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津（1464～1518），字廣漢，號羅鋒。明代博羅人。1487年（明成化二十三年）進士，與王守仁交往。授福建建陽知縣，於屏風銘刻“寬一分，民受賜一分；取一文，官不值一文”以自律。當時因建陽縣城未築城牆，處州礦工吳大兒等經常流竄城內搶劫，人心浮動。張津調集民兵，朝夕訓練，以壯聲勢，後又築起城牆1500丈。適逢歉收，甘冒“自專之嫌”，撥出官庫款項糴米賑災，還親自下鄉巡查實情，統計受災人口多少，核發賑濟糧；又勸說富戶借餘糧給本村貧民度荒，由官吏出證，待歲熟償還。使很多災民免於餓死。1501年（明弘治十四年）因極力推舉周經、劉大廈可任吏部尚書逆旨入獄，經各台省官交章營救得以獲釋。明孝宗末年，向朝廷提出“勤講學、詳下問、慎命令、參眾論”4條建議，多被採納。1507年（明正德二年）巡按廣西，均力役，禁橫斂，罷秕政，拊遠彜，並彈劾總兵韋經擅自轉移官府錢幣。後參與平定廣西富川、賀縣農民起義，鎮壓瑤、僮等少數民族的反抗，還疏奏“先撫後剿”辦法。出任福建泉州知府，因得罪奸黨劉瑾，被劉假傳聖旨將他削職為民。劉瑾敗露後，張津起任寧波知府。惜民力，省浮費，凡可休養生息之事，都加以關注。寧波府遇大旱歉收，奏減免賦稅十分之六。其時倭奴國（古代日本別稱）入貢，常由四明（寧波）登岸，其“性悍而貪”，百姓受其騷擾。居民苦其暴戾，棄肆閉戶以避之。張津便對日人宣諭朝廷之法，散居各寺，籌措供應，令其守法毋縱。日本人畏威，懷德如編民。後來張津升任山東布政使左參政。離寧波之日，郡人遮道，父老哭泣，依依不捨。日本人還替他拉縴，相送數十里。不久，任南京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兼提督操江。時承平已久，沿江戰艦朽廢，器械磨損，軍士多役於私門。張津大力整飭，嚴治軍吏，兵威大振。後又因平定江西桃源各峒山民起義有功，升左副都御史，巡撫蘇松諸府，時當地官場素來就有的弊病，盤曲交錯，致難於估量。張津細察搜剔，揭露無遺。有家僮仗勢作奸者，乾犯官府，欺壓民眾。張津即行收訊，繩之以法。其時江南民力已竭，為休養生息，“自身始日取稟五升、薪數束，余悉裁免”。有詔令免除拖欠租賦數十萬兩，而工部以歲辦物料不宜免除，而徵收如初。對此，張津數次奏論，謂“朝廷不宜失信於天下”。又上疏言，織造內臣（宦官）二人，歲計供應果蔬魚肉折銀乃至1500餘兩，江南如此差遣又不止二人。於水旱災害頻仍、公私匱乏，宜命守備內臣督理織造，取回新差內臣，以復甦民力，否則亦宜痛力節縮，“俾民受寬一分之賜”。浙江之孝豐地方有大盜憑險阻抗官府30年不能制。張津奉廷命討伐，遣官兵分布扼塞，然後嚴兵以入，散遣脅從，未經血戰，而擒其頭目。其軍中之令肅而信，士卒不敢擅取百姓一草一竹。處置俘獲之人，區別其情罪輕重，不縱不苛。後升戶部右侍郎兼左僉都御史，巡撫如故。因冒暑行師，勞瘁成疾。上疏乞休未準。雖疾病纏身，仍帶病視事。設床褥於廳，疲倦時則臥視文牘，直至疾病加劇才停止工作。卒於任，贈南京戶部尚書。
張津初入官，即留心吏事。凡民生利病，吏胥奸弊，無不知悉。愛惜民財如己膚髓，事無巨細，處置辦法都很得體。下賢好士，善於發揮各人長處，故人人樂為之用。雖位居顯要官職，而自奉如寒士，奉公克己。一生不置田產，宅室皆編竹。在重病之中，還拳拳以職任為憂，不提家事一語，上下為之悼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