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提問對人來說真是個奇妙的東西，它會使人興奮，使人坐臥不安，使人有索解的欲望，使人有不倦的探求精神。一個問題解決了，又會有新的問題產生。任何一個人都永遠生存於提問和被提問之中。我們完全可以這樣說，提問是驅動思想發展的真正的“永動機”。
由郭志坤等著的《提問商子》是提問諸子叢書之一。本書分五章，內容分別為悲喜人生，矢志變法，農戰為本，修政作壹，千秋功罪。
圖書目錄
第一章 悲喜人生
第二章 矢志變法
第三章 農戰為本
第四章 修政作壹
第五章 千秋功罪
後記
文摘
一問
我們知道，您的母國是衛國。出生於衛而又姓衛，可見您與衛國的公室算是一家人了。衛國是西周初分封的一個較為重要的諸侯國，第一任君主是周武王的弟弟康叔，定都在朝歌(今河南淇縣)，後來遷都到楚丘(河南滑縣)。在這個國家存在的近千年時間，衛國一共傳了35個國君。到您商鞅生存的那個年代，衛國已經淪為三等小國，與強大的魏國有著某種臣屬的關係。史書記載說：“是時三晉強，衛如小侯，屬之。”這些我們都是清楚的。後來讀《史記·商鞅列傳》，太史公一開頭就在文中介紹說：“商鞅者，衛之諸庶孽公子也，名鞅。”我們對何謂“庶孽公子”了解不夠，請明示，可以嗎？
商答：正像你們了解的，我出生時衛國已很不景氣。但是，正如俗話說的，百足之蟲，死而不僵。據《史記·衛康叔世家》記載，我的祖父是衛慎公。慎公當政四十二年卒後，由他立為太子的一個兒子繼位，那就是衛聲公。聲公即位十一年後死去，由他的兒子繼位，那就是衛成侯。我當與衛成侯同輩。“成侯十一年，公孫鞅入秦。”我與衛成侯同為慎公的孫輩。
明白了這些，就可以說一說“庶孽公子”這個稱謂了。作為侯國的國君，當然是妻妾成群的了。按照中國傳統的禮數，正宮生的兒子，稱為嫡子，而妃妾生的兒子，名為庶子，也有稱為庶孽子的。《春秋公羊傳·襄公二十七年》何休註：“庶孽，眾賤子，猶樹之有孽生也。”樹有主幹，有分櫱枝。正室之子如樹之主幹，妃妾之子如樹之分櫱。國君的正宮生的兒子，直稱公子，一般而言太子(國王接班人)是在若干位公子中選立的，在正常情況下當然是應由長子充任太子的，除非長公子有過或天亡則另選他人。而妃妾生的兒子像樹上的分櫱枝一樣，是“賤”一等的，故稱“庶孽公子”。我是衛聲公眾多妃妾所生公子中的一個，由是被稱為“衛之諸庶孽公子”。
二問
太史公在《史記》中時而稱您為“衛鞅”，時而又稱您為“公孫鞅”，您究竟是姓“衛”，還是姓“公孫”呢？查《儀禮·喪服》，上面的說法是：“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可是，上面說到您的祖父衛慎公從地位上說已降為“小侯”，已算不上是諸侯了，為何仍以“公孫”稱之呢？有學者以為那是司馬遷的一個誤稱，另有一些學者為了使“公孫”之姓名正言順地成立，還與有些史籍上說的“公孫氏”是黃帝一脈拉扯上關係，說您實際上是黃帝子孫。這樣的眾說紛紜，倒使人莫衷一是了。先生，您是當事人，您以為何種說法較為合理呢？
商答：衛國到衛慎公時期，的確已經降為屈從於強大諸侯國的小侯，難以用諸侯名之了，事實上當時的諸侯之盟會也早已不邀衛國君參加了。上面引述的《儀禮-喪服》上的說法是對的。但是，隨著時日的遷移，人們的觀念在變。初始時，“公孫”的確嚴格地指的是諸侯之孫，後來就大大泛化了，凡是貴族後裔而又在社會上聲名卓著的，人們會稱之為“公孫”。這既是尊崇，又是客禮。可見，說我姓衛，稱為衛鞅是可以。同時，說我姓公孫，稱我為公孫鞅，也是可以的。公孫鞅是人們對我這個有作為的“庶孽公子”的尊稱，而衛鞅當是一種實稱。有些學者說公孫是黃帝一脈的姓氏，因此又把我與黃帝後裔拉扯在一起，雖說是遠了些，但也是事實，我們都是炎黃子孫嘛！
三問
還有一個問題，也一併在這裡問了吧，除了上述兩種稱謂外，現在為何人們又稱您為商鞅呢？為何總是說“商鞅變法”，而不稱“衛鞅變法”呢？難道“商鞅”這個名號是非得與“變法”掛鈎在一起的嗎？
商答：說對了，商鞅這個名號完全是變法的產物。“商”是我商鞅入秦以後實施變法取得很大成效後獲取的姓。“(變法)行之十年，秦民大悅，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又帶領大軍打敗了強敵魏國。在這種情況下，“秦封之於商十五邑，號為商君。”商是當年周天子封的古國(河南商洛縣一帶)，地盤不大，但位置相當的重要。商君的“君”，是一種尊稱。《禮儀》：“君，至尊也。”鄭玄註：“天子、諸侯及卿大夫有地者，皆日君。”把這時的我稱為“商君”，既是一種極高的榮譽，又是以其封地為依託的(按古制，沒有一定封地，聲譽再高也不能以“君”名之)。中國歷來有以封地為姓的傳統的，後人以我被封的“商”地為我姓，也就是順理成章的事了。
四問
知道了您的姓名以後，我們還很想知道您的生卒時間。您那個時代的人物的生卒年代常常模模糊糊，比如墨子、老子、莊子等，都很難有確切的生存時間可界定，據我們所知，您也存在那樣的問題。許多學者都是依據某歷史人物的某一坐標式的事件，再通過合理的推導，大致地勾勒出人物的生平行狀的。請問：在您的一生中，有哪些確定無疑的坐標式的事件呢？
商答：我的生年雖然有點模糊，但我的卒年以及我的重要行蹤的年代都是確定無疑的，也就是說，都有坐標式的事件可資佐證。這一點我比老子、莊子等要清晰得多。比如，我入秦的年份，那是可以肯定的，也就是秦孝公頒發《求賢令》的那年。秦孝公頒發《求賢令》史書上明確標明是在孝公元年，也就是公元前360年。孝公在位24年，死的那年是公元前338年，就在那一年，我被新登位的秦惠文王處死的。
有了入秦和死亡這兩個時間坐標，我的一生的生命歷程也就可以較為精確的加以匡算了。錢穆先生在《先秦諸子系年·商鞅考》中認為，如果假定我入秦時是30歲，那么我該是生於公元前390年的。這個設定如果可以成立的話，那么我一生是活了52歲的。這一設定受到了學術界絕大多數學者的首肯，簡直可以說是成了一種共識。我也認為那是大致符合實際的。
五問
說到商鞅的生年大致上可定為公元前390年，突然在我們的腦際跳出另一個大思想家孟子，學者也大致上考定其生於公元前390年。兩人真可說是當時並世的思想界兩顆巨星了。可是，使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兩人一生於魯國的鄒地，一生於衛國的王城，可說是毗鄰而居了；兩人後來都到過魏國，接觸的是同一個魏惠王(即梁惠王)，可是，在您的煌煌巨著《商君書》中，為何對孟子其人其事不著一筆呢？
商答：這一問問得好，問到了點子上了。從中可以窺見我的變法學說的特徵。我要告訴大家的是：在我的《商君書》中，不只對孟子其人其事不著一筆，對其他的所謂諸子我也大都不著一筆。為何那樣？就是因為我根本上反對學者之間的無休無止的辯論，尤其是反對孔孟儒家之徒的那一套。我在《商君書》中多次表明了我的觀點。我在《墾令》篇中寫道：“國之大臣諸大夫，博聞、辯慧、游居之事，皆無得為。”我認為，孟子這些人到處與人“辯慧”，好像很有學問的樣子，到處“游居”說事，我對他們的評價就是四個字：“皆無得為。”就是你自以為是在“作為”，實際上是根本“無得為”，我認為就是“為”了，也是不會有什麼實際價值的。在《農戰》篇中，我更尖銳地指出：“務學《書》、《詩》……民以此教者，其國必削。”在這裡我根本上否定了孟子等學者的詩書禮儀之教，那么，我對並世的孟子等人的不著一筆也就不難理解了。P2-6
後記
為了提高國民的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為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添一塊磚、加一片瓦，我們花費了數年時間編纂了這套定名為“提問諸子”的叢書。我們的人手不多，寫作這樣大部頭的書稿實在有點勉為其難。好在大家都有決心．齊心協力地乾，幾易其稿，現在終於可以面世了。
有朋友看了樣稿後贊道，這是對國學精當的闡釋和大膽的淺化。這當然是同道的過譽和獎掖，對我們來說實不敢當。國學博大精深，涵蓋了中國固有的文化和學術，除我們涉及的子學外，還包括醫學、戲劇、書畫、星相、數術等方面的傳統文化。若以學科分，應分為哲學、史學、宗教學、文學、禮俗學、考據學、倫理學、版本學等，其中以儒家哲學為主流。若以思想分，先秦時期就有所謂的“諸子百家”，形成了儒家、道家、法家、墨家、兵家等思想體系。我們觸及的只是整個國學中的冰山一角，豈敢以偏概全？所言‘精當的闡釋和大膽的淺化”，倒確是我們的初衷之所在。這個“子”那個“子”，歷代統治者為了一己之利，早已把他們塗抹得面目走樣了，為文化自覺和自信計，非得還其原本的真相不可。在“精當”兩字上，我們確是花了不少氣力的。至於淺化，那更是當務之急。“提高全民族文化素質，增強國家文化軟實力”，應是國策。既然這是關乎“全民”、“國家”的事，豈有不淺化之理？
需要說明的是，本叢書靠的是集體的智慧和力量。除了筆者的努力外，叢書主編黃坤明先生在選題和框架構想的設定上功不可沒。在編撰過程中，得到了國家圖書館、上海圖書館、中華書局、商務印書館、人民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以及諸子故居所在地紀念館及地方政府的支持，他們給我們提供了大量的珍貴資料和照片，也提出了許多可貴的意見。在編寫過程中，我們採納了張曉敏、江曾培、李國章、陳廣蛟、秦志華等先生的許多真知灼見，有關編輯胡國友、劉寅春、李梅、李琳、賀寅、周俊、金燕峰、孫露露、王華、王鳳珠等作了精到的修飾和校正，在圖文合成中，得到了梁業禮、王軼頎、本本、曾初曉、盧鵬輝、盧斌等的幫助，倪培民教授為叢書簡介作了英文翻譯，在此一併致謝。
當然，由於作者學力有限，必有偏差、失當和粗疏之處，在此誠望方家好友不吝指教，以待重版時修正。書中的圖片有的是請友人實地拍攝的，有的是購買或有關方面贈送的，在此表示謝意外，諒不一一註明了。還有極個別圖片已多處使用，且署名不一，實難確定作者。有的圖片雖經尋訪，但仍然找不到原作者。日後這方面的工作如有所進展，定當按相關規定付以稿酬。
作者
2011年10月18日
序言
讀諸子百家書，發覺古賢的思維模式有一個顯著特點：善於提問。“孔子入太廟，每事問。”(《論語·八佾(yì)》)這個典故是人們熟知的。說孔子來到祭祀周公的太廟，提問頻率之高，問題觸及面之廣’使親歷其境的人們感到驚異：都說孔子知禮，怎么還提問不斷呢？面對發問，孔子的回答既簡潔又精彩：“是禮也！”其意是講，我是個善於提問的人，善於提問才使我真正知禮啊！這是發生在孔子早年的事。“三十而立”後的數十年間，無論是教學弟子，還是答問友朋，或者與列國君臣周旋，孔子都喜歡用提問的方式來探求真知。在諸子中，孔子的影響是最大的，用司馬遷的話說，是“學者宗之”的。正因為如此，孔子倡導的提問式思維模式影響了一代又一代文人墨客，成為中華文化的好傳統。
提問對人來說真是個奇妙的東西，它會使人興奮，使人坐臥不安，使人有索解的欲望，使人有不倦的探求精神。一個問題解決了，又會有新的問題產生。任何一個人都永遠生存於提問和被提問之中。我們完全可以這樣說，提問是驅動思想發展的真正的“永動機”。
我們常說，理論始於問題，科學始於問題，我們又何嘗不可以說，學習始於問題呢？
我們常說，提出問題往往比解決問題還要難，其價值也往往更大。善於提問，敢於提問，正是孔子等先哲留給我們的一份極為珍貴的遺產。
我們著手策劃這套有關前賢先哲的叢書的時候，孔子等先哲倡導的“提問”思維模式一下激活了我們這些後學的思維。先哲們的思想是不朽的。為何不把先哲請到“前台”進行訪談呢？他們的身世如何？他們是怎么生活和學習的？為了傳播學說，他們又是怎樣遠行千里的？說是學習，他們有沒有實際意義上的課堂？他們手裡捧著的又是何種意義上的“書本”？他們四處遊說的學術主旨是什麼？……甚至他們穿的服飾、吃的食品、駕的車輛都會在我們的心頭形成一個個有情有趣、有滋有味的問題。
有鑒於此，我們將這套叢書取名為“提問諸子叢書”。這裡有跨越時空的對話、通俗流暢的語言、富含哲理的剖析、見解獨特的解說、圖文並茂的裝幀、考之有據的典章、實地拍攝的文物圖片。我們所做的一切，都是冀望讀者能喜歡這套獨具特色的圖書。
黃坤明
2010年春於杭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