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開上人

志開上人

志開上人(1911~1979),江蘇海安人,與大本、覺民等法師創辦棲霞律學院,任棲霞寺住持。釋星雲之師。文革期間護教而亡,安葬於江蘇海安。

簡介

昔在棲霞寺剃度,師未考。棲霞寺者,千年古剎,十方叢林也。其主持方丈與景教教宗同,賢德兼備法師選舉產生。抗日戰爭期間志開上人為棲霞寺監院,1937年,日本軍隊侵入南京城,燒殺搶掠,志開上人到處奔走,救死扶傷。期間收今覺法師(星雲法師)為徒。南京大屠殺期間,志開上人和寂然法師將棲霞寺作為避難所,挽救24000多人免予日寇屠殺。期間,志開上人多次和日寇直面衝突,志開上人帶領僧眾殺日寇、救難民,並為中國軍隊籌集糧食九死一生。抗日戰爭勝利後,德高望重,功德圓滿的志開上人被選為棲霞寺住持方丈。

志開上人的靈塔 志開上人的靈塔
志開上人的靈塔 志開上人的靈塔
星雲法師為恩師靈塔立的碑 星雲法師為恩師靈塔立的碑
志開上人的故居 志開上人的故居

解放後,志開上人為盡主持義務,遭到文革的迫害,遊街示眾,倍受折磨,後回老家江蘇海安白甸居住,直至圓寂。90年代,志開上人弟子今覺法師(星雲法師)回師父老家,為師父修築靈塔。星雲法師為師父志開上人修建靈塔事件,對大陸改革開放事業和兩岸破冰之旅有著重要的作用。  

與釋星雲

1938年,釋星雲在棲霞山出家,師父即志開上人。在南京棲霞山。在星雲大師17歲時,星雲大師得了瘧疾,折騰半個多月,差不多奄奄一息。志開上人在那個物質匱乏的年代送了徒弟星雲大師半碗鹹菜,拯救了星雲大師的性命。星雲大師立誓:“師父,弟子有幸跟隨你出家修學,我將來一定弘揚佛法,普度眾生,決不辜負師父的一片慈悲!”。10年間志開上人跟釋星雲談話的次數只有三、四回而已。有一天,志開上人很難得地找星雲去談話,那是因為星雲受到一位師長責備,志開上人知道星雲受了委屈,便派人叫星雲去問話。一番開導後,志開上人問起他的近況。星雲回答:“衣單不全,紙筆不周。”志開上人說:“你沒有錢?要我給你錢用,這很容易啊!”隨後他就端起一杯茶,說:“我這吃茶葉錢省下來給你,你也用不了,但我就是不給你。為什麼?你現在不懂,不過將來會懂的。”志開上人的話當時的星雲不懂,也不能信服。現在回想起來,他說,真是偉大的師父,“不給”兩個字,對他一生最大的益處,就是養成淡泊的物慾和“不要”的性格。星雲大師一生沒有儲蓄的習慣,沒有保險柜,沒有抽屜,沒有鑰匙,也沒有存摺,也沒有購買的習慣,因為沒有東西誘惑得了他;對於身外物,他統統不要,一切現成,一切滿足。雖然以現代經濟學理論來說,要購買才能剌激經濟發展,但在當時,因為“沒有”,因為“不買”,才養成淡泊的習性,這都得益於偉大的師父志開上人的培養。  

附:

百年佛緣 志開上人 嚴厲教育愛護徒弟

星雲大師 2013-1-18

我最不能忘記的,當然就是剃度恩師志開上人了。
志開上人的法名又叫「智開」,江蘇海安縣人,據大本法師告訴我,他是「與民國同生,與藥師佛同壽」,也就是出生於民國元年。不過,我到現在還是沒有辦法了解,他怎麼會從海安到宜興的大覺寺去出家的?在那個時候,不說生長地和出家地沒有地緣關係,尤其大覺寺雖然建於宋朝年間,是有歷史的古寺,卻是個簡陋、貧窮的寺廟,何況在那個荒涼的白塔山下,前不著村,後不巴戶,據說還經常有土匪出沒,打家劫舍。
我所知道的是,民國二十六年,家師因為在棲霞山救濟難民有功,後來常住為他授記,請他擔任監院。
民國二十八年我隨他出家時,他告訴我:「棲霞山是一個十方叢林,不可以說在棲霞山出家!」意思是說,棲霞山是十方共有的道場,就像現在的縣政府、市政府,是公共場所,不是個人私有的。接著他說:「我們的祖庭,我們師承的寺院,是在宜興白塔山大覺寺。」當時我就記住了這句話。
我出家的時候,他在律學院兼任訓導主任,後來升任為教務主任,再後來做院長,再做棲霞山的住持,但是那時我已經離開棲霞山了。在棲霞山的六、七年中,基本上,雖然他是我的師父,但在叢林裡沒有師徒的關係,所以不可以叫他師父,我也跟別人一樣,叫他「當家師」;他也不常叫我,免得別人說十方叢林裡面還有師徒關係。為了避免嫌疑,所以在那六、七年當中,我獲得他給我的開示,現在回憶起來,頂多只有一、二次而已。不過,雖然很少和師父見面,不常獲得他的開示,但是心靈上還是能感受到他對我的關心和慈愛。
後來我離開棲霞山,先到常州天寧寺,當時我沒有要求進佛學院,因為沒有趕得上他們的考期;我也沒有要求進禪堂,因為覺得不能天天在那裡晃來晃去,於是就討了一個行單,就在常州天寧寺做了一個短期的行堂,三餐為人添飯添菜。後來,接到我報考的焦山佛學院錄取通知,這才興高采烈地向天寧寺告假。天寧寺的職事們都非常意外,想要留我,並允諾給我很多優待的條件,我當然沒有被他們說動,所以就這樣進入焦山佛學院。在焦山佛學院讀了近三年,本來可以順利畢業,但為了院長東初法師,我提早離開學院。師父問我做何打算?我當時也沒有地方去,不過忽然想起大覺寺,說要回到祖庭禮祖。師父很高興說:「你到棲霞山來,我帶你回去。」
師父帶我回到宜興大覺寺後,宜興教育局任局長有天來看師父,他知道我從南京回來,就說:「這裡有一個國民國小,你來做校長。」我一聽,覺得人生好像從此將起飛一樣,心裡無比歡喜。但我一點經驗都沒有,不過沒有關係,那時膽子也大,我想應該可以勝任,就趕快寫信請在南京的同學,買了些教科書參考。
不過國共內戰爆發,白天國民黨的軍隊武裝整齊,前來要我幫忙剿共;夜晚共產黨的游擊隊來了,要我提供國民黨駐紮的情報。可憐的我,初來乍到,對於偏僻鄉村的道路都還沒搞清楚,也還不認識什麼國民黨、共產黨,不過我心裡很明白,這是很嚴肅的問題,一個不小心,就會送了小命。這時智勇法師仗義前來學校,給我打氣,並幫助我編《怒濤月刊》,因為我們感於佛教太守舊,一些佛教人士思想頑固、執著、鄉愿,我們希望透過辦雜誌,能藉助文字的力量來改革佛教,為新佛教的理想大發獅子吼。因此當《怒濤》一出刊,就如「洪水猛獸」般震驚佛教界。好在那時我們是在宜興偏遠地區,不致於招來佛教人士的攻擊。
徐蚌會戰失利,南京戰局不穩,智勇法師花了幾個月召集「僧侶救護隊」正想付之行動,誰知他忽然打退堂鼓。我只有毅然出面,接下任務,但也不知道如何善後,就求救於師父志開上人。師父說:「你們要救護傷亡,必須經過軍隊訓練!」於是便委託宗仰中學董事孫立人將軍幫助我們,我們因而得以順利成行到台灣。臨行,師父請我吃飯,並給了我二十塊「袁大頭」。
後來我在台灣,因為報戶口、領身分證時用「星雲」這個名字,覺得改了名字對不起師父,一直沒有連絡。直到民國四十一年才寫了封信,連同我的著作《釋迦牟尼佛傳》寄給他。不久收到他的回信說:「佛傳收到,不必來信,好好弘法利生。」
後來他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清算鬥爭,遊街示眾,畫地為牢,想必是經過很大的折磨,不幸在民國七十六年左右逝世。等我民國七十八年返鄉探親,他已往生二年多。
想到當年師父把我付諸十方,讓我得以在教下、律下、宗下等各大叢林道場參學,親近諸方大德長老,並且走上弘揚人間佛教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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