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自白書[革命烈士陳然創作詩我的“自白”書]](/img/3/255/nBnauM3XzATO2ATM2QTM2EzM1UTM1QDN5MjM5ADMwAjMwUzL0EzL1AzLt92YucmbvRWdo5Cd0FmLwE2LvoDc0RHa.jpg "我的自白書[革命烈士陳然創作詩我的“自白”書]")
作品原文
任腳下響著沉重的鐵鐐，
任你把皮鞭舉得高高，
我不需要什麼“自白”，
哪怕胸口對著帶血的刺刀!
人，不能低下高貴的頭，
只有怕死鬼才乞求“自由”；
毒刑拷打算得了什麼？
死亡也無法叫我開口！
對著死亡我放聲大笑，
魔鬼的宮殿在笑聲中動搖；
這就是我——一個共產黨員的“自白”，
高唱凱歌埋葬蔣家王朝！
作品鑑賞
這就是一個共產黨員的自白，他以浩然正氣，抒發了對國民黨反動派的仇恨，對無恥叛徒的蔑視，昭示著革命者視死如歸的英雄氣概。
作者簡介
陳然生平
陳然，1923年12月18日出生於河北省香河縣。出生後第二年即隨家人移居北京。後又因父親的工作調動而搬家，到過上海、蕪湖等地。抗戰爆發後，他隨家人流亡到湖北宜昌等地。
1938年夏，15歲的陳然在鄂西投入抗日救亡運動並參加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戰劇團”。
1939年3月由程季華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同年7月與幾個抗戰劇團的同志前往湖北沙洋前線搶救難童。
1940年，陳然得到組織批准前往革命聖地延安，但因戰局混亂，加上自己又身染瘧疾，未能如願，數月後輾轉到達重慶與家人會合。
1942年春，由於原來在宜昌抗戰劇團和陳然同一個黨小組的向長忠的叛變，組織上決定陳然馬上離開重慶到外地去，並且暫時斷絕和組織的聯繫，待以後組織上再主動派人來找他。陳然逃往江津避難。 在江津避難期間，他患了嚴重的痢疾，貧病交加，於1942年秋回到了重慶家裡。經過調養，陳然的身體逐漸恢復，但是也失去了組織關係。
1945年初，黨通過《民眾》周刊，號召在蔣管區廣泛開展“民主青年”活動。陳然積極回響這一號召，積極團結周圍的進步青年，成立讀書會，並在1946年年初的“滄白堂事件”中，為救援被特務毆打的青年而受傷。
1947年初，在中共南方局文委何其芳等人的領導和支持下，他在重慶參與籌辦了《彷徨》雜誌，以灰色的面目、健康的內容，使蔣管區的青年看到光明、看到希望。
1947年7月，重慶地下黨決定編印《挺進報》，他於1947年底被重新吸收入黨，任《挺進報》特支組織委員，負責報紙的油印工作。
1948年3月，由於鬥爭形勢進一步嚴峻，特支書記劉鎔鑄、宣傳委員蔣一葦先後轉移，陳然任代理書記。
1948年4月22日，由於叛徒的出賣，陳然被國民黨特務逮捕，被囚禁于軍統白公館監獄。國民黨特務對他使用了老虎凳等種種酷刑，他被折磨得死去活來，兩腿受了重傷，但他堅貞不屈，嚴守黨的秘密。在獄中，他認真學習文化、歷史和軍事知識，而且積極對看守特務進行策反。他還把從國民黨高級將領黃顯聲那裡得到的訊息寫在紙條上，秘密傳給難友，被稱為“獄中挺進報”。
1949年10月28日，陳然被國民黨特務公開殺害於重慶大坪刑場，犧牲時未滿26歲。臨刑時，他高呼口號，身中數槍屹立不倒，令劊子手膽戰心驚。他以自己的生命履行了對黨的莊嚴誓言：“只要還有一口氣，就要為革命鬥爭到底！”
奔赴重慶
1942年，由於原來在湖北宜昌抗戰劇團和陳然同一個黨小組的向長忠的叛變，組織上決定陳然馬上離開重慶到外地去，並且暫時斷絕和組織的聯繫，待以後組織上再主動派人來找他。陳然逃往江津避難，在江津避難期間，他患了嚴重的痢疾，貧病交加，於1942年秋回到了重慶家裡。經過調養，陳然的身體逐漸恢復，但是也失去了組織關係。
1945年10月，陳然來到中糧公司在重慶南岸野貓溪的一所修理加工廠當管理員；與黨失去聯繫的陳然沒有消沉，仍積極從事團結民眾、教育民眾等革命工作。抗戰勝利後，為了揭穿國民黨蔣介石集團假和談、真內戰的陰謀，陳然積極參加各種集會，呼籲和平民主，反對獨裁內戰。1945年10月10日根據國共會談達成的《雙十協定》，國民黨反動派被迫於1946年1月召開政治協商會議。會議期間，部分政協代表多次在重慶滄白堂舉行集會，向各界通報會議進展情況。每次陳然都積極到會，了解時局。國民黨反動派為了破壞政協會議，派出大批特務搗亂。一天，窮凶極惡的國民黨特務衝進滄白堂，毆打政協代表和到會民眾，陳然奮起反抗被打成重傷，後被送到醫院救治，才幸免於難。
全面內戰爆發後，中共重慶辦事處與新華日報社於1947年2月底被迫撤往延安。重慶陷於白色恐怖之中。陳然聯合幾個進步青年創辦了《彷徨》雜誌，團結了許多熱血青年。
《挺進報》
1947年夏，陳然在重慶找到了地下黨，恢復了組織關係。為了發動國統區民眾反對蔣介石的內戰獨裁，中共重慶市委於 1947年秋創辦了《挺進報》。陳然被任命為《挺進報》特支書記並擔任了最機密的印刷工作。陳然是重慶一家小工廠的代理廠長。白天他要在廠里負責工作，夜晚才能進行《挺進報》的印刷工作。
沒有油印機，只能用一塊竹片在蠟紙上括。一張蠟紙只能印30－50份。陳然迎難而進，刻苦鑽研印刷技術，還學會了刻鋼板。後來市委決定刻板、印刷由他一個人負責。這樣不但可以節省人力，還可以縮短周轉時間，減少暴露的危險。這樣，《挺進報》的工作就由陳然和另外一個負責收聽廣播的同志（即為劉國志烈士）承擔起來。
由於特殊的鬥爭環境，同辦一張報紙的兩位戰友卻不能謀面，他們只有在信函中互致“革命的敬禮”和“緊握你的手”。兩顆充滿激情的心互相溫暖著、互相激勵著。他們同心協力，使《挺進報》如期出版，在山城迴蕩著鏗鏘的革命之聲。
1949年10月28日，在臨刑前的那一刻；一對心動相印的報友熾熱的雙手才緊緊握在一起。
隨著《挺進報》發行量的不斷增加，工作任務愈來愈重。刻板、印刷、分送等工作幾乎都是陳然一個人在夜間完成的，白天還要照常去工廠上班。他以超人的精力，高度的警惕性和責任；周密地進行安排，盡心盡力完成黨交給的艱巨任務。
被捕經過
《挺進報》在重慶的秘密發行，引起了國民黨反動派的極大恐慌。重慶當局曾三次下令限期破案，直到1948年4月20日才從叛徒口中得知《挺進報》的機關住所；上級派人來通知陳然說黨內出現了叛徒，《挺進報》要儘快轉移。要他在 22日印好最後一期報紙，晚7點，市委派人來取，爾後迅速轉移。就在21日傍晚時分，陳然突然收到一封沒有署名的簡訊：“近日江水暴漲，聞君欲買舟東下，僅祝一帆風順，沿途平安。”這封簡訊是一位在敵人內部工作的同志直接寫給他的。
陳然接到信後本來可以馬上脫離險境，但他一直堅持到22日下午5時印完最後一期《挺進報》。他剛把蠟紙燒掉，門外就傳來陣陣腳步聲。陳然推開窗戶，把準備好的掃帚掛在窗台下面的釘子上，這是給同志們的信號。就在這時，幾個便衣特務破門而入，抓走了陳然。
堅貞不屈
在白公館集中營里，敵人害怕陳然向其他“政治犯”傳播訊息，把他獨自囚禁在樓上一間小車房裡。正是在這座陰濕的牢籠里誕生了“白宮版”的《挺進報》。
原來，陳然所在的那間牢房，早就被難友們打穿了一個秘密孔道，可以和樓下的難友們取得聯繫。通過這個小小的孔道，獄中黨組織傳給陳然半截鉛筆和一些香菸盒紙，要他把外面的訊息寫在紙上傳遞出來。陳然忍著劇烈的傷痛，把牢房當作戰場，立即投入了戰鬥。在一張香菸盒紙上，他端端正正地寫上一《挺進報》第一期，白公館出版。我黨我軍最近的勝利訊息就這樣秘密地傳遍了各個牢房，使堅持獄中鬥爭的同志們受到了極大的鼓舞。陳然還設法同隔壁的黃顯聲將軍取得聯繫。黃將軍答應利用放風的機會把報紙沿門縫塞給陳然，陳然不斷從報紙上獲得最新訊息。從此，我軍節節勝利的訊息就時常出現在白公館的《挺進報》上，當同志們遭受到毒刑拷打時，受著疾病和傷痛折磨時，讀了獄中《挺進報》，就感到渾身有力量。
壯烈犧牲
五星紅旗。
1949年10月28日，陳然和其他戰友一起被從白公館、渣滓洞提出，在大坪被槍殺。當反動派罪惡的槍口對準他們時，陳然和戰友們高呼：“毛主席萬歲！”“中華人民共和國萬歲！”陳然犧牲時只有26歲，他的生命雖很短暫，但他生得光榮，死得壯烈！
創作背景
在獄中，陳然受盡種種酷刑，始終只承認《挺進報》從編輯、印刷到發行，全部是他一人所為——他決心犧牲自己，保護組織和同志們，特務們用威脅利誘的辦法要他寫自白書，陳然拿起筆，寫下了驚天動地的詩篇——《我的“自白”書》 這首膾炙人口的“紅色經典”詩並非如該書編者所說是陳然烈士的遺詩。此事在多年前就已得到澄清，可惜至今還有許多人不知道。
1948年4月，處於地下狀態的中共重慶市委機關報《挺進報》被國民黨當局破獲，中共地下黨員、《挺進報》特支書記陳然被捕。1949年10月28日，26歲的陳然慷慨就義。
1950年代後期，在大寫“革命回憶錄”的高潮中，由羅廣斌（中共地下黨員，1948年8月被捕，先後關押於重慶渣滓洞、白公館監獄，後越獄脫險）、劉德彬（中共地下黨員，1948年6月被捕關押於重慶渣滓洞監獄，後越獄脫險）、楊益言（進步青年，1948年8月被捕關押於重慶渣滓洞監獄，後獲釋）合著的回憶錄《在烈火中永生》，於1959年2月由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書中寫道，陳然被捕後，在審訊時，敵人要他寫自白書，他“提起筆，不假思索，一氣寫出了心裡想了許多遍的話”，即《我的“自白書”》這首詩。該書與《把一切獻給黨》、《我的一家》等回憶錄一起成為當時的暢銷書和青少年必讀書，影響甚廣。
1959年3月，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了蕭三主編的《革命烈士詩抄》，《我的“自白書”》被作為陳然烈士遺詩選入。
次年，重慶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囚歌》，選入了葉挺、羅世文、車耀先等烈士的遺詩，也選入了這首詩。
1961年底，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了羅廣斌、楊益言的長篇小說《紅岩》，《我的“自白書”》變成了小說中人物成崗在敵人面前“高聲朗誦”的詩，重慶版畫家正威還為這一情節配了一幅成崗高舉戴著鐐銬的雙手揮筆書寫詩句的插圖……
因為《在烈火中永生》與《紅岩》的影響，也因為這首詩激情澎湃，琅琅上口，感染力強，多年來一直被選入中國小語文課本，經常出現在朗誦會、報告會、演講會和一些文藝演出中，大凡有國中文化水平的人都應能記得起這首詩中的幾句。
然而，這首詩並非“革命烈士遺詩”。
還在這首詩出現後不久的1960年代初期，就已經有人產生了懷疑。
這樣一首構思完整、語句精煉、韻腳整齊、節奏鏗鏘有力的詩，能是在敵人刑訊室里“不假思索”、“一氣寫出”的嗎？敵人能允許陳然從容把這12行詩從頭到尾寫完嗎？北京電影製片廠拍攝電影《紅岩》（後更名為《烈火中永生》）的導演水華就認為，這首詩與規定情景不符，句子的加工痕跡太重。陳然烈士的親屬也提出疑問：從不知道有這首詩，是不是在敵偽檔案里新發現的？
面對這些意見，羅廣斌承認：這首詩不是陳然寫的，是他們幾個人根據陳然曾經有過的意願寫的。因此在寫小說《紅岩》時，沒有再用陳然的真實姓名，而改成了“成崗”。以後《在烈火中永生》再版時，書中也就刪去了這首詩。
但是，那時這事的真相只有中共重慶市委宣傳部、重慶市文聯和中國青年出版社的少數人知道。在沒有得到公開澄清之前，對廣大讀者來說，《我的“自白書”》仍然是“革命烈士遺詩”。
真相的公開，最先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因為羅廣斌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綁架後在關押地不幸逝世。綁架和批判羅廣斌的那派民眾組織在批判中翻檢出了這一歷史公案，公開發表了《揭穿一個大騙局——〈我的“自白書”〉之謎》，詳細介紹了這首“烈士遺詩”的來龍去脈，明確提出，這首詩是羅廣斌等人的“偽作”。但是，因為該文是派性鬥爭的產物，是在將羅廣斌打成“叛徒”，將羅廣斌、楊益言、劉德彬三人創作集體打成“羅楊劉三家村”、“羅廣斌叛徒集團”的前提下進行的“革命大批判”，因此這篇文章所澄清的史實未能引起重視。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全國各界撥亂反正，正本清源，許多歷史舊案得以恢複本來面目。1984年第1期《縱橫》雜誌，發表了署名峻晨的文章《〈我的“自白書”〉的作者是誰》，在更大範圍內正式澄清了這件事。
峻晨談到，1963年小說《紅岩》再版前在京召開座談會，他向羅廣斌問起此詩是否有真跡保留、是如何從獄中流傳出來的情況時，羅廣斌回答了一段話，大意是：“這個問題使我很不安。《我的'自白書'》並非陳然烈士遺詩，而是我們在撰寫《在烈火中永生》一書時，以陳然臨刑前要寫一首詩的打算和他在刑庭上威武不屈的氣概，以及陳然準備找一個機會在向特務作一番慷慨激昂的講演後用自殺怒斥敵人、激勵戰友的計畫為依據，由幾個人共同創作的。目的在於突出烈士的英雄形象。由於用了真名真姓，《詩抄》的編者誤以為是烈士的遺作收錄了。”事情至此已經很清楚 了。但直到1990年代中期出版的九年制義務教育國中語文教材中仍然將此詩作為陳然烈士遺詩選入，可見謬誤流傳影響之深遠。而且，《縱橫》雜誌的發行量最多以萬冊計，而中國小語文教材卻是以十萬百萬冊計！
澄清史實的聲音相比之下何等微弱。
現居成都的老作家胡元，向筆者提供了他寫的一篇回憶稿，其中談到羅廣斌等人集體創作這首“烈士遺詩”的一些情況。1956年，胡元在重鋼小平爐車間體驗生活，羅廣斌、劉德彬、楊益言等在南泉從事反映當年渣滓洞、白公館獄中鬥爭的文藝創作。胡元常去南泉看望他們，還曾為他們的寫作以報告文學還是小說形式來表現更好有過爭論。有一次他去時，讀到了《我的“自白書”》，胡元回憶：“我讚不絕口地說好，有氣魄。楊本泉（楊益言之兄）說：'你是第一個讀者，不要光說好，要提意見。'我說一定要提意見的話，就是最後一句縮短點兒，太長了節奏鬆散，力量氣魄就減弱了。幾個人才說都有這個感覺，我的意見客觀，證實了他們的感覺是對的，要設法縮短。我便問是誰寫的，楊本泉叫我猜，我猜是羅廣斌，羅廣斌笑著搖搖頭。又猜是劉德彬，劉德彬也搖頭。我就對楊本泉道：'那就是你寫的了。'楊本泉平伸出雙手擺了幾下道：'大家寫的，大家寫的。'然後提出一個問題來：不知這樣代烈士寫一首詩恰不恰當……羅廣斌又解釋說，因發現陳然要寫這么一首詩但還沒來得及寫，陳然又是才華出眾能寫出好詩來的，便作了這個決定把這首詩代他寫出來。只不知恰不恰當。我說小說中，作者代人物寫詩填詞的多極了，有什麼不恰當。誰知後來這首詩卻首先出現在報告文學中……”這裡順便提一下另一首幾乎與《我的“自白書”》齊名的《靈魂頌》，全詩只有四句：你是丹娘的化身，你是蘇菲亞的精靈，不，你就是你，你是中華兒女革命的典型！
這首詩及其背景也是羅廣斌等人的回憶錄《在烈火中永生》和小說《紅岩》都濃墨重彩地寫到了的，說是江姐在獄中受酷刑折磨而堅貞不屈，難友們紛紛寫信寫詩向她表示慰問，這是慰問品中最有名的一首詩。自然，這首詩也被收入了《革命烈士詩抄》和《囚歌》。當年周恩來在看一次演出時，聽到歌頌江姐的一個曲藝節目中演唱這首詩，還曾提出不宜用“蘇菲亞”（俄國虛無主義者）來形容共產黨人。可見此詩的影響之深廣。
這首詩的確是由渣滓洞獄中難友創作的，但卻並不是寫給江姐的。
歷史真相是，1949年新年前夕，已在白公館獄中關押了8個月、起初表現甚好的中共重慶市城區區委書記李文祥，經不起黑牢生活的考驗，不顧難友們的勸告，決定向當局投降。與他同時被捕的妻子關在渣滓洞女牢里，聽說了丈夫叛變的訊息，十分震驚，當被李出賣的地下黨員進了渣滓洞、事情得到證實後，她決心與叛徒一刀兩斷，不讓丈夫把她接出牢門，寧願跟大家一起坐牢。她還給男牢的難友們寫了一封公開信表明心跡。這使難友們深為感動，紛紛向她表示慰問和鼓勵。送給她的慰問品之一就是這首詩。這首詩出現的真實背景，在1949年12月9日《國民公報》第4版上連載的《我從集中營里來》第5節中有具體記載，該文作者署名“楊祖之”，就是楊益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