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昔在棲霞寺剃度，師未考。棲霞寺者，千年古剎，十方叢林也。其主持方丈與景教教宗同，賢德兼備法師選舉產生。抗日戰爭期間志開上人為棲霞寺監院，1937年，日本軍隊侵入南京城，燒殺搶掠，志開上人到處奔走，救死扶傷。期間收今覺法師（星雲法師）為徒。南京大屠殺期間，志開上人和寂然法師將棲霞寺作為避難所，挽救24000多人免予日寇屠殺。期間，志開上人多次和日寇直面衝突，志開上人帶領僧眾殺日寇、救難民，並為中國軍隊籌集糧食九死一生。抗日戰爭勝利後，德高望重，功德圓滿的志開上人被選為棲霞寺住持方丈。
志開上人的靈塔 
志開上人的靈塔 
星雲法師為恩師靈塔立的碑 
志開上人的故居 解放後，志開上人為盡主持義務，遭到文革的迫害，遊街示眾，倍受折磨，後回老家江蘇海安白甸居住，直至圓寂。90年代，志開上人弟子今覺法師（星雲法師）回師父老家，為師父修築靈塔。星雲法師為師父志開上人修建靈塔事件，對大陸改革開放事業和兩岸破冰之旅有著重要的作用。
與釋星雲
1938年，釋星雲在棲霞山出家，師父即志開上人。在南京棲霞山。在星雲大師17歲時，星雲大師得了瘧疾，折騰半個多月，差不多奄奄一息。志開上人在那個物質匱乏的年代送了徒弟星雲大師半碗鹹菜，拯救了星雲大師的性命。星雲大師立誓：“師父，弟子有幸跟隨你出家修學，我將來一定弘揚佛法，普度眾生，決不辜負師父的一片慈悲！”。10年間志開上人跟釋星雲談話的次數只有三、四回而已。有一天，志開上人很難得地找星雲去談話，那是因為星雲受到一位師長責備，志開上人知道星雲受了委屈，便派人叫星雲去問話。一番開導後，志開上人問起他的近況。星雲回答：“衣單不全，紙筆不周。”志開上人說：“你沒有錢？要我給你錢用，這很容易啊！”隨後他就端起一杯茶，說：“我這吃茶葉錢省下來給你，你也用不了，但我就是不給你。為什麼？你現在不懂，不過將來會懂的。”志開上人的話當時的星雲不懂，也不能信服。現在回想起來，他說，真是偉大的師父，“不給”兩個字，對他一生最大的益處，就是養成淡泊的物慾和“不要”的性格。星雲大師一生沒有儲蓄的習慣，沒有保險柜，沒有抽屜，沒有鑰匙，也沒有存摺，也沒有購買的習慣，因為沒有東西誘惑得了他；對於身外物，他統統不要，一切現成，一切滿足。雖然以現代經濟學理論來說，要購買才能剌激經濟發展，但在當時，因為“沒有”，因為“不買”，才養成淡泊的習性，這都得益於偉大的師父志開上人的培養。
附：
百年佛緣 志開上人 嚴厲教育愛護徒弟
星雲大師 2013-1-18
我最不能忘記的，當然就是剃度恩師志開上人了。
志開上人的法名又叫「智開」，江蘇海安縣人，據大本法師告訴我，他是「與民國同生，與藥師佛同壽」，也就是出生於民國元年。不過，我到現在還是沒有辦法了解，他怎麼會從海安到宜興的大覺寺去出家的？在那個時候，不說生長地和出家地沒有地緣關係，尤其大覺寺雖然建於宋朝年間，是有歷史的古寺，卻是個簡陋、貧窮的寺廟，何況在那個荒涼的白塔山下，前不著村，後不巴戶，據說還經常有土匪出沒，打家劫舍。
我所知道的是，民國二十六年，家師因為在棲霞山救濟難民有功，後來常住為他授記，請他擔任監院。
民國二十八年我隨他出家時，他告訴我：「棲霞山是一個十方叢林，不可以說在棲霞山出家！」意思是說，棲霞山是十方共有的道場，就像現在的縣政府、市政府，是公共場所，不是個人私有的。接著他說：「我們的祖庭，我們師承的寺院，是在宜興白塔山大覺寺。」當時我就記住了這句話。
我出家的時候，他在律學院兼任訓導主任，後來升任為教務主任，再後來做院長，再做棲霞山的住持，但是那時我已經離開棲霞山了。在棲霞山的六、七年中，基本上，雖然他是我的師父，但在叢林裡沒有師徒的關係，所以不可以叫他師父，我也跟別人一樣，叫他「當家師」；他也不常叫我，免得別人說十方叢林裡面還有師徒關係。為了避免嫌疑，所以在那六、七年當中，我獲得他給我的開示，現在回憶起來，頂多只有一、二次而已。不過，雖然很少和師父見面，不常獲得他的開示，但是心靈上還是能感受到他對我的關心和慈愛。
後來我離開棲霞山，先到常州天寧寺，當時我沒有要求進佛學院，因為沒有趕得上他們的考期；我也沒有要求進禪堂，因為覺得不能天天在那裡晃來晃去，於是就討了一個行單，就在常州天寧寺做了一個短期的行堂，三餐為人添飯添菜。後來，接到我報考的焦山佛學院錄取通知，這才興高采烈地向天寧寺告假。天寧寺的職事們都非常意外，想要留我，並允諾給我很多優待的條件，我當然沒有被他們說動，所以就這樣進入焦山佛學院。在焦山佛學院讀了近三年，本來可以順利畢業，但為了院長東初法師，我提早離開學院。師父問我做何打算？我當時也沒有地方去，不過忽然想起大覺寺，說要回到祖庭禮祖。師父很高興說：「你到棲霞山來，我帶你回去。」
師父帶我回到宜興大覺寺後，宜興教育局任局長有天來看師父，他知道我從南京回來，就說：「這裡有一個國民國小，你來做校長。」我一聽，覺得人生好像從此將起飛一樣，心裡無比歡喜。但我一點經驗都沒有，不過沒有關係，那時膽子也大，我想應該可以勝任，就趕快寫信請在南京的同學，買了些教科書參考。
不過國共內戰爆發，白天國民黨的軍隊武裝整齊，前來要我幫忙剿共；夜晚共產黨的游擊隊來了，要我提供國民黨駐紮的情報。可憐的我，初來乍到，對於偏僻鄉村的道路都還沒搞清楚，也還不認識什麼國民黨、共產黨，不過我心裡很明白，這是很嚴肅的問題，一個不小心，就會送了小命。這時智勇法師仗義前來學校，給我打氣，並幫助我編《怒濤月刊》，因為我們感於佛教太守舊，一些佛教人士思想頑固、執著、鄉愿，我們希望透過辦雜誌，能藉助文字的力量來改革佛教，為新佛教的理想大發獅子吼。因此當《怒濤》一出刊，就如「洪水猛獸」般震驚佛教界。好在那時我們是在宜興偏遠地區，不致於招來佛教人士的攻擊。
徐蚌會戰失利，南京戰局不穩，智勇法師花了幾個月召集「僧侶救護隊」正想付之行動，誰知他忽然打退堂鼓。我只有毅然出面，接下任務，但也不知道如何善後，就求救於師父志開上人。師父說：「你們要救護傷亡，必須經過軍隊訓練！」於是便委託宗仰中學董事孫立人將軍幫助我們，我們因而得以順利成行到台灣。臨行，師父請我吃飯，並給了我二十塊「袁大頭」。
後來我在台灣，因為報戶口、領身分證時用「星雲」這個名字，覺得改了名字對不起師父，一直沒有連絡。直到民國四十一年才寫了封信，連同我的著作《釋迦牟尼佛傳》寄給他。不久收到他的回信說：「佛傳收到，不必來信，好好弘法利生。」
後來他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清算鬥爭，遊街示眾，畫地為牢，想必是經過很大的折磨，不幸在民國七十六年左右逝世。等我民國七十八年返鄉探親，他已往生二年多。
想到當年師父把我付諸十方，讓我得以在教下、律下、宗下等各大叢林道場參學，親近諸方大德長老，並且走上弘揚人間佛教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