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動簡介
2014年9月2日，“尋找你身邊的抗戰老兵”公益行動在京正式啟動，計畫用一年時間在中國尋找萬名抗戰老兵，並聯合社會各界資源為老兵送去關懷。陳毅、左權、張自忠等抗戰將領的後人也親臨現場。
尋找老兵腳步
2014年9月2日上午，在“尋找抗戰老兵”活動現場，96歲的原國民革命軍新六軍14師40團第一營少校營長趙振英、96歲的原八路軍山東微湖大隊政委孫新民、95歲的原國民革命軍新六軍50師特務連長尤廣才、93歲的原國民革命軍新一軍30師戰車營戰士盧少忱和92歲的原新四軍四師衛生部青年隊隊長、騎兵教官方遠在家人的陪護下，或拄著拐杖，或坐著輪椅，在眾人的熱烈掌聲中緩緩進場。隨後，志願者們為幾位九旬老兵獻上寫有“抗戰英雄”4個大字的紅色綬帶和鮮花。可以看出，這些經歷過大風大浪的老兵在接受致敬時，激動的心情溢於言表，臉上也長久地浮現出欣慰的淺笑。
活動一開始，作為老兵後人，義務擔任活動主持人的社會學者曹景行介紹說，原本也要親臨現場的93歲原國民革命軍上尉軍官符國仟因病無法出席，令人不禁感慨，“這就告訴我們老兵們真的老了，需要我們加快尋找他們的腳步。”
除6名抗戰老兵之外，陳毅、 呂正操、粟裕、左權、張自忠、張靈甫、黃維等抗戰將領的後人和來自全國43家關懷抗戰老兵志願者團隊的代表也出席了活動。深圳龍越慈善基金會董事長孫春龍介紹，全國至今倖存的原國民黨抗戰老兵約有兩萬名，平均年齡都在90歲以上。360公司和博時基金將分別捐助360萬元公益經費支持該活動。
奉獻關愛老兵
此次活動將歷時一年，將在中國範圍內籌建50個專業的志願者團隊，這些志願者肩負著定期上門為抗戰老兵提供陪伴服務，包括陪老兵聊天、過生日、協助處理家務以及老兵聚會等使命。
“看到這樣一群為國家，為民族做出了重要貢獻的90歲上下高齡的老人們，我們總是心存尊重和感激；面對那些沒有固定收入的老兵的生活狀況我們時常唏噓不已、淚流滿面，感慨萬千。”來自四川的志願者代表蒲寒說，走訪中他們看到宜賓屏山縣龍華鎮參加了8年抗戰、四次負傷的102歲沈文彬老兵，獨自居住在前不挨村後不著店的半山腰，家徒四壁，孤苦伶仃，蜷縮在四面透風的房屋裡，每日與狗為伴。而中江縣的老兵袁秀堂的境況更是不佳，由於長年多病，早已喪失了自理能力，家裡只有兩件破舊不堪的衣服，沒有水源，沒有廁所。
面對老兵的悲慘境遇，志願者通過籌集資金幫助沈文彬老人搬了家，幫助袁秀堂老人家接通了水源、修建了廁所、添置了家具和衣物，還請人為老人煮飯，連村里人都忍不住感慨：現在是老人一生中過得最好的日子。而更令志願者們感慨的是，老兵們回首沙場往事，無怨無悔，談及生活現狀卻沒有過多抱怨。“我們不忍看到拄杖苦望、心靈酸苦的老兵們離去的腳步越來越快，老兵們等不起！我們也等不起！所以作為志願者，我們呼籲社會各界能給老兵更多的關注、關愛、幫助和尊重！”
2014年9月14日，公益組織的志願者前往北京魏公村探訪抗戰老兵陳模群，並為老兵戴上了自製的“抗日戰爭勝利勳章”。
這是北京地區走訪的第一位抗戰老兵。
回憶抗戰經歷
深圳志願者薛剛介紹，此次尋找的抗戰老兵孫女陳迪在其部落格上留言，在經過志願者核實後，確認老人是抗戰老兵。
魏公村27號樓3單元7號室，老兵陳模群住在這裡。
93歲高齡的陳模群已失聰，志願者只能寫下問題給老人看。提起曾經的抗戰歲月，老人聲音洪亮，講到客死他鄉的中國遠征軍，他眼裡泛起淚水。
一個多小時的交流後，志願者確認了老人的老兵身份。“判斷老兵身份主要依靠核實時間、地點、人物和事件，”薛剛說，老人的講述完全符合史實，“和南京一位陸軍汽車團老兵的事件相吻合。”
老人一直想要有一枚抗戰勝利勳章，期待自己曾經的歷史獲得認可。薛剛為老人佩戴志願者組織製作的“反法西斯戰爭勝利抗日紀念獎章”。老人向志願者敬禮致意，高興得合不攏嘴。
定期回訪
據悉，“尋找你身邊的抗戰老兵”公益行動，計畫用一年時間，找到儘可能多的抗戰老兵，並聯合社會各界，為他們送去應有的關懷和敬意。陳模群是他們在北京地區走訪的第一位抗戰老兵。
此項公益活動啟動不到兩周，北京地區已接到近百條線索。薛剛說，志願者在接到線索後首先會根據經驗和史實核實，過濾掉一部分明顯不符合史實的線索，再去老人家裡採訪進一步核實其身份真偽。若老兵身份屬實，志願者將為老人建檔，並根據老人需要定期
陳模群
“希望自己老兵的經歷得到認可”是陳模群老人一直以來的心愿。2013年7月，抗日戰爭勝利68周年之際，92歲的陳模群想給他所在單位黨支部寫一封信：“希望組織能夠確認一下我是不是‘參加過抗日戰爭的人’。”但很快，老人為自己的“私念”而心懷不安：“歷史自己留著回顧就可以了。”
陳模群
年齡：2014年93歲
籍貫：浙江杭州人
抗戰經歷：國民黨陸軍汽車兵團機踏車隊駕駛兵、滇緬鐵路運輸處汽車第一大隊機務助理員、中央信託局臘戍車場技術員
逃亡路上
我家住浙江杭州市區，家中有父母、弟弟和我四個人。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我的母親也在這一年去世。
我家是城市貧民，父親經營一家專賣紅白喜事帳子的小商店。母親去世，家境貧困，我讀到中學一年級時輟學在店裡學徒。但我喜歡讀書，輟學之後一直堅持自學。
八一三事變後，日軍飛機開始轟炸杭州筧橋飛機場。我當時15歲，沒見過世面，也不害怕，經常和小夥伴們跑到杭州城外的城隍山上看中國飛機與日本飛機的空戰。
但很快我就意識到戰爭改變了我的生活。
因為中國軍隊打下一架日本飛機，日本軍隊開始空襲杭州城。父親把門一鎖，和很多人一樣開始逃命。我則隨姑父逃往浙贛邊境來廣縣。
一路都是逃命的人，但同時路上經常聽到有人唱《松花江上》、《大刀向鬼子砍去》。我印象最深的是電影《桃李劫》的主題曲《畢業歌》：“同學們，大家起來，擔負起天下的興亡。”(老人講到此處忍不住唱出聲來，眼眶濕潤)
我當時15歲，從沒有出過杭州城。逃難路上感受著沉靜而有力的抗戰情緒，內心很受觸動。心中只有一條信念：參加抗日。
上等兵
1939年3月，我在報紙上看到政府招聘技術兵的啟事。經過語文、數學等文化課的考試，我考入了陸軍汽車兵團，成為了駕駛兵(上等兵)。
集訓在桂林，除了普通軍訓，我們還有技術訓練：學習開車、認識汽車結構、零件名稱和功能，去工廠看汽車裝配。因為汽車少，訓練時間比較短，有時因為機油缺乏，我們只能在車上訓練。
集訓結束，我們主要任務是給各大戰區和重慶部門傳送公文的人開車。
服役結束，1941年2月我進入中國運輸公司做助理員。此時，日本占領越南和香港，滇緬公路成為了中國接受外來物資援助的唯一通道。我所在公司被政府徵用，改名為滇緬鐵路督辦公署，全面為抗戰服務。
公司成立了四個大隊，兩個大隊在緬甸臘戍，兩個大隊在國內。我被邀請參加汽車第一大隊當助理員。
入緬歲月
車輛運輸是給密支那修築鐵路施工隊運送物資和糧食。
1941年7月到1942年2月，我在機務組，一個人負責車輛安全。因為不知道何時有汽車要來修理，我沒有固定的上班時間，凌晨三五點工作是常有的事情。
1942年3月，我被調入中央信託局臘戍車場做技術員，負責汽車的中轉。
因為雲貴川地區主要依靠公路運輸，需要大量汽車。美國援助的汽車由輪船運輸到緬甸，再在仰光進行組裝，最後仰光當地的華僑組織將車輛送到臘戍交給中方——當時我和另外兩名工作人員負責接車。
1942年4月，日軍占領泰國，我們緊急撤退。我們三個人在兩個多月的時間內，向國內中轉了1000多輛美國卡車。
活歷史
解放後，我進入華北汽車公司，1953年中央機關改制，又被分到機械部下屬部門管機械。之後調動多次，1989年12月底在華興集團公司下屬的汽貿公司退休。
我經常看報紙，我自己也聽說一些，因為種種原因，一些老兵，晚年生活陷入各種困頓之中。他們十分需要社會的認可及撫慰，他們就是“活著的抗戰歷史。
不僅是國內的抗戰老兵，我也常常想起死在國外的抗戰老兵，他們很多人魂落他鄉，這點最讓我難過。
2013年4月的時候，海峽兩岸共造的“仁安羌大提紀念碑”在緬甸501高地上落成，我很高興。
因為我國民黨老兵的身份，兒子曾經失去了提乾的機會，女兒每次填表時也非常為難，但我有退休金，我很知足。
2013年7月，我給黨組織寫過一封信，只是想確認一下我屬不屬於“參加過抗戰的人”，想戴上“抗戰勝利勳章”。
但作為一個經過抗戰僥倖活著的人，我又覺得自己不該有這樣的私念，這封信也就一直沒有發出去。
（陳模群口述 見習記者 侯潤芳 整理）
戈叔亞
2014年62歲的戈叔亞，用30年做了一件事：尋找抗戰老兵—活著的和死去的。
這段找尋，將他從青年變為老年。而那些老兵，最年輕的也已經80多歲，更多的老兵早已撒手人寰。
2014年是滇西抗戰勝利、中國遠征軍光復騰衝70年。作為滇緬抗戰史專家，戈叔亞成為媒體最搶手的採訪對象。
然而，讓戈叔亞為難的是，他覺得自己患上了“寫作障礙症”。30年來，他翻山越嶺收集了大量一手資料，可 “那么痛的生離死別，那么重的不公不義，那么深的傷害，那么久的遺忘，那么沉默的痛苦”，他說自己無論怎么努力，寫下的文字也只是“半截山水，不是全幅的寫真”。
1983年的一天，到騰衝縣出差的戈叔亞無意中來到騰衝國殤墓園，他驚訝地看到這裡竟有9000多塊中國遠征軍的墓碑。他驚駭萬分，作為雲南師範大學歷史系剛畢業一年多的學生，他竟然不知道在自己的家鄉曾經有過慘烈而悲壯的戰爭。
二戰期間，為了保衛當時中國僅存的一條國際大通道滇緬公路，1942年至1944年的3年間，中國投入部隊約40萬人組成中國遠征軍，協同英、美等盟國到緬甸對日作戰。在滇緬印的抗戰中，中國遠征軍取得了勝利，但也付出了慘重的代價，傷亡20萬，其中犧牲人數10萬。而在這10萬人中，有5萬人是在第一次入緬戰役中打了敗仗倉皇撤退途中非戰鬥死亡的。
可是，這么慘烈悲壯的戰爭，從1949年到上世紀80年代，中國大陸幾乎沒有媒介記載或報導過。學校里不教，媒體上不談。“數萬中國士兵的骸骨和一段慘絕人寰的歷史，如此輕易地就被高山野草所湮沒而不為國人所知！”學歷史的戈叔亞內心受到極大的刺激。
之後他開始尋訪在昆明的老兵。他去政協、民革、黃埔同學會要老兵的名單，因為沒有單位介紹信，他常被冷眼相待。在那個年代，研究這段歷史還是禁區。但也有朋友暗中幫助他，那時老兵們都是60多歲的人，聽說有個年輕人在到處打聽他們，便口口相傳，“叫小戈來採訪我”，他漸漸找到了一個又一個的老兵。
在烽火中倖存下來的士兵，在戰後長達幾十年里，動盪不已，萬里飄零。他們中大部分人都遭受了極其不公正的待遇。戈叔亞所採訪過的老兵，有的蹲過監獄，有的被打成反革命壞分子管制勞動，有的淪為乞丐，有的流落異鄉再也沒有回來。
老兵崔繼聖的女兒，一個在招待所里的洗衣工，不善表達感情的她在見到戈叔亞後說：“幾十年來，你是第一個問起我父親的人，雖然他死了，但我們全家都很感謝你。” 崔繼聖曾是負責主攻松山主峰的第八軍榮一師三團代理副團長，當年戈叔亞找到他時，他靠在學校門口賣瓜子維生。戈叔亞想拍一些照片，卻被老人嚴肅地拒絕了，他說這有損他的軍人形象。
80年代中後期，一名台灣人想通過戈叔亞找到一批遠征軍老兵，給他們每人每月提供200元的生活費。然而，當戈叔亞再去尋找那些他採訪過的貧困交加的老兵時，他們已經沒有一個人活在世上。
在雲南楚雄彝族自治州姚安縣務農的由國彬，戰爭中失去了右眼和幾個手指頭，後來靠剩下的幾個傷指在縣城幫人修理腳踏車艱難度日。
為了幫助由國彬，戈叔亞將老人接到家中，並在昆明一家單位給他找了一個看大門的工作，但當這家單位知道老人是遠征軍後，立即拒絕了他。戈叔亞萬分難過，但70多歲的由國彬向他深深鞠了一躬，轉身離去。後來，當戈叔亞帶著有人願意救濟他的訊息興沖沖地去找他時，由國彬已經去世。
20世紀80年代，戈叔亞沉溺於尋找老兵，“無論工作、走路、吃飯、睡覺、做夢，腦海里都被老人哭訴的故事塞得滿滿的”。
他通過朋友找到一些當年的舊報紙雜誌和外文資料，並與海外的中國、日本、美國老兵以及老兵組織取得聯繫，然後將所獲的支離破碎的資料、採訪記錄進行整理、對比和更正，再帶著軍用地圖、指北針、錄音機、照相機，前往滇西實地考察。直至多年以後，滇西抗戰的輪廓才在他腦海中漸漸清晰起來。
滇西像一座巨大的歷史博物館。滇西龍陵縣的松山，就埋藏著許多秘密。
發生在1944年6月至11月的龍陵戰役，是一場異常艱苦激烈的攻堅戰，中日雙方集中了10多萬人在龍陵縣城以及周邊幾個山頭反覆廝殺，其規模遠遠超過了中緬印戰區任何一場戰役。龍陵之戰最終以中國遠征軍的勝利而告終。
戈叔亞第一次去松山，是1985年6月。他坐班車、拖拉機、步行，一路走一路問，用了兩天時間，才從縣城到達松山腳下。
當戈叔亞筋疲力盡地爬到松山山頂時，眼前的一切驚得他癱坐在地：整個山頭密密麻麻地分布著大大小小的土坑窩，顯示著這裡曾經發生過可怕的戰爭。
後來，他在山下村民家中看到各種各樣的、發射過的沒有發射過的、爆炸的沒有爆炸的、不同型號不同口徑的槍彈。這場戰爭的慘烈，在多年後還清晰地留存著它的傷痕，1958年大煉鋼鐵時期，方圓幾十公里的村民都上山來撿滿山遍野的彈片、彈殼，常常將供銷社的大院堆得滿滿的。
後來，戈叔亞多次上松山尋找史料。這場戰役，中國人雖然勝利了，但勝利得那樣淒楚。“留在大山上的傷痕看得見，但留在人們心中的傷痕是看不見的”。戈叔亞發誓要找到松山戰役中，中國軍陣亡將士的全部名單，將他們的英名排列供奉起來。
在走訪眾多遠征軍老兵時，戈叔亞希望能從老人的口述中還原當年戰爭的各種細節，但是他發現，每次採訪，老人們講述從緬甸慘敗回國途中的故事要比入緬作戰的多得多，常常說得泣不成聲。已經不能說話、重病躺臥在滿是排泄物的床上的老兵漆雲鵬，才聽戈叔亞說出“野人山”三個字，竟號啕大哭起來。
位於緬甸北部的“野人山”，林莽如海，山巒重疊，林中沼澤綿延不斷，豺狼猛獸橫行，瘴癘瘧疾蔓延，是中國遠征軍第一次入緬撤退時最悲慘的一條路線，數萬官兵死在山中。但是關於這段撤退的歷史，大陸幾乎無史料可查。
從2002年開始，戈叔亞去緬甸和印度實地考察遠征軍的路線，但是他在野人山周圍轉了七八次都進不去。緬甸不準外國人去作戰的地方，去了也不準拍照，偶爾能往裡走幾十公里，戈叔亞和他的同伴卻被緬方扣押了多次，幾經周折才被放出來。
在印度藍姆迦考察中國軍人墓地時，由於這裡已成印軍的防區，他們被驅逐出來，拍攝的照片被勒令刪除，護照被沒收，印方的軍車一直緊緊地跟在他們車後，沒有一家旅店敢讓他們住宿，他們只好半夜開車跑100多公里，最後借宿在朋友家。
儘管在緬甸和印度的考察艱難重重，但是戈叔亞還是一趟趟地去。“我要去看望沒有回家的士兵。”
在幾經波折的尋找中，一個殘酷的現實讓戈叔亞內心寒冷：除了在緬甸果敢有一尊沒有被破壞的中國遠征軍陣亡將士紀念碑外，這裡的中國軍人陣亡將士公墓和紀念碑全都遭到徹底搗毀。
他在緬甸曾聽當地人說，過去有過中國軍人墓地、後變為居民區的地方， “常常發生"鬧鬼"的事情，住在這裡的人惶惶不可終日，有的把房子賣掉搬走了”。 戈叔亞萬分震驚，在他看來，這些“鬧鬼”故事，其實“是中國戰士的哭泣和呼喚，他們想家，他們想回家”。
“只有讓千千萬萬遠征軍將士的忠魂回家，才能告慰那些在異國他鄉漂泊了70年的10萬英靈。”戈叔亞說。
這一夙願終於在2011年得以實現。
2011年9月13日和2014年6月12日，雲南省兩次舉行“中國遠征軍抗日陣亡將士”公祭活動，將部分在緬甸犧牲的中國遠征軍遺骸尋取回國，安葬在騰衝國殤墓園“中國遠征軍陣亡將士公墓”內。2011年9月13日，這是我國首次迎回遠征軍遺骸。
為了完成這一工作，雲南省委統戰部此前專門組成籌備組，到緬甸各地尋找遺骸，戈叔亞是重要成員之一。事實上，之前，他已經用10年的時間在緬甸和印度尋找中國陣亡將士的墓地，有的墓地他已經去過上百次。
每一次站在緬甸廣袤的平原上，看著伊洛瓦低江的晚霞將美麗的廟宇映襯得金碧輝煌，戈叔亞總覺得這片大地有一種“史詩般的壯麗”。在30年的找尋中，他3次被迫失去工作。儘管非常“恐懼、緊張、思想受到很大打擊”，但他仍然堅持了下來。
“我相信研究這段歷史是正確的，我相信歷史總有一天被正視和開禁。”戈叔亞說：“事實上，除了研究這段歷史，我沒有其他的路可走。”
因為研究這段歷史，戈叔亞認識了美國、英國、印度、日本的一些老兵，並從他們那裡獲得了大量珍貴的資料。 每次和他們討論這場戰爭，都感到他們和中國的老兵一樣，“好像一生的時間和空間，都永遠停留在1942年至1945年的緬甸、雲南的熱帶密林以及印度的軍營中”。
儘管官方和民間都在以不同的方式給予老兵關懷和幫助，但是這種遲到的補償，已難以彌補沉重的創傷。除了極少的人之外，許多抗戰老兵至死都沒有得到一枚國家在抗戰勝利60周年頒發給抗戰老兵的“抗戰勝利紀念章”，那是他們盼望了一輩子的榮譽。
“他們為國家而戰，卻沒有得到國家的承認，這是老兵的痛，也是民族的痛。”為此，戈叔亞曾兩次致函相關部門，“希望給老兵予政治上的關懷和精神上的安撫”。
讓戈叔亞遺憾的是，國內對這段歷史的研究還很膚淺，像宣傳而不是研究。這些90歲以上風燭殘年的老人，正在一個個地逝去，“即使來挖掘這段歷史記憶，也已經失去了口述歷史的最佳時機，這扇歷史的大門將永遠關閉。”
發掘歷史
大陸地區尋找到的原國民黨抗戰老兵有2000多名，只占健在老兵總數的十分之一左右。這是一個平均年齡已90歲的特殊群體。
“我們按年過，他們按天過。”大陸首家專注服務抗戰老兵的基金會深圳市龍越慈善基金會理事長孫春龍說，“找不到他們，何談關愛？！”
尋找老兵
2013年37歲的李磊是從事“尋找老兵”事業的“資深”志願者之一。他接觸過的抗戰老兵達300多人。其中，他親自找到的老兵有220多名。
雲南、江蘇、北京、山東、山西、河北……一旦有抗戰老兵線索，李磊就收拾行囊，啟程尋找。抗戰老兵中有很多人生活在偏僻山區或農村，交通不便，通信不便，“有時為了尋訪到一位老兵就得花好幾天時間”。
類似論壇還有不少。一些名人也在微博、部落格上發布和徵集老兵信息。這股民間力量已尋找到2000多名健在老兵。
“報紙、網際網路、微博、微信，能用的方法我們都在嘗試。這是一項特別急迫的事，我們要跟時間賽跑。”孫春龍說。
他說，中國估計有兩萬餘健在的抗戰老兵，找到的只是其中十分之一左右。找到的老兵中，年齡最大的已114歲，最小的有85歲，平均年齡已逾90歲。
官民攜手
網上流傳的一張圖片感動了千萬人：乾瘦如柴的老兵，有氣無力地蜷縮在志願者懷裡。這是湖南衡陽的志願者金龍從醫院接老兵蘆石安回家的一個鏡頭。
“如果不說，誰能知道這是一位在國難當頭義無反顧地走上戰場的抗戰老兵？他們老了，更需要我們的關愛。”孫春龍說。
在找到的抗戰老兵中，孤寡老人比例很高，貧困者超過總數的30%。
幫助在外老兵回家、給老兵冬季送溫暖、老兵心愿認領……深圳市龍越慈善基金會在全國發起了“老兵回家”“老兵關懷計畫”等項目。基金會累計籌措並捐出資金逾450萬元，2000多老兵受益。
2013年6月，民政部答覆人大代表關於原國民黨抗戰老兵社會福利保障政策的有關意見，引起廣泛關注。7月，民政部重申有關政策，並表示將不斷提升包括原國民黨抗戰老兵在內的困難群體、特殊群體、優撫群體的保障水平。
官民開始攜手展開對抗戰老兵的救助活動。2013年7月，“長沙市倖存抗戰老兵關懷計畫”啟動，市民政局下屬長沙慈善會和深圳龍越慈善基金會將承擔長沙原國民黨抗戰老兵的生活援助金，並承諾為老兵提供陪伴服務。
“官方參與幫扶原國民黨老兵覆蓋面廣，援助力度大，對抗戰老兵來說又是莫大的精神安慰。”孫春龍說，深圳龍越慈善基金會與陝西一些城市政府合作救助抗戰老兵的計畫也在洽談中。
國家記憶
“一個歷史親歷者的去世，就意味著一段歷史的消失，老兵們的每段講述都是一份沉甸甸的國家記憶。”有著8年志願者經歷的口述歷史記錄者賴恩典說。
2002年前，他從福建老家來到北京，為了導演夢想而成為一名“北漂”。他更鐘情於“口述歷史記錄者”這一身份。他奔赴廣西、廣東、湖南等地，用鏡頭記錄下60多名抗戰老兵的歷史記憶。
賴恩典說，跟抗戰老兵聊戰場上的事，他們傾訴欲很強，談起炮彈、槍械更是滔滔不絕。參加的戰役、部隊的番號、首長的名字，他們都記得很清楚。
“他們都渴望訴說，渴望留下些什麼。”賴恩典說。由於專業性和人力資金的限制，在全國從事口述歷史的只有寥寥數人。賴恩典正在呼籲“口述歷史徵集令”，希望能夠得到企業家贊助，有自己的工作團隊。
此外，文字記錄也是志願者記錄抗戰老兵的重要方式。一位廣西志願者說，有時會遇到老兵拿出自己的日記本，上面寫著回憶錄，老人們希望這些文字能對後人了解抗戰有所幫助。
李磊說，“害怕被遺忘”是抗戰老兵的共同心聲。傾聽他們的故事，既是記錄抗戰歷史，也是對這些沉默太久的老人的莫大慰藉。
對於拍攝的“口述歷史”影像資料，賴恩典希望把它們都放到大陸知名媒體人崔永元計畫成立的“口述歷史博物館中”收藏，讓更多的人看到。
“這是一種良心的投資，我願盡我所能為子孫後代留下鮮活的歷史。”賴恩典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