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簡介
戴執禮，男，1916年3月生，四川溫江人，四川大學歷史系教授，中國最早從事保路運動研究的專家之一。
個人履歷
1938年，考入齊魯大學歷史系就讀，二年後母病肄業；
1944年，任四川省圖書館研究員；
1956年，調入四川大學歷史系。
個人作品
《四川保路運動史料》，1959年科學出版社出版；
《四川保路運動史料彙纂》三冊，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
人物故事
做錢穆的授業弟子
戴執禮早年喪父，1938年考入成都華西壩的齊魯大學歷史系就讀。齊魯大學是因抗戰從山東遷至成都的。二年後，因母病缺錢，戴執禮只好肄業。戴執禮不甘心就此斷了讀書夢，走進了齊魯大學國學研究所，自報家門地拜訪了時任研究員的錢穆教授，想進入所中謀求一個職位，同時成為錢穆授業弟子。錢穆與戴執禮交談後，發現這位個子不高的青年悟性高，很有潛質與志向，遂要求送兩篇文章來看看。
“不錯，不錯，相當不錯！”看完文章，錢穆對戴執禮說：“你的水平已超過本科畢業水平。來在所里做一個文史資料管理員吧。”
戴執禮以如此方式而成為錢穆的門下弟子，實屬三生有幸。錢穆恰好是一位只重真才實學不唯文憑的大學者。在工作之隙，戴執禮從1941年至1943年在齊魯大學從錢先生授業兩個春秋；又於1943年至1946年復在四川大學、華西協合大學聆聽錢先生教誨三載。對於錢先生的師恩，戴執禮感激終身。也在這一期間，戴執禮受到了種種啟發，確立了自身發展方向，立下整理四川保路運動史實的宏願，作為自己安身立命所在。
被蒙文通聘為私立教授
抗戰勝利後，錢穆返回江浙前向時任華西協合大學教授、兼任四川省圖書館館長的蒙文通鄭重地推薦了戴執禮。蒙文通讓戴執禮到四川省圖書館做了管理員。
與錢穆人生經歷有點相似，蒙文通是從中學教師做到大學教授的，終為二十世紀中國卓立不苟的國學大師。蒙文通在成名之作《古史甄微》中打破了中國古史三皇五帝一系相承的傳統觀點，認為中國上古民族起源於炎族、黃族、泰族的多元性。“通觀達識，明其流變”，為蒙文通最重要的史學思想。這一觀點讓作為後學的戴執禮深沾其溉而體現在自己的治學之上。在《四川保路運動史料彙纂》上，戴執禮認為如單純採用編年和紀事本末體，均不能安排如此眾多的史料，將會損害一件史事的多層次多方面性，給以後研究者造成巨大的缺陷，因此採用了編年與紀事本末相結合的體裁。既體現一個史事橫的結合，也體現一個史事縱的聯繫。
蒙文通對後生戴執禮視若子侄，讓他兼做自己創辦的尊經國學專科學校教授，以多增加一些收入。蒙文通的夫人也相當喜歡戴執禮的夫人孫嘉惠，將她收為干女兒。
1956年，時任四川大學歷史系主任的徐中舒教授得知戴執禮已完成《四川保路運動史料》初稿，認為四川保路運動系中國近代史上一個很重要的環節，應由四川大學開展研究，遂將戴執禮從四川省圖書館調任川大歷史系做高級資料員。“轉益多師是吾師”，這是戴執禮的人生態度。對於徐先生的邀請，戴執禮欣然從命。因為徐先生為清華大學文學院王國維、陳寅恪的嫡傳弟子，時為四川大學三位一級教授之一，在中國上古史研究中成績斐然，自成一家。
在徐先生的護佑下，戴執禮不僅有力地推動了四川保路運動史事收集與研究進程，而且還與北京科學出版社聯繫上了，1959年出版了《四川保路運動史料》。
吃李劼人的拿手菜
20世紀五六十年代，身為成都副市長的李劼人一邊修訂歷史小說《大波》，一邊也非常注意收集閱讀有關辛亥四川保路運動史料，以充實自己的文學創作。那時成都的文化名流們常常在春熙路口飲濤茶樓雅聚。經蒙文通老師的引介，戴執禮在飲濤茶樓結交了著名作家李劼人。蒙文通向李劼人說：“小戴是專門研究四川保路運動史的。”李劼人經過幾番細緻交談考查，也確認戴執禮在這方面是有“真貨乾貨”的，兩人遂結為忘年之交。戴執禮回憶：“當年李劼人還把我請到菱窠去，做他的拿手菜給我吃！”副市長大作家下廚做拿手菜，是待草根朋友的最高禮遇。
李劼人對戴執禮非常推崇，而戴執禮亦對李劼人敬重如山。在共享史料方面，以學術為天下公器的精神，真誠相待，慨然相諾。
追購《西顧報》
收集整理編纂辛亥四川保路運動史事，戴執禮奉獻了畢生所有。
在當四川大學圖書館高級資料員期間，在徐中舒先生的鼎力支持下，戴執禮的研究工作漸入佳境。四川省政府參事室、四川文史研究館、四川省政治協會委員會以及社會上參加或經歷過保路運動的老先生都成了戴執禮的訪談對象，同時也向成都市所有的古舊書店發出了私人“徵購令”。 戴執禮不斷從成都市東城區和西城區古舊書店羅福澤和周光熙先生等好友處，換購回來許多珍貴的四川保路運動史料，如《四川保路同志會報告》、《四川商會公報》、《蜀醒報》、《啟智畫報》、《川路宜昌工場第末期事狀報告書》、《繪圖蜀路風潮記》（下冊）等等，其中最為珍貴的為《西顧報》。
《西顧報》，發行人蘭際昌，編輯人池梁矩，印刷人昌福公司，發行所設在四川成都會府北街第二十二號，是四川保路同志會的主要報紙，辛亥年閏六月初一創刊，同年七月十五日被趙爾豐查封，存世僅四十五天。李劼人先生於飲濤茶樓閒談時，說起《西顧報》雖在保路運動中曇花一現卻為至關重要的文獻，為此《西顧報》讓戴執禮“寤寐求之，輾轉反側”。
那一年機遇終於來了。當有賣主將《西顧報》送至成都市西城區古舊書店出售時，很快被專門來成都訪書的北京中國書店吳希賢先生購走了。得知訊息，戴執禮十萬火急找到了新華書店成都市古籍門市部經理俞守己，請其設法與素有業務往來的中國書店交涉。這位俞經理在圖書界大名鼎鼎，曾任世界書局經理，當過端方的幕僚。很有經驗的俞經理很快向吳希賢去了電報。但中國書店已將《西顧報》出售給天津師範學院了。辦事認真的吳希賢先生與天津師範學院交涉，天津師院圖書館最後終將《西顧報》讓出。數月後，當雙手捧著《西顧報》的掛號郵寄時，戴執禮已是心尖顫抖喜極而泣了。
為了籌集購書資金，換購保路運動的史料，戴執禮不惜心痛地賤賣了個人的許多珍藏，包括《百衲本二十四史》在內的許多版本，如明刻白棉紙本《韓非子》；初印紅黑字本《漢書補註》、《後漢書集解》 ；清初印本《東都事略》等等。不過，讓戴執禮欣慰的是，所收集保路運動史料有不少為稀世絕品。最幸運的是在“文革”中家裡被撬牆撬地板，歷年所購的書籍被拖走了兩板車，可是那一批連中國國家圖書館與中國歷史博物館都沒有的《西顧報》等稀珍史料竟奇蹟般地保存了下來，原來他機智地將其隱藏在客廳的一個小柜子夾層里，僥倖地躲過了那場浩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