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水軍教授，1975年出生於湖南嶽陽。現任廈門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教育部“新世紀優秀人才支持計畫”入選者。
彭水軍彭水軍教授主要從事國際貿易理論與政策、國際貿易與氣候變化、氣候變化與能源環境政策、經濟成長理論、服務經濟與貿易、環境資源經濟學等相關領域的研究。先後主持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2項、教育部新世紀優秀人才支持計畫項目1項、教育部人文社科規劃基金、國家博士後科學基金以及省級社科規劃基金和人才項目共9項，參與完成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點項目和一般項目以及部省級項目10餘項；在國內外專業學術期刊如《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cology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s》、《China Economic Review》、《中國社會科學》、《經濟研究》、《世界經濟》、《數量經濟技術經濟研究》、《中國工業經濟》、《管理工程學報》發表論文40餘篇，出版學術專著1部（上海三聯書店）。獲教育部提名國家科學技術進步獎一等獎1項、中國高等學校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優秀成果獎三等獎1項、省級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二、三等獎共4項，湖南大學優秀博士學位論文獎、南開大學社會科學研究優秀成果獎、廈門大學中國建設銀行科研獎各1項。主要學術兼職有：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同行評議專家，《World Development》、《Energy Economics》、《China Economic Review》、《世界經濟》、《國際金融研究》、《運籌學學報》等國內外學術期刊匿名審稿人，湖南大學客座研究員等。
【訪談紀實】
彭水軍教授，真的算不上一個好的採訪對象。
他不願過多總結過往，“因為年輕，還沒到那個階段”；而談及現在，他一句話就給總結了：“目前就是認真做好本職工作，儘自己最大的能力把學生培養好”。面對如此惜言謙遜的教授，任何精心準備的主動瞬間轉為被動——可是，那么多年的沉潛努力怎能這樣輕描淡寫？成績背後的經歷怎能承受如此總結之輕？
好吧，那我們就從“現在的本職工作”談起，總有言語可述、總有材料可寫。於是，彭水軍教授用他標準的湖南國語談了90分鐘的教學科研與學生培養，話題單一，主線明確，聲調平緩，沒有任何驚人之語。可是，採訪結束，我們收拾東西起身離開會議室時，採訪搭檔輕輕地說：“這個採訪，對我挺有幫助。”這也正是我們那一刻以及現在的感受：水流雖靜，卻有一股暗涌的不動聲色的力量，也許正是因著這股力量，水流才能深且遠。與彭教授的對話，讓我們分明地感受到了這種沉潛與力量，而這也正是我們一直渴望的心態。
教研相長 激勵創新
一位大學教授可以有多重身份：教師、學者、導師等等，然而，“教師”永遠是其第一身份。彭水軍認為“教師”也是自己最根本的“本職工作”。“我對‘教研相長’深有感觸，也十分認同學校關於‘從事基礎課教學的教師應同時做出高水平的學術研究成果，教授應從事本科生的基礎課和專業課的教學工作’的要求。”儘管科研任務繁重，彭水軍仍堅持擔任本科生的《國際經濟學》、《環境經濟學》、《貿易與環境》和碩士、博士研究生的《高級個體經濟學》、《高級計量經濟學》、《高級國際貿易理論與政策》等多門課程的教學。他認為，教師只有親身從事科研實踐才能不斷充實更新教學內容，才會在教學中自然地流露自己的研究心得和對課程的真知灼見，講課才能得心應手、深入淺出，激勵學生的學習興趣和研究創新欲望；另一方面，教學的過程尤其是跟學生的互動也會給老師帶來新的啟發和研究思路，對提高科研水平具有正反饋作用。
這學期彭水軍面向高年級本科生開設了《環境經濟學》課程，講授了開放經濟系統下經濟全球化對資源環境的影響、國際貿易與氣候變化的關係、國際碳減排合作等專題。課堂涉及的這些內容很少能在教科書上看到，但這些議題都已經成為當前世界經濟和國際政治關係中的熱點和焦點問題，彭水軍通過自己對前沿研究的把握和總結，為學生帶來新鮮、前沿的知識，這些新穎的內容極大地調動了學生的學習興趣和對於現實問題的關注和思考。給碩士、博士研究生上專業課，彭水軍認為是對教師更大的挑戰：單一的教材研讀並不能滿足研究生課堂的學習，他們需要閱讀大量的文獻，從而掌握理論的發展動態和追蹤國際前沿研究領域，發現具有價值的未來研究方向，才能有所創新。在這個過程中教師對經典和前沿文獻的系統梳理與導讀就顯得至關重要。
潛心研究 勇於探索
彭水軍在嶽麓山下的湖南大學完成了自己三年的博士階段研究。他用兩年多時間完成了一篇關於貿易、環境與經濟成長的博士論文，那時這在國內還是一個很新的研究課題。對於彭水軍所做的前沿研究來說，湖南大學當時的科研資源還十分有限，他曾一路北上，隻身從湖南到北京，泡了數天國家圖書館，就為了找幾篇文獻和幾個關鍵數據。
博士階段的研究奠定了一個較好的基礎，從嶽麓山下到衛津河畔，再到五老峰前，彭水軍的學術研究一直繼續進行。2007年3月，他從南開大學理論經濟學博士後流動站順利出站，受聘於廈門大學經濟學院國際經濟與貿易系，繼續自己喜愛的教學與科研工作。
由於大學與碩士研究生階段學習的均是數學專業，彭水軍在經濟學研究中數學模型的套用輕鬆自如。然而，他非常重視模型與現實結合的重要性，他經常跟學生們強調：現在有些研究過分追求技術的精湛和模型的高超（複雜），這其實是一種誤導。無疑數學現在已經成為現代經濟學研究中的重要工具，但經濟學就是經濟學，經濟學不是數學，數學（包括統計學）和計量方法在經濟學的理論與經驗研究中只是作為一種分析工具，它們讓經濟學的研究更加科學化，但經濟學研究不能為了模型而模型、方法而方法，經濟學家不能成為數學的“奴僕”，不能以運用數學的多少和模型的難易程度來評判經濟學文章的質量，決定一篇文章的貢獻最重要的是經濟學idea；其次，藉助數量模型方法分析得出定量性結果後，不能只簡單地報告結果、停留在數學層面，更為重要的是要定性分析定量結果背後的經濟學含義及政策影響。國外頂級期刊上發表的一些文章運用的只是極其簡單的模型方法，然而對問題的把握精準、問題很小、分析深入、注重細節，這就是好的研究。
目前，彭水軍仍然關注貿易投資自由化、環境保護與可持續發展問題，這與他博士階段的研究一脈相承。2005年博士畢業後，彭水軍先後獲得多項國家及部省級課題立項，研究主題涉及：“中國經濟成長與環境污染關係”、“中國對外貿易中的能源環境成本與收益”、“中國貿易投資自由化與可持續發展-基於環境、經濟和社會的視角”、“中國服務業增長的環境影響”。他坦言，博士階段的研究架構比較粗，更加側重於巨觀方面的研究，而現在的研究更加微觀、細緻和深入，同時也在不斷探索和拓展新的研究領域，包括“開放經濟條件下資源環境約束強化、技術進步與中國經濟成長效率”、“國際貿易對碳排放的區域轉移效應及碳減排責任研究”、“貿易自由化與氣候保護的多邊協調機制和全球環境治理問題”，這也正是他現階段研究的主要課題。
儘管在他的研究領域，彭水軍取得了不錯的成果，他坦言他們這代人“壓力不小”。這種壓力一方面來自國內年輕學者，他們有更加完善的知識結構和更高的研究水平；另一方面，隨著國際上對中國經濟問題的日益關注，一大批“海歸”學者在研究中也正凸現出他們的優勢。同時，他也意識到與博士階段相比，現在的學術研究還會有一些外部“衝擊”，比如自己研究時間的安排，這就需要更強的能力管理研究進程。然而，在他看來最重要的還是保持一份沉潛做研究的心態。
研究生培養：“課題+團隊”模式
在經濟學院國際經濟與貿易系，彭水軍是出了名的“嚴導師”：每周二上午小型seminar，2~3個學生做presentation，分享各自的近期研究進展。他所帶的碩士、博士研究生平均每半個月就要進行一次這樣的匯報和分享。而彭水軍每周必到，帶著他那本厚厚的黑色筆記本，對每個學生的匯報都要做詳細記錄並點評。剛開始，他的學生大多對這種制度有些怨言，然而，隨著時間的累積，他們從快速明晰的研究方向和初見端倪的研究成果中感受到“嚴導師”的功效。
彭水軍“嚴導師”的風格也是源自他對“教學相長”的篤信，“我非常贊同湖南大學一位老教授的觀點，所謂‘研究生指導老師’，一方面是老師指導學生，同時也是學生‘指導’老師。”對於碩士、博士研究生的培養，彭水軍主要採取“前沿課題+研究團隊”的模式進行。他門下的學生按不同課題組組建團隊，然後通過定期的匯報與討論為學生營造一個學術氛圍濃厚的環境，提供一個學術交流和研究平台。他認為，在成型的課題框架下做博士、碩士論文研究的好處，首先在於經過前期的論證（博士生全程參與）和專家評審一定程度上保證了研究課題的前沿性和可行性，同時，由於研究方向明確，學生也容易入題，也有利於團隊的交流合作、資源共享。當然，這也促使導師要緊跟學術前沿、不斷探索新的研究領域，才能提供充分的學術指導。究心態和成果都能起到很好的促進作用。“的例子：”的研究方向。
基於目前經濟學院碩士研究生導師制度，彭水軍的碩士研究生培養是從導師學生雙向選擇開始的。他認為進行學術研究的學生應當具備兩方面的素質：一是經濟學的直覺與潛質；二是學術興趣，“要坐得下來”。相比之下，他認為後者更為重要，經濟學直覺是可以在後天慢慢培養的。除了符合這些“軟指標”，彭水軍還給出了自己的“硬指標”：“研究生首先要接受系統的學術訓練學會做研究才名副其實，所以我要求我的碩士生前面一年半時間不能參加CPA、報關員等類似的考試，必須認真學好專業基礎課程、踏實做研究，不要被社會上浮躁的情緒感染，而做出本末倒置的選擇”。
經過篩選，彭水軍首先對進門的弟子實施為期一年半的培養計畫：第一個學期主要學好基礎與專業課程，跟著研究課題組團隊進行文獻閱讀的匯報和討論，感受研究氣氛；第二學期研究選題開題，到第三學期末，碩士畢業論文也就基本成熟了。“我這樣的硬性安排，其實還有一個原因，很多學生剛開始並不了解自己是否適合做研究，也並不明確自己今後的發展方向。這樣的培養計畫可以保證他們前一年半的學術研究培養是系統完整的，與此同時，也給他們時間去了解自己並對未來發展有個清楚的定位。將來不從事學術研究的學生就可以利用接下來的一年半時間為就業做準備。從短期看，這些學生可能比他的同學少考幾個證書；但從長期看，這一年半里培養的專業素養會惠及終身。”在我們不算長的對話中，彭水軍多次談到“短期和長期的權衡”——典型的經濟學思維。
而對博士生的培養，彭水軍更是深有感觸：“博士生階段的學習和訓練對於學術品質的形成是至關重要的，博士學位論文的研究選題和學術積累對於一個學者的學術生涯來說尤為關鍵。”講到這裡，他順手拈來著名國際經濟學家的例子：Krugman最早以其在新貿易理論上的研究成名，其代表性成果是在他1977年MIT獲經濟學博士之後的1979-1981年在JIE、AER、JPE相繼發表；新-新貿易理論的創始人之一的Antras，2007年他32歲時就成為哈佛大學教授，他的博士論文題目就是“Firms, Contracts, and Trade Structure”（該文於2003年發表在QJE上），2003年博士畢業至2007年，圍繞企業內生邊界模型先後在QJE、JPE、AER、JIE上發表了7篇文章，從而奠定了其學術地位。但是，不得不承認，我國的博士培養與已開發國家相比存在著很大的差距，尤其是博士學制偏短，而且過於剛性，一般全日制博士生需在3年內完成學業、撰寫學位論文、完成論文發表任務、通過答辯，在這期間，還需要把相當多的時間用於學習各類公共課程。博士生真正用於自己專業方向的學習時間是極為有限的，閱讀量不夠，對學術前沿及其進展的把握不夠系統深入，學術討論和交流不充分，這些都使得博士培養的質量難以提高。“近幾年來，我們經濟學院在博士生培養體制上做出了一系列改革和調整，但我個人覺得相關的制度和配套措施（如培養周期延長、延長期獎學金的配套、嚴格論文評審和答辯制度）還需跟上，才會有更好的效果。”
【訪談後記】
我們以為學術做到一定程度，靜心是個無需努力和掙扎的常態。採訪中，彭水軍老師告訴我們，他也會有靜不下心來的時候，他也會有壓力大、急需排壓的時候，他的解壓方式是：跑步、爬山、打羽毛球或者外出參加學術交流。我們給他出了個題目：一周中最忙和最輕鬆的一天都怎么過。他回答完問題總結了一句，“我的生活比較簡單，不過，這也正好適合靜下來做研究。”他說，第二天又要和學生們去爬植物園了，“他們還沒我爬得快呢。”他忘了告訴我們的是，他也是“殺人遊戲”的愛好者，彭老師經常抽到“殺手”角色，又以他特有的淡定神態成功掩飾自己的“身份”，所以，後來學生們一般一開局就先把這個善於“偽裝”的“資深殺手”幹掉，再繼續遊戲。當然，這是我們從他的學生那裡八卦得到的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