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國雄[蔣介石乾兒子唐國雄]](/img/4/9cc/nBnauM3XyYzNyYjM2MDNxUTN1UTM1QDN5MjM5ADMwAjMwUzLzQzL4IzLt92YucmbvRWdo5Cd0FmL0E2LvoDc0RHa.jpg "康國雄[蔣介石乾兒子唐國雄]")
“敏感頭銜”
年近八旬的康國雄一生坎坷，為“名”所累，因為他有一個敏感的頭銜——“蔣介石的乾兒子”。“現在知道的人少了，在‘文革’時期我可是大名鼎鼎啊！”康國雄爽朗地笑著說，“開批鬥會時，會場裡人山人海，窗台上都坐滿人，因為大家都想見見蔣介石的乾兒子到底長什麼樣！那樣的環境裡，若不是周總理的保護，我可能……”其實康國雄與蔣介石的交往非常單純，離“乾兒子”還差得遠。
童年
1941年的重慶成為全國大後方，蔣介石也來到這裡。蔣官邸在黃山，康國雄的家在汪山，兩地相距不遠。到了周末，蔣介石和宋美齡常乘車來汪山，在離康家不遠的地方下車，然後沿著公路散步。有一天，蔣介石夫婦在康家的後山坡上野餐，地上鋪一塊白桌布，上面放些點心。蔣介石是非同一般的人物，自然吸引了很多人在遠處觀望。康國雄那年十二歲，正是少年不知愁滋味的時候，而且天生膽大，不怕生人，口才也佳，六歲就拿到過兩個縣的國小演講比賽一等獎，被老師譽為“小天才”。
童心盎然的康國雄和妹妹先是爬到樹上眺望，警犬一通狂吠驚動了蔣介石夫婦，夫婦倆一看是兩個可愛的孩子，頓時有了興趣，趕緊招呼他們過來。康國雄從容走上前，蔣介石很友好地問了他們的姓名、在哪裡上學。康國雄一一作答，毫不扭捏。蔣介石對兩個孩子很快產生了好感，還為他們兄妹夾了點心，並約定:我們下次來再找你玩。
打這以後蔣介石還真記住了這對康家小兄妹，每次來汪山散步經過康家門口時都不忘叫一聲:“國雄、國雄”，濃重的浙江口音格外有特點。蔣介石沒有架子，很喜歡問老百姓生活方面的問題，聰穎的他居然能答得上來。一次康國雄的妹妹被宋美齡牽著手散步後，手上留下了很濃、很好聞的香水味道，這讓小傢伙興奮異常，到處伸出手給別人聞:蔣夫人的手好香啊。
時間一長，康國雄摸到了規律，只要有憲兵在馬路兩旁站崗，準是蔣介石夫婦要來，憲兵也都認識了康國雄。不過有一次，讓他在小夥伴面前傷了自尊。那天，他和幾個小夥伴看到路邊站著憲兵，就自信地說:“一會兒蔣委員長就要過來了。”
沒想到憲兵都是新兵，不客氣地警告他們，車子經過時不許亂叫。老熟人了受如此禮遇當然生氣，康國雄又亮出膽大的本性，等車子一過，照樣大喊了一聲:“委員長”。蔣介石一看是他，就摘下帽子笑著示意，車子疾駛而過。而憲兵大怒，叫嚷著要斃了這個小男孩。
康國雄一賭氣連續好幾次都有意躲著蔣介石，直到蔣的侍衛官來找才露面。很快新兵撤走，換上了熟悉的老兵。
康國雄的父親康心如是位大銀行家，曾參加過辛亥革命，對八路軍多有資助。一開始蔣介石不知道他們是父子關係，一次閒聊中才恍然得知，眼前的“小康”竟是康心如的兒子。彼此熟了，蔣介石還不忘鼓勵這個小傢伙，在他的紀念冊上曾留下過:“國雄賢侄，立志有恆”的題字。1942年，宋美齡在美國國會發表演說，轟動一時。歸國後，蔣介石派侍衛官送給康國雄一支“51”型派克鋼筆，這支筆被保存了很多年，直至1953年不慎失落水中。
康國雄曾受邀前往蔣家做客，並因此結識了蔣緯國。印象中，蔣官邸的陳設不顯豪華，只有普通的桌椅、沙發。晚宴是四菜一湯，菜的味道很淡並不好吃。那天蔣介石興致很高，曾提議約個時間請記者給大家拍照，後因康國雄進城上學，合影沒有拍成，當然也為日後少加了一條罪證。
康國雄不僅和蔣介石有過來往，和其他一些名人要員也有接觸。杜月笙是舊上海的黑幫頭子，在重慶期間常去康家打牌。一次學校組織抗日募捐，康國雄毫不客氣地跑去找杜月笙，可這位杜伯伯一再推脫，要等秘書回來才行。康國雄等不了，一個勁兒地催，杜月笙只得從身上摸出一張填好的支票給他，如果再開支票，說什麼也要等秘書回來才辦。
事後，康國雄和父親提及此事，父親很生氣地訓斥道:你這孩子真不懂事，你不知道他不會寫字嗎？當然要等秘書！
在許多人眼裡，攀附上蔣委員長定是飛黃騰達的台階，可康國雄從未意識到這層關係的特殊性，惟一走的一次後門還是蔣介石主動幫忙。目睹山河破碎，年少的康國雄無心寒窗苦讀，夢想著投筆從戎。1945年他毅然報考空幼，卻因沒有國小文憑而被拒。說來也巧，正當他鬱悶得無處排解時，在去汪山的公路上又邂逅了蔣介石的車隊，像往常一樣，他高聲喊住了車子，和幾個小夥伴上了汽車。汽車空間很大，中間有座椅，幾個同學坐在中間綽綽有餘，康國雄則與蔣介石坐在後排。敢說敢當的康國雄訴說了投空幼無門的苦悶，蔣介石立即命令一位叫余濱東的侍衛官去辦理此事。意外驚喜令幾個小夥伴欣喜若狂，不久，康國雄果然收到了錄取通知書。正當他夢想著駕機翱翔的時候，日本投降，當飛行員的夢想破滅了。
回憶往事，康國雄感慨良多:自己兒時不懂政治，對蔣介石並無惡感，而且也沒覺得這是件風光的事，從未向同學炫耀過，不過是一段正常的交往而已，可在某些人眼裡卻成了一道很好使的緊箍咒。
成年
高中畢業後，康國雄考入了南開大學經濟系，後分到了北京機械學院任教。“文革”中因“蔣介石乾兒子”的罪名蒙受了嚴重衝擊。他的遭遇不但得到章士釗等著名人士的鼎力幫助，甚至驚動周恩來總理三次批示予以保護。
章士釗與共產黨領導人有著密切聯繫，周總理曾叮囑下屬，章老的信件必須當天送到。1968年，為了說清“乾兒子”一事，康心如請章士釗幫忙。章士釗為人正直，遂向周總理反映。一年後，周總理的批示才傳達下來，康國雄私下得到的訊息是批了五點意見，大體是:對康國雄的歷史問題一律按民主人士處理；如果發現康國雄是蔣介石的乾兒子，但未發現什麼嚴重政治問題，不予追究，若發現有什麼嚴重政治問題要上報中央進行處理；如發現有嚴重三反言行，上報中央酌情處理；對康國雄的家庭生活和工作問題要給予照顧；要文斗，不要武鬥。
機械學院軍宣隊曾一度考慮讓他留在北京，但當時正值“清理階級隊伍”高潮，周總理的這次指示並未得到真正執行，康國雄還是隨北京機械學院搬遷到漢中。
在漢中期間，康國雄的命運更為不幸，經常受到批判和審查，健康狀況明顯下降。醫生建議他回京治病，可身處困境，回北京談何容易，康國雄不得不讓妻子向章老求援。
章士釗不顧體弱多病，向周總理寫了第二封信。那個時候，周總理的處境也很難，但還是很快作出反應，寫信給國務院有關部門，指示要許可康國雄回京治病，而有一位負責人士竟然沒有原原本本地傳達，只是了解了一下情況，機械學院的回答是康國雄有三反言行，頂著不放人。
相反，康國雄被打成了“五一六”分子，背負了又一罪名，不堪重負的他再向章老求援。章老提筆第三次給周總理寫信，並附上了康國雄的三個醫院證明。百忙中的周總理立即做了第三次批示。康國雄終於被解放了，他隱約感覺可能是中央領導說話了。回到北京才確認是周總理的批示保護了他。原來，機械學院最初仍想阻攔，直到機械部明確表態:這是周總理的批示，不能頂！當地才放人。康國雄對周總理的三次保護感激不盡，老人家公務那么繁忙，竟幾次三番為他的事情操心，真不愧是人民的好總理。同時從這件事上也可以看出，“九一三”林彪事件之後，周總理在黨內的地位和威望日高，第三次批示與前兩次批示的作用大不一樣。
晚年
康國雄回到北京先是在朝陽區七二一大學任教，改革開放後，康國雄參與了創辦朝陽區職工大學的工作，他充分發揮善於組織、善於公關的長處，使得朝陽區職工大學躋身市十所重點職工大學的行列。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康國雄隻身闖香港，在那裡打拚了一片新天地。1997年，康國雄訪問台灣，看望了國民黨元老陳立夫和蔣緯國，拜謁了蔣介石陵。
2015年1月30日，“康國雄先生去世”的訊息出現在一個名為“黃埔後人”的QQ群里。國民黨將軍張自忠的孫子張繼祖、抗日將領張靈甫的兒子張道宇先後致電錶示哀悼。這名86歲的老人，20歲以前是美豐銀行的少東家，30歲時因“蔣介石的乾兒子”這頂帽子而備受摧殘，60歲遠走香港，80歲後致力於口述史，還原民國記憶。
“道行諸斗室，公義在握，康老活的不窩囊。
厄起於螟蛉，大帽壓頂，國雄從此難自由。”
這是央視主持人崔永元寫給康國雄的悼詞，用以紀念這位歷盡滄桑，有著豐富人生的耄耋老人。
美豐銀行少東家，與蔣介石結緣
1929年，康國雄出生在時任美豐銀行董事長康心如的家裡。其父康心如是當時西南地區首屈一指的金融大鱷，康家定居重慶，康國雄因此得以結緣蔣介石。
1941年，12歲的康國雄與妹妹在自家後山玩耍時，發現同在後山野餐的蔣介石與宋美齡。康國雄並不害羞，大方地上前跟蔣介石夫婦聊天，回答蔣介石關於老百姓生活的各方面問題。
“從這次之後，蔣介石每次來汪山散步，經過我家門口時都要叫上我，讓我陪他們散步、聊天。”康國雄在回憶錄里寫道。陪蔣介石散步的日子持續一段時間後，蔣介石送給康國雄一隻派克鋼筆，並題寫過紀念冊。
在文革中，這段交往被扭曲成“康國雄是蔣介石的乾兒子”，這頂帽子一扣扣了近20年，康國雄因此受到諸多迫害。
“我對這段童年的歷史毫無羞愧和後悔，這是一段很有趣味的美好回憶，就跟每個人都有的童年時代的美好回憶一樣。可它卻被無限上綱上線，我的身家性命幾乎被毀……”這是康國雄老年時表達的他對與蔣介石交往的看法。他的人生因為有這樣一段插曲，數次被命運推向絕境。
有反骨的公子哥
在四川，康家是大戶。康國雄的祖父康壽桐曾任彭山縣（今屬四川眉州）知縣，政績不菲。康壽桐有四個兒子，大兒子康心孚與二兒子康心如先後前往日本早稻田大學留學。康心孚是同盟會的創始人之一，回國後在成都進行革命活動。
康國雄的父親康心如，深受大哥影響，創辦報紙和圖書公司，最終選擇了“實業救國”，成為一名金融家。
“我大伯是通過清廷地方要員‘咨送’才能出國的，推薦的官員警告我祖父說，小孩子要好好管教，不要背祖離宗，誤入歧途。但我大伯還是選擇了革命，並最終得到祖父的支持。”父輩的人生選擇帶給康國雄不小影響，他用“叛逆”來形容自己的一生。
家裡人不允許他出門，鎖上門，康國雄就悄悄翻窗戶出去；不允許他吃零食，他就躲在被子裡偷吃；學校不允許參與政治活動，他就組織學生參與罷課……在巴蜀中學，康國雄聲名遠播。除了叛逆外，他熱愛攝影，投身各類集體活動，成立社團，甚至想組織黨派。
1948年，國內形勢混亂，國民黨頹勢明顯。巴蜀中學停課，康國雄在家休學一年。1950年，康國雄重返學校後，發現政治打擊從此開始。
30年政治風波
1951年，22歲的康國雄考入南開大學經濟系。四年大學生涯，他不再關注政治局勢，轉而組織同學進行文體活動。他成立了攝影小組，組織戲劇社，教同學玩橋牌，同時配合著天津市公安局對他的長期調查。
在之後的肅反運動、反右運動、以及文革中，康國雄數次被抄家、被下放、被送往勞改隊。他與蔣介石交往的經歷被人揭發，“蔣介石的乾兒子”這頂帽子扣在了康國雄身上。
“那時我5歲，第一次來抄我們家的情形我記得清清楚楚。一家人全站在大樹下，我嚇得不敢尿尿。”康國雄的兒子康宏邁說道。從1966年開始，他與哥哥姐姐就開始“夾著尾巴”生活了。“那時候知道自己是‘狗崽子’”。
文革前，康家有著相對嚴厲的家規：在家裡不能穿拖鞋、不能穿背心、吃飯時不能有聲音、米掉到桌上必須撿起來吃了、筷子擺右邊刀叉擺左邊。“文革之後，這些規矩都沒有了。他是承受了最大的壓力，把這個家維持下來。”文化大革命期間，康國雄帶著妻子和三個子女，沒餓飯，有衣穿有房住，大兒子康宏通感慨父親很不容易。
從1950年至文革結束，因為家庭出生，因為與蔣介石曾經的交往，康國雄歷盡磨難。其中三次危急時分，有賴周恩來寫信關照，使得康家人相對平穩地度過了那個年代。
“祖墳好，可能是祖上積德。”康宏邁說道。
花甲之年闖香港
1984年，康國雄決定離開大陸。
“我想，既然要出去，就應該把我多年吸菸的壞毛病治好，冬天少犯病才好。”康國雄在自述里描寫戒菸的痛苦，但在出境的動力支持下， 他終於戒了煙。
1987年，幾經努力後，康國雄拖著兩口旅行箱，帶著三十多封介紹信前往香港。初到香港後，康國雄一年內四次搬家，輾轉住在朋友家、辦公室、以及出租屋。三十多封介紹信並沒能為他介紹到一份好工作。
在香港，他還遭遇過打劫與彩票中獎。一年半後，通過自己的努力，康國雄最終做成了幾筆生意，在香港站穩腳跟。“我58歲闖香港，憑的是什麼，是不服輸這口氣。因為我是資本家出身，他們認定我除了接受‘勞動改造’外什麼也不能做。我從未低頭屈服過。壓制越大，反彈力越強。”康國雄這樣寫到。
“我爸的一生就是豐富的一生，折騰的一生，他經歷了太多事情，他不是默默無聞的一個人， 他是有理想有追求的一個人。”兒子康宏通說道。
80歲志在講述歷史
最近幾年，隨著口述史的興起，一批年輕人開始對民國歷史感興趣。
“爸爸最後這幾年找到了自己的社會定位，他接待那些從全國各地來的人，跟他們講過去的事，幫他們聯繫他們想找的人，寫自述，回憶自己經歷的事情。”康宏通說道。
從2009年開始，80歲的康國雄越來越多地參與到口述史的工作中。他怕歷史留不下來，爭分奪秒地做所有恢復歷史的工作。
經歷過民國時期仍健在的老人並不少，但願意回憶那段歷史的人卻並不多。羅英的母親與康國雄同齡，同是巴蜀中學畢業。她在文革中也遭到批鬥，但至今羅英都不知道母親當年具體經歷了些什麼。“我媽到現在都不說，你問她，她就說‘少給我講這個，想起來我就心煩’。到現在都不講，提起來她就受不了。好多事是我舅舅，從台灣回來以後告訴我的。”
羅英如今在重慶從事導演的工作，近幾年，她看到跟母親同齡的叔叔伯伯們相繼離世，她怕趕不及，歷史恐怕留不下來。
自由民主憲政，是康國雄思考多年後致力於傳播的觀念。他的冬粉越來越多，年輕人紛紛登門拜訪。老伴陳澤琴因為喜歡安靜，專門搬出小屋，讓康國雄將小屋完全作為接待朋友與後輩的會所。
在復興門外大街，這間臨街的，50平的一居室在最近的5年裡，接待了超過400位訪客。康國雄在這裡住了三十年，“這幾年他特別高興，跟孩子們講歷史成為他生活的支柱。”康宏通說道。
“他是個帥老頭，溫和而包容，因為經歷過兩個政權，所以對這個世界有自己的看法。”趙秀才在北京做編劇工作，幾年前認識康國雄之後，就一直與他保持密切聯繫。康國雄稱趙秀才是他最得意的門生。
1月初，康國雄因為肺炎住院，後病情加重。離世前一天，57歲的兒子康宏通跑了三家蛋糕店給父親買肉鬆，“想著他喜歡吃，就去給他買，結果也沒吃上。他說希望再給他五年，讓他把所有的事情做完。”
（鳳凰網/楊希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