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生平
志銳的祖父叫裕泰，官至湖廣總督、陝甘總督，謚莊毅。父長敬，官至四川綏定知府。鹹豐三年四月二十五（1853年6月1日）生，“少孤，家業中落”。幼穎異，光緒六年（1880年）進士及第，以世家子弟科舉入仕，授編修，頗有“慷慨許國”之志，入京官清流派，以風節相砥礪。數上書言事，忤朝貴，屢歲不遇。至光緒十八年（1892年）春，才由詹事升禮部右侍郎。 甲午戰爭時，上疏主戰，被慈禧太后降授烏里雅蘇台參贊大臣，光緒二十五年又降調伊犁索倫營領隊大臣。宣統三年，由杭州將軍任上遷調伊犁將軍，任內處心積慮，孤詣經營，力挽大廈之將傾，然僅任職五十四天，辛亥革命伊犁起義爆發，革命黨人慾舉志銳為新疆都督，被他以儒家君臣大義嚴詞拒絕，遂被槍殺於惠遠城鐘鼓樓前，諡文貞。工書法，善詩詞，著有《廓軒竹枝詞》。
仕途生涯
志銳自恃有才，必駿駿大用，性剛傲，故仕途屢起屢躓。早年即因上書言事，觸怒朝中權貴，以致多年不得升遷，中日甲午戰爭中，志銳曾公然指責李鴻章因循頑物，葉志超瞻循畏縮，痛言“我愈退則彼愈進，我益讓則彼益驕，養痛胎患，以至今日”。不久，後黨爭權，瑾妃、珍妃成為帝後兩黨鬥爭犧牲品，貶為貴人，作為二妃堂兄的志銳受到牽連，被逐出朝廷，貶往外蒙古任烏里雅蘇台參贊大臣。
在烏里雅蘇台參贊大臣任上，經伊犁將軍長庚奏請，志銳被朝廷派赴新疆參與“司牙孜會讞”（俄文音譯，意為仲裁會或會審法庭），會同俄國官員，清理中俄邊民糾紛積案，“半年中結案數百起，中外人士交口頌之”。
戊戌變法失敗後，志銳被劃入翁同和集團，險些入獄。於光緒二十五年（1899年）再度被貶，派往伊犁任索倫營領隊大臣，這是志銳第一次到新疆。按清朝體制，領隊大臣只管帶兵，對朝中大事及地方政務均無權過問，也不得單獨向朝廷遞送奏摺。一向關注時事的志銳在伊犁任職期間深居簡出，寡於言語，終日飲酒作詩排遣內心鬱悶。有滿江紅詞：“匹馬寒煙，誰管待。遠遊狂客。須記取，黃沙荒徼，殊銘堪勒。萬裡邊應吾輩守，十年閒讓他人待。聽胡笳，一曲壯哉行，看時節，聊藏鳩拙。有夢難答瓊島樹，無言獨踏關山月。笑生平，百事不如人，頭將白。”但身處逆境中的志銳堅信“不久當有邊事，為朝廷憂，會得當以報，猶吾志也”，因而假借外出行獵之事，用心審視伊犁各地卡倫、鄂博，將各處之山川隘口和險地要塞爛熟於心。
光緒三十年（1904年）四月，志銳被派赴喀什噶爾清理中俄邊民糾紛積案。新疆自光緒十年建省以來，南疆中俄邊民互控積案從未審理，歷年既久，文牘愈繁，“不獨案據不可盡憑，亦且事理無從懸揣”，審理結案有極大難度。然而志銳在不到半年時間內，將所有積案迅速清理完畢，共結案一千九百六十八起，而且基本照顧到爭執互控雙方利益，使得企圖藉此大做文章的俄方官員無隙可乘。
志銳高效幹練的斷事能力，給清朝統治層留下深刻印象，成為日後東山再起的重要資本。
戌守邊塞十餘年裡，志銳空存大志，始終沒有施展其宏圖的用武之地，但從未中止過對國事的憂心，不斷提出一些頗有見地的策論舉措。
之一：“融合漢滿”。志銳多次上疏直言消除滿漢隔閡，懇請朝廷實行“融合漢滿”，他直言“一切功名，享權利、沐恩澤之舉，不得從同”以致“積忿難平，爭心更熾”，此“非朝廷之幸”。此等見地在當時滿人中是不多見的。
之二：“弭邊患、御外侮、籌餉練兵以救危局”。志銳曾五次上疏縱論西北邊務，提出“弭邊患、御外侮、籌餉練兵以救危局”的主張，對於外敵，他力主迎戰，並請纓領軍。
之三：力陳外國人士到新疆“遊歷”弊端。當時在新疆“遊歷”的外國人，或者借傳教辦學為名，傳播“泛伊斯蘭主義”“泛突厥主義”思潮，或者利用各種形式的探險旅行、考察，進行文化侵略、資源掠奪，甚至間諜活動。由於清政府的腐敗無能，這些行為給新疆留下諸多遺害，造成巨大損失。
主政新疆
辛亥革命前，新疆革命黨人積極活動，力圖推翻清王朝在新疆的統治。
為穩定邊陲，宣統三年（1911年）清政府決定起用時任杭州將軍的志銳。五十八歲的志銳十分清楚自己即將面對的形勢有多么嚴峻和兇險，也預感到清王朝的滅亡只是旦夕之事，但他沒有絲毫猶疑，慷慨赴命。
入京陛見之時，志銳再次條陳自己“弭邊患、御外侮、籌餉練兵以救危局”主張，認為只有強大的軍隊才能夠挽救清廷。同時還奏稱“邊防危急，財政艱難，責任雖專，事權不一，欲期整頓，必須變通”，促使清政府在覆亡前夕對伊犁將軍職限進行了新疆建省以來的再次調整。
宣統三年（1911年）八月，志銳“犯暑西行”。出關前，遍寫家書以告親朋，表示世受國恩，入仕三十年來，又屢遭貶謫，報國之心始終未酬，值此國家危難時刻，只有以死相報，“以身許國，不作生入玉門關想”。
按清政府規定，任職伊犁的官員到職時限是八個月，當時許多官員視西北新疆為畏途，常遲滯拖延甚至藉口種種拒不到任，而志銳起程後卻日夜兼程，力爭以最快的速度赴伊犁任上，整個行程只用了三個月時間。
十月志銳進入新疆時，傳來武昌起義爆發的訊息，有人勸其少留，以觀形勢發展，但志銳不為所動。到達烏魯木齊後，出於對伊犁新軍的不信任，志銳立即著手組建自己的衛隊，並企圖以此作為基本力量，到伊後“分配各隊，以作勇氣”，力圖控制伊犁新軍。基於伊犁“餉銀奇絀，屢催罔應，需餉孔急”之現實，不顧清廷斥責，數次“請將阿山前領修城銀先行撥給伊犁”，以增強伊犁防衛能力。
1911年11月，志銳到達伊犁惠遠城，就任伊犁將軍職。其時長江流域革命形勢高漲，各地紛紛回響武昌起義，訊息傳到伊犁，“人心浮動，風聲緊急”。為遏止革命之火在伊犁的蔓延，志銳在極短時間內，迅速採取了一系列措施。
其一，下令停辦《伊犁白話報》。當時《伊犁白話報》為革命黨人控制，是向各族人民宣傳革命的輿論陣地。
其二，防範伊犁新軍。因各地回響革命的多為新軍，故志銳對伊犁新軍心存疑懼。借新軍士兵與武備學堂學生毆鬥事件，撤消武備學堂，並將新軍彈藥全部收繳入庫，並迫使伊犁陸軍混成協協統領楊纘緒辭職，還以避免衝突為由下令撤銷伊犁陸軍混成協建制，強行遣散士兵和官佐。
其三，召集旗人衛惠遠城，並調集蒙古官兵千餘人屯駐伊犁河南岸。
如此種種，由於操之過急，加之缺少善後措施，使當地形勢迅速激化，造成了兵怒民憤局面，反而促使革命黨人加快起義步伐。比如對於遣返的官兵，志銳不僅不發盤纏及安家費用，還要求將所穿皮衣皮褲全部繳回存庫。在楊纘緒及各方苦求下，表面收回成命，事實上卻在官兵返家途中設卡，以武力強迫他們脫下冬裝，致使部分官兵凍死於荒效野外，而大部分官兵因無冬裝只能坐困軍營。在此情況下，而所有官兵當然怨恨之極。同時，又向軍民強行高價出售氈帽，可能是為了緊急籌措軍餉，但這種高利盤剝和敲詐勒索，無異於白日搶劫，民間亦怨恨不滿，並同情裁撤官兵的處境（傅查新昌《秦尼巴克》中也表現了這一史實）。 楊纘緒趁機派革命黨人積極活動，將管理南倉軍火庫的黃立中拉入革命隊伍，並取得宗教界、少數民族上層人士的同情，伊犁革命運動至此基本醞釀成熟。
被殺身亡
1912年1月7日，伊犁革命黨人在惠遠城南門外炮營開會，公推楊纘緒為總司令，決定當天夜晚十二時發動起義，不料會場中有二名錫伯族士兵逃走，革命黨人恐事泄露，改為九時起事。在革命黨人準備起義之前，志銳已接武備學堂教師崇行銘告密。但志銳以為，城內外都有滿蒙兵駐守，又有軍標五十餘，兵力不下數萬，鎮懾有餘，且新軍彈藥已被收繳，故態度鎮靜，未加防範，直到接到會場潛逃的錫伯士兵密告後，才意識到局面嚴重性，倉促防範，一面急令滿、蒙駐防各盟旗練軍入城防護，同時向城內各旗兵發槍，許以“厚發薪餉”，試圖息止起義，但為時已晚，調譴軍隊命令尚未發出，革命軍已提前發動起義，先是占領南軍械庫，從庫中領取彈藥，武器俱足，軍威大振，以此攻取了各個戰略要地。入城各軍，先攻將軍署，志銳親兵倉猝應戰，先在署前房上與革命軍死戰，後不支，將署門緊閉，由牆隙射擊抵抗。革命軍冒險繞攻，縱火攻入將軍署。志銳見大勢已去，由後花園越牆逃到協領烏爾格春府內。烏爾格春恐受牽連，乃囑其婿告密。1月8日晨，起義軍在烏宅院大堂東夾道內將志銳捕獲。革命黨人先是推舉志銳為都督，志銳峻拒，又迫令其赴商會，亦被拒絕。志銳言：“若所為各行其是，我不能北朝廷，辰祖宗，速死願耳。”激怒的革命黨人立刻將志銳拖至鐘鼓樓東側錢局前槍決示眾。其仆呂順奔走營棺斂，撫屍號慟，亦被殺。
自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清政府設“總統伊犁等處將軍”，同時在伊犁河北岸惠遠城設伊犁將軍府總統天山南北軍政事務始，至民國元年（1912年）伊犁革命黨人起義勝利止，歷時150年，其間共有34人、48人次擔任過伊犁將軍之職。志銳是末任伊犁將軍。志銳的死，標誌著清朝伊犁將軍軍府制統治一個半世紀歷史的終結。志銳夙負奇氣，仕途多舛，兩度遭貶，守邊庭逾十年，然無怨無悔，惟願“臣事君以忠”。他站在儒家對君主孝忠信條立場，溯歷史潮流，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甚至不惜採取“兇殘暴虐”非常手段力扶大廈之將傾，最終以身殉道。
伯夷、叔齊式的恪守，注定了志銳的悲劇。
文學成就
《廓軒竹枝詞》
廓軒竹枝詞志銳是有清一代重要的竹枝詞作家，其創作的《廓軒竹枝詞》百首具有重要的價值：就史料價值而言，它作為研究清代蒙古地區政治、經濟、文化資料，補正史之不足；從文學角度來說，它是清代文人邊疆竹枝詞的代表，其詩性功能遠超過一般文人竹枝詞，展現了作者的心路歷程，凸顯其人作品魅力。
《廓軒竹枝詞》又稱《張家口至烏里雅蘇台竹枝詞》。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志銳遭貶，從張家口到烏里雅蘇台任參贊大臣，不僅大漠的環境對他構成極大的考驗，更有遠離政治中心、不能為國效力的憂憤，身世之感與家國之痛交織，塞外荒涼與行程的艱辛在他的竹枝詞中得以淋漓盡致地表達。《廓軒竹枝詞》序為：“古人行程，必紀其山川道里險要形勝者，考古證今，以示博富。銳不才，在灤陽營次奉待罪烏里雅蘇台之命，未許回京，迂道出口行簏，無書未能援證，僅就軍台各名各旗風俗與夫目之所見，得竹枝詞百首，于山川形勢，鮮有所關，聊為一己紀程，非敢雲詩也。”《廓軒竹枝詞》百首，其中《六十四台》計六十四首，《風俗》計二十一首，《雜詠》計十五首。因志銳被貶遭遇，使其所見風物浸染悲涼慷慨之氣，得山川之助，其婉曲內心在詩作中得以完美的呈現。
《張家口至烏里雅蘇台竹枝詞》
張家口至烏里雅蘇台竹枝詞版本及流布情況如下：第一影印本，《張家口至烏里雅蘇台竹枝詞》（一卷，共一冊），志銳撰，南陵徐乃昌清宣統二年（1910年）據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著者稿本影印。第二石印本，《廓軒竹枝詞》（一冊），窮塞主撰，清宣統二年（1910年）。第三刻本，《張家口至烏里雅蘇台竹枝詞》（一卷），志銳撰，所屬《懷豳雜俎》叢書，清宣統元年（1909年）、宣統二年（1910年）、宣統三年（1911年）南陵徐氏刻。另《中國風土誌叢刊》（張智主編，揚州：廣陵書社，2003年）收有窮塞主廓軒氏撰《廓軒竹枝詞》；《中華竹枝詞全編》（丘良任等編著，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2007年）收有志銳撰《張家口至烏里雅蘇台竹枝詞》。
志銳竹枝詞在清代可以歸入文人所創作的邊疆竹枝詞，因為它既繼承了清代文人邊疆竹枝詞的傳統，又有其獨到之處。
形式上，志銳繼承有清一代文人竹枝詞創新的成果。清代文人竹枝詞在繼承傳統竹枝詞的基礎上，形式逐漸定為一尊：採用“七言四句”。志銳百首竹枝詞無一例外，整體風格也和文人群體，尤其是邊疆文人的竹枝詞相近：通俗自然、輕快活潑。志銳竹枝詞讀來生動婉轉，樸素自然，婉轉流暢。清代文人竹枝詞大量採用民間口語、俗語、俚語，甚至少數民族語，更為當地人喜愛。志銳用得更加自如，語彙和詩融為一體。尤其是，志銳大量繼承了邊疆文人採用的詩中加注方式，把詩和散文變成一個有機整體。
志銳竹枝詞獨到之處在於，他強化了竹枝詞的詩性功能。民間竹枝詞通常採用比興手法，用第一人稱，多為女性口吻抒寫情懷，風格悽怨。志銳常常直接切入所要關照的對象，用賦法使詩句簡潔明了。
志銳竹枝詞在清代文人竹枝詞中占有重要地位，不可忽略。“竹枝詠風土，瑣細詼諧皆可入。”在描繪地域風土方面，無可取代，為我們研究當時蒙古族生活，還原蒙古族社會，提供了最翔實的第一手材料。他更多地把竹枝詞當作記錄風土人情、抒寫一己內心的工具，多少忽略了對意境的營造，沒有達到更高的藝術水準，沒能創造出象劉禹錫《竹枝詞》九首那樣膾炙人口的名篇。另外，他似乎以純客觀的觀照來抒寫，與當地人真正的生活、情感有一定距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