不敢強拂民情，於是採用了勸說應付的辦法。他們還一再強調“造路不如贖路”的觀點。
袁世凱和張之洞既然不想廢約，三省紳民便想與英、德直接交涉，而英、德銀行則拒不理睬。此時，英、德害怕三省紳民的廢約要求，擔心他們已經到手的利權化為烏有。袁世凱利用三省紳民的鬥爭和英、德害怕廢約的心理，與英、德進行了討價還價，最後派梁敦彥與英、德銀行代表爭持5個多月，會晤數十次，於1908年1月13日簽訂了津鎮鐵路正契約。
三省紳民的鬥爭儘管沒有徹底阻止正契約的訂立，但英、德兩國被迫做出了某些讓步。津鎮鐵路正契約同當時清政府與帝國主義簽訂的其他各項路約相比，在借款的折扣、抵押及造路和經營管理等方面，損害稍輕。不過，津鎮鐵路名為自辦，實際上，從工程到經營管理仍操縱於英德工程師和會計之手。根據契約，此路擬在濟寧經過，但德國方面卻因曲阜一帶礦產極豐富，強迫中方放棄濟寧，改道由兗州東北，繞曲阜而南折鄒縣，這樣，德國人就可以根據已訂立的不平等條約，在鐵路兩側30里內開採礦山。通過此契約，英、德等仍取得了許多權益。
在同英、德交涉期間，袁世凱等人向山東紳士許諾“迨至第十年後，中國國家清還借款之時，擬懇天恩，準令三省紳商自集成本，將此路股票，撥一半任其收回”，改為官商合辦之路。借款正契約簽訂時，清政府責令一批官紳組織了一個直、魯、蘇、皖四省預籌津浦鐵路商股有限公司，要他們籌集股銀，以備贖路之用。但清政府宣布此路10年後即為官商合辦，無論何年，不得退回商股，因而各省官紳群情疑畏，觀望不前。他們雖然訂立了招股章程，但沒有發揮實際的作用。
收回礦權
繼反對津鎮鐵路借款，要求廢約自辦後，山東紳民又掀起了收回茅山（今在煙臺市牟平區）等五處礦權的鬥爭。資產階級革命派積極參加到這場鬥爭中，並成為這次鬥爭的領導力量。早在1899年德國就要求勘辦沂州、沂水、諸城、濰縣、煙臺茅山等五處礦區。自津鎮鐵路草契約簽訂時起，德國就以“膠沂濟舊線，即津鎮中段，路礦雖還，礦權仍在”，屢向清政府和山東地方當局爭持。津鎮鐵路正契約簽訂後，德國索要該路附近礦權，日甚一日，激起山東人民的無比憤慨。
1908年秋，山東同盟會首領、青島震旦公學負責人劉冠三、陳乾同濟南師範學堂教員、同盟會會員於洪起等發起成立全省學界保礦會，反對德國無理霸占山東礦權，要求廢除與德國人簽訂的五礦契約，並上書清政府，嚴正聲明：訂契約時，東（魯）省人民全未預聞，斷不承認。接著他們以設法挽回，斷不絲毫退讓為宗旨，成立了礦產保存會。又發出《敬告山東商學旅外諸同鄉淺說》，揭露德帝國主義掠奪路礦利權給山東人民帶來的危害，向全國各地的山東同鄉大聲疾呼，同保山東路礦主權。山東留日學生聞訊後也屢次集會，共謀抵制辦法，他們致書山東及北京同鄉，希望共同鬥爭，並致書山東巡撫袁樹勛，要求他盡力挽回五處礦權。以紳商為代表的資產階級上層人士為維護民族工業的切身利益也熱情參加保礦鬥爭。社會下層民眾受苦最深，鬥爭情緒也最激烈。他們通過罷工、抵制德貨等形式，沉重打擊了帝國主義。
收回礦權運動的蓬勃發展，使山東巡撫袁樹勛極為恐慌。他起初試圖開導說服，繼而誣衊人民的保礦鬥爭名為熱心公益，其實是無理取鬧，並在清政府的支持下，開始鎮壓人民的保礦運動。他夥同德國人強行封閉了震旦公學，解散了保礦會。袁樹勛的行為遭到山東籍京官和旅京同鄉的反對，他們紛紛致電指責其鎮壓人民保礦運動的行為。
山東紳商曾經訂立了招股集資章程，準備將德帝國主義霸占的部分礦區收回自辦。但招股毫無成效，此時，德華採礦公司的兩年契約期限即告屆滿，其對五處礦區的勘查結果也大失所望，再加上資本不足，已賠四五十萬，遂於1908年冬，趁山東人民要求收回利權之機，同意讓出五處礦權，但提出索取225萬馬克（合銀80萬兩）贖金的無理要求。該礦等系德國要挾強索探礦，本無索贖之理，而袁樹勛多次召集紳商籌議收贖辦法。各紳商一致反對收贖，要求廢除原定契約。
1909年6月，孫寶琦調署山東巡撫。他主張用加賦的辦法籌款收贖。此法實乃將贖款轉嫁於農民。為拉攏士紳，孫寶琦一再表示不用士紳籌款。山東紳商則堅決反對贖買辦法，要求無償地收回礦權。山東籍京官也致電孫寶琦：1907年7月續訂契約，期限兩年，逾期不辦，即全失效力。應將續訂契約，聲明作廢，決不承認備價收回。然而孫寶琦不顧紳民的反對，一意孤行。濟南士紳和山東籍京官及商學各界都大為不滿。山東諮議局楊毓泗等100多名議員和紳民石金聲等致電外務部稱：“山東五礦契約，已於七月三日期滿作廢，倘德使違法干涉，仰大部據該契約駁拒。否則，東人決不承認”（《礦務檔》二，第1213頁）。山東籍京官及商學各界還遍發抵制魯撫傳單。上海等地人民對他們的鬥爭進行了聲援和支持。
1909年12月31日，孫寶琦與德華採礦公司簽訂了《山東收回德商五礦契約》，山東地方政府耗銀34萬兩，收回了五處礦權。這樣的結局，令山東人民極不滿意。
在山東紳民力爭五處礦權的同時，濟寧的紳商各界為了發展濟寧的商務和避免德國人霸占津浦鐵路沿線的礦產，屢次要求清政府將津浦鐵路改道濟寧，但未得清政府批准。最後決定由兗州修一條支路通往濟寧，作為了結。這一鬥爭雖未實現，卻進一步激發了社會各界特別是民族資產階級對帝國主義和腐朽的清政府的憤慨，表達了強烈的反抗政治壓迫和經濟掠奪的願望。
在津鎮鐵路正契約的談判中，德國表示可以讓出膠沂濟路和由濟南至山東西部邊境的路權，但清政府必須向德國借款，聘用德國工程師，在15年內建成由德州至正定、兗州至開封兩條鐵路。1909年5月，德國又照會清政府，進一步提出：中國政府既已允許用德款、聘德國工程師修築由德州至正定、兗州至開封兩條鐵路，德國同意將膠沂濟線和由濟南至山東西境的路權讓與中國，但兩路附近30里以內的開礦權，德國仍然保留。
德國的無理要求，再次激起山東各界愛國人士的強烈反對。1909年9月，山東籍京官范士傑、王寶田、柯劭忞等180多人在北京前門齊魯學堂內連續召開會議，痛斥德國的侵略行徑，籌議保路辦法。與會者依次簽名，呈請清政府不可承諾借用德款，提議與德國重開交涉。旅京山東籍人士還商議成立路礦研究所，與各省路礦協會相聯繫，協同抵制德商開礦，懇請政府借士紳之力與德商強硬交涉，切勿退讓。
在山東士紳的鬥爭下，孫寶琦也對德國“讓路不讓礦”的無理要求進行了駁斥，迫使德國駐北京公使雷克司不得不向清政府表示：極願能設法將膠沂鐵路之開礦權隨時劃清，以期滿意於兩國。1911年，山東地方政府用21萬墨西哥銀元，贖回除坊子、淄川、金嶺三礦以外的鐵路兩旁的所有礦權。德國人得到了贖金，但仍在大肆掠奪山東的礦產。
山東人民對孫寶琦以巨款收贖的喪權辱國行為十分憤怒。山東旅京政商學界同鄉頻頻集會，商討對策，極力抵抗孫寶琦付德以巨款。資產階級革命派也積極參與其中，對孫寶琦、楊士驤等人的媚外行徑給予深刻揭露與指斥。在人民的壓力下，孫寶琦深感“若過用壓力斷絕華礦生機，竊恐釀出事端，更難收拾”（同上書，第1244頁），因此未敢同意德國人提出的以80萬兩白銀收贖坊子等三礦的要求。中德之間經不斷交涉，直到辛亥革命後的1913年12月，才談妥由中國收回了三處礦權。
商辦熱潮
山東嶧縣中興煤礦公司於1908年決定不再招收德股，撤銷了洋總辦，並將公司名稱中註銷了“華德”字樣，把公司完全改成一個商辦的民族企業。
自膠濟鐵路通車以後，德國對山東的經濟掠奪變本加厲。山東人民為“保主權，拒外力”，先後提議修建兗豫路（兗州至河南）、膠沂路、煙濰路等，而實際建成的除1909年郵傳部修建兗州至濟寧支路外，只有膠濟路的小清河支線與津浦路上的棗台（棗莊至台兒莊）、棗臨路（棗莊至臨城）支線。
棗台、棗臨兩條支線線路短，需要的投資少，且與中興煤礦公司的自身業務密切相關，所以最終能夠修成。1899年7月，在嶧縣中興煤礦公司初創時，直隸候補道張蓮芬就倡議籌資修路，以解決煤炭的運輸問題。但由於資金籌集困難，一直未能實行。到1906年，中興煤礦的日出煤量不斷提高。由於無鐵路，只得用牛車運輸，造成煤炭成本提高，對煤礦的發展極為不利。5月，張蓮芬再次籌議集股建路之事，經努力籌集，共集40多萬兩白銀。1908年10月清政府正式批准修建棗台鐵路。1910年完成全路鋪軌工程，1912年2月竣工通車。棗台線全長43公里，主要以運煤為主。這樣中興公司的運費大大降低，增強了與德、日等國煤炭的競爭力。
修築煙濰鐵路，首先發起於富商張自璐，繼之有謝翊臣加以提倡。原計畫由煙臺修至濟寧，以便與德國人操縱之膠濟鐵路相對抗。因為耗資過巨，乃計畫縮短路線，僅修至濰縣與膠濟路接軌。但因股金難聚，以致輒議輒止，拖延數載。
後來，德國為加強對山東的掠奪，也擬建煙濰鐵路。訊息一傳出，進一步激發了山東人民修築煙濰鐵路的迫切感。1909年9月，煙臺德國盎斯洋行執事譚宗灝邀集紳商學各界，開會再籌商辦，並首先自出股銀200萬元，作為開辦經費，余由各界分認招募。大家一致贊同。此路事關膠濟鐵路，需與德國人磋商，他們選出王錫蕃赴青島與德督交涉。德督一味要挾，以此路修成，與青島商業不能無礙為藉口，拒絕與膠濟鐵路接軌。
煙臺紳商並未灰心，一面推譚宗灝赴清政府郵傳部稟請立案，一面積極籌建築路事宜。1909年12月，他們刊布招股章程，成立招股公司，共舉孫文山為招股總理，譚宗灝、李福全為招股協理，不久即招股540萬元。接著他們商討購地辦法，並派人員進行勘察。先察煙臺至黃縣一段，準備購買土地開工修建。
德帝國主義為壟斷山東全省的交通命脈，自山東紳商提出自辦煙濰鐵路時起，它就要求“合辦”，被當地紳商拒絕。後它又勾結津浦鐵路北段總辦李德順，陰謀暗中搭股。不久，因李德順營私舞弊，糜費巨款，清政府將其撤職查辦，德國勾結李德順暗中奪取煙濰鐵路的陰謀也隨之失敗。然而德國人並不罷休，以後，德國公使雷克司又直接出面，向清政府要求修築煙濰鐵路，被外務部嚴詞拒絕。
煙濰鐵路的修建阻力重重，不僅有德國的要挾與阻撓，而且清政府也插手干預，企圖攬為官辦。1909年9月，譚宗灝出面邀集紳商準備招股之時，山東巡撫孫寶琦一面請王錫蕃出面募集股份，一面要求郵傳部準許譚宗灝所請，並希望輔以官辦，必要時改為官督商辦。山東諮議局成立後，那些與清政府有密切聯繫的議員們乘機出來搶權攬權，他們擬定了七項辦法，呈請山東巡撫核示，其核心是要煙臺等地紳商出錢，由他們掌權。各界認購者聞此訊息，紛紛向公司要求撤股。招股總理孫文山雖未應允即行撤股，然該公司已有瓦解之象。商辦煙濰鐵路的熱情大減。接著，招股人之間出現矛盾衝突，孫寶琦又從中作梗，使煙濰鐵路的修建計畫化為泡影。以後孫寶琦雖又多次要求各地方官和紳商設法興辦，但已無人回響。煙濰鐵路商辦一事終於夭折。
歷史意義
山東的收回利權運動是當時中外矛盾的突出反映。紳商資產階級在運動中起了領導作用，但在鬥爭中也表現了極大的軟弱性和妥協性，往往是他們抵抗不住壓力，首先開始屈服、退讓；參加運動的人員極為廣泛，有山東籍京官、地方士紳、商學各界，但民眾基礎並不牢固，因此鬥爭顯得軟弱無力，取得的成就也十分有限。
不過，在鬥爭中，山東人民進一步打擊了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囂張氣焰，挽回了部分路礦利權，具有鮮明的愛國性和正義性。經過鬥爭，人們開始認識到，要保存中國的利權，發展民族經濟，必須首先推翻反動腐朽的清王朝。這便促使資產階級向革命方面的轉化，其中不少人投入了同盟會的革命活動。在辛亥革命時，山東的資產階級終於迫使孫寶琦宣布獨立，加速了整個清王朝的滅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