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平谷文物志》，歷時三年時間，值平谷建置2200年之際，由民族出版社出版。該志全面概括了平谷舊石器時代至近現代的歷史文物古蹟，分為總論、上宅文化、劉家河商代墓葬、古遺址、古墓葬、古建築、石刻造像、近現代遺蹟、重要文物、文物管理、文物大事記、附錄等章節，總計30餘萬字，200餘幅照片。國家文物局副局長張柏、北京市文物局局長梅寧華、文物建築專家羅哲文、平谷區人民政府區長王雲峰欣然為本書題詞、作序。平谷，歷史悠久，早在十幾萬年前，就有人類在此生存繁息。7000—6000年前，平谷的先民創造了光輝燦爛的上宅文化；漢高祖十二年始建平谷，至今已有2200年，是北京市郊區縣中建縣較早的區縣之一。悠久的歷史，給我們留下了眾多的文物古蹟。
平谷區現有市級文物保護單位4處，市級地下文物埋藏區3處，市級愛國主義教育基地2處，區級文物保護單位20處，不可移動文物108項。文物數量與其他郊區縣相比甚少，但平谷文物卻有自己高精尖的特點。
光輝燦爛的上宅文化
上宅文化，是北京地區迄今發現最早的原始農業萌芽狀態的新石器時代文化，主要分布於北京地區東部的泃河流域。上宅遺址和北埝頭遺址是上宅文化的代表，主要出土了生產工具、生活用具和裝飾藝術品三類。
第一類，生產工具，絕大多數為石質，主要是打制、琢制、磨製、壓削的大型石器，如石斧、石鑿、石錛、盤狀磨石、石磨盤、石磨棒以及單面起脊斧狀器、砧石和石球。石斧是原始農業的重要工具，用於砍伐樹木、刀耕火種等。石磨盤和石磨棒是用來加工糧食，製作陶器時研磨泥料用。而雙刃石斧則是當時比較先進的生產工具。這些跡象表明，在這些已形成固定居住聚落遺址的經濟是以原始農業為基礎，還包含狩獵、採集等多種生產形式。
第二類，生活工具，皆為陶器。全部手工製作，採用分片貼築法、泥條盤築法製成，陶色以紅褐為主。主要有深腹罐、缽、碗、杯、勺、器蓋等，其中圈足器和深腹罐是上宅文化陶器的代表。器物外表以抹壓條紋、劃紋、壓印“之”字紋、蓖點紋等組成的三角形、波紋、羽狀紋等。器形和紋飾都具有明顯的地方特點。從出土的陶器可以了解到，當時制陶技術已有一定水平，已懂得一些陶器綴合修補技術，這充分反映出先民們在辛勤勞動中體現出的聰明智慧。
第三類，裝飾藝術品。這些物品有空心陶球、陶海馬形飾、陶羊頭、陶熊頭形飾、陶塑豬頭等。石器中有耳鐺形器、小石魚、石羊、小石龜和石猴形飾件。這些動物造型準確，神態生動、手法古樸，既有大膽的概括，又有細微的雕琢。美術史學家指出：上宅陶塑豬頭，是目前我國出土年代較早而造型最精真的一件工藝品；而上宅出土的石猴，是我國迄今發現最古老、最逼真的石雕之一。可以說陶塑豬頭和石猴這些藝術品，把我國的雕塑史提前了1000年。也有學者分析，上宅遺址出土的小動物雕塑，其用途是用於計數的。在西亞和我國其他地區都可以找到類似的例證。在中國的發現具有世界意義。
上宅遺址的發現，為建立北京地區新石器時代考古文化序列增添了新內容，得到了國內外專家學者的關注。北京大學教授、著名歷史地理學家侯仁之幾次考察後認為，上宅遺址早於西安半坡遺址，是一種代表北京東部地區的獨具特徵的新石器時代文化類型，具有綜合的研究價值。又說“西有周口店龍骨山，東有上宅，東西文化遙相輝映，珠聯璧合，填表補了北京史的空白。”
上宅文化的環境考古調查，在推進我國環境考古學上起了帶頭作用，使平谷成為中國環境考古學的策源地；同時，在金海湖畔建成了我國第一座以考古學文化命名的專題館——上宅文化陳列館。原中國社會科學院地質與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員周昆叔先生稱其是平谷區20世紀末的兩件文化盛事。
總之，上宅遺址的發現，隨著專家學者們研究的不斷深入，上宅文化必將為中國古代文化史增添重要的一頁。
地方特色的劉家河商文化
在平谷發現商代中期墓葬，這本身就是個謎，而且出土了40餘件金器、銅器、玉器，其中青銅禮器16件，並且在中國青銅史上占有重要地位，這就更引起了許多專家學者們的極大關注。劉家河商墓的發現，對於平谷地方史的研究和北京史的研究極為重要，它填補了北京史研究中商史的空白，並提供了一批重要的實物資料。劉家河商墓中出土的16件青銅禮器，包括食器、酒器、水器三類，分別為鼎、鬲、爵、卣、盤等。這些器物，受中原地區強烈的影響，帶有中原文化的特點。例如：劉家河出土的5件鼎中，圓鼎3件、方鼎2件。據有關專家考證，方鼎，除中原鄭州外，出土不多。方鼎是有一定的身份地位的人用，偶數出現。劉家河也是如此。鼎是青銅禮器中最重要的器物，列鼎是 統治階級內部上下尊卑的等級差異。鼎主要是用來祭祀天，奉敬祖輩。據古書記載，鼎一組數目是以奇數組合，為“九、七、五、三”即為“天子九鼎、諸侯七鼎、大夫五鼎、元士三鼎”。由此可見，劉家河商墓墓主人生前地位較高。
此外，劉家河出土的青銅器中，一件鐵刃銅鉞，將中國使用鐵的歷史提前了1000年。這是繼河北藁城台西出土商代鐵刃銅鉞後的又一大發現。鐵刃銅鉞的發現，說明墓主人是具有一定軍事與行政權力的人物。
通過劉家河商代墓葬中出土青銅器的數量、墓葬規模，有專家推測該墓可能是某一方國首領之墓。劉家河一帶可能有一個方國文明，是一個中心。
獨具特色的明代長城
提起中國的萬里長城，人們會不約而同地想起八達嶺、慕田峪長城，其雄偉壯觀眾人皆知，也就不用多說了。當提到平谷長城時，知者甚少。平谷長城，以其獨具特色而著稱，是東起丹東老虎山西至嘉峪關的明代長城進入北京段的最東端。平谷區境內長城，全長57公里，屬薊鎮馬蘭路、牆子路管轄，歷經修整。據《四鎮三關志》 等文獻記載：洪武、永樂年間建關隘；嘉靖三十年建造邊城；嘉靖三十六、三十八、四十四年、隆慶元年進行修繕；隆慶三年至萬曆元年節次建造空心敵台。
平谷段長城分布於燕山山脈，東起河北省興隆縣、天津市薊縣和北京市平谷區交界的金海湖鎮紅石門村大松木頂，沿區界向西北延伸至黃松峪鎮、經南獨樂河鎮後，向北經山東莊鎮、熊兒寨鄉、鎮羅營鎮等6個鄉鎮19個自然村，至鎮羅營北水峪村北山，出平谷區境，進入密雲、興隆縣境內。城牆高1至5米，寬1至3米不等，除城牆外，部分地段以險為障，以崖代牆。在沿途
兩山之間分別設有彰作里關、將軍關、黃松峪關、南水峪關、北水峪關等5座關口，由重兵把守。在關口附近，設有東上營、峨嵋山營、熊兒峪營、鎮羅營、黑水灣寨、峨嵋山寨、漁子山寨、熊兒峪寨等8座營寨，用於補充兵力。此外，還設有普通敵台47座，敵樓65座，煙墩6座。說平谷段長城獨具特色，並不為過，人們大多見到的是下為條石作基礎，上為城磚壘砌的磚長城，而平谷段長城皆為石城，除關隘、敵樓處用條石作基礎，大城磚壘砌外，其餘皆就地取材，不加任何修飾，壘築而成，給人以粗獷豪放的自然之美。文物建築專家羅哲文先生稱為 “乾碴邊”。如將軍關附近的邊牆多採用將軍石河中的鵝卵石；而鎮羅營玻璃台段邊牆則採用當地花崗岩壘築，這在其他地區是很少見的。在建築結構上，牆體、墩台、垛口，均呈梯形結構，上小下大，收分明顯，這是設計師從長城堅固性和穩定性的角度考慮的。
說平谷長城的獨特之處，首先是將軍關，又稱將軍石關，是明代萬里長城進入北京段東端第一座重要關口。歷史上為咽喉要道，兵家必爭之地。據《四鎮三關志》載：“永樂年建正關水口東西墩空大段頭山墩空通眾騎極沖迤西通步緩。”將軍關的獨特之處有四，其一，關城內的“ 丁”字街，同平谷近鄰天津薊縣黃崖關內的八卦街類似，均是從防禦角度設計的，依然保持原有布局。其二，關城樓東側建敵台，羅哲文先生說這在其他地方是少有的。敵台基礎為大塊條石壘砌，上為磚築，內側建有一石券門，可拾級而上。其三，樓上建有一迴廊式鋪房，鋪房在長城上是一種很普通的建築，多為井字形布局，而迴廊式結構較少。其四，敵台券門左右的牆體砌有10個“U"形的凹槽，間隔2.9米，用異型磚拼砌，上深下淺，過渡極為平滑。與眾不同的是，這個凹槽設在面向關城的一面，而不是面向關外。其用途說法不一：1、往樓上運送東西的溜道；2、雷石口；3、排水設施。其確切用途有待進一步研究。
素有“北方泰岱”之譽的丫髻山
丫髻山因雙峰聳峙，狀若古代少女而得名。相傳唐朝初年，即有道人在山上結廬修煉。明嘉靖中，有王姓老媼，發願修建。明清時，受到皇室重視：康熙四十三年、五十五年；乾隆十二年、十八年、三十四年；道光十七年與皇太后等三朝皇帝多次駕臨丫髻山，並題辭賦詩。明時“敕賜護國天仙宮”“敕建靈應宮”等門額，現存康熙御製丫髻山玉皇閣碑中記載：“自元明以來，號為近畿福地……”數百年間，山上山下建有數十座廟宇，斗姆宮、碧霞元君祠、玉皇閣、鐘鼓樓、藥王殿、三皇殿、巡山殿、回香亭、東嶽廟、紫霄宮等，形成山上、山腰、山下三組規模宏大巍峨的建築群，成為“京都名勝大觀”。舊時北京有“五頂兩山”之說，“兩山”即“京東丫髻山，京西妙峰山”。
丫髻山具有五大特點：一是皇家祭祀之所。康熙五十二年撥帑金為康熙六十大壽做萬壽道場建玉皇閣；道光十六年下旨修繕碧霞元君祠和玉皇閣；並且每年四月內務府或王公大臣來此朝山進香已成慣例。因此可見皇室對丫髻山的重視。在《光緒順天府志》等典籍中，沒有把丫髻山列在寺廟，而是列在“祠祀”中，“祠祀”是供奉祖宗、鬼神或有功有德的人的，將丫髻山列入其中，由此可見一斑。二是民間廟會之盛。丫髻山四月廟會，明時興起，影響 之廣大，京、津、魯、晉、豫、內蒙、遼寧等善男信女紛紛來此朝山進香，每天多達數萬人。因此，丫髻山廟會成為華北四大廟會之一。三是碑刻之多。丫髻山上碑刻多是出了名的，民間有“盧溝橋的獅子，丫髻山的碑”的說法，山上除了有康熙、道光兩位皇帝的御碑，康熙三子、雍正元年的碑刻外，還存有大量民間“老會”碑刻。在民間花會中，百年以上才能稱之為“老會”，不足百年，只能稱為“聖會”。眾多碑刻，形成碑廠子、八卦碑林等景觀。四是北方泰岱之譽。丫髻山為北方道教名山，建有碧霞元君祠、玉皇閣等建築，其建築格局與山東泰山相似，明清之時，即有“北方泰岱”之說。五是殿堂神像供奉位置獨特。丫髻山除供奉碧霞元君、玉皇大帝外，還有三皇、藥王、東廟大帝、十二太保、四大元帥等諸神，在一般的寺觀中，七十二司、十殿閻君等都供奉於東嶽廟內，而丫髻山的十殿閻君則供奉 在東嶽廟後的回香亭內，這種布局在其他寺觀中是很少見的。
文化底蘊深厚的石刻造像
平谷石刻文物眾多，主要有碑刻、經幢、墓誌、匾額、造像、摩崖、岩畫等。在石刻造像中，平谷出土的漢代石墓門，為北京地區少有，可與河南南陽、山東徐州的漢畫像石相媲美，在中國古代藝術寶庫中占有重要地位。石墓門由門框、門檻、門楣、門扇等組成。門扇一面刻有朱雀、獸面銜環，另一面刻有菱形圖案，菱形圖案是漢代紋飾中比較典型的圖案之一。門框上刻有門吏，手持殳，頭戴網幘，著寬袍。整個石墓門，均採用淺浮雕的方式雕成，同時融入中國傳統繪畫大寫意的表現形式，線條簡潔洗鍊，古拙粗獷。
在盛行厚藏之風的漢代，事死如事生的封建理念中，出土陶器，也是情理之中的事，然而，能使用如此精美、高規格的石墓門，可見其墓主人的身份、地位非同一般。雖不能確定墓主人的身份、地位，但是，石墓門的發現，為研究漢代喪葬禮儀制度提供了重要的實物資料。
作為文字載體的石刻，有“不朽的史書，文獻的寶藏”之稱，是僅次於圖書的最大文獻資料，具有修史、正史、補史的作用。
平谷現存的元代八思巴文興隆寺聖旨碑，是北京地區現存元代較早碑刻之一。八思巴文，屬拼音文字，共有41個字母，是忽必烈的國師八思巴所創，由於文字字形難以辨識，未能普及，主要套用於官方檔案。興隆寺聖旨碑，所刻內容為官方布告。碑陽為八思巴文，碑陰為元代白話文。
興隆寺聖旨碑，澄清了“民國”二十三年《平谷縣誌》記載“蒙古文碑存，大德三年。” 這一模糊概念。“大德三年（即公元1299年）”到底是立碑時間，還是聖旨頒發時間？在碑陰中明確記述，“大德三年七月日住持妙光寂□立石”；那么聖旨又是何時頒發的呢？碑文中記載“聖旨，馬兒年六月十二日寫於上都。”原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所長照那斯圖先生考證“馬兒年六月”為至元三十一年（公元1294年），即成宗完者篤皇帝繼位後第二個月所頒。同時，校正了《平谷縣誌》“興隆寺，在瑞屏山下，至縣二十里，元大德元年建，宏（弘）治年間重修，今俗稱肖家院”這一不正確說法，興隆寺始建年代，應早於聖旨的頒發時間至元三十一年即公元1294年。
碑刻，多為一個地區的石刻檔案，對重大歷史事件、人物等有所記述。如康熙二十五年所立重建府君神廟碑中記述“大清康熙十八年歲次已未七月二十八日巳時地震不惟民居傾圮而廟宇難存……”；康熙四十三年所立重修臨泉寺記碑中記述“其間興廢不一舊碑修其略已未歲地震傾圮……”等等，分別記述了康熙十八年地震事件，這也進一步證明了文獻記述史實的真實性和可靠性。
平谷現存碑刻，記述內容豐富，為研究平谷歷史、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提供了重要的文字資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