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歷
1918年10月22日 出生於福建省將樂縣。
1938～1943年 就讀於福建協和大學生物學系並畢業，獲理科學士學位。
1943～1947年 任廈門大學生物系助教。
1947～1948年 任清華大學生物系助教。
1948～1951年 赴英國利物浦大學研究院學習海洋生物生態學，獲哲學博士學位。
1951～1952年 任嶺南大學生物系副教授。
1952～1958年 任中山大學生物系副教授。
1958～1975年 任暨南大學生物系副教授。兼系副主任。
1975年迄今 任中山大學生物系教授。
廖翔華先生於2011年5月13日去世
生平簡介
廖翔華，家中弟妹眾多，父親教書收入菲薄，生活清寒。1930年遷家福州，他考進英華中學，藉助學金讀完中學課程。1937年因日本侵略，福州淪陷，他逃難回到閩北山區，深深體驗到中國農民生活的艱難。1939年考入福建協和大學，師從鄭作新教授研究鳥類生態，常常利用寒暑假期，隻身深入山區觀察研究高山鳥類生活，同時也常常隨漁民劃竹筏沿江捕魚，對魚類的分布、生活習性萌發了濃厚興趣。
1943年在協和大學畢業，到廈門大學生物系任助教，課餘翻山越嶺，研究鳥類區系分布。更多時間由於教學需要，常到海灘採集無脊椎動物標本。在海邊目睹漁民受漁霸的殘酷剝削和欺凌，漁民貧窮悲慘的生活使廖翔華決定放棄鳥類研究，轉向從事漁業的研究，暗下決心，但願有朝一日能幫助漁民過上好的生活，使他們衣食不愁。1947年受聘任清華大學生物系助教，1948年秋經過面試獲得英國文化協會獎學金，到英國利物浦大學學習海洋生物學，在研究院學習1年後，因成績優異、經導師推薦列為榮譽生，免修碩士課程，直接攻讀博士學位，經過兩個寒暑的拼搏，提前完成學位課程的論文答辯，於1951年取得了博士學位。
獲得博士學位後，他的導師著名海洋生物學家J.H.奧頓（J.H.Orton）教授希望廖翔華能繼續研究淡水生物學。當時美國密西根大學淡水生物研究中心也聘請廖翔華為該中心的研究員，他有意前往發揮自己才幹，並擴充自己的水生生物學基礎。但當到駐英的美國使館簽證時，美方向廖翔華提出，到美後不得返回赤色中國，只能在美定居或赴台灣服務，美方這一無理要求深深刺痛了廖翔華一顆愛國赤誠之心，他毅然放棄了這份他十分感興趣、待遇優厚的工作，決心回國服務。過港時，他又拒絕了港英政府和英國文化協會讓他到加拿大、澳大利亞或留在香港工作的邀請。他腦際時時縈繞著舊中國漁民衣不蔽體、食不果腹的悲慘生活，懷著振興中國漁業科學的抱負，堅決攜眷踏上了報效祖國的歸途。
廖翔華赴英留學時，專攻海洋魚類生態學，獲博士學位。歸國後，被嶺南大學生物系聘為副教授。當時因建國初期百業待興，廣東尚不具備海洋研究條件，根據國家經濟發展的需要，他毅然轉向淡水養殖業的研究。20世紀50年代養魚業恢復時期，魚的病害威脅著漁業生產的發展，他深入研究廣東省育苗期嚴重危害幼鯇的“乾口病”，找到病因，採取了有效的生物防治措施，控制了病害。面對20世紀50年代後期家魚天然種苗豐欠不定的威脅，他又著手研究四大家魚的人工繁殖，1958年取得突破性的進展。20世紀70年代初期淡水魚業處於重新恢復和發展的時期。這時他指出魚飼料的不足是漁業生產發展的障礙，於是積極組織力量研究魚類營養和飼料，在草魚營養和飼料配方上取得重大成果，1990年獲國家科技進步獎。他急漁農和國家水產業之所急，在魚類生物學的魚病、繁殖和營養這三個重要領域作出了貢獻。與此同時，他回國至今幾十年如一日，始終把所學的生態學學識貫穿在他的研究領域，尤其是對魚病的研究。從20世紀50年代幼鯇“乾口病”（絛蟲病之一）的研究直到以後的扁彎口吸蟲生活史和中國舌狀絛蟲分布及其種群數量變動等等的研究，可以說都旨在揭示魚類寄生蠕蟲種群變動的規律。他是中國魚類寄生蠕蟲種群生物學的奠基者。
他積極參與社會活動，20世紀50年代以來先後擔任國家科委水產專業組成員，中國魚類學會副理事長，中國魚病研究會副主席，中國動物學會常務理事，廣東省動物學會第三屆至第六屆理事長，廣東科協委員，中國科學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和南海海洋研究所學術委員，《水生生物學報》、《動物學報》、《水產學報》編委，他還曾被選為廣東省人民代表大會第三屆、第五屆、第六屆人民代表，廣東省六屆人民代表大會常委等職。
勇於開拓、勇於創新
廖翔華回國一進入南大門——廣州，即被廣東省所挽留。廣東省海岸線綿長，海洋漁業急需這方面人才。省有關領導說服他取消了擬北上就業的安排，並答應日後將籌建海洋研究所，暫時安排在嶺南大學生物系任教。緊接著院系調整時並人中山東大學學任教。1年後，他見廣東省淡水養殖業潛力極大，正待振興，決定轉向淡水養殖生物學的研究，即接受廣東省水產局委予兼任籌辦水產研究所的重任。當時一無人員配備，二無所址，三無足夠的經費和儀器設備。面對重重困難，廖翔華勇敢地挑起重擔，滿懷信心地開展了籌辦工作。他認為水產研究所必須深入養魚區紮根漁農之中，就漁塘生產問題進行生物學研究。1952年，他帶領2名大學畢業生和3名中專畢業生，帶著幾部顯微鏡和解剖鏡扎到南海九江大正的省水產公司水產魚苗試驗場建所。所謂的“所”，就是在公路邊一高疊的“炮樓”里布置了一間可供幾個人學習工作的小室。周圍都是連片的小魚塘，場裡有有經驗的養魚技工和漁農，有取之不盡的研究材料和許多有待解決的問題。他早期發表的“九江頭槽絛蟲生活史及其防治研究”就是解決當時危害家魚育苗成活率的“乾口病”的研究成果。經過5年艱苦創業，終於創辦了廣東省水產研究所（珠江水產研究所的前身），跟隨他建所的幾個人，20世紀50年代後都成長為該所的骨幹研究力量，活躍於廣東水產戰線上。
1956年廖翔華兼任中國科學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副研究員，籌辦了該所設於中東大學的魚類生理實驗室，開展家魚人工繁殖研究，1958年夏，他成功地獲得了首批人工繁殖的鰱鱅魚。
1958年秋在廣州復辦暨南大學，廖翔華被調往籌辦水產系（生物系前身），擔任系副主任。他又是白手起家，艱苦創業。為了貫徹黨的教育方針，水產系養殖專業籌辦海水和淡水兩個教學、生產基地。淡水養殖基地選址珠江邊磨碟砂約300畝低洼蔗地建場。他帶領年輕助手勘察選址，規劃，繪製藍圖。系黨總支組織該專業教師學生在他帶領下，搭茅棚，睡地鋪，住紮蔗地邊，劈蔗挖魚塘，經過一冬春的奮戰，建起了棋盤化配套魚塘的教學科研基地，占地面積近300畝，水面70餘畝。他帶領師生利用基地開展現場教學，繼續開展家魚人工繁殖研究，又獲得草魚人工繁殖成功。他組織師生深入各村魚場，為推廣普及和提高家魚人工繁殖技術作出了積極的貢獻。由於科學研究和辦學的成績，暨大生物系被評為全國先進單位，廖翔華被評為全國教育戰線積極分子，出席全國群英大會，於1964年，應邀參加北京的國慶觀禮，上了天安門。隨後他在生物系創辦了水生生物研究室（教育部部屬），“文化大革命”前已初具規模。這段創業、興業的艱辛和甘甜，曾引起他不時的追憶。
1970年暨南大學撤銷，生物系並人中山大學。1978年暨南大學復校，磨碟砂基地也被暨南大學收回，而廖翔華卻被留在中大。此時他作為“開荒牛”又只好再度白手起家，重新在中大校內挖魚塘，建設剛成立的魚類研究室的試驗基地及組建研究隊伍。飼料不足和利用不當是當時養魚業恢復和發展中的一個嚴重障礙，但是這方面研究尚未得到有關領導的足夠重視。廖翔華提出飼料是高產的物質基礎，遲早必須研究解決，並用已取得的研究成果去呼籲，去喚起有關領導的重視。他親自組建了魚類營養組，並加強研究力量，爭取承擔了省及國家魚類營養和飼料的有關項目並領導科研小組完成了國家的“六五”、“七五”科技攻關項目。“六五”攻關項目，“草魚營養需要量和飼料配方研究”，1989年得到國家教委科技進步二等獎，1990年獲得國家科技進步三等獎。他們的成果也得到了國際的重視，草魚營養的研究項目曾獲得加拿大“國際發展研究中心”（IDRC）的資助。
中國魚類寄生蠕蟲種群生物學的奠基者
廖翔華畢生的精力更多是用在開拓魚類寄生蠕蟲種群生物學研究方面。在他籌建廣東水產研究所期間，他目睹當時南海九江廣大漁塘年年遭受魚病侵害，魚塘失收的慘景，使他決心從頭學起，把研究方向擴展到這一新的領域。
當時最嚴重的魚苗病為幼鯇（小草魚）的“乾口病”（漁農俗稱），越冬期魚苗的死亡率高達90%，漁農以為是餌料不足導致魚的死亡。廖翔華經深入觀察則認為魚苗死亡是由於病原體的感染，解剖檢查發現病魚都感染大量的頭槽絛蟲（後來定名為九江頭槽絛蟲），使消化道機械阻塞。絛蟲掠奪宿主營養，導致宿主體重銳減，引起惡性貧血和腸道慢性炎症。幼鯇感染頭槽絛蟲，感染率達20%～100%，平均都在65%以上。按傳統魚病防治辦法是用藥物驅蟲，但魚生活在水中，一旦患病則不攝食，又不能強制餵藥。在珠江三角洲幾萬畝育苗塘，大面積用藥，耗費浩大。有鑒於此，廖翔華萌發了另闢蹊徑的構想，他提出應以預防為主，防止病原體入池塘。他構想：首先要摸清病原體（寄生蟲）生活史中的各個環節以及各環節的數量消長與環境條件的關係。然後切斷其生活史中最薄弱的環節，從而控制病原體的蔓延。這是一種嶄新的生物防治構想。
在這種構想下，廖翔華和他的助手花了5年的時間研究絛蟲的生活史和種群動態，他發現九江頭槽絛蟲寄生在幼鯇前腸的消長規律可分為初染、繁盛及消斂三個階段。從初染至消斂為期約1年。治療方法可以採用藥餌，但收效甚微；亦可用石灰或漂白粉清塘，但成本又較高。如果運用絛蟲消長規律，切斷其生活薄弱環節，則不費分文可徹底消滅池塘中的絛蟲。防病措施為早春清塘時毒殺在池塘中的病魚，此時成蟲亦隨之清除出塘，而存留在塘底的是億萬的蟲卵。通過研究他們又找出蟲卵在一定的溫度下最長的孵化時間，同時又找出已感染原尾蚴的劍水蚤在此溫度範圍內最長的壽命，這兩段時間的和約為50天，以之作為控制時間。在這段時間內塘底的卵都已孵化，已感染原尾蚴的劍水蚤也都已死亡，頭槽絛蟲因之自然消滅。這時培育鯇苗即不再感染。這一成果在廣東一些漁區，如順德的倫教、均安公社和南海九江公社大面積推廣，多年來這些地區未再出現絛蟲的感染。原來越冬期魚種的死亡率為90%以上,目前轉為成活率90%以上。這一科研成果為漁區創造了巨大的經濟效益，幫助漁農解決了長期困擾他們的問題。至今漁農有任何有關魚病問題仍與廖翔華聯繫。詢問解決的途徑。這一成果到20世紀80年代在理論上仍為國外寄生蟲學上學者所引用，也為中國魚類寄生蠕蟲種群生物學的研究播下了種子。
20世紀60年代在廣東養魚又出現一種流行魚病，即餅形孢子蟲的感染。在育苗11天內，使魚苗死亡率達90%以上。這一病害又引起了廖翔華的關注，他深入養魚區，住進養魚技工的草棚調查研究，經過大量解剖病魚，他發現，育苗11天后倖存的幼鯇的腸道結締組織增厚，將孢囊層層包圍，孢子因此死亡。而成魚不感染此孢子蟲。這說明其寄生具有明顯的年齡特異性。廖翔華提出在生產中可以運用這一特點防治和控制病害。即以流行此病的魚苗塘養成魚，而用成魚塘來培育魚苗，輪換使用就可以有效控制。他又一次運用生物防治措施使藥物難以殺滅的餅形孢子蟲自然消滅。
寄生蠕蟲種群生物學在國際上是20世紀60年代新興的寄生蟲學分支。中國寄生蟲區系豐富，環境條件多樣化，為發展這門學科提供了優越的條件。為了深入研究危害魚類最嚴重的寄生蠕蟲，廖翔華深入研究假葉目絛蟲在中國分布最廣的舌型絛蟲和頭槽絛蟲的分布、種群結構和種群動態。雖然年逾花甲，他仍不辭辛苦，每年都利用寒暑假隻身跋涉全國各大河川、湖泊、水庫，遍及青海、甘肅、內蒙古、新疆等邊遠地區，親自划船、下網、取樣，採集了成千上萬的標本，逐個分析，以期獲得第一手可靠數據。這項系統的研究工作，為中國魚類寄生蟲種群生物學的建立奠定了基礎，受到國內外魚病研究工作者的重視。1985年廖翔華應美國寄生蟲學會邀請出席該會60周年紀念學術討論會，宣讀了中國舌型絛蟲分布的研究論文，並在美寄生蟲雜誌上發表，被同行學者認為是對絛蟲研究的重大貢獻。
廖翔華在整理中國絛蟲分布區系時，發現頭槽絛蟲的分類在國外十分混亂，很多寄生蟲學家誤將寄生在草魚和鯉的頭槽絛蟲統稱為頭槽絛蟲。頭槽絛蟲是日本蠕蟲學家山口佐仲根據單一標本而命名的。廖翔華發現，在中國，寄生在鯉魚的頭槽絛蟲只分布在黑龍江、黃河和長江流域上游，而寄生在鯇魚的則只局限分布於珠江流域。兩種絛蟲不但自然分布區不同，而且具有明顯的種的特異性。在北方鯉魚嚴重感染頭槽絛蟲的水體中，草魚無一例感染；而在南方草魚100%感染頭槽絛蟲的水體中。鯉魚則安然無恙。因此可以認定寄生在鯉魚和草魚的頭槽絛蟲是決然不同的兩個獨立種，皆非國外魚病學者所認為的可以不加區分而全歸屬於頭槽絛蟲。
廖翔華把絛蟲區系分布、種屬特性的研究成果與魚病生物防治聯繫起來。東北撫順和四川省前些年水庫網箱養鯉發展迅速，但飼養中由於鯉魚感染頭槽絛蟲損失慘重，使用藥物治療雖能排出部分絛蟲，而病害仍然威脅生產。他根據寄生蟲種的特異性，建議漁場在網箱改放草魚就可避免感染頭槽絛蟲之害。
在研究魚病時，他自覺地運用辯證唯物主義的觀點和方法，從各個側面去認識事物的共性和個性，事物之間相互聯繫和相互制約的關係，因而能夠透過複雜的表面現象抓住事物的本質和主要矛盾，加以揭露和解決，達到魚病防治的目的。這為研究魚類寄生蠕蟲種群生物學開拓了新的途徑，也為中國種群生物學的研究奠定了基礎。
一絲不苟、嚴謹治學
廖翔華的成功，除了他具有愛國主義精神和高度事業心和責任感外，還決定於他長期以來勤奮和一絲不苟、嚴謹治學的態度。
研究結論來源於大量的數據。廖翔華一貫十分重視他的研究記錄。在他的辦公桌、書架中，可以發現他放著整整齊齊幾十本記錄，這些記錄本反映了他一生一絲不苟的研究歷程。他至今還保存著大學時代鳥類研究、留英時期鱈魚食性分析及回國初期九江頭槽絛蟲生活史等研究課題的原始記錄。不管是野外的還是實驗室的，翻開記錄本映在眼前的都是整整齊齊、端端正正、密密麻麻的數據。他說沒有足夠的數據難以作出正確的判斷，尤其是生態學研究沒有大量的數據，難以分析和找出事物間本質的聯繫。他幾十年如一日從不潦草、馬虎，要求研究生也是如此嚴格。
研究的結果，要對後人負責。廖翔華在科學研究上有一個十分堅定的習慣，就是從不輕易發表論文。他認為科研工作者要勇於攻堅，承擔難度大的課題，要刻意認識研究客體的本質，絕對不能滿足表面現象；科學研究千萬不能追求發表文章的篇數，他追求的是論文的質量。他認為研究結果，是要告訴人們科學的真理，而不能給後人製造假象和混亂。例如他對扁彎口吸蟲的研究，始於1964年，其後已取得不少成果，但他取審慎的態度，反覆驗證，直至滿意為止。完成的“扁彎口吸蟲的生物學”。第一部分“生活史”論文，在中國著名寄生蟲學家唐仲璋教授86歲壽辰學術討論會上，廖翔華作為獻給他老師的壽禮。此外還有第二部分：“扁彎口吸蟲雷蚴在螺內繁殖力與種群增長”。第三部分：“光和溫度對扁彎口吸蟲蟲卵發育和尾蚴穿出的影響”。第四部分：“溫度對扁彎口吸蟲蟲卵發育的影響”。這一研究歷時20多年。
大自然是生態工作者最好的實驗室。廖翔華開始“中國魚類絛蟲區系、分布和結構”課題研究時，已是年近花甲，他每年寒暑假還親自跋涉於青藏高原、高寒地帶的水庫、湖泊，採集標本，解剖分析，不少人勸他年事已高，野外工作可由助手代勞。但他認為野外採集不是簡單的勞動，應自己親臨現場，掌握第一手資料，能從中得到不少啟示，能發現事物間的複雜關係，這絕不是別人所能取代的。
廖翔華認為科學研究中一定要超脫名利思想，更不能有半點傲慢自滿，即使在自己的領域裡取得驚人的成績，也不必以權威自居，在科學真理面前，個人不過是滄海一粟，人的一生在宇宙間是如此短暫，而所知的是如此的有限。他時時以此律己，教育年輕一代。因此，幾十年來他在科學道路上能取得一個又一個的成果，是這種謙虛從不自滿的美德所促成的。今天，他還在這漫長的科學道路上孜孜不倦地追求著。
向自然界學習，在實踐中學習
廖翔華從教50多年，在生物學教育中，他十分注意啟發學生對自然界的興趣和培養他們的探索精神，強調不要把“生物”學成“死物”。他任暨南大學生物系系主任時，熱情幫助學生會組織生物興趣小組，清晨他手拿望遠鏡帶領興趣小組在校園觀察鳥類，分析、比較它們的飛翔、鳴叫、覓食和築巢的特點，從而引起學生的濃厚興趣；他帶領師生沿西樵山的山溝逆流採集水生生物標本，講解水生生物如何適應環境；他也很注意室內生物學技能的訓練，魚類實驗課之餘，他鼓勵學生多動手解剖不同魚類，把特徵用生物語言——繪圖語言記錄下來。他常常取出他的生物繪圖讓學生觀摩，教育學生要把自然界作為自己學習研究的課堂。
他提倡教育與生產相結合，認為這是體現理論聯繫實際的重要方面。在教育中他主張專業課應創造條件進行現場教學，讓學生既能學到書本理論知識，又能學到生產技能，並從中發現問題。20世紀60年代他帶領師生駐紮地處西樵山根的省水產養殖試驗場（現南縣養殖場），以此為大本營，組成小分隊深入到當時的均安、勒流、桂州及廣州郊區東圃、新等公社魚苗場，讓學生把學到的魚類繁殖理論通過家魚的人工繁殖加以鞏固，同時又在生產中為魚苗場普及和提高了家魚人工繁殖的技術。在教學改革中，在磨潩砂教學基地進行了兩期現場教學，學生邊學習魚類養殖生物學理論，邊從事養魚生產實踐和科學研究。在培養學生中，他採取讓學生儘可能地發揮他們各自的潛能，培養獨立思考和獨立工作的能力。他的這種教育思想成功地培養了具有獨立能力的下一代，使他的學生中的不少人成為水產系統的得力骨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