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富蘇峰:德富蘇峰（とくとみそほう、文久3年1月25日（1863年3月 -百科知識中文網

人物生平

出身於肥後國的葦北郡，其父是德富一敬，當時熊本市的一名紡織業商人。是開國論者橫井小楠的得意門生，在當地和鹿兒島、熊本、肥前一帶頗有名望，其母矢島久子也通文墨，他幼時就隨母親背誦《唐詩》，學習《論語》和《大學》，聽父親講解《日本外史》，嚴格的親職教育，對蘇峰和其弟弟德富蘆花（著名文學家、畫家）成名創造了有力條件，他們還有一個姐姐みつ子是河田精一的妻子。

1873年遷居熊本城東郊大江村，入村墅就讀，其師兼板先生以平民主義思想教育學生，要求他們不依賴出身，要靠自己去奮鬥，開創自己的事業。1875年轉入熊本洋學堂，該校教師是美國人贊斯，為人專橫，動輒訓斥學生，所學科目也以《聖經》為主，生活飲食一如美國，吃麵包，牛肉，這些都引起了他的反感，一度退學，但洋學校印刷的地方小報《白川新聞》和《熊本新聞》卻極大的吸引了他，使之對辦報有力極大的興趣，並由此產生將來做一個新聞記者的願望。

1876年，蘇峰離開家鄉，到東京英語學校學習，不久經人介紹轉入教會教育團體京都同志社，受洗禮入基督教，但入教並非自願，也算不上熱心虔誠，一日數次的謝恩、懺悔、禱告、每周必有的集體禱告使之十分厭煩，未到畢業就退學。在此期間，對其有有影響者，一為著名開國論者，幕末偷渡美國的新島襄，是蘇峰的洗禮教師，蘇峰很推崇新島關於人生價值的思想，深受感染。二是京都同志會有不少報刊雜誌，蘇峰一旦有空就埋頭閱讀《朝野新聞》、《大阪新聞》等報刊，要當記者名揚天下的決心更加堅定，自1877年起，他開始為報刊撰稿，並一度在《七一雜誌社》工作，初步積累了辦報刊的經驗。

戰爭罪行

梁啓超提倡“文界革命”時相當稱道德富蘇峰，借鑑了德富把歐文引進日文的作法，稱自己為“中國的德富蘇峰”，但是德富蘇峰本人認為梁啓超更有才華，應該是他被稱為“日本的梁啓超”更為妥當。他的思想大致以甲午戰爭為界。在這之前，曾創立“民友社”這一政治及社會團體，創辦《國民之友》雜誌，提倡平民主義，反對藩閥政治，有一定積極意義；在這之後，急速地轉變立場，成為狂熱地鼓吹對外侵略擴張的帝國主義者。狂熱的天皇主義者和大日本膨脹論者，從“征清”到後來的侵華，信仰日本應該“海外雄飛”的他，作為當時日本相當知名的評論人、雜誌編輯和記者，一直是戰爭的輿論製造人。

他在中日甲午戰爭爆發前夕的1893年，發表了《大日本》一文，強調日本要有自己“自主的外交”，日本要尋找“擴張日本的途徑”，稍後又在《海國人民的思想》一文中提出了“國民擴張”的構想；他在1892年出版的《吉田松陰》一書中，為幕末時期日本的對外侵略理論的先行者吉田松陰樹碑立傳，認為吉田松陰“實是膨脹的帝國主義的先驅者”。德富蘇峰在其漫長的一生中出版了二百餘種書，其中，《大日本膨脹論》是德富蘇峰對外擴張及侵華理論的代表作。這本小冊子中的五篇內容相關的文章，均於甲午中日戰爭前後在《國民之友》雜誌發表，到1894年12月結集出版，書中的五篇文章分別是《日本國民的膨脹性》、《好機會》、《日本在世界上的地位》、《戰爭和國民》、《戰勝余言》。在這本小書中，德富蘇峰系統地提出並論述了他的“大日本膨脹論”。除了大量地著書以外，德富蘇峰還在幾十年中，先後控制《國民之友》和《國民新聞》等重要輿論喉舌，在影響和操縱國民輿論方面不遺餘力。

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爆發後，他成為軍國主義的狂熱鼓吹者，馬上聲稱：“舉國一致對付清國是當務之急，為此我願意犧牲我所有的一切。”他以社長身份，派出30餘名隨軍記者，宣言大日本帝國的赫赫戰功，極力宣言狂熱的民族情緒，他甚至親自漂洋過海，到遼南地區採訪，當三國干涉還遼時，蘇峰很不甘心的用手帕盛住旅順口的沙土，作為這裡一度成為日本領土的紀念。

回國後，他積極配合日本政府的擴軍備戰方針，在報刊上大造“十年磨一劍”，必報“還遼”之仇的軍國主義輿論。1895年6月1日，他在國民日報上發表文章，鼓吹要在五年內建立一支可以對付兩個歐洲最強國在遠東海軍之海軍力量和一倍於現有陸軍常備軍的兵力。

他的這種賣力叫陣，贏得了統治階級的讚賞。1897年由明治天皇下令任內務省參事，另一批人卻指責他投降了藩閥政府，但蘇峰不為所動，繼續和達官貴人勾結，尤其是和桂太郎的關係最為密切。日俄戰爭爆發後，他提出“國家第一，辦報第二”的方針，徹底墮落成政府的喉舌，但蘇峰卻因此成了貴族院議員，1912年桂太郎組織立憲同志會時，《國民新聞》報社所在地簡直成了新黨的總部。但他也因賣力的支持桂太郎，招致民眾的憤怒，國民日報總部在1905年的日比谷燒打事件和1913年的護憲運動中兩次被民眾搗毀。

1913年桂太郎死後，他的政治靠山已倒，於是心灰意冷的脫離政界，重新開始他的“文章報國”著述生涯，先後寫出《公爵桂太郎傳》，《大正青年與帝國前途》，《一次世界大戰後的世界與日本》，1923年出資組織國民教育鼓勵會，繼續為宣傳軍國主義、天皇中心論而奔忙。同年，任帝國學院院士。

九·一八”事變後，年以68歲的他聲稱這是他日俄戰爭以後最愉快的時刻。相信這一事件是實現我的主張的最好機會。他與軍部勢力緊密勾結，在日本的侵華戰爭及所謂“大東亞戰爭”進入關鍵時刻的時候，報界一片黑暗中，他依舊活躍異常，還積極組織策劃全國的文化人、學者、文學家，為侵略戰爭效力，美其名曰“文學報國”、“言論報國”。 1938年著《皇道日本之世界化》，為日本侵略升級辯護，1942年著《興亞之大義》，鼓吹超國家主義，12月又出任日本新聞界協力侵略戰爭的最大團體組織“大日本言論報國會”的會長。1943 年因宣傳皇室中心主義和法西斯思想有功被授予文化勳章。

日本戰敗後列為“A級戰犯”（最嚴重的戰犯）嫌疑人將其拘禁於自宅內，等候處分。但1947年後，由於“冷戰”狀態的形成和美國的基本政策的變化，對日本戰犯的懲治不了了之。1947年9月，德富蘇峰被解除拘禁，到1952年又被解除“公職追放”令，使其完全獲得了自由，並繼續寫完他的《近世日本國民史》。這期間，他還著有《勝利者的悲哀》，《三代人物史》，流露出不甘心日本失敗的情緒。1957年去世，終年94歲，臨死時，高呼“再等500年”。

他一生著書 300 余冊。其思想體系完整地顯示了日本天皇制軍國主義的發展過程。但是對於這樣的日本人，中國人不了解，不願意了解，所以他在中國的知名度比弟弟德富蘆花低得多。

主要事件

民權運動

1880年，蘇峰迴到家鄉熊本縣大江村，這時期，家庭的生活十分困難，其父的收入無力供養他們四兄弟讀書，因此不得不變賣田產維持生計，1882年，蘇峰父子為補貼家用，開辦大江義塾，招收幾十名學生，講授日本日本歷史、經濟、漢學和英文，這幾十名弟子中最出名的就是宮崎滔天了。

當時，自由民權運動進入高潮，席捲全國，對正在困苦中掙扎，強烈要求改變現狀的蘇峰產生了強烈的吸引力，使之作為一個活躍分子，投身其中，同年參加激進自由黨在九州的地方組織“相愛會”，積極開展活動，暑假期間，他帶領學生，來到了民權運動的中心--東京。在這裡，他聆聽了自由黨總理板垣退助的激昂演講，並於中江兆民、田中卯吉、馬場辰豬等著名民權理論家過從甚密，尤其與馬場結為知己，並從馬場處得到一批贈書，如《日本民權改正論》、《日本文法論》、以及莫爾萊等西方學者的日文譯著，這使他眼界大開，他說：“我原來的政治思想起源於橫井小楠，並受新島先生基督教感化，現在又受西洋人感念感應，恰如水乳交融。

1882年秋冬，圍繞著板垣出國，實際是否在國內堅持開展自由民權運動問題，自由黨內部產生分歧，蘇峰作為相愛社的代表希望坂垣能留下來繼續鬥爭，但最後坂垣和後藤象二郎最後還是在政府的壓力下遠赴歐美，脫離了國內火熱的鬥爭，蘇峰怏怏而歸。1884年蘇峰不甘寂寞，又前往高知縣，與自由黨激進派片岡健吉、古重喜等會面，希望重振旗鼓，但這時民權運動已經趨向低潮，片岡等人或泛舟垂釣，逃避政事，或飲酒悲歌而不思作為，蘇峰對此頗為失望，作詩感嘆道：“冰心一片向誰說，獨向梅花讀楚辭。”

國民之友

民權運動上層的妥協，使蘇峰十分憤慨，從反面激發他獨樹一幟的決心，1884年，大江學塾增開新課程，如吉田松蔭的《幽室文稿》、中國的《史記》、《戰國策》，還有《英國憲政史》，《經濟學》等，並閱讀了許多西方民主著作，如《美國民主》、《國民》，《英國史》等，邊學邊教，為著述做了充分準備。

當年寫出小冊子《論明治二十三年以後政治家的資格》、《自由、道德與儒教主義》；1885年寫出《第十九世紀日報青年及其教育》（後改名為新日本之青年），《官民調和論》；1886年寫成《將來之日本》等時政政論型文章，攻擊藩閥專政，宣言自由民主，在民權運動衰落，輿論界沉寂的時期引起巨大的反響，德富蘇峰贏得一大批青年追隨者，大江學塾學生數量激增，蘇峰一時在輿論界聲望大起。

1886年，德富蘇峰孤注一擲，不顧學生的請求，停辦大江義墅，舉家遷往東京，參加輿論界的角逐，他宣言：“我等並非老死田舍者，逐鹿中原之時已經到來。我本好政治，欲引導世間政治按我的希望而運動，如果這是野心，則此種野心正如火如荼”。1887年，他仿照美國《國民》雜誌，創辦《國民之友》雜誌，編輯部取名《民友社》，《國民之友》把矛頭指向當時以“鹿鳴館”為代表的貴族歐洲化主義，該雜誌第一期即集中攻擊伊藤博文等在衣食住行等方面照搬歐美的方針，第二期則在舉國關注的修改不平等條約問題上，指出外交之憂患不在外而在內，所言正擊中輿論的興奮點，因而大受歡迎。《國民之友》一炮打響，第一期發行量達數萬之多，連蘇峰本人都感到意外。

1890年他又創辦《國民新聞》，實行了多年的辦報願望，他親自規定的辦報方針是。1、改良政治。2、改良社會。3、改良文藝。4、改良宗教。這種方針說明了他是一個改良派。他以報界巨頭自居，操縱輿論，捲入松方正義內閣的鬥爭，支持農商務大臣陸奧宗光，反對內務大臣品川彌二郎。

大日本膨脹論

在甲午戰爭爆發後言論界斑駁陸離的帝國主義思潮中，“膨脹”一詞是常見於日本報刊、真實表現當時國民心態的時髦詞語。不妨說，“膨脹”一詞是體現當時日本“時代精神”的文化符號。上述高山樗牛就用過“膨脹的國民”這一提法，而對“膨脹”一詞厚愛有加、使用頻率最高的，莫過於德富蘇峰。

明治政府挑起甲午戰爭前一周，德富蘇峰就按捺不住激動的心情，鼓吹甲午戰爭的開戰是“膨脹的日本，進行膨脹的活動之良機”，通過戰爭“可獲得很多戰利品”。這“戰利品”指什麼呢？他歷數道：“在東洋建立國民膨脹的根據地，打通膨脹的溝渠，排除膨脹的障礙，讓世界認識膨脹的日本。” 這樣，在國際上可“與其他膨脹的各國國民處於對等的地位，在世界的大競場上展開角逐”，在國內則可達到“鞏固國民的統一，深化國民的情神之目的”，從而使“三百年來收縮的日本，飛躍為膨脹的日本”。“膨脹的日本” 就是德富蘇峰企圖通過甲午戰爭塑造的帝國主義日本的國家形象。他的用意大致有以下三個方面：

國民形象

日本通過明治維新擺脫了民族危機，成為亞洲惟一取得民族獨立的國家。隨後不停頓地進行了一系列資產階級改革，迅速建設成為東亞“最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國力的上升，增強了民族的自信，到了 19 世紀八九十年代，如何進一步提升“國民形象”，成了日本思想界的重大課題。為此，以德富蘇峰為首的歐化主義文化團體“民友社”，與陸揭南、三宅雪嶺、志賀重昂等人為首的國粹主義文化團體之間，在甲午戰爭前展開了曠日持久的文化論爭。德富蘇峰認為，要成為英國“大國民”那樣的“偉大的國民”，就必須徹底地否定日本傳統的文化價值觀念，全盤吸收西方的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以便取得與西方國家“大國民”同等的地位。而國粹主義文化團體則認為，全盤西化勢必削弱日本國民的“自信心”，他們主張“國粹保存主義”，挖掘並利用日本傳統文化的價值以涵養日本“大國民”的精神素質。如志賀重昂的名著《日本風景論》，從地質學、地貌學、生物學、氣象學等角度，著力表現日本環境的“瀟灑、美、跌宕”，以求喚起日本國民的愛國心與自尊心。由於時代條件的限制以及自身理論的缺陷，這兩個文化團體都未能解決這一課題。就國粹主義文化團體的主張來說，正如民友社所指出的那樣，日本“風景美”不能構成日本與西洋對等的充足依據，因為“我邦決非靠富士山、琵琶湖自然美可救”。那么，按歐化主義者的主張來做又怎樣呢？1883 年民友社機關雜誌《國民之友》社論《日本國民之品格》感嘆道，儘管日本採用了西方文明諸制度而增強了國力，顯示了偉大的進步，但並未贏得西方國家的尊敬：“在東洋，最進步、成長最快、最開化、最有知識、兵力最強的一大國民，仍不免遭白人的輕侮。”這種雜揉著懊惱、怨恨的言辭，反映了當時日本為修改幕未不平等條約與西方國家進行長期交涉而屢遭挫折的焦灼情緒。

精神分析學告訴人們，焦慮往往會轉化為“投射”。個人會把自己令人不快的衝動歸因於別人，即將內部危險外在化，而一個民族又何嘗不是如此。甲午戰爭前日本朝野的普遍心態，是認為“白種”文明人之所以使日本修訂不平等條約的努力每每遭到失敗，是因為他們把已經“文明開化”的日本國民與日本周圍弱小民族“野蠻人”等同視之的緣故。最具代表性的言辭是福澤諭吉於 1885 年發表的《脫亞論》，該文抱怨日本“所不幸者”是有兩大“惡鄰”——“一曰支那，一曰朝鮮”，“以西洋文明眼光看來，由於三國地理相接，或將日本視若同類國家”，因此必須“衷心謝絕亞細亞東方之惡友”。德富蘇峰進一步發展了福澤諭吉“脫亞入歐”的思想，主張通過時鄰國的侵略戰爭以顯示“日本國民的膨脹性”。甲午戰爭開戰後不久，他在《國民之友》上撰文寫道：“吾人站在世界的面前，決不可忘記決戰。何之故？為了朝鮮的改革，為了北京城下之盟，為了幾億的賠款，倘若我邦在此大決戰中取得驚人的勝利，從來的誤解便煥然冰釋。我邦的真實形象，我國民的特色，亦好比霧散天晴，山色如洗之分明。”德富蘇峰活像一名賭徒，他把向世界顯示“日本國民的膨脹性”的“賭注”押在這場非正義的戰爭上。由於清廷的腐敗無能，陸海兩戰日軍連連得手。當旅順陷落時，德富蘇峰好像贏了滿貫從賭場出來，神氣活現他說：“我等面對世界，不僅不愧為日本人，亦當以日本人自誇。日本人之大名，好比戊辰戰爭後薩長人之名，好比滑鐵盧大戰後威靈頓之名，到處意味著名譽、光榮、勇敢、凱鏇和勝利。所謂‘莫愁前路無知已，天下誰人不識君’，此實乃當今日本國民在世界之情態也。”甲午戰爭對德富蘇峰來說，好比“膨化器”，“膨脹”出日本“大國民”的形象來。

商權理論

德富蘇峰是一個旱熟的帝國主義者。在日本尚未在經濟上具備帝國主義條件的情況下，他已看到在帝國主義列強角逐中獲得“商權”的重要性。當日軍占領遼東半島時，他以隨軍記者身分同去，發表感想說，“遼東半島之旅行，實在令人愉快”，因為日本獲得了擴展商權的“新領土”，以致在三國干涉下被迫還遼時“欲哭無淚，深覺惋惜”。他鼓吹“膨脹的日本，不獨憑之以兵力，亦必須憑之以商權”， “進入 19 世紀後期，正如商業是一種戰爭，戰爭亦是一種商業”，並預見“此種奇妙的兵商二要素的結合”，到 20 世紀後將更加突出。作為思想家的德富蘇峰的這些言行，揭示了甲午戰爭決非軍事封建性的單純擴張領土的戰爭，它具有為爭奪市場、原料地而有意識地參與帝國主義列強爪分世界的明確意向。

德富蘇峰繼承福澤諭吉文明侵略論思想，鼓吹甲午戰爭的國際意義是“對世界上頑冥不比思想的一大打擊，讓野蠻社會沐浴文明的恩光”。這是站在所謂“文明”的立場，給帝國主義侵略弱小民族國家披上正當化、神聖化的外衣。從旅順歸國後，他在 1895年 7 月撰文把日本比作古代羅馬帝國，認為日本如同古羅馬對地中海各國的影響那樣，日本民族應對東亞各國以及南太平洋地域負有普及“文明”的義務。他解釋道，在東亞諸國民中“具有政治與組織能力的，惟獨我大日本國民；具有國家觀念的，亦惟獨我大日本國民。”他主張日本同西方列強平等競爭，實現日本民族精神“膨脹”的歷史使命。

人物評價

他在《日本國民的膨脹性》一文中認為，“日本過去的幾百年的歷史，是收縮的歷史，將來日本幾百年的歷史，可以說是膨脹的歷史”，預言將來日本的歷史學家來編寫日本的膨脹史，那真是一件快事，“而我輩實際上正在成為日本膨脹史的史料”。“高山下有深谷，閉關後有開放，今天我們已經走過了閉鎖的隧道，進入開放的天地。維新開國二十餘年來，我們的國民正如脫韁的悍馬，出籠的猛鷲，正在嘗試大膽的運動。”他稱日本人本來就是“天孫人種的子孫”，“天孫人種”的命運就注定了要踏著波濤，在北洋南極之間尋求新的故鄉。日本人是海上民族，日本人的祖先視洪濤巨浪如平原曠野，他們乘舟破浪，恰如在平地行走。“而我們今後應該做的和不得不做的事，不過是重複祖先在三千年前所做的事情。要往近處說第三章?“大日本膨脹論”與“*分割論”，就是重複我們的祖先在五百年或三百年前幹的事情。”德富蘇峰所說的日本的“膨脹”，首先是人口的“膨脹”，他列出了一個《日本人口增加預算表》，預測在未來八十五年間，日本的人口要增加到一億三千多萬人，而到了那時，日本的人口與現有國土的比例跟歐洲諸國比較起來，就處於明顯的劣勢。他寫道：今天的情況是國土擁擠，一個六鋪席的房間要住兩個人，而每年增加的人口都在四十萬人以上，像這樣累加起來勢必會發展到人摞人的程度，要想保持我國目前的人口與面積的比例，那就要增加二百五十三平方公里的版圖，即等於新增加一個近江國（日本的一個縣——引者注）的土地面積。如果不能增加，那就等於一個近江國被他人奪走。而新版圖增加的比例，必須年年超過人口增加的比例。即在今後六十年中，如果不能把日本國土的面積增加到兩倍，則今日的人口與國土的比例就難以保持。

水滿則溢，溢則流，人口的運行亦如此。何況我國正位於四通八達的世界通衢之上，占盡天時地利，怎能作繭自縛，不讓人口向四方膨脹呢？德富蘇峰進一步認為，西方白人就像冰塊，是一種怕熱的人種，對氣候的適應性不強；而日本能夠適應各種冷熱氣候，在這方面西方人不足以成為日本的對手。所以，今後日本在“膨脹”的過程中，最大的敵人不是西方人，而是支那人——說起人種，不要忘了支那人種，支那人種在某種意義上說，和我國國民一樣，甚至比我國國民更能忍受多種氣候的考驗，在能夠保持其固有性格的同時，也能夠適應不同的境遇。如今，無論在朝鮮，還是在布哇，還是在香港，還是在浦鹽斯德，還是在澳洲，支那人都是我國的頑強的敵人。在薩哈林島，支那人為了一條鮭魚，也與日本的漁民相爭；在澳洲，支那人為了一盒火柴，也與日本商人搶生意。……或許今後的歷史，就是日清兩國國民、兩種人種，在世界各地的膨脹及其衝突史。……

德富蘇峰認為，現在正是一個好機會，“機會難得，機會易失”；“何為好機會？毫無疑問，就是日本和清國開戰的機會。換言之，就是膨脹的日本，進行膨脹活動的好機會”。他提醒日本當權的政治家不要錯過良機，“要利用這個好機會，使國家有一個超越的飛躍，同時將自己的英名永遠地鐫刻在國民膨脹史的第一頁”。他更提出，“日清戰爭”是日本國運消長的一個契機，開戰勝利後，日本“可促使朝鮮改革，可訂立北京城下之盟，可獲得幾個億的賠款，我日本確立在世界上的地位，這些豈不都是在此一舉嗎？”“三百年來收縮的日本，一躍而為膨脹的日本，其機遇就存乎此一剎那間”。德富蘇峰認為日本開戰必勝，他列舉了日本必勝的幾個條件。“一、軍備上我們遠遠超過它；二、財政上有餘裕，即使不發行國債也有一億餘萬元的作戰費用；三、他國處在旁觀的位置；四、我國在朝鮮已經占據了有利地位；五、國民一體化，萬眾一心，在政府面前有忠勇的部隊，在政府之後有剛健的富有殉國之心的四千萬國民。”他強調，在這種條件下假如不開戰，那就有很多禍害。他提出“不開戰的害處”有五

第一，我國將在清國面前甘拜下風；第二，在朝鮮人面前的威信全部喪失；第三，在東洋不用說，在世界各國，誰都不會把我國放在眼裡，我國完全不足為他們的對手；第四，國民會有反應，而且是激烈的反應，甚至輿論沸騰；第五，全國輿論沸騰，全國反對尚可忍受，清國、俄國、英國，還有其他國家都趁機插手插腳，擴張勢力，日本除了幽閉於自國之外，在其他地方完全失去立足之地。

當日軍在甲午海戰中取勝，並占領中國的旅順口後，德富蘇峰欣喜若狂。他在《戰後余言》一文中，進一步表達了其戰爭與侵略的狂熱。他稱日軍占領旅順口“是大日本膨脹史上值得大書特書的大事”，他提出要趕緊“把旅順劃歸我大日本帝國的版圖”，然後要把朝鮮首都遷往平壤，把清國的首都遷往南京。不過，“朝鮮遷都是為了確保獨立，是方便之計；而清國的遷都，是維持其苟延性命，是外界逼迫，是強制”。他認為這些僅僅是一個開始，對“大日本膨脹”來說遠遠不夠，接下來要推進“南方的經營”。他認為“南方經營”對於日本來說極為重要：“防禦於北方，展開於南方，是大日本膨脹的大方針。這個方針不是我們隨便制定的，而是三百年前的祖先就已創下先例（這裡的所謂“先例”顯然是指倭寇對我東南沿海的侵略——引者注）。這個先例，就是適應膨脹的自然，順應膨脹的大勢，遵從膨脹的情理的先例。”德富蘇峰解釋說，所謂“南方的經營，就意味著占領台灣”，因為——台灣地處太平洋關口，與我國九州島相隔，與琉球本島、宮古、八重山諸島相接……占據了台灣並將它作為殖民地，使其成為自由港，進而成為我國國防之要衝，乃與英國占領的香港形成犄角，成爭雄之勢。然後繼續南漸，直到菲律賓及蘇門答臘海峽，這些幾乎都是勝券在握。其物質收穫未必赫赫顯著，但其實際利益絕非其他可比。故將太陽旗插上北京城頭，或可暫緩一日，但占領台灣，將它併入大日本皇帝陛下的主權之內，絕不能有片刻猶豫。

德富蘇峰提出的這些侵略中國及亞洲的思路，與同時期福澤諭吉等人的思路基本吻合。這意味著，在甲午中日戰爭前後，日本民間學術界對華侵略的主導思想和輿論導向已經初步形成。此後半個世紀的日本侵略史表明，日本正是按照“防禦於北方，展開於南方”的基本思路進行侵略擴張的。甲午海戰後日本人占領了旅順，割據了台灣作為“南漸”的跳板，在北方占據遼東半島，1904年又與俄國爭奪在我東北的權力而展開了“日俄戰爭”。此後日本將其勢力逐漸擴張至整個東北，1931年策劃成立日本傀儡政權“滿洲國”，1937年發動全面侵華，果真“將太陽旗插上北京城頭”，1941年後又將戰火從中國大陸燒向“南方”（即東南亞地區）。日本半個多世紀的侵華史幾乎與德富蘇峰之類的御用文人學者的設計完全吻合。

在《大日本膨脹論》推出之後，德富蘇峰在此後的漫長生涯中，一直傾全力宣揚日本的軍國主義。他一生寫了大大小小、厚厚薄薄的二百多本書，其中包括影響甚大的《昭和國民讀本》、《滿洲建國讀本》、《國民必勝讀本》等暢銷書，宣揚對外侵略擴張一直是其基本主題。他寫的《近世日本國民史》多達一百卷，其中心是宣揚“忠君愛國”。他在1938年出版的《皇道日本的世界化》（明治書院）一書中，繼續宣揚他在《大日本膨脹論》中的觀點，並進一步以所謂“皇道”理論作為其理論的基礎。他認為日本今天登上中國大陸，就像鮭魚和鱒魚從河裡游到海中，再從海中游到河裡，就像燕子和大雁，每年春天和秋天都要遷徙和轉移一樣，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我們大和民族是從何處來的？現在還不能明確斷言。但除了日本島上的土著外，其中一大半是從大陸來的，另一半是從太平洋來的。這樣看應該沒有錯。本來，在我國有北進南守一說，也有南進北守一說，這些都意味著回歸到故鄉的某個地方。全部的事實是，北進又南進，南進又北進；又是大陸，又是大洋。如此膨脹漫延，即回到祖先的故鄉。我看現在我們大和民族的狀態，就像燕子、像大雁、像鮭魚、像鱒魚，各自在進行著本能的行動。（《皇道日本的世界化》第2～3頁）他認為，以前日本民族長期以來就像蠑螈和蓑蟲一樣閉守在日本諸島，並非命運注定如此，相反，“日本民族本來是雄飛世界的人種，不幸機會沒有成熟。換言之，雄飛的訓練所需要的時間過於漫長”。他指出，“皇道的世界化的理想，是我國肇始以來就有的理想，但每每想實行，每每遭受挫折”，如豐臣秀吉（豐太閤）的征韓。而到了明治天皇時代之後，雄飛世界、布皇道大義於四海才初露端倪。他認為“滿洲事變”、“*事變”就是日本皇道世界化的標誌。他說現在日本進入中國，是日本“以國運做賭注”，日本“在大陸經營上不止走出了一步，而是走出了數步，只能前進不能後退。所謂背水一戰，就是今天的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