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潮”電影的命名者
1958年，當特呂弗、夏布洛爾（ClaudeChabrol）等法國年輕導演紛紛拍攝出一批風格與以往的法國電影大相逕庭的作品時，法國《快報》周刊的專欄記者弗朗索瓦絲·吉魯第一次使用了“新浪潮”（Nouvelle Vague）這個名詞來談論這些作品，這就是“新浪潮”這個名詞的誕生。
作家生涯
1974年她被當時的法國總統任命為新創立的婦女事務部部長，1976年至1977年間她又成為文化部長。她以其尖銳而機智的諷刺筆調聞名法國新聞界，成為法國女性新聞從業人員的榜樣。
2002年，我出訪法國，很重要的一個任務便是拜訪弗朗索瓦絲·吉魯。吉魯是法國知名作家，又是國務秘書，還是傳媒巨頭，但她的不凡身世和傳奇經歷比她的身份更吸引我。幾年前我就想寫一寫這個神奇的女人，並收集了許多資料，還從她的出版商那裡調來了她的不少作品。但我遇到自己特別想寫的人和事，常常會把素材壓下來，放上一段時間，甚至很長時間，直到它們在我心中“發酵”，驅使我不得不寫時才動筆。可惜，能讓我這樣深藏多年的作家並不多。
在法國電視五台總裁克萊芒先生的幫助下，我聯繫上了吉魯，並約好了見面時間，但一場意外的變故使我未能赴約。再約，對雙方來說都已不可能，因為當時是法國的“文學書季”，各項文學大獎已揭開序幕，作為主角的吉魯根本無法脫身，而我的日程也安排得滿滿的，無縫可插。回國後，我一直想給她寫信，但一拖就拖到了新年。春節之前，當我終於把信寄出去時，卻傳來了吉魯去世的訊息，我在震驚之餘深感痛惜。
歷史一再重複，當年，我對杜拉斯就犯下了同樣的錯誤。
從“醜小鴨”到名女人
作為一個女人，吉魯擁有了她能夠擁有的一切：美貌、才華、財富、健康、權力……在政治上，她位居國務秘書，是總統的專業顧問和助手；在新聞界，她是法國最大的新聞周刊《快報》的老闆，同時“染指”法國的其他幾大周刊和報紙；在文學上，她成果卓著，出版了30多部作品，並編寫了許多電影和電視劇本。她周鏇於政客、富商和文豪之間，與密特朗共商國事、與基辛格談論政局、與馬爾羅談笑風生、與紀德共進午餐、與薩特喝咖啡、與加繆聊天、與莫里亞克一同改稿。她是國際反飢餓組織的名譽主席、法國電影投資委員會主席、法國國家文藝委員會成員、婦女文學獎評審，獲得過法國榮譽勳章、法國國家級勳章、佛羅倫斯美第契國際學院獎，併兼任美國密西根大學名譽教授。
然而，這個輝煌得有些耀眼的女人卻是苦大仇深，而且身世坎坷。她的老家在土耳其，祖父本來很風光，是專門給蘇丹治病的醫生，也就是御醫，但後來得罪了王室，被流放到伊拉克，吉魯的父親沙里·古吉就生在巴格達。沙里後來當了記者，並創辦了一家電訊社，但他太耿直，不被當地官員所容，只得離鄉背井，前往歐洲，在瑞士生下吉魯。吉魯是在巴黎長大的，7歲時，父親就去世了，母親的精神幾近崩潰，吉魯成了家中的男人，家裡的重擔全都壓在了她的肩上，她連中學都沒讀完就被迫走向社會，賺錢養家。她先是在書店賣書，後來又當打字員，16歲那年遇到了電影導演馬克，馬克和她父親有些交情，便留下了她。二戰期間，吉魯為逃避戰亂，離開巴黎，到外省投奔姐姐。為解決生計問題，她試著給報刊寫新聞，後被外省一家報社錄用，負責採訪戲劇新聞。二戰結束後，她的命運開始發生轉折，才能逐漸被人賞識，尤其是與大記者讓－雅克·塞文－斯伯萊的相遇，使她步入了人生的輝煌期。
愛情至上的小資女人
當時，她已經35歲，而且有兩個孩子，讓-雅克才28歲，但吉魯對這個才華橫溢的年輕記者一見傾心，認定他就是她夢中的白馬王子。為了得到這個男人，她不但離開了丈夫，而且不惜拋棄她心愛的兩個孩子，整天圍在讓－雅克身邊，她“穿著袒胸低領服，走起路來裙子呼呼地飄，魅力不可抵擋”。面對吉魯的瘋狂追逐，讓-雅克終於投降了，因為，儘管吉魯已不再年輕，但她仍然貌美，而且，這個女人懂得保養和打扮，有情調，有個性，是個十足的小資女人。但最使讓-雅克動心的，還是這個女人對新聞事業的熱愛。共同的理想和愛好使他們走到了一起，他們經常一起參加社會活動，一起寫稿、改稿，策劃選題。人們經常看到，在遊行隊伍中，讓-雅克走在前頭，吉魯則在隊伍中間鼓動。很快，他們就不滿足現狀了，他們要用自己的智慧和能力去影響社會和政治，充分體現自己的人生價值，兩人不約而同地萌發了一個宏大的計畫———創辦一家新聞周刊。
吉魯和讓-雅克相愛了7年，吉魯把自己全部的愛都獻給了讓－雅克，所以，1959年，當讓-雅克決定離開她時，她如五雷轟頂。她難以接受這個事實，怎么也想不到讓-雅克會拋棄她。她一直愛著讓-雅克，也堅信讓-雅克是一直愛她的，堅信讓-雅克之所以離開她，是由於他想要個孩子，而她不能給他，否則，他們的關係不會中斷。那段時間，吉魯非常消沉，也許是生命中惟一的一次。她甚至打算服毒自殺。她說，這輩子都是她駕馭男性，在與男人的鬥爭中她從來沒有輸過，只有這一次被讓-雅克打敗了。
中學未畢業的大記者
吉魯是法國新聞界呼風喚雨的人物，她不但是法國最大的新聞周刊《快報》的老闆，而且兼任法國另一著名時事周刊《新觀察家》特約評論員，並在《費加羅報》和《周日報》上辟有專欄。一個中學都沒畢業的女子竟能成為新聞界的巨頭，這在法國近乎神話，但吉魯善於創造神話。她雖然沒上過幾年學，但讀的書卻不少，從賣書、打字、當場記的時候起，她就有意識地提高自己的文字水平。在給各報供稿期間，她又鍛鍊了自己的新聞敏感性。別忘了還有遺傳因素，她父親就是土耳其的著名記者，後來還在巴黎辦過一張政治日報。正因為如此，法國當時讀者最多的婦女雜誌《女性》的主編艾萊娜會看中她，讓她主持編輯部長達8年，直到她與讓-雅克創辦《快報》。
吉魯是《快報》的老闆之一，也是第一任首席記者，她的文章角度新，火力猛，文筆犀利，文風活潑，是法國新聞界公認的大手筆，法蘭西學院院士里納爾蒂稱她是“充滿才華、非常專業的傑出記者”。吉魯是個工作狂，她每天早上10點準時到辦公室，嚼著口香糖，或叼著香菸，一坐就是十幾個小時，往往是部下在休息室里喝茶聊天，而她卻仍在辦公室里工作。她策劃了一系列報導，贏得了眾多的讀者，雜誌的銷量節節上升。半個多世紀以來，這份周刊見證了世界歷史變遷，參與了法國社會的各項變革，極大地影響了法國的國計民生。
作為老闆，吉魯不但具有經營頭腦和管理能力，而且思想開放，頭腦清醒，毫不守舊。1964年，美國的新聞雜誌登入法國，對法國的本土雜誌構成了巨大的威脅。吉魯馬上放棄了法國貴族式的傲慢，面對現實，果斷地調整了自己的策略，“我對輝煌的過去絲毫不感興趣，對未來也不感興趣，我喜歡的，是現在。”她立即要求雜誌改變文風，面對普羅大眾，要樸實、平易。結果，法國的其他雜誌紛紛關門倒閉，惟有《快報》在競爭中一路攀升，日發行量達70萬份，擁有500多名員工，成為與美國的《時代周刊》、德國的《明鏡周刊》齊名的國際知名雜誌。
與政治“調情”的女人
吉魯知道，從政不可能不引火燒身。但作為一個新聞從業人員，她不可能遠離政治。事實上，她像條警犬，時時警覺地盯著政壇，並且終於明白，權力能對事業、對社會起什麼作用。為什麼婦女有那么多問題解決不了？不就是因為女人沒權嗎？她發現：“哪怕是一個平庸的女人掌握了權力，婦女的一切問題也都會迎刃而解。”
於是，吉魯向政壇進軍了。1974年，她在總統大選中為密特朗奔走呼籲，雖然密特朗失敗了，她卻被新任總統吉斯坦看中，被任命為國務秘書，負責全國的婦女事務，後來，她又成為負責文化事務的國務秘書，在那個位置上幹了10年。期間，她曾參加巴黎的市長競選，失敗了，卻進了巴黎15區的區政府，並成為法國激進黨副主席。作為政治家的吉魯，有政客的無情，也有女性的精明。為了樹立自己在民眾中的威望，她曾在公開場合就民眾所普遍關注的捷運票價問題，當面質詢吉斯坦總統，大膽得近乎無禮。總統有點下不了台，她卻威信大增。然而，她並不總是這樣為難“老闆”，這是一個聰明的女人，也是有人情的女人。在另一個公共場合上，她就社會安全預算問題也曾向密特朗總統尖銳地提出問題，然而，密特朗卻答得滴水不漏，合情合理，獲得了滿堂喝彩。後來，人們得悉，吉魯事先把寫有答案的條子偷偷地塞給了總統。
吉魯的最後日子
2003年，87歲的吉魯還在寫書。2002年年底，她的出版商曾告訴我，她剛剛完成了一本小說《豹斑》，將於2003年2月出版。於是我便等啊等，誰知，等來的不是新書，而是吉魯去世的噩耗。
吉魯這么快就離開了人間，我沒想到，她本人也肯定沒有想到。她對自己很自信，對自己的才華自信，也對自己的身體自信。1月16日，她約作家亨利－萊維的夫人阿麗絲去巴黎喜劇院看《大美人和小笨蛋》首演，一同前往的還有一直在照顧她的弗洛朗絲。看完演出，她的心情很好，一邊走，一邊和阿麗絲談笑風生。就在這時，意外出現了，下樓梯時，也許弗洛朗絲忘了扶她，更可能是她沒要弗洛朗絲扶，結果一腳踏空，摔了下來，當即昏迷不醒。救護車很快就把她送到了醫院裡，她與死神搏鬥了三天，19日，還是撒手而去了。
吉魯的去世在法國引起了巨大的震驚和悲痛，各界紛紛表示哀悼。法國總統席哈克說：“我和許多法國人一樣，欣賞她智慧而銳利的目光、狡黠的幽默和才華橫溢、細膩優美的文筆”；總理拉法蘭說：“無情的筆、熱情的聲音、犀利的目光，使她成為現實與思想之間的一根紅線”；文化部長阿雅貢則稱她為“思想最閃光的法國女人之一”。
吉魯的一生是異常豐富的一生，她愛過，恨過，痛苦過，幸福過。她幾乎體驗了人生可以體驗的一切，可以說她活了幾輩子，所以里納爾蒂感嘆道：“我從來沒有見過比這更美的人生！”對於死，吉魯並不感到害怕。早在1977年，她就在散文集《活著的幸福》中說，面對死神，她很坦然，並希望她死後，遺體能夠成為化肥，讓鮮花開得更加艷麗。她的願望是能夠實現的，如此富有活力的生命，回歸大地後，一定能開出最美麗的花朵。我們沒有理由不相信這一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