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軍統所辦的各種集訓班裡,戴笠均規定要講授命相一類的特殊課程,甚至還特別從山東等地聘請何麻姑、畢善人等神婆神漢來做“輔導員”。
歌樂山北麓羅家灣修建房屋
有一次,軍統在中美合作所所在的歌樂山北麓羅家灣修建房屋。戴笠特地找命相先生看風水,畫了圖,標明哪些地方屬“龍脈”,哪些地方不宜建“陽宅”,以避“雷公”和“地神”。誰知一個姓柳的管工未領會旨意,在戴笠去重慶的時候,隨意動起工來。戴笠回來後,見亂了“八卦方寸”,氣怒之下,命人在夜裡殺了這個管工,以作祭門之鬼。戴笠住宅所建門樓因遭雷擊而倒。他讓何麻姑卜卦,又令畢善人討陰方,豈知這兩個“術師”沒事找事,合謀後說是地下藏有“詭石”。戴笠忙命工匠挖地三尺,也未見一塊石頭。兩個術師又稱,“不下則上”,必須“三砌三拆”方可“鎮邪壓怪”。戴笠居然依此“命術”,將門樓砌好拆掉,拆掉再砌好,真正拆砌了三次。
不想兩年後的夏天,下大雨發洪水,門樓還是被沖塌了。
戴笠在軍統局本部用過許多“水汪汪”的化名,原因出自他“缺水忌土”的命相,想以此彌補命中不足。這些化名有:漢漢清、汪濤、塗清波、海濤源、沈沛霖、雷雨雯等。他用得最多的化名是“沈沛霖”,因為自取了此名後,他的老胃病就很少發作,甚至罕有傷風頭疼,“天天如願,事事順手”。
1944年春節過後
,戴笠手下的秘書英渠覺得“沈沛霖”用得過濫過久,便討好主子,建議更名為“洪淼”。戴笠一聽,覺得此名確實比“沈沛霖”含水分更足,不但立即採納,還獎賞了小秘書一支德國造的小左輪手槍。還有一次,戴笠和他的美國顧問梅樂斯飲酒作樂。席間梅樂斯問起他本名的出處,戴笠得意洋洋地說:“此乃古人代取之也!”還叫人從書架上翻出一本線裝書,高聲念道:“君乘車,吾戴笠,他日相逢下車揖。君擔簦(古代有柄的笠,類似現在的傘),吾跨馬,他日相逢為君下。”這是戴笠藉此標榜自己的風雅。豈知三杯酒下了肚,他得意忘形,說出自己名字的真正由來:原來,在戴笠出生的那一年,其父在家鄉做關帝會時,被人放了一把火,燒著了堂屋。正巧此刻烏雲驟起,很快下了一場暴雨,才免了橫禍。於是,戴笠的父親以為後代的命相不能缺水,便給兒子取名戴笠,以示避陽求水,號也為“雨農”。後來,戴笠的弟弟亦隨之取名為“雲霖”。
迷信便從此接踵而來。因為那場火災是農曆五月十三發生的(傳說五月十三是關帝的生日),戴笠對“十三”這個數字相當敏感,十分忌諱。他出生於1896年農曆八月十三日,卻將生日改為“十四日”。
一次,戴笠在西安與胡宗南打牌。打到第十二圈時,忽然佯裝肚痛。這位胡大長官還信以為真,找來軍醫診治,戴笠見到軍醫的藥箱上印有“十三”的數字,連忙將他罵走。
在西安時
,戴笠霸占了楊虎城將軍的軍需長王維之的一幢花園別墅。一天,他去檢查修葺一新的大門,發現門牌是13號,立馬火冒三丈,命人將西安市政局局長肖紹興叫來,劈頭吼道:“誰定的這門牌號碼?”肖紹興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怔了半晌,答道:“主任,您這房子確實應是玄楓橋13號啊!”戴笠又大聲說:“什麼叫確實,什麼是應該,你給我改為甲14號!”儘管戴笠如此迷信命相,如此喜歡“水”和忌諱“十三”,但他做夢也想不到,自己偏偏死在“水”與“十三”上。
1946年3月
,戴笠去北方巡視,由天津準備起飛回南京時,發覺當天是3月13日,便藉故牙痛難忍,將行期推遲到3月17日。到了3月17日這一天,晴空萬里,戴笠心情極其好。可沒想到,專機飛抵南京上空時,正值大雨滂沱,雷電交錯,雲層又低,專機竟與地面失去了聯繫。最後,專機一頭撞到了南京郊區江寧板橋鎮附近的岱山山腰上。這位命相缺水的軍統大員,其屍體竟在大雨中淋了三天三夜才被找到。可笑的是戴笠死後,他的助理秘書袁奇濱翻查皇曆,他不看則罷,一看驚嘆得頭髮要豎立起來。袁奇濱說,戴主任命相中一生缺水,處處小心,時時謹慎,而悔不該去北方前取了個缺水而又多山的化名“高崇岳”。另外,他3月17日啟程,沒考慮到那天正好是農曆二月十三日呀!
1946年3月
,國民黨召開六屆全會,大會開了近20天,國民黨的權力機構代表、270名“中央執行、監察委員”,正在激烈辯論國民黨從抗戰轉入戰後的有關方針政策問題。會議期間,忽然有人喊出“打倒特務”的口號,並質問為什麼《雙十協定》、國民參政會、政協會議關於取消特務機關的三大決議沒有得到貫徹實施?這一口號的質問得到大多數人出於不同目的贊成,這在國民黨歷屆中央全會的歷史上從來沒有發生過。其實,這是很多人對蔣介石特務統治的不滿。因為這270名國民黨中央執行和監察委員,幾乎沒有一個人不厭惡、恐懼、仇恨戴笠和他的軍統局,有的如孔祥熙、陳誠等軍政大員,儘管擁護蔣介石,但卻極端仇視軍統。至於其它與戴笠有刻骨仇恨的陳氏兄弟等,必欲除之而後快。而一些稍有正義感的國民黨人士,更以軍統特務為不恥。所以,幾乎全體中執、監委們,此時分外團結,一致倒戴,其陣線之統一,前所未有。更耐人尋味的是,特務統治的始作誦集大成和保護者蔣介石居然並不反對,甚至也持贊成態度。
其實,這不奇怪。早在抗戰結束前,戴笠負責肅奸接收,想趁機擴大實力,安插軍統人員搶占要害部門如各地警察局長位置,就受到蔣介石的抵制。針對他擴張權力的勢頭,蔣成立了一個5人小組,秘密活動,對戴笠進行監視,並研究抑制的策略。
5人小組由蔣介石領導,加上錢大鈞、胡宗南、唐縱、宣鐵吾共5人組成。宣鐵吾是戴笠的死對頭,新任上海市警察局長;唐縱早就負責監視戴的使命。錢大鈞是蔣的親信,胡宗南雖與戴為密友,但蔣正為了分化戴與胡,才讓胡宗南參加,以示信任,讓胡匯報戴的行動。胡衡量他與戴與蔣之關係利害,自然會投蔣取信。
5人小組的成立,是蔣介石自以為可以控制和削弱戴笠,並對他全面監視,準備徹底解決對自己的威脅。
在六屆二中全會期間,蔣介石正好順應形勢,準備乾脆“一鍋端”。在會議中,馬上親自下手令,在原來監視戴笠的5人小組之外,又成立了一個8人小組,成員皆為特工、諜參、警界等機構的實力派人物。蔣介石交給他們的任務,就是徹底拿出對付戴笠和他所控制的軍統的方案。8人小組雖然表面上有戴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