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行歷史
“洋船泊靠,商賈雲集,殷實富庶”,這是清朝天子眼中的廣州十三行。近代以前,這個遠離帝京的商埠,以其特有的商貿文化底蘊,與紫禁城內的皇家生活結下不解之緣,被譽為“金山珠海,天子南庫”。
皇帝的財源
創立於康熙盛世的廣州十三行,是清政府特許經營對外貿易的專業商行。1757年,隨著乾隆皇帝僅留粵海關一口對外通商上諭的頒布,清朝的對外貿易便鎖定在廣州十三行。位於珠江邊上的中外交易場所,十三行口岸洋船聚集,幾乎所有亞洲、歐洲、美洲的主要國家和地區都與十三行發生過直接的貿易關係。這裡擁有通往歐洲、拉美、南亞、東洋和大洋洲的環球貿易航線,是清政府閉關政策下唯一倖存的海上絲綢之路。對於宮廷來說,在中國大陸南端,出現了一個富饒的“天子南庫”。
洋船到港數目,直接影響到粵海關的稅收,而海關貿易稅收,一向是清廷的可觀財源。為此,清帝每年都要過問洋船數目,從而了解進出口貨物品種及貿易稅收情況。從廣東大吏歷年進呈的奏摺、清單中我們可以看到,十三行年上繳稅銀超過百萬,其中有一部分作為皇室的經費開支,通過粵海關輸送宮中,而皇室每年開銷白銀約在60萬兩左右。據皇家檔案記載,皇帝把十三行作為財源滾滾的銀庫,常親自審查經費的解交情況,如有出入,便拿粵海關監督試問。雍正年間的楊文乾、祖秉圭及乾隆時期的李永標等,都是因錢糧虧空而被皇帝從粵海關監督這一肥缺職位上革除下來的。雍正帝還告誡革職留任的祖秉圭:“小心保住腦袋要緊。”
為了廣州行商的利益,在制定“一口通商”政策之前,乾隆帝曾試圖加重浙江海關關稅,以迫使洋船集中在廣州貿易。他說:“來浙者多,則廣東洋商失利。”然而,該策略並未阻止北上的洋船。於是,乾隆斷然實行封關,僅留廣州一口對外開放。其原因既是為維護東南海防,也是為保證廣州洋行 生意。
十三行商人從壟斷外貿特權中崛起,經濟實力的顯赫,使他們成為巨大的捐獻者。成功的行商,除了精明過人、能財善賈的商業才幹之外,更有迎合朝廷的手段和能力。為了求得外貿特權的穩定,每遇國家大事,行商都會不失時機地向中央政府捐輸報效。1787年,他們集體為台灣林爽文之役捐輸軍需銀30萬兩,隨後自1788年到1820年,又以皇帝萬壽、廓爾喀軍需、川陝剿匪、河南剿匪、黃河河工等名目,共捐銀350餘萬兩。這期間,廣東行商以各種公益事業為名向政府捐獻,平均每年超過10萬兩白銀。行商還通過當時官吏品級商品化的捐納制度,以捐輸報效的巨款,換來許多官銜和職務。洋行巨頭潘氏、伍氏兩大家族都曾捐得三品頂戴,這是商捐所能得到的最高官階,由此,他們成為通達朝廷、既富且貴的官商。清代康熙、雍正、乾隆、嘉慶、道光各帝素以西學和洋貨為奇,廣州十三行正是處在這段時期,因其特殊的商貿地位,成為宮廷所需各類人才的中轉站和奇異洋貨的供應地。
西洋人著速催進京來
康熙時期,每當洋船泊靠,隨船而來的西洋人便會被安排到十三行商館內的天主教堂學習漢語,學成後還要奏報皇帝,以便日後到宮廷供職。在得到進京旨令之前,十三行就是他們休整、學習的場所。位於商館區內的十三行夷館,與十三行商館遙相對應,是供洋人生活居住的地方。
廣州行商在為宮廷引進西洋人才方面,曾發揮過舉足輕重的作用。1766年,有位名叫吧心的法國外科醫生隨本國商船到粵,因沒有找到進京當差的途徑而搭船回國。經兩廣總督查明,他居住十三行內的法蘭西夷館多日,未曾與商館行商互通信息。為此,皇宮不得不繼續等待西洋醫生的再次到來。為了及時輸送西方人才,廣州官府定立了隨時報告洋人信息的嚴格制度。最終,那位法國醫生還是來到了紫禁城。所以,對於到華的西洋人來說,十三行是他們走向清朝京城的橋樑。
十三行街區是工藝美術製造業的天堂,也是宮廷匠師的人才基地。這裡的行棧、作坊星羅棋布,能工巧匠薈萃。肩負皇命的廣東大吏,將其中的頂尖人才舉薦進宮,成為引領宮廷製造業的主力。康熙年間,十三行輸送的玻璃匠程向貴、周俊二人,將已掌握的歐洲磨花玻璃術帶進內廷玻璃廠,製造出中外玻璃技術融合的作品“雨過天晴刻花套杯”,達到了當時工藝美術的最高水平。到了雍正年間,皇帝再想燒制此物,已是人去技亡。看來,至高無上的權力,在工藝技術面前也是無能為力的。內廷許多優秀的琺瑯技師來自於十三行街。1716年的朱批奏摺中,有兩廣總督楊琳選送潘淳等四人進入養心殿造辦處琺瑯作效力的記載,這是廣州琺瑯匠進入宮廷的最早記錄。造辦處自鳴鐘處以西洋人和廣州匠為主要技術骨幹。該處所造鐘表,是按照皇帝本人的愛好和要求,吸收洋、廣兩種優點,創造出獨特的皇家鐘錶作品。
廣州牙雕工匠於雍正年間進入宮廷。1729年,海關監督祖秉圭送進牙匠陳祖章。當時,蘇州牙匠施天章等在宮內已經供職多年,陳祖章進入牙作後,能在蘇派牙匠控制下施展技藝,嶄露頭角不是一件易事。造辦處《各作成做活計清冊》中記載,1740年陳祖章每月薪俸銀為頭等,蘇州牙匠施天章食下等錢糧而退役,說明廣州牙匠在宮內已經占據主要地位。1741年,陳祖章父子等雕制出著名的巨作《月曼清游冊》,描寫了貴族仕女們從正月到十二月的生活,有濃厚的民俗風味與生活情趣。這件牙雕至今仍保存在北京故宮博物院內。廣東的木器工藝在全國擴散影響也是起源於工匠進入宮廷。1729年,粵海關監督從廣州行店作坊招募霍五等人進入造辦處。與此同時,由工部右侍郎年希堯送進蘇州木匠佘節公等六人。出現了與牙作類似的蘇粵共處、營壘分明的格局。兩派木匠在人事與技術上分庭較量。從廣匠屢屢受到嘉獎的檔案記錄中可以判斷,他們的地位處境已占優勢。1736年,養心殿造辦處內正式成立了“廣木作”,廣州木匠高手雲集內廷,少則四五人,多則八九人。在乾隆帝的直接倡導和大力扶持下,廣州木器從地方的一個流派,發展到取代壟斷木器工藝數百年的蘇州木器的優勢地位,成為主宰皇家木器並牽動全國的一個主流派別。十三行優越的人文地理條件,賦予這裡從藝匠師們絕妙超凡的靈感。
採辦洋貨供奉內廷
作為對外貿易的物流中心,十三行為皇家生活提供了大量的珍奇洋貨。清代帝王的宮廷生活無不奢靡鋪張,地方大吏每逢元旦、萬壽、端陽各節都要進獻當地物產給天子,以博皇帝的歡心與信任,達到加官晉爵的目的,這在清代實際已衍成一種制度。
皇帝后妃對舶來品的欲望,刺激了廣東督撫、粵海關監督依靠十三行這一洋貨市場競相採購進口貨之風,從而帶來宮廷內的洋貨熱。特別是限定廣東一口通商之後,十三行便成為皇家唯一可以倚賴的西洋奇器供應地。
廣州外貿洋行每年為宮廷輸送洋貨,時稱“採辦官物”,其中多為紫檀、象牙、琺瑯、鼻煙、鐘錶、儀器、玻璃器、金銀器、毛織品及寵物等等。洋行商人根據帝後的具體要求,按照內廷出具的式樣逐件採買,分別由兩廣總督、廣東巡撫和粵海關監督每年進獻四次。翻閱清宮《進單》、《貢檔》便可以發現,一口通商之後,皇宮享用的洋貨幾乎全部是由廣州貿易洋行輸送的。乾隆年間,貨棧每年進口洋貨千餘件,廣東官員作為貢品進呈的達到數百件。
為了取悅宮廷,行商每年還以“備貢”的名義,向內務府造辦處上繳銀5.5萬兩,為皇室傳辦貢品提供經費,而專門承做宮廷御用品的造辦處,其每年開銷的銀兩在3萬至4萬之內。由此可見,廣州十三行不僅在物質上支撐著御用洋貨的供應,而且在財源上對宮廷製造業也做出了莫大的奉獻。
除承擔固定的採辦義務外,洋行還隨時置辦皇室所需的日用洋貨。1729年,洋行奉命覓購內廷配藥所需,在當時屬稀有洋貨的伽楠香40斤。承辦者無不戰戰兢兢,一個月後,終於買足湊齊。
1765年,軍機大臣傳來一道諭旨,廣州洋行便要為宮廷內務府採辦進口紫檀木7萬斤。
1787年,粵海關監督佛寧的家奴從京城帶回聖諭,要他隨公務奏摺一起,呈進些小式表玩。粵海關監督向皇帝透露,這些特供最終都是責成行商具體承辦的。廣州十三行被認為是華南商貿繁榮的源頭,它給皇家生活帶來了無盡的享樂,成為帝後倚賴的“天子南庫”。這也是清帝在全國實行閉關鎖國政策,而唯有廣州一口例外的原因之一。
到了近代,國勢已衰,十三行商館也歷盡了繁榮與滄桑。1840年,因鴉片輸華的衝突,清政府下令斷絕中英貿易,十三行因此失去了主要的交易對手,洋貨來源寥寥。為此,皇帝下令“不必多方購求西洋物品”,每年進貢洋貨的定製也隨之取消。1842年,清政府被迫停止廣州洋行統攬外貿,以十三行為依託的宮廷洋貨熱潮遂成為值得追溯的歷史。
十三行詳介
起始時間
自唐代以來,廣州一向是我國最重要的商港之一,而廣州十三行,在十七世紀後期至十九世紀中葉這一段期間,又是我國對外貿易中的一種特殊的組織。
關於廣州十三行起始的年代問題,沒有詳細記載的史料。過去的學者曾對這一問題進行考察,歸納起來,約有以下三種意見:
第一種亦是最早提出的意見,就是把康熙五十九年(1720)廣州洋貨商人組織公行的一年,認為是廣州十三行起始建立的年代。英國摩斯、美國亨德等西方學者主張這一說。後來梁嘉彬著《廣東十三行考》已指出此說的謬誤,認為“是年無非為十三行商始有共同組織(公行)之一年而已”。
第二種意見認為廣東十三行出現在公行成立之年以後,如日本學者稻葉岩古郎以為在乾隆二十五年以後,十三行逐漸變成了公行的代名詞。這一說顯然也是站不住腳的。
第三種意見認為廣東洋貨行起於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這是《廣東十三行考》的主張:“粵海設關之年(康熙二十四年)可確定已有十三行”。吳晗在介紹《廣東十三行考》所寫的書評中,基本上同意梁氏的說法。不過,他根據昭漣《嘯亭雜錄》記吳興祚的事:“奏通商舶,立十三行”。認為這是吳興祚始任兩廣總督到粵海設關之年任內時期的事,因而斷定說:“則十三行之立,當為康熙二一至二四年(1682—1685)四年間事。”
公行制度
在清代前期,廣州的行商在對外貿易活動中,依靠政府給予的特權,壟斷了廣州整個對外貿易,形成了一個“公行”貿易制度。
公行確立於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最初由宜官方指定一人為為外貿經手人。此人納銀4萬兩入官,包攬了對外貿易大權。後來,各行商從自身利益出發,共同聯合組織起來,成立一個行會團體,即所謂的"公行"。據史記載,於1720年11月26日,公行眾商啜血盟誓,並訂下行規十三條:
第一條:華夷商民,同屬食毛踐土,應一體仰戴皇仁,拆圖報稱。
第二條:為使公私利益界劃清楚起見,爰立行規,共相遵守。
第三條:華夷商民一視同仁,倘夷商得買賤賣貴,則行商必致虧折,且恐發生魚目混珠之弊,故各行商與夷商相聚一堂,共同議價貨價,其有單獨行為者應受處罰。
第四條:他處或他省商人來省與夷商交易時,本行應與之協訂貨價,俾得賣價公道,有自行訂定貨價或暗中購入貨物者罰。
第五條:貨價即經協定議妥貼之後,貨物應力求道地,有以劣貨欺瞞夷商者,應受處罰。
第六條:為防止私販起見,凡落貨夷船時均須填冊,有故意規避或手續不清者應受懲罰。
第七條:手工業品如扇、漆器、刺繡、國畫之類,得由普通商家任意經營販賣之。
第八條:瓷器有待特別鑑定者(指古瓷),任何人不得自行販賣,但賣者無論贏虧,均須以賣價百分之三十納交本行。
第九條:綠茶淨量應從實呈報,違者處罰。
第十條:自夷船卸貨及締訂裝貨契約時,均須先期交款,以後須將餘款交清,違者處罰。
第十一條:夷船欲專擇某商交易時,該商得承受此船貨物之一半,但其他一半須歸本行同仁攤分之,有獨攬全船貨物者處罰。
第十二條:行商中對於公行負責最重及擔任經費最大者,許其在外洋貿易占一全股,次者占半股,其餘則占一股之四分之一。
第十三條:頭等行,即占一全股者,凡五;二等者五;三等者六;新入公行者,應納銀一千兩作為公共開支經費,並列入三等行內。
初時,公行沒有法定的共同領袖,也沒有取得完全統一的部署,組織相當鬆散,時散時復。一直到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廣東巡撫李湖等奏請明立科條,建議“自本年為始,洋船開載來時,仍聽夷人各投熟悉之行居住,惟帶來各物,令其各行商公同照時價銷售,所置回國貨物,亦令各行商公同照時定價代買”即是說要復設公行。兩年後,經清政府批准,公行正式恢復,從此一直延續到1842年《南京條約》簽訂前,再也沒有解散過。
歷史沿革
鴉片戰爭前廣州官府特許經營對外貿易的商行。也叫公行、洋行、洋貨行、外洋行。相傳其名起於明代,這種說法,是從《粵海關志》抄襲篡改《澳門紀略》的杜撰之詞,屬訛傳。號為“十三行”,卻非固定為13 家。清代嚴格實行閉關鎖國政策,規定對外貿易僅限於廣州一口,十三行業務十分發達。為了壟斷對外貿易,廣州16 家洋行於1720 年12 月(康熙五十九年十一月)成立“公行”,但遭到外國商人反對。次年被兩廣總督廢止。1760 年(乾隆二十五年)洋商潘振成等九家向粵海關請求成立公行,該行具有亦官亦商的職能。1770 年公行裁撤,眾商皆分行各辦。直到1782年公行制度才最後確立下來。公行對官府負有承保和繳納外洋船貨稅餉、規禮、傳達官府政令、代遞外商公文、管理外洋商船人員等義務,在清政府與外商交涉中起中間人作用。另一方面,它享有對外貿易特權,所有進出口商貨都要經它買賣。初為牙行性質,後也自營買賣。
洋貨十三行在創建時,廣東官府規定它是經營進口洋貨和出口土貨(包括廣貨、瓊貨)的中介貿易商行。最初指定洋貨十三行經營的貿易對象,實際包括外洋、本港和海南三部分內容。
為了整頓洋行制度,進一步加強對外商的直接管理,清廷於乾隆帝十年從廣州二十多家行商中選擇殷實者五家為保商,建立保商制度。保商的責任是承保外國商船到廣州貿易和納稅等事,承銷進口洋貨,採辦出口絲茶,為外商提供倉庫住房,代雇通商工役。保商對於承保的外國商船貨物因享有優先的權利,在其他分銷貨物的行商交不出進口貨稅時,必須先行墊付。凡外商有向官府交涉稟報的事,責令保商通事代為轉遞,並負責約束外商不法行為。儘管外商對保商制度表示不滿,但清廷一直加以維護。行商和外商利益一致時,就互相勾結;利益矛盾時,就互相欺騙敲詐,釀成種種糾紛。有的行商在封建官府和外商之間投機取巧,獲利致富;但大多數行商則在封建官府和外商夾擊下,招致破產。
乾隆帝十八年(1753),業務曾一分為二,專營外洋各國來廣州貿易的叫外洋行,經營出海貿易的稱為海南行。自二十五年起,外洋行不再兼辦本港貿易的事務,另由幾家行商專營暹羅(今泰王國)貢使及其商民貿易稅餉事宜,稱為本港行;而海南行又改稱虔潮行,經營包括廣東潮州及南安府商民往來買賣稅務。這時來到廣州海口商船漸多,貿易發展,各行口商人資本稍厚者經辦外洋貨稅,其次者辦本港船隻貨稅,又次者辦福潮船隻貨稅。六十年,本港行因其中個別商人倒賬破產而被官府革除,其業務劃歸外洋行,每年推舉兩家來輪流辦理。
嘉慶帝五年(1800)以後,在廣州經營貿易的商行,按業務範圍劃分只有外洋行和福潮行。前者仍稱洋貨行或十三行。 專設經理廣州外貿稅餉事務的洋貨十三行,是清廷實行嚴格管理外貿政策措施的重要組成部分,其目的在於防止中外商民自由交往。它由封建官府勢力“招商承充”並加以扶植,成為對外貿易的代理人,具有官商的社會身份,也是清代重要的商人資本集團。
廣州十三行建立有同業商人行會組織,即所謂“洋行會館”(公行)。公行議定行規,表面是為約束不法行為,扶持對外貿易,實際上卻增加了不少禁約。它對貨物實施公行壟斷,以便按照行會的利益自行調整價格。英商為打破公行壟斷,通常用收買個別行商、賄賂官府的手段,使公行難以持久,如乾隆帝二十五年廣州公行正式奉準成立,到三十六年即被解散。此外,公行存在期間,在行商之間及行商和散商之間,又為爭奪商業利潤互相傾軋,外商得以乘機在進出口貨價和交易量上利用矛盾,遂造成公行的虧損和債務;公行制度下的行商,因對行欠債務負有連帶責任,故不斷出現倒閉。乾隆帝四十七年公行再度恢復,並開始設立利用行傭積累起來的公所基金,用以清償行商的拖欠、罰款等,以維護公行的穩定。重建後的公行,延續了近六十年。 鴉片戰爭以後,《南京條約》規定,廢除中國對外貿易中的公行制度,允許英國商人在各口岸任意與華商交易。道光帝二十三年七月初一 (1843年7月27日),廣州開放通商,一些十三行行商仍舊營業。他們曾經對新定的自由通商進行種種抵制,力圖保住昔日的獨占地位,但未能如願。鹹豐帝六年(1856),十三行毀於廣州西關大火。
商人分類
根據經營商業的項目,明清時期的廣東商人可分為牙商、鹽商、鐵商、米商、糖商、絲綢商、陶瓷商、菸草商、典當商、布商、藥商等,其中以牙商最為著名。
所謂牙商,本來是指在城市和鄉村的市場中為買賣雙方說合交易,並從中抽取佣金的居間商人,亦稱牙人。明清時,隨著商品經濟的進一步發展,牙商人數大大增加,形成了一個專門的行當,稱為牙行。清代著名的廣東十三行,就是指經營進出口貿易的十三家牙行商人。除了做生意之外,十三行還要與來華洋商打交道,從貨物買賣到日常起居,事無巨細,都必須通過十三行。不過,這裡的牙行數目並不固定,時有增減。
十三行商人
十三行的潘、伍、盧、葉四大行商,潘有度、盧觀恆、伍秉鑒、葉上林號稱“廣州四大富豪”,其家產總和比當時的國庫收入還要多,是貨真價實的“富可敵國”。
葉上林祖籍豫章城虔州南安府,經營義成行。在泮塘築有葉家別墅花園,是唯一成功退休的洋行行主。伍秉鑒祖籍福建,生於廣州。2001年,美國《華爾街日報》統計了1000年來世界上最富有的50人,有6名中國人入選,伍秉鑒就是其中之一。道光十四年(1834年),伍秉鑒的私人資產已達2600萬銀元。伍秉鑒財產的形式很多,不光是銀子,還有自己的企業,這個企業叫“怡和行”,做中西貿易,主要經營絲織品、茶葉和瓷器。他立足廣州,主要是跟英國人做貿易,同時又把產業放大到國外,甚至債務也放到國外,是英國東印度公司最大的債權人。他也像中國普通的地主一樣,在國內買了大量的田產、宅院、茶園、店鋪,甚至讓銀子變成資本,到美國投資鐵路、證券和保險業務。伍秉鑒的怡和行一度成為世界級的跨國財團。
牙行
潘振承——十三行行商首領
1.伍秉鑒的怡和行,商名浩官,
2.盧繼光的廣利行,商名茂官,
3.潘紹光的同孚行,商名正官,
4.謝有仁的東興行,商名鰲官,
5.梁亟禧的天寶行,商名經官,
6.嚴啟昌的興泰行,商名孫青,
7.潘文濤的中和行,商名明官,
8.馬佐良的順泰行,商名秀官,
9.潘文海的仁和行,商名海官,
10.吳天垣的同順行,商名爽官
11.易元昌的學泰行,商名昆官,
12.羅福泰的東昌行,商名林官,
13.容有光的安昌行,商名達官。
潘振承
潘啟又叫潘振承,字遜賢,號文岩,於清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生在福建漳州棲柵社(今漳州台商投資區角美鎮白礁村潘厝社),於乾隆五十二年(1788年)卒在廣州,後被葬在故里文圃山下(今漳州台商投資區角美鎮燦坤工業園區)。
其父潘鄉是一個地道的農民,家庭較為貧苦。潘啟是潘鄉五個兒子中的老大,也是廣州十三行的商總(即行商首領)、十八世紀世界首富。
商幫形成
廣東擁有優越的人文地理環境,商品性農業發展蓬勃,明清時期,朝廷對廣東實行開放的對外貿易政策,廣東商人從此崛起,並稱雄海內外商界。
此外,廣東商幫的形成,還與廣東悠久的商業傳統,和濃烈的商品意識有密切的聯繫。自秦漢以來,廣東就一直是對外貿易的重鎮。千年的商業沉積,孕育了廣東人強烈的經商意識,促使了廣東商人在明清時期的發展。明清時期的廣東商人辛勤的經營,為中國古代商業的發展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輝煌的外貿之路
平定西域德勝圖
平定西域戰圖由郎世寧向乾隆皇帝建議送往法國製成銅版畫。廣州十三行承擔與法國東印度公司簽訂契約。
特殊藝術
由於當時廣州對外貿易的鼎盛,產生了一些特殊的藝術品——外銷畫(見《大英圖書館特藏中國清代 外銷畫精華》)及外銷瓷器(詳見廣彩)。是為迎合外國人口味而作的畫,制的瓷器。也誕生了一批外銷畫家,如,林呱(見呱五十二歲自畫像) 。這些藝術品都記錄著當時廣州十三行的輝煌。
茶葉絲綢
17世紀茶葉與阿拉伯咖啡同時進入英國。茶葉以禮品贈與英女王。英國家庭每年用1/10的收入購入茶葉。中國與英國東印度公司交易總量的92%為茶葉。在廣州也逐步形成了茶葉商業的交易網。絲綢也是受外國人喜愛的商品,當時流行“五絲八絲廣緞好,銀錢堆滿十三行”的童謠。
魏源對白銀研究統計,近代以前中國白銀60%-70%都是海外貿易得來。
鷹洋
鷹洋18世紀到19世紀,墨西哥鑄造的8里亞爾的銀幣大量流傳到印度、日本,主要是中國市場等遠東國家。
走向衰落
欠債風波
在“一口通商”的時代(1757年起),為滿足皇帝對西洋奢侈品的很大的需求十三行的商人經常自掏腰包,苦不堪言。此外,他們還經常接到名目繁多的“捐款”。最讓十三行商人難以忍受的是,朝廷在債務問題上採取雙重標準。若是外商欠行商的債務,朝廷不聞不問;若是行商欠外商的債務,朝廷首先對行商抄家入官,用來還外債,倘若資不抵債,則要公行全體成員負擔債務,維持天朝體面。
1780年時有八家行商,其中有四家欠了107萬銀元,但高利貸利滾利變成380萬。要面子的乾隆皇帝不爽了:你們這些人怎么能欠外國人錢,我們堂堂中華怎么能欠外國人錢呢 ?桌子一拍,好,欠380萬,好,還給人家760萬,加倍地還,因為你借錢就是不對的。可誰還呢?乾隆皇帝想了半天,好,就由剩下的行商來還,分十年把760萬還了,所以這四家行商的欠債到最後由其他的行商來還。同時,這四家行商全部抄家,充軍伊犁。清朝政府就是這么對行商的。
英國政府是怎么培養東印度公司的?要什麼給什麼,以東印度公司為前導,炮艦為後盾。清政府如何對待行商呢?層層壓榨!而且從乾隆開始,還形成了保甲制度,生怕外國人在借錢給中國人後受委屈。如果對雙方都設限還好,可是只對中國人設限。外國人向中國人借錢,沒關係。如果跑了呢?無所謂,跑了就跑了唄。
1814年,終於有一場官司出來了。十三行中有個麗泉行,其商人名叫潘長耀。他在1814年竟然去美國最高法院控告紐約以及費城的外國商人——向他借了錢不還。我們中國的皇帝自然不管,於是他跑到美國打官司,不但打官司,在1815年還寫了信給當時的美國總統麥迪遜,說好好管轄你的商人,不可欠錢不還。可惜美國總統沒有乾隆皇帝那樣的心態,他就裝作不知道。潘長耀寫的信還是中文、英文、葡萄牙文三種語言的信——這些行商的外文還是不錯的。信留存在美國博物館,華盛頓的美國國家檔案館。1814年他開始告,十年後麗泉行倒閉了錢還沒拿到。美國的司法制度從某種層面上來講,還是稍微有一點公平性的,欠債要還錢。但問題在哪裡呢?徒有法律,欠缺執行力。10年之後,麗泉行倒閉了錢還沒拿到,儘管已經判出勝負。這就是我們行商可憐的處境。
歷次火災
從廣州十三行的形成至逐步消亡的二百多年間,廣州十三洋行先後發生過多次大火。火勢迅猛。1822年,十三行附近一家餅店失火,波及十三行,大火連續燒了兩日,夷館、洋行多間被燒毀,損失慘重。
據後統計,11家洋行未被燒的只有5家。外商的貨物全部燒毀,所有行商房屋貨棧變成了灰燼,牽連附近的房屋店鋪千餘家。第二次大火是鴉片戰爭之後,100多名英軍士兵在洋行前中國人開的水果店搶水果吃,還用刀將店主劃傷,激起了廣州民眾的憤慨。半夜,廣州民眾火燒英國商館,廣州清政府官兵前往救火,被民眾擲來的密集石頭阻截,使之不能前進。大火一直燒到第二天才熄滅。
第三次大火是第二次鴉片戰爭期間,駐紮在十三行地區的英軍,為阻止中國軍民對外國商館的襲擊,拆毀了十三行地區周圍大片民居,留下一片空地以防止中國軍民的偷襲。12月14日深夜,痛恨侵略者的廣州民眾從被拆毀的鋪屋殘址上點火,火勢舜間即蔓延至十三行外國商館區。15日凌晨燒及美法商館,下午2時延至英國商館,到下午5時,十三行地區除一棟房子倖存外,全部化為灰燼。據當時南海知縣華延傑在《觸藩始末》一書描寫:“夜間遙望火光,五顏六色,光芒閃耀,據說是珠寶燒烈所至。”英軍失去據點,被迫撤回泊於珠江上的軍艦。十三行商館區從此結束了它的歷史。
1915年7月13日,正當廣州遭受水災之時,十三行一帶不慎失火,禍及專售火油、火柴等的同興街。油箱爆炸,油浮水面,火隨油流。火勢更借珠江上首尾連結的船艇蔓延至河南大基頭,珠江兩岸頓成火海。同時因街道水深數尺,難以施救,大火持續兩天兩夜,25條大小街道盡成火場,燒毀商號、住戶2000多家,造成重大生命財產損失。
要求“租借”位於十三行商館區殘址西面的沙面重建新的商館區。
廣州十三行與鴉片
廣州十三行的興衰同時也見證了清帝國的輝煌與衰敗。洋人不滿清政府由十三行壟斷的中介貿易地位(詳見《南京條約》),而清政府則認為鴉片的大量流入與十三行狼狽為奸脫不了干係。
嘉慶末年至道光初年,伍秉鑒因被懷疑包庇外商走私鴉片,而遭到林則徐多次訓斥。1817年,一艘由怡和行擔保的美國商船“渥巴希號”(Wabash)被官府查獲走私鴉片 ,伍秉鑒還險些因此喪命,被迫交出罰銀16萬兩。林則徐封鎖商館,斷絕糧、水等供應。
英國取消了英國東印度公司的對華貿易壟斷權利,自由商人使中英貿易摩擦激化,最終爆發了第一次鴉片戰爭。
為了證明清白,伍家在鴉片戰爭中捐出大筆銀兩,協助官軍建堡壘、造戰船、買大炮,可是腐敗無能的清軍還是打輸了。為了避免廣州城生靈塗炭,伍秉鑒又拿出100萬兩白銀,換取了英軍不進城的承諾。
相關紀錄片
2011年由CCTV記錄頻道首播的專題片《帝國商行》向人們展現了中國歷史上的“廣州十三行”,這個已逐漸不為今人所知,被人們遺忘的商人群體,曾經營了大清王朝全盛時期唯一的對外通商口岸,一度在中國中西貿易的舞台上非常活躍,該片重現了“廣州十三行”在清朝中後期,由極盛轉向衰落的過程。
批發商圈
概況
廣州十三行服裝批發市場 :位於廣州市荔灣區十三行路,熟悉的人一般簡稱為“十三行”。如今的十三行仍然是一個服裝批發中心。批發零售均可,以十三行路為中心,故衣街、十三行豆欄上街、和平東路服裝商場環繞成的物流商業圈,已成為廣州歷史最長的服裝批發集散地。這裡每天進出貨物數千噸,人流量達數十萬人次,商業輻射全國各地、俄羅斯以及東南亞地區。
廣州十三行商圈主要由新中國大廈和紅遍天大廈構成。“新中國”的一樓到三樓的零售批發商鋪每天早上六點半就開門做生意,四樓以上的大戶則八點開門。“紅遍天”一二樓也是零售批發兼做的商鋪,一般也在早上六點半開門,三樓以上的寫字樓生意較穩定,主要是向全國的批發大戶承接“打包”生意,很少做零售,大多在七點半後才開門。
廣州十三行服裝批發市場的定位:中低檔服裝批發為主,其中新中國大廈寫字樓的服裝中高檔,批發檔口以中檔為多。紅遍天服裝批發市場,豆欄街等周邊批發市場多以低檔為主。
市場現狀
每年八九月,都是十三行最旺的時段,一到換季,全國各地的服裝批發商都到這裡拿衣服,秋冬服裝如今也已掛滿了大小檔口。從皮衣、針織、毛衣、套裝、襯衣、牛仔系列等應有盡有,琳琅滿目。在“新中國”和“紅遍天”兩座大廈間有條長約400米左右的路段,全部堆滿了如山的貨物,都是用編織袋或紙皮箱打包好的貨物,等待發貨。在“紅遍天”和“新中國”大廈之間有一排寫著全國各地城市名字的發貨點,堪比省汽車站的發車處,分有省內、上海、杭州、山東、北京、石家莊、內蒙古等多個方向,還分空運和陸運等不同運輸方式。在這個發貨點附近,還形成了“紅遍天”貨運配載城等物流中心,專門做服裝批發生意。
十三行以賣20~30元的貨色為主,在全世界的中國製造裡面,凡是能用七八十元人民幣買到的衣服,幾乎都能在這裡找到。時裝雜誌里最興的藍色,已經取代了曾經大熱的白襯衣在十三行全面開花,每個檔口都有一兩件“克萊因藍”或“姣婆藍”坐鎮;當北京動物園廉價時裝街的批發商紛紛掛出了平價的窩釘系列,京滬甚至韓國首爾街頭出現“窩釘黨”和“藍衣黨”時,製作出這些流行款式的廣州人還在奮戰35度高溫。
十三行每天對外發貨達三四千噸,只要兩三天時間就能提供最新貨色,一萬多名時裝從業者正日夜為全世界草根衣櫥換季而奮戰。
地理位置
地址:廣州市十三行路
廣州市內交通線路:乘31、38、61、102、106、103、128、134、186、202、209、217、239、251、288、521、541、556、823至“人民南路站”下車~·走約350米到十三行
捷運線路:直達的捷運口文化公園站。如果想通過捷運到達十三行的外地朋友,最快的路徑是:
1.由廣州火車站搭捷運二號線到“海珠廣場”站,走路15分鐘可到十三行路街口;
2.或者到捷運二號線“公園前”站下車,轉搭102號電車巴士到“文化公園”站下車即到。
3.現已開通捷運六號線,可轉捷運坐至文化公園站,下車步行數分鐘即到。
舊城改造
荔灣區人口老化嚴重、南北發展不平衡。在此情況下,區政府在“十二五” 期間將重點落實統領舊城改造的“十三行商圈”戰略思路。據介紹,十三行商圈策略規劃編制工作已完成;廣州文化公園已下放區政府管理, 十三行歷史博物館正抓緊籌建; 上下九———十三行嶺南商貿文化旅遊體驗區被列入廣州市戰略性發展平台。
未來荔灣區將形成南有白鵝潭、北有十三行的發展格局。十三行的改造成功與否,關係著整個老城的命運。該地區不少房子已經殘破不堪, 直接危及到住戶生命安全; 同時, 大量批發市場占用了過多的道路以及其它社會資源,阻礙了舊城進一步發展。因此,儘管舊城改造困難可想而知, 但十三行商圈必須從規划進入實施, 這是老城復興的最好機會。
重在惠民
十三行地區以向2萬個低收入家庭和農民工家庭免費派發文化惠民卡。這些市民 可以憑卡在特定文化場所參觀古蹟以及觀看電影、戲曲等文化演出。但十三行地區文化設施少, 一直是文化活動的最大瓶頸。在未來的五年內,十三行地區將加大政府購買文化服務的力度。
向西看
在過去的五年, 城市中軸東移被一次次提起。地資源緊缺,“包袱” 卻又非常重的十三行地區,會有怎么樣的未來?
未來十三行地區要“向西看”。投資商對地域特性劃分非常清晰,十三行地區要發展,就必須有吸引人的特質。正如廣州的“教育、醫療、文化”在全省的位置無法取代,十三行地區將承接這份“家底”,在廣佛同城的背景下“向西輻射”,爭取更大的發展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