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
科學作為一種特殊的社會建制，決定了科學共同體成員必須遵循基本的行為規範。美國科學社會學家M·默頓把這些行為規範概括為：普遍性、公有性、無私利性和合理的懷疑精神。這種行為規範雖不像“希波克拉底誓言”那樣明確，但科學家在學習知識或從事科學研究的過程中自然地接受並內化成為科學家的精神氣質。
於是，在公眾的眼裡，科學是誠實的職業，科學家被看成“天生誠實的人”（韋伯語），他們“在某些方面顯然比知識界的其他人在道德上更受人尊敬”。科學界也普遍認為，科學研究是一個“有效的、民主的並能夠糾正自身錯誤的”系統，科學的誠實不取決於科學家個人的品德，而是受到制度方面的制約，即科學活動受到“在其他任何領域的活動所無法比擬的嚴格管制”（默頓語）。然而，80年代轟動世界的“巴爾的摩事件”卻再次打破了上述神話，並對科學共同體神聖的行為規範提出了嚴峻的挑戰。
巴爾的摩簡介
巴爾的摩在美國科學界是一位風雲人物。他是紐約洛克菲勒大學的校長，一位傑出的分子生物學家。他因發現逆轉錄酶能將核糖核酸逆向轉錄為脫氧核糖核酸（RNA→DNA）而獲諾貝爾獎。
實驗
1981年，科學家們發現，小鼠的生殖細胞在導入外源的大鼠照鼠要大上2倍，被稱為“超級鼠”。轉基因鼠的出現為基因表達研究開拓了一個新的空間。正在從事抗體基因研究的巴爾的摩立即抓住了這一時機。他敏銳地想到：如果將含恆定元件a的外源基因導入小鼠的生殖細胞，小鼠內源基因的重排是否會效仿外源基因，也產生含有元件a的基因？要證實構想，必須做血清學的測試鑑別，即對轉基因小鼠用放射方法進行鑑別。巴爾的摩把這一鑑別任務交給了他的得意助手，麻省理工學院教授T·伊瑪尼茜·嘉莉，還給她配上了強大的研究陣容。1985年5月，嘉莉不負眾望，取得了預期成果：小鼠的內源基因確實會效仿外來的重鏈基因。1986年4月，巴爾的摩和嘉莉在《細胞》雜誌上發表了題為《在含重排MU重鏈基因的轉基因小鼠中內源免疫球蛋白基因表達模式的改變》的實驗論文，這個發現具有重大學術價值。在論文提供的大量數據、完整的程式和事實的記錄面前，人們無法懷疑這一實驗結果。
實驗後果
一個月後，巴爾的摩實驗室的一位博士後M·歐圖勒在仔細讀了長達17頁實驗記錄後，發現與論文不符。論文中提到的一些關鍵性的實驗，在實驗記錄中根本找不到。論文有造假嫌疑！於是她向塔夫茨大學當局匯報了這一情況。學校調查組的調查結論是：論文記錄雖有“小小的錯誤”，但並沒有造假。歐圖勒不服，告到了國家衛生研究院。國家衛生研究院對此事展開正式調查，結果還是：論文沒有造假。
在此期間，歐圖勒處處受壓。權威的《科學》、《自然》、《細胞》等雜誌都拒絕刊登批判文章。最後，官司打到了國會。1988年5月，國會調查分組委員召開了聽證會。而巴爾的摩在《致同事》的公開信中聲稱完全沒必要進行調查，他可以保證特里薩·嘉莉的人品。他以為，以他在科學界的聲譽和權威，可以讓調查中止。他指責調查人員費特爾、丁吉勒、斯圖爾特等人，說他們毫無根據地干涉科學問題。他甚至以言語相要挾，聲稱這是一 場“悲劇性的調查”，認為“外行是不可能評價科學的”。由於事態並沒有像他預料的那樣，他不得不刊登更正文章，但他指出 ，修正並不會減弱論文結論的可信度。
巴爾的摩的言行造成了十分惡劣的影響。為捍衛科學純潔性 的可憐的“小人物”歐圖勒受盡折磨和冷落，在巴爾的摩榮任洛 克菲勒大學校長時，她被解僱了。
國會和聯邦經濟情報局的調查結果最終顯示：實驗的日期與 嘉莉的記錄不一致，她是用截取日期轉貼到日期記錄紙帶上的方 法來造假。這一發現使嘉莉名聲掃地。
直到這時，巴爾的摩才不得不承認自己為嘉莉辯護的錯誤， 並向歐圖勒公開道歉。至此，被稱為“美國科學史上最令人傷心的悲劇”的巴爾的摩事件，終以真理戰勝虛假告終了，卻給人 們留下了無盡的思索。
巴爾的摩事件決非偶然，它只是科學界眾多弄虛作假案中的一例，它從側面反映出科學體制中存在著嚴重缺陷。
啟示
在現代，科學的體制化、科學家角色職業化，使得追求真理不再是科學活動的惟一要求，功利性已開始成為科學活動的主要目的之一。由於科學內部的運行機制是通過獎勵系統實現的，謀 求獨創性的成果，爭取社會承認，自然會成為科學家行為內在的 激勵因素。當科學家有了對社會承認的強烈渴望以後，就難以用嚴謹的科學態度來對待科學研究。因此，僅僅依靠科學內部的規範機制則難以防範科學家的越軌行為。在作假事件日益增多的今 天，特別需要健全科學內部的評價機制和建立權威的查處機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