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晉佛教
西晉佛教，是說從晉武帝泰始元年（265）到愍帝建興四年（316）建都在洛陽，共五十一年間的佛教。在這個時期，著名的佛教學者竺法護、安法欽、彊梁婁至等人分別在敦煌、平涼、天水、戶縣，長安、洛陽等地，翻譯弘傳教因此佛教比起前代來有了相當的發展。西晉佛教的活動，主要是譯經。有人統計，這一期間從事譯經的國內外沙門及優婆塞共十二人。首推竺法護。他是月支人後代，世代住在敦煌郡。在洛陽、廣州、關中等地都有人譯經。竺法護早年跟隨他的師父到過西域，獲得《賢劫》、《法華》、等經的梵本共一百六十五部。泰始二年（266）他從敦煌到長安，後到洛陽，又到江左，沿路帶著經典傳譯，未嘗暫停。他的譯業最盛時期是從武帝太康到惠帝元康二十年間（280—299），所譯出的大小三藏經典共一百五十四部。帛遠，字法祖，河內人，博學多聞，通梵晉語，於方等經深有研究。時在長安建造佛寺，從事講習。後來在隴右，隴東一帶弘法“高僧傳”說其“道化之聲，被於關隴，崤函之右，分奉之若神。”西晉的佛教義學，繼承後漢、三國，以方等、般若為正宗。主要弘揚般若性空之理。另外竺法護也譯出了《首楞嚴》，足見當時朝野對佛教的信仰，已經相當普遍廣泛了。
平涼佛教
改變殺性的石勒
五胡十六國，特別是二秦的佛教，由於統治者對佛教大力提倡，在中國佛教史上占極重要的地位，其代表人物為道安和鳩摩羅什。西域沙門佛圖澄（232—348）在後趙的弘傳，那時平涼屬後趙，雞頭道為最重要的交通咽喉。佛圖澄於西晉永嘉四年（310）來到洛陽。其時後趙石勒屯軍在葛陂，專用殺戮來壯大聲威。南懷謹說他“嗜殺好貨，野蠻成性”時，印度名僧佛圖澄此時到後趙區域，宣揚佛教的慈悲教化，他主要教人們安般守意，是禪門大德。佛圖澄通過石勒的大將軍郭黑略，和他相見，用神通感化了他，阻止了他的殘殺，從此，包括平涼人民在內的後趙人民逐漸奉佛。後來石虎即位，也很尊崇佛圖澄，一時人民多營寺廟，爭先出家，他受業的弟子常有數百人。和佛圖澄同時在後趙的，還有敦煌人單道開，襄陽羊叔子寺竺法慧和中山帛法橋（經師）等。帝王苻堅
繼後趙，北地佛教最盛的區域是前秦。前秦雖建都長安，但是，平涼是苻堅的老家和根據地，崆峒山道處於與西域往還的要衝。前秦統治者第二代苻堅篤好佛教，既是帝王又是居士，所以當他在位時，平涼佛教稱盛。苻堅心性慈善，有大志向，是一位很有作為的皇帝，用王猛為相一度統一了北方。《平涼古代史考述》載苻堅在平涼時“整齊風俗，政理稱舉，學校漸興，關隴清宴，北姓豐樂，”商業繁榮，又築堤開渠，引逕水灌溉農田，給家鄉陰盤起了個官名-“平涼”，意為“平定涼國”，苻堅始置“平涼郡”。 “平涼”這個詞也表語氣平靜，心裡寧靜之意，“京”表高地，是方形穀倉，加“水”有灌溉高地之意，又有水繞京城之意，“平涼”這個詞反映了苻堅佛學修養及政治理想。苻堅為何一定要平定西涼國？因為西涼國張軌與他祖爺張衡一樣，反對佛法，還迫害僧人，阻礙東西交通，當時西域幾十個國家信仰佛法，東來西往的旅商僧人被西涼隔斷了，苻堅就是想打通這個交通大動脈，公元377年，苻堅對他的史官說：“朕聞西域有鳩摩羅什，襄陽有沙門釋道安，將非此耶。”苻秦建元中（365—384），苻堅遣將軍呂光（今平涼莊浪人，也是個虔誠信佛的人）等率七萬軍攻龜茲，迎羅什。臨出發時，他對呂光說：“夫帝王應天而治，予以愛蒼生為本，豈貪其地而伐之乎，正以懷道之人故也。朕聞西國有鳩摩羅什，深解法相，善關陰陽，，為後學之宗，朕甚思之，賢哲者，國之大寶，若克龜茲，即馳驛送什。”（《高僧傳》），呂光送羅什到涼州時，苻秦已經滅亡。直到401年12月，鳩摩羅什才經過平涼到達長安，開始了他的譯經事業。羅什（344—413）系出天竺而生於龜茲，廣究大乘，尤精於般若性空的教義。公元379年，太元四年（379），苻堅為爭道安，向南發動戰爭，派苻丕攻下了襄陽，就送道安和習鑿齒往關中。道安（312—385）原來在鄴師事佛圖澄，後受請到武邑開講，弟子極多。東晉興寧三年（365），為了避免兵亂，他和弟子慧遠等五百餘人從北地到襄陽，住在樊沔十五年，以每年講《放光般若》二次為常。到長安，道安住在長安城內五重寺，領眾數千人，宣講佛法，組織佛典的傳譯。當時譯人僧伽提婆等翻譯經論時，道安常與法和詮定音字，詳核文旨。此外他還決定了沙門以釋為姓，並制定僧尼赴請、禮懺等行儀軌範。又創編經錄，疏注眾經，提出了關於翻譯的理論。其高足弟子有慧遠、慧永等，慧遠尤著名。和道安同時的名僧，有他的同門京兆竺僧朗。他初在關中專事講說，後移崆峒山中，學徒百餘，講習不倦，苻堅累次遣使征請，均辭不赴。
佛教在後秦，比前秦尤盛。後秦統治者第二代姚興，也篤好佛教，又因得鳩摩羅什，譯經講習都超越前代。到後秦弘始三年（401），姚興出兵涼州，羅什才被請到長安，入西明閣和逍遙園從事翻譯。其時四方的義學沙門群集長安，次第增加到三千人，就中道生、僧肇、道融、僧睿、道恆（一作常）、僧影、慧觀、慧嚴、曇影、僧睿、道標、僧導、僧因均著名。但最擅長於羅什的中觀性空緣起思想的是京兆僧肇。僧肇（384—414）少年時即到姑臧（今甘肅武威）從羅什受業，後來和僧睿等入逍遙園，詳定經論。他在羅什門下十餘年，有《物不遷》等著作，後世合編為《肇論》流行。
當時先後來到長安從事譯經的，還有弗若多羅、佛陀耶舍、曇摩耶舍等，都是罽賓國人。
當姚秦佛教鼎盛時，長安僧尼數以萬計，
同時南方東晉地區的佛教，以廬山的東林寺為中心，主持慧遠。慧遠（334—416）早年於儒道學說都有根柢，後從道安出家，對般若性空深造有得。道安入關，分散徒眾。慧遠在廬山東林寺，率眾行道，並倡導念佛法門。一聽到羅什來長安，便致書通好，並就大乘的要義往復問答（後人集為《大乘大義章》），又節錄羅什所譯《大智度論》為《大智論抄》。他還請佛陀跋陀羅和僧伽提婆等從事經論的傳譯，對佛教各方面均發生很大的影響。
平涼高僧釋慧虔
釋慧虔是有確切記載的最早的平涼籍高僧，與道安，慧遠屬同時代的高僧，與慧遠同是當時修西方淨土的高僧，《高僧傳》載：“釋慧虔，姓黃甫氏，北地人也。少出家，奉持戒行，憩廬山中十有餘年。”說明漢魏時皇甫家族不僅出將軍，名醫，還有虔誠信仰佛法的出家人。釋慧虔是名門之後，他出家說明佛法已是當時上流社會普遍性的信仰，是他應該是道安法師初到到北地弘法時收的弟子，公元365年，道安法師率領五百弟子為避戰亂南下，隊伍中就有他，到廬山結茅修行十多年，由於嚴持禁戒，精進修行，講經說法，僧俗莫不敬仰，羅什每出譯經，他都深鑽細研，大力宣傳，可見他是高級知識分子，在廬山搞得名氣很大，後來修持念佛法門的慧遠道痕漸高，釋慧虔便放心的離開廬山東遊吳越，晉義熙年間，當了嘉祥寺的主持，五年後自知壽盡，顯疾，念佛往生，異香撲鼻。當時山陰比寺有一位戒行很高、法號淨嚴的比丘尼，晚上夢見觀音大士，光輝如日月，妙寶莊嚴，她行禮問大士因啥事而來，觀音大士說，到嘉祥寺去迎虔公。（梁釋慧皎撰《高僧傳》）。釋慧虔虔誠信仰佛法，精勤修持，成為一代高僧，說明佛法已經在魏晉時代部分人民心中更深葉茂了。
魏晉時佛徒間更有一個西行求法的運動興起，其中以法顯的成就為最大。法顯常慨嘆律藏的殘缺，於東晉隆安三年（399），和同學慧景等四人從長安出發，往天竺尋求戒律，閱時十一年，經過三十餘國。
東晉時代南北兩地的佛典翻譯，作出了許多超越前代的業績：
其一是《阿含》、《阿毗曇》的創譯。苻秦通西域,先後來了西域曇摩持、鳩摩羅佛提等人。僧伽跋澄於建元十七年（381）到長安後，先後擇出《鞞婆沙論》、《尊婆須蜜菩薩所集論》、《僧伽羅剎所集經》等，為《毗曇》的創譯作出了貢獻。其中《鞞婆沙》的翻譯，由道安主持、對校，還為之作序。其次，曇摩難提於建元年中（364—389）譯出《中阿含經》、《增一阿含經》等，是為大部阿含的創譯，也是由道安與法和加以考證,道安並作了《增一阿含經序》。同時僧伽提婆和竺佛念一同譯出《阿毗曇八犍度論》，道安也參與校定並作序。既而提婆南渡，慧遠請他到廬山，於晉太元十六年（391）譯出《阿毗曇心》和《三法度》兩論。隆安元年（397），更到建康，講述《毗曇》，冬天又和罽賓沙門僧伽羅叉重譯《中阿含》、校改《增一阿含》等，這就是現存之本。另外，道安曾在苻秦建元十八年，請鳩摩羅佛提（童覺）口誦《四阿含暮抄》梵本，佛念、佛護替他翻傳。後來佛念又於姚秦弘始十四年（412）為佛陀耶舍傳譯《長阿含經》。佛念世居西河，精通梵語，傳譯了不少經籍，世稱他為苻、姚兩代譯人之宗（《出三藏記集》卷十五）。
其二是大乘重要經論的譯出。這主要是當時譯家羅什的勞績。羅什的譯經事業是靠一個王朝的鼎力支持完成的，像前秦苻堅那樣南征西戰僅僅實為了得到高僧，像呂光、姚興等軍閥，志趣各異，攻來打去，可是吃了秤砣鐵了心的虔誠佛弟子，在中國歷史上都是絕無僅有的，說明佛學在那個時代已經獨立地與莊老哲學相抗衡了。羅什從弘始三年到十五年共十二年間譯出經籍有七十四部（現存五十三部），其中重要的大乘經論有《大品般若》、《小品般若》、《金剛經》、《維摩經》、《彌陀經》、《彌勒下生經》、《首楞嚴三昧經》、《大智度論》、《十住毗婆沙論》、《中論》、《百論》、《十二門論》、《大莊嚴經論》、《成實論》、《坐禪三昧經》等，大都對於後來佛教義學發生巨大的影響，而發展有各種學系與宗派（如成實師、三論宗、天台宗等）。其次，佛陀跋陀羅所譯的《六十華嚴》為後來賢首宗根本所依的經典。
其三是密教經典的譯出。《大孔雀王神咒經》、《孔雀王雜神咒經》、《大灌頂經》等。
其四是律典的譯出。在印度流傳的五部廣律，此時先後譯出《十誦》、《四分》、《僧祇》三部。初譯《十誦》的，是罽賓沙門弗若多羅。他於弘始六年（404）誦出《十誦》梵本，羅什譯作華言，剛譯到一半，而多羅圓寂；次年（405），西域沙門曇摩流支來長安，誦出其餘部分，羅什又為翻譯，兩共五十八卷，《十誦》一部於是具足。《末，合成六十一卷。這就是現行的《十誦律》。 在道安的時代，還有用“格義”的方法來講述佛教的，這是和道安同門的竺法雅及康法朗、毗浮、曇相等。法雅少善外學，長通佛義，當時依附他的門徒，多半於世典有相當造詣，而於佛教教理卻還沒有入門，法雅於是和康法朗等把佛經當中的事數和世間典籍比配講說，使門徒了解；這就叫作“格義”。後來這種方法為道安、法汰所駁斥而廢棄。
這時期佛教徒的信仰和行持方面，大弘彌陀淨土法門的是慧遠。慧遠於元興元年（402）與彭城劉遺民、雁門周續之、新蔡畢潁之、南陽宗炳等，在廬山般若台精舍阿彌陀佛像前，建齋立誓，共以往生西方淨土為期，故後世淨土宗人推尊為初祖。觀音信仰在這時期亦已流行，據說祈願觀音而得到感應的，有法顯、慧虔、法純、帛法橋及邵信等（見《高僧傳》）。 翻譯文學，這到鳩摩羅什而非常成熟。羅什所譯出的經論，大半富有文學的價值，特別是《金剛》、《維摩》等經，文筆的空靈，辭藻的美妙，在中國文學史上開闢了一塊新園地。佛陀跋陀羅的譯籍《六十華嚴》，以壯闊的文瀾開演微妙的教理，弘偉瑰奇，也是中國文學史上希有的巨製。同時佛教也漸次滲入一般文學的領域，以佛典的理趣、風格、詞句及故實入詩文的漸多，詩有羅什的《贈沙門法和》十偈（今存一偈）和《贈慧遠偈》，支遁的《四月八日贊佛詩》、《釋迦文佛像贊》等，慧遠的《廬山東林雜詩》、《報羅什法師偈》、《萬佛影，當時一般佛教學者的書簡，大都是文意美懋的作品。
在這時期，造像藝術也勃興了。並有從外國輸入的造像，如苻堅緻送道安的佛像中有高七尺的外國金箔倚像（見《高僧傳》卷五《道安傳》）。道安每次舉行講經法會都羅列尊像，其中有一尊外國銅像，形制古異。道安的弟子曇翼於江陵城北得一像，上有梵文，據說是阿育王所造。又獅子國於義熙二年（406）遣使獻高四尺二寸的玉佛像，玉色潔潤，形制殊特。法顯於義熙九年（413）回國，也攜帶有佛像。其中獅子國所獻玉像，後來和戴逵所制佛像五尊及顧愷之所作維摩壁畫，同列瓦官寺中，世稱三絕。
佛寺的建築，在這時期盛極一時。佛圖澄在石趙所興立的佛寺有八百九十三所。姚興“起造浮圖於永貴里，立波若台，居中作須彌山，四面有崇岩峻壁，珍禽異獸，林草精奇，仙人佛像俱有。”這都是宏偉的佛教建築。綜合建築、雕塑、繪畫的石窟藝術也發軔於此時期。當時北地鑿窟造像之風興起，是有文獻足征的，如苻秦沙門樂僔於建元二年（366），在敦煌東南鳴沙山麓，開鑿石窟，鐫造佛像，這就是著名的莫高窟，實為此土鑿窟造像的嚆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