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經歷
1966年高中畢業後插隊做工。
1982年畢業於陝西師範大學中文系，文學學士。
研究方向
尤西林致力於人文科學信仰論與現代性理論相結合角度的文藝學一美學研究。
主要貢獻
2003年以計分排名第9名獲“陝西高校教學名師”（前7名為國家級教學名師）。著有《文學批評的類型》、《審美學》（與周長鼎合著）、《人文學科及其現代意義》、《闡釋並守護世界意義的人：人文知識分子的起源與使命》、《人文科學導論》，在《文化：中國與世界》（三聯書店）、《德國哲學》（北京大學出版社）、《二十一世紀》（香港中文大學）、《九州學刊》（台北一紐約）、《未定稿》（《中國社會科學》）、《讀書》、《文學評論》、《文藝研究》、《哲學與文化》（台北輔仁大學）、《基督教文化評論》（香港）、《學術月刊》、《基督宗教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文史哲》、《高等教育研究》、《China Study Journal》（London）、《維真學刊》（加拿大·溫哥華）等發表論文近百篇。數篇論文被英、德學術刊物翻譯轉載。承擔教育部人文一社會科學規劃課題三項、中國國家社會科學基金規劃課題一項。曾應邀在北京清華大學（1993）、香港中文大學（1996，1997）、香港浸會大學（1997）、台灣中原大學（2001）等校講座，在美國西敏寺學院（Westminster Theological Seminary）國際學術會議開幕式作學術報告（2002），在上海交通大學“文治講座”（2003）、華中科技大學“人文講座”（2004）作報告。被聘為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博士答辯委員會委員（1993）。據《中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南京大學出版社，2000）CSS-CI統計，被引用率居“文化學”第五名。作為中國知識界代表參與全球普世宗教一倫理對話會議（1997、2001）及《北京宣言》的討論起草。兼任《陝西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評論》、《中外文化文論》、《神州交流》（澳門）、《東方人文》（香港）、《中國天主教研究》等刊物編委和《基督教文化評論》（香港）等叢書學術委員。
學人自白
在神聖的講台上傳播美
自幼至成人，凡20年，在革命傳統的寄宿制學校渡過。自幼喪父，與母親相依為命。母系家族自明代以來為著名書香門第（《明史》列傳多人，外祖父系東京帝大博士與西北聯大教授）。自少年時代嗜好讀書與藝術。此種背景特別是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的革命氛圍使理想主義深入骨髓。六六屆高中畢業時即志願放棄高考、申請赴陝南黎坪務農，1968年赴秦嶺山區插隊，三次放棄招工與上學，以俄國民粹主義與青年毛澤東為榜樣，沉浸於勞苦磨鍊與社會底層貧苦農民交往。插隊時開始組織理論小組研讀馬克思主義與社會科學。上述經歷是“老三屆”一代人普遍性的。我們大多是恢復高考後的七七、七八屆學生，帶著對國情民意的了解及體驗感情，大多選擇了人文社會科學。我們希望以學術更深刻地把握包括自己經歷在內的國家與民族的道路，因此，學術對我們既不是無奈的生存工具，也不是概念遊戲。我永遠愛著那些純樸的工人農民（至今常有插隊時老鄉來家住宿辦事），我們同時以超越世俗（庸俗）價值的高尚意義境界為生活目標。這一境界在我進入學術後指認為“美”。
上大學時我多系自學（國中時已讀過了《神曲》與《浮士德》），每晚僅睡五個多小時，總是凌晨一點以後悄悄進入宿舍。為怕拿起臉盆時響動驚醒同舍人，在盆下先已墊有一毛巾，然後在廁所或走道洗腳。我至今緬懷已故的王守民老師，他經常晚自習時慈祥地坐在我附近看我讀書，深更半夜，偌大教室僅我倆，常常是我不起身他就不走。我每餐為節省時間在“五七”小店吃麵，總遇到一個白髮老先生，後來我經常去教工閱覽室查閱工具書（這本是不允許學生進入的），才與之相識，他即李景賢先生。李先生與牟宗三同學，曾師從熊十力、馮友蘭。我生有幸，能在一個並無悠久歷史的地方學校體會現代已稀見的中國傳統知識分子品質。大年三十夜，爆竹聲中李先生把我從書桌邊拉起，去他極為簡陋的房間喝一杯用煤油爐煮的咖啡，描述熊十力在北大講課時的風格。就是那晚我清晰地明白了“訓政”與“懇談”不同的講課風格含義。我留校教書後已很少去“五七”店吃麵，但依然見到李先生提著搪瓷碗排隊的身姿。李先生從不關心利益與名聲，他只是以閔南國語執著地與我辨析學術。與今日沉浸於獲獎與職稱的學人相比，這位老人不啻生存在另一個世界。寇效信老師與張積玉老師讚賞我大學一年級的一篇作業，刊於學報（這是我也是我們七七屆的第一篇刊發論文）。但寇老師此後對我最常講的話卻是：“千萬不要迷戀於發表!”1982年王守民主任頂著巨大壓力，決定讓我這樣一個應屆畢業生給七九級講美學這門新開課。由於是七七級畢業生第一個開課者，中文系與其他各系留校生甚至借給我錄音機，擠在我房間聽我預講。我幾乎背誦了講稿，試講那天發高燒喉頭水腫，我看著台下學校、系、教研室領導與老師、窗戶外黑壓壓的人頭，對講題內心升起一股激情。1982年冬，省委聯合調查小組對交大與師大七九級學生教學調查後找我談話，講了調查表上許多激賞而由衷的話，其中一句是：“尤老師的講課使我第一次感到人生是美好的。”數年後一封寄自蘭州的信才使我知道這是一位殘疾同學的評語。我至今保存著許多畢業生樸素而誠摯的信，是這些絕無利害背景的純真心聲以及台下那一屆屆純真的目光支持著我近二十年來每學期從未脫離課堂，並始終視講台為神聖之地。
上述經驗使我自始即視美為主體生存的境界。1982年刊於《學術月刊》的《關於美學的對象》批評傳統美學對客體形式的靜觀偏見，強調生存境界先於藝術對象。此文激起了廣泛反響，同時我意識到了論域的深邃。此後五年我停止了寫作。為從學術史上支持我的看法（被《文匯報》列為美學四派之一），必須深入主體性、非對象性思維領域。我潛心於現象學前謂詞狀態與佛教非指稱性邏輯研究，寫下了幾十萬字讀書札記與同樣龐大的思路卡片。常是夜不能寐，為一個突然冒出的想法夢中醒來，在房內踱步至天亮。八十年代後期，隨著非對象化思維的研究深入，開始在與對象化思維的科學區別方面將美學擴大為人文科學整個學科大類。《人文學科及其現代意義》（《未定稿》1987．1）一文不僅在美學的人文學科定位（美學界九十年代中期視這一觀點是美學基本理論新時期重要成果之一），而且在系統思考中國人文科學理論建設中被視為開創性著作。我從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中期開始，將對藝術與美學的人文科學大論域研究又轉向現代性理論，在這一研究中注意到基督教文化與現代化深層原型的直線進步信仰觀以及科學發展的關係，並發現了這一點與美學以及人文科學核心部分信仰論的重要關聯。從而自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末開始，我又擴展向基督教文化研究。為此承擔2000年國家社科基金項目“20世紀中國美學與現代性”，此前還承擔了教育部兩項目，均為馬克思主義美學研究。學術界亦視我為馬克思主義實踐美學代表人之一。這其實也是我理論最深層與最終整合的基點。迄今已出版著作四部，在《文學評論》、《文藝研究》、《德國哲學》等海內外學術刊物發表近60篇論文，其中一篇論文已被英國伯明罕大學譯成英文出版與轉載。1994年應邀赴台灣輔仁大學參加會議，先後在清華大學（1993）、香港中文大學（1996、1997）、香港浸會大學（1997）等校講座。獲美國耶魯大學、哥倫比亞大學、俄羅斯科學院訪學與研究邀請。
以上即是尤西林的自我小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