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平
早年生涯
托克托呼圖魯是車臣汗部扎薩克多羅郡王巴圖鄂齊爾之子。車臣汗部扎薩克多羅郡王的領地及屬民位於車臣汗部中右旗，地處貝加爾湖以南，今蒙古國東方省境內，東與車臣汗部左翼前旗相鄰，南與內蒙古科爾沁右翼前旗相鄰，北與內蒙古新巴爾虎左旗相鄰。清朝道光元年（1821年），托克托呼圖魯襲爵為車臣汗部扎薩克多羅郡王。
托克托呼圖魯通曉漢文、滿文、藏文，一生曾多次到中國內地和西藏旅行。1821年，他將全旗臣民應向其交納的全部貢賦改用銀兩交納。此後，他積極在本旗維新改良，發展經濟和教育。
動盪局勢
1837年，托克托呼圖魯計畫將包括一千名喇嘛的11座地方佛寺合併為本旗的單獨一座佛寺，並要興辦一個磚廠為這座新寺院、也為他自己的王府製造磚瓦。但是，牧民們不希望廢棄這些地方佛寺。不少底層喇嘛為謀生而長期住在寺院以外，所以也怕托克托呼圖魯的合併寺院計畫將他們全部撤換。高層喇嘛不想搬到一座中心寺院，認為這將使他們原有的地方領袖地位和特權受到動搖。但是托克托呼圖魯不顧反對，繼續推進這一合併寺院計畫。
另一方面，托克托呼圖魯在位時期，車臣汗部中右旗的王公台吉與牧民之間的矛盾日益激化，苛捐雜稅令牧民難以為生。
1837年，本旗的喇嘛們及不少世俗人士向旗署請願，要求取消合併寺院的計畫。從1837年到1842年，這一爭議一直不斷。在新寺院中爆發了一場示威運動，喇嘛們高喊：“讓我們回家！”而且，1837年至1839年，車臣汗部中右旗發生牧民暴動，牧民們用棍棒與旗署的武裝人員戰鬥，對托克托呼圖魯的統治造成威脅。
此後，暴動的組織者們受到旗署的安撫，遂放棄武力，改循司法途徑解決問題。托克托呼圖魯不得不將糾紛提交克魯倫巴爾和屯盟當局解決。但此事一再拖延，先是被提交給庫倫辦事大臣衙門，辦事大臣又退回到克魯倫巴爾和屯盟。抗議者們向克魯倫巴爾和屯盟當局呈遞稟帖，列出托克托呼圖魯的四十條罪狀。克魯倫巴爾和屯盟當局逮捕了呈遞稟帖的人們。
克魯倫巴爾和屯盟當局並不支持托克托呼圖魯的合併寺院計畫。清朝的政策一般是阻止蒙古的世俗權力與宗教權力結合，但托克托呼圖魯則希望將本旗的政治、經濟、宗教權力集中在自己手中。但克魯倫巴爾和屯盟當局更討厭人民的暴動，所以盟當局給抗議者們加大壓力，迫使部分原告撤除了自己的名字。盟當局解決此案時明顯偏袒托克托呼圖魯，隨後將判決送到庫倫進行複審。庫倫辦事大臣支持盟當局的判決，嚴厲懲辦抗議者們，特別是其中的領導者。暴動組織者格勒格（geleg）、圖都布（tödub）、棍楚克達什（ɣončiɣdaši）、達米仁（damiran）等人有的被流放到中國湖南省、山東省，有的被抓捕入獄並判刑。托克托呼圖魯因此受到指責，被蒙古語稱作“怯朝王”（kečegüü wang，意思是“厲害之王”）。
但是，清朝當局也對托克托呼圖魯判處了很輕的懲罰，解散了他合併成的新寺廟，恢復到過去各地方寺廟分散的局面。
1859年，托克托呼圖魯成為克魯倫巴爾和屯盟盟長。
銳意改革
鹹豐三年（1853年），托克托呼圖魯撰寫了著作《和貝王指導生活的訓諭》（kebei wang un aǰu törüküi ji ǰiɣaɣsan surɣal bolai）（其中“和貝”kebei 是滿語“kebe - i amban”，即議政大臣或參贊大臣）。此書認為道德修養是人的立身之本，佛教倡導的善行是道德教育，每個人都應該做到孝敬父母、家庭和睦。從這本書里，可以找到佛教思想、孔子思想、成吉思汗的必里克訓言、《聖訓廣諭》的影響。
在這本書中，他還提出治窮與治愚相結合，認為蒙古民眾貧窮的一個重要根源是“愚昧、懶散，進而導致了落後、破敗；所謂的貧窮首先表現為愚昧、無知，其智力尚未得到很好的開發；相反，那些高智商的人不可能走向貧窮；因此，對那些愚昧、無知的人，要通過教育進行智力資助，最終實現自立自強。”他還力促民眾養成勤勞的習慣，比如在此書中他說：“明天的事情，今日去完成；夏季的事情，一定要提早在春季開始操辦；秋季的事情，必須提前到夏季去準備；冬季的事情，務必在秋季去完成。”有些以種田為業的蒙古農民在豐收後大吃大喝，幾個月就吃掉了全年的糧食，甚至包括種糧，開春只能向別人借糧食，他借這種例子勸諭民眾不要鋪張浪費，要考慮長遠，對牛羊肉的利用也同理。
托克托呼圖魯積極引導蒙古牧民突破傳統的畜牧業，向開墾、種植、收割、加工、貯藏、水利等方面邁進，在旗署形成了一批蒙古農民，促進了本旗的糧食自我供給。並且旗署農場還向其他旗出售餘糧。佛教傳入蒙古後，蒙古人改變了以前吃魚的習慣，吃魚者大為減少，托克托呼圖魯不顧社會輿論的壓力，引導蒙古牧民利用貝爾湖的漁業資源。除了發展捕漁業之外，他還發展狩獵，並收集野生植物及蘑菇，以降低肉類消費，避免畜群減少。蒙古人非常喜歡喝茶，但蒙古又不產茶，所以花費了大量資金購買中國內地的茶葉，為減少開支，托克托呼圖魯組織人員試驗開發本土茶葉，取得一定成果。
托克托呼圖魯促進本旗的手工業發展，移入漢族工匠經營紡織工場並且訓練蒙古人，培養了鐵匠、瓦匠、木匠、皮匠、氈匠、銀匠等各類型工匠，這些工匠為他在烏力吉圖敖包（ülǰeitü obuɣ－a）南邊興建了輝煌的佛寺soyul badaraɣulugči süm－e。他在寺內創辦了多個拉桑（又譯扎倉，意為學院），培養了許多佛學人才。他還專門訓練了樂師和演員。
蒙古語將商業稱為qudalduɣ－a，詞根是qudal（意為“虛假、謊騙”），可見蒙古人傳統上很看不起商業。但托克托呼圖魯肯定了商業的價值，認為蒙古人應該經商，牧民也應該有商業意識。
托克托呼圖魯在本旗開發礦泉，以便為民眾治病。他還開採金礦、鹽、鹼。
道光九年（1828年）左右，托克托呼圖魯在自己的旗署投資創辦了一家官學（或學堂），能收納300餘名學生，學校教授蒙古語，後來又加上藏語、滿語。不論貴族還是平民子弟都被這所學校收納。為了幫助學生們學習，同治三年（1864年），托克托呼圖魯在赴北京的路上寫出了學習查乾陶魯蓋（čaɣan toluɣai sur qu bičig）的教科書，用木刻版印刷。該教材參考了搠思吉斡節兒的《心箍》、丹贊達格巴的《oɣtarɣui - yin mani》、哲布尊丹巴的商卓特巴喇嘛達木查拉布傑的《蒙古文字查乾陶魯蓋》、阿拉善高僧阿格旺丹德爾的著作。此外，由於雲丹多爾濟（yond andorǰi）撰寫、後來額爾德尼車臣商卓特巴達木切拉布傑（damčoirabǰai）繕寫並用木刻版印刷的《蒙古文一百字》（mongɣul un nigen ǰaɣun toluɣai üsüg orusibai）成書於乾隆五十四年（1879年），在喀爾喀蒙古的庫倫、土謝圖汗部、車臣汗部、沙畢衙門的官學都廣泛使用，所以也可能被該學校使用。
托克托呼圖魯的全面改革計畫在當時的蒙古十分先進，但是這套計畫與他的屬民的保守思想以及藏傳佛教寺院的力量相牴觸，所以實行起來遇到了許多困難。
同治七年（1868年），在完成赴北京當差的任務後，托克托呼圖魯在返回本旗的途中逝世。
參考文獻
^ 王風雷，托王——托克托呼圖魯教民致富的理論與實踐，內蒙古師範大學學報(教育科學版)2013年09期
^ 劍橋晚清中國史·第八章 清朝統治在蒙古、新疆和西藏的全盛時期，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年
1.^ 王風雷，托王——托克托呼圖魯教民致富的理論與實踐，內蒙古師範大學學報(教育科學版)2013年09期
2.^ 劍橋晚清中國史·第八章 清朝統治在蒙古、新疆和西藏的全盛時期，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