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經歷
他步入仕途即一帆風順的這幾年，正當清王朝經受鴉片戰爭和太平天國革命的沉重打擊之後，洋務派發起的“自強運動”新政有了長足進展的時期。同治九年(1870年)至光緒六年(1880年)的十年間，新政的舉措多重出國學技術和新科技設備建設方面，這時候所謂辦洋務的認識大都還局限在“師夷長技以制夷”(魏源語)“以其船堅炮利而稱其強，以其奢靡揮霍而艷其富”(林則徐語)的外在之物化形式上。躋身京華官場而頗具憂患意識的青年戴鴻慈，對當時國勢衰頹出路的基本認識亦不過如此。
在近代史上，和西方先進文化接觸較早而被稱為“得風氣之先”的珠江三角洲，於19世紀七十、八十年代湧現出一批具有維新思想的社會活動家。青年戴鴻慈耳濡目染，自然會有所影響。南海的康有為在學術上創建出一套改良主義思想體系，成為變法維新的首領人物；香山的容閎先是參加洋務運動，繼而捲入維新運動，最後參與孫中山領導的革命事業，與時俱進地經歷了由改良到革命的轉變。
而戴鴻慈以身居封建王朝高層的士大夫官僚，享有“知新”的時譽，是個終身從政而具有憂患意識的中國傳統知識分子。他晚年撰寫的《出使九國日記》中，對西方一些共和制國家元首平民化的作風，發出“不以天下奉一人”的感嘆，更讓我們窺視到百年前這位勤於政務的封建王朝大吏，時代風雲的感知，以及在國土面臨被列強瓜分的危機中，如何“隨時而動，從宜適變”擺脫民族厄運的深層思慮。
捍衛尊嚴
在列強侵侮面前，戴鴻慈表現出捍衛民族尊嚴的義憤。光緒六年（1880年），喪父丁休回鄉守孝的戴鴻慈，以中法戰爭爆發。在南海倡辦團練。廣東人早有兩次鴉片戰爭時自發抗擊侵略者的鬥爭史，這次國難當頭，戰火雖未波及本地，熟知三元里人民英勇抗擊外侮的戴鴻慈和民眾一起，表現出奮起拒敵的積極態度．與當時朝廷和地方上主張對侵略者妥協甚至投降的士大夫官僚形成鮮明的對比，及至晚年出使俄羅斯，途經東北三省看到日俄對我東北虎視狼顧的嚴峻形勢而奮筆上書哺時，他仍然能感受到他強烈的“三元里懷結”。中日甲午戰爭，帝黨主戰，後黨主和，戴鴻慈上章慷慨陳辭：“眈視之邦知中國必不一戰也，而覬覦競起，皇上獨不為中國萬年計乎?”“忍辱求和者，尤萬世之罪人，天下臣民之公敵也。”主張“能戰始能和”，立足於戰，卻因此遭謫調去福建督學。
《馬關條約》簽訂後，鴻慈慨然奏陳善後十二策，內容如增陪都以資拱衛、行抽練以簡軍實等，其發生精神與康有為聯合人京十八省舉人1300餘人“公車上書”所提“拒和、遷都、變法”的主張不謀而合。其中招商集股修築鐵路、民辦煤礦業，“兼得民間得自投廠，一切船炮軍械任其鑄造”等，與康有為“公車上書”所提如出一轍，遙相呼慶。但是不能說戴鴻慈就是個維新派了。
那時候他不可能像社會活動家的康有為那樣。提出“君民合治”的“君主立憲”的改革，文教方面他提出“變通考試以求實用”的主張，但不僅不能要求廢除八股，在秦章里還要為之辯護：”薄時文為可廢者，此不經之論論也。”在改革科舉制度問題上，他更接近洋務派的張之洞，他還不能徹底諭蜒笪衽傻撓跋歟ㄊ導噬銜?屢珊脫笪衽苫ハ轡食3J俏抑杏心悖?闃杏形業模。
個人觀點
有史論認為主戰派中“聯英翻_伐倭”之議跟主和派無非是投靠哪個洋主子的區別，而戴鴻慈於中中日甲午之戰後上奏奏《善後十二策》中之第一條“審敵情以固邦交”分析列強情勢時，認為。日、英、俄“皆各自為謀，而非為我地也”，日人“心實叵測”，“英則惟利是視”，而“俄與英相忌”，日本又“懼俄之出黃海”，因而“今日之計”“惟當料強弱之勢，審順逆之情，於俄加意輯睦”，意在審時度勢，利用列強之間的矛盾。事實上列強的競爭都是以瓜分中國為目的，對任何一方的“輯睦”都將可能導致“引狼入室”。不過當時戴鴻慈對國際形勢的這種審視，比起那些但願花錢買平安或把希望寄托在“刀槍不入的神符”的官僚們，還算是有一定的戰略眼光，他的觀點，殊未可以“官僚集團內投靠哪個洋主子”的性質以概之。
“戊戌百日維新”時期，戴鴻慈適在福建。過去他在朝廷上對洋務派和維新派似乎都沒有什麼明顯的偏向．但從《善後十二策》的思想觀點和“中法戰爭”與“ 中日戰爭”對主和派又是洋務派的李鴻章的嚴厲譴責來看，加上有光緒帝的《明定國是詔》他如在京師，捲入維新派一邊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只不過由於遠離政治漩渦中心而沒有捲入（當時輔佐皇帝主持新政的工作班子軍機四卿中，維新派和洋務派各占其二）。因而“戊戌維新”失敗後，戴鴻慈愛和維新派具有共識的一些重要觀點，還不時有所表現，而且還有所發展，這從《出使九國日記》中可以看得出來。
推行新政
戊戌政變，慈禧殺了一批維新人士，罷了一批官員，鞏固了自己把持朝綱的權力，恢復了考試八股等一些被維新派革掉的東西，但並沒有完全取消清光緒帝的“新政”。這“新政”裡面很有戴鴻慈多次奏章中提出過或沾上邊的，加之又沒有參加“新政”活動，這就使得有負知新之譽”(《清史稿．本傳》)又頗有些維新色彩的戴鴻慈沒有惹上什麼麻煩，而且得調回京師，不久官升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
官升了，思想卻未倒退，因為形勢在變，急劇發展的形勢迫使作為王朝高級官員、又辛勞國事勤于思考的戴鴻慈要跟上去。1900年義和團運動失敗和辛丑條約簽訂，進一步深化了民族危機，孫中山在《革命源起》中回顧當時：“清廷之威信已掃地無餘。而人民之生計日蹙，國勢危急，岌岌不可終日，有志之士，多起救國之思，而革命風潮自此萌芽矣。”“革命風潮”，戴鴻慈是跟不上的，但“救國之思”他卻是有的，在他的奏章里可以看到．在中樞大員裡面，推行“新政”他還是比較積極、比較務實的。
上書變革
義和團事平，這時候慈禧出於對清王朝大廈之將傾的危機感，只好拾起被她從光緒帝手中打掉的變法維新旗幟，來充當自己一向切齒痛恨的“變法”旗手，光緒二十六年末(1901年初)發布上諭表示：皇太后和皇帝同心一致要為“強國利民”而實行變法了(但重申康有為搞的“乃亂法，非變法也。”)。翌年，藏鴻慈從佛山奔赴西安行在，上《治本疏》，提出“容直言以伸士氣，節財用以恤民窮”；返北京後叉奏請由朝廷辦報紙，“以開民智”，在翰林院設報局，務使“新法美政有必錄，盜賊水旱有必書。並自書所見，著為論說。”結果是“格部議，不行。”
因為這涉及朝廷視同洪水猛獸的開放社會輿論問題，對此清廷還沒有那個信心。《治本疏》提出八條政策性建議，所謂“本”，並非當時維新派梁啓超所主張的變官制的那個“變法之本”．戴鴻慈要到出使考察回國後．才提出“欲廓清積弊，明定責成，必先從官制人手”。已後於梁啓超十年。但這畢竟比早期洋務主要只盯著輪船、槍炮、機器等“洋務之枝葉”(譚嗣同語)的認識總算向前跨進了一大步。
辛亥革命前夕，各地會黨起義風起雲湧。馬克思用來比喻中國近代革命運動的“桌子開始跳舞”正在密鑼緊鼓，走向一個新的高潮。滿洲貴族端方奏稱：“孫文演說，環聽輒以數千”，“革命黨報發行購閾，翦逾數萬”，“人心之變，至是而極”。在慈禧控制下的“新政”，無非是對官製作些調整，整頓一下官風，廢除科舉，派出留學生之類，根本上沒有觸及國體、政體問題。當局勢發展到統治者也感覺到已經不能再照老一套辦法統治下去而必須“於政治上導以新希望”的時候，“預備立憲”就提到議程上了。消除革命危機的惟一辦法。只有宣布實行立憲。但慈禧擔心實行君主立憲會不會妨害封建統治者的權力，這是她最關心的命根子。為了摸清這個要害問題，才有其派遣五大臣出國考察以“起衰弱而救顛危”的決定。
派遣出國
第一份派遣出國的五大臣名單中第一位是載澤、第二位是戴鴻慈，被革命黨人扔炸彈後第二份名單這前二名不變。第三位原是後來在北洋政府當上受氣總統的徐世昌被換下來了。這次考察事關國家政治體制根本問題，人選自當慎重，載澤是平庸的“肉食者”，但卻是王室貴族，於例是當然的領頭，戴鴻慈有“抗疏直陳，彈劾不避權貴，隨事獻納多讜論，凜凜有古大臣風”的官聲，又有“於中外大勢，善敗得失，洞若觀火”的佳譽，近年各次時變中，還能周鏇後黨帝黨之間而無所忤，於朝廷袞袞諸公之中，當屬難得。這未心就是世故圓滑，戴鴻慈也許是運用丁理學大師程頤“從宜適變，知幾能權”以應對險難處境的辦法。
試看中日之戰，他強烈譴責李鴻章的投降主義，時譽“彈劾不避權貴”並非浪得虛名。喜歡弄權又擅長摘平衡的慈禧太后當會注意到他“忠清亮達”而又“負知新之譽”的特點。五大臣遇上炸彈事件後，戴鴻慈鋇銜(載澤請假)進宮請示，“兩宮慰諭至泣下”，可見當時王朝統治者對戴鴻慈倚重之殷切(在國外考察途中補授禮部尚書)。出國考察，他“每日往觀各處，足不停趾，無一刻之暇。夜歸輒錄所見”的確是“恪盡厥職”了。出使九國回來．他得到“考察政治尤能抉擇精微，有裨憲政”的肯定。
開放思想
《出使九國日記》由於是“信筆直書，並未修飾”，時或觸景生情，感慨系之。百年後的今天，回顧歷史，從《日記》中，人們更能得到比那時當權者所樂於見聞的要多得多的有意義的東西。戴鴻慈思想比較開放，能夠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一般士大夫的傳統保守思維定勢，面對列強的侵略，他一貫的態度是堅決反抗，是個主戰派：另一方面，他又能夠比較客觀理性地審視西方社會。
出國考察歸來，他在奏章中作出了反省性 的陳述：“中國地處見東亞，又為數千年文化之古國。不免挾尊已卑人見，未嘗取世界列國之變遷而比較之。”戴鴻慈進而提出只滿足於“比較對於內”的弊病和“比較對於外”的必要：“甲午以前，南北洋海陸各軍，製造各廠，同時而興，聲勢一振，例之各省，差占優勝矣。然未嘗取列國之情狀而比較之也，故比較對於內，則滿盈自阻之心日長，比較對於外，則爭存取之志益堅。然而謀國者亦善用其比較而。”《出使九國日記》的精彩之處，在所多有，大都因有這一卓越的見識而得之。
個人反思
在國外，看到當地華人的困境，戴鴻慈感到悲痛。《日記》寫道：
(檀香山)“曩昔荒曠無人時，辟萊任地，開礦修路，擲無數汗血心力以有今日者，伊誰與之力歟？固我中國人，又吾廣東人也!”，自千八百九十八年歸美版圖，而防疫事起，禁約繼之，向所為蓽路藍縷、胼手胝足之主人翁，今僅圖一夕安寢而已矣。夫條頓種以百十人開闢殖民地而有餘，我同胞以數萬眾寄人籬下而尚有逐客之懼。記及此，不知悲之從來矣!”(新加坡)“華商居此者，多富有資歷財，不忘祖國。”“顧僑民居此，以國力所不及，而寄命外人，伸鼻息以為安，其無權利之可言久矣。”
在倫敦博物館，他看到：“中國室內，則有玉璽兩方存焉。吾國宮內寶物流傳外間者不少，此其一矣。若叩所從來，固亦凡國民所銘心刻骨、永不能忘之一紀念物也。”
在柏林看戲劇，演出表英國人跋扈無禮、途經埃及談到該國之受役外族，戴鴻慈聯想到祖國的現狀，心靈為之震顫，產生的強烈危機感：“觀英將之威恣與印度君臣悚息之狀，使人生無限之感。烏乎！亡國之禍，可畏也哉！”“午帥自開盧來，登舟，為言埃及國勢式微，受役外族。文明古國不能自強，至於如此，可為感嘆！”“（埃及軍官談自強）追維埃及以千古國，奄奄至今，豈有天災人禍不可救藥？徒以客卿用事，財政無權，而臣民渙離，漠不愛國，致忽焉之慘有餘矣。彼兵官身為亡國人，宜其言之沉痛也。書志之，以警吾國民。”
德國柏雷門博物館展出的中國婦女纏足穿的弓鞋等展品，也觸引起內心深切的傷痛，認為把這些東西陳列於外人前，是“揚祖國之污點”：“以吾國之出售惡貨於外人者，非奸商、小人莫為也，故凡弓鞋、菸具、神象之屬，遂以揚祖國之污點而為代表全國之物品，可痛也矣！”
柳州戴義開
簡介
戴義開，男，漢族，1933年生。中國柳宗元學術研究會理事，柳州市柳宗元學術研究會副會長、柳州市歷史學會副會長，柳州市地方志協會副會長，柳州市民族學會副會長。副編審。多年來從事地方史志和柳宗元研究。1999-2001年參與完成近400萬字三、五、六卷《柳州市志》的編纂；編撰《國家歷史文化名城——柳州歷史文化叢書》之《龍城春秋》《柳下聞俗》；完成《柳州市地名志》(新編稿)審校；完成《柳州市20世紀圖錄》審校。參與電視片《龍城百年》歷史資料顧問工作；參與《柳州市歷史文化名城保護規劃（匯報提綱）》審校工作。先後多次參與柳州市內和柳江、柳城兩縣文物古蹟的考查。撰寫《關於保護與建設歷史文化名城的建議》《關於進一步加強本市文物古蹟保護和開發的建議》《關於建設柳州歷史文化旅遊名城的建議》《開發曙光中路為柳州市傳統文化街區》等眾多建議，部分建議已被政府有關決策部門採用實施。2000年，柳州市政協授予“優秀常務委員”稱號。
著述
編著：《柳宗元·柳州》；26.1萬字，廣西教育出版社1989年9月出版。
編著：《柳州歷史文化縱橫談》；27萬字，廣西教育出版社1993年出版。
編著：《柳蔭瑣言——柳宗元和柳州》；40萬字，中國文史出版社2003年12月出版。
論文：《知新的戴鴻慈和他的九國日記（上）》；5100字；2000年《佛山史志》1、2期。
論文：《知新的戴鴻慈和他的九國日記（下）》；5100字；2001年《佛山史志》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