審計嘔心血

阮嘯仙同志是中國共產黨早期黨員之一,廣東青年運動的先驅,著名的農民運動領袖。人民審計制度的奠基者。他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奮鬥結身,是我黨傑出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中國人民,特別是廣東人民永遠懷念阮嘯仙同志! 阮嘯仙同志對中國人民革命事業的貢獻是多方面的。他對中國革命在理論和實踐方面的貢獻,為後一代留下了十分珍貴的精神財富。本文僅對於他的經濟思想及實踐,做初步的探討。 一 阮嘯仙同志年輕時勤奮好學,博覽群書。廣泛閱讀了中外名著,特別注意從中國優秀的文化傳統中吸取營養,寫下了很多有獨特見解的論述。在這些論述中,值得注意的是,他很早就看到經濟生活對於政治社會生活各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初步闡述了樸素的經濟觀點。從他早期的文章中,可以看出他對於經濟方面一些很有見地的論述。儘管這些論述是不成熟的,不是完整和系統的,但卻是十分可貴的。這些論述最主套的有下達幾個方面: 一是民富國強論。阮嘯仙同志在他早期的文章中,處處體現了人民本位思想。他關心人民的疾苦,希實改善人民生活的要求。他認為只有人民富裕,國民才能真正強征。他在《衣食住說》一文中,一開努就指出了“國家所賴以鞏固而無根本之搖,人民所賴以安全而無流離之苦者,何恃乎?恃乎衣食住三者而已。”“三者毫無缺憾,則人人得以安居樂業。而國家亦因以鞏固。衣食住三者不綦重哉”。他在《商鞅治秦耕織帛多者復其身論》中,更加明確地指出商行之所以治好秦,在於他“知強國莫先富國,富國莫先富民也”。“忠強國之原由於富也,富由於民足也”。他在另一篇《農為國之本說》中,也同樣指出:“夫國家積於民,無民則國不獨存,故必先有使人民安而不渙者在焉,而後民無他徒之心而國可在。” 二是農當國之本論。阮嘯仙認為要做到民富國強首先必須發展農業。他指出:“蓋農也者,衣食宮室之原料所自出者也。民既有衣食宮室,則安居樂業,而無他求矣。是則人民之於農有直接之關係,國家之於農有間接之關係。間接直接雖殊,其不能離農以立國則一也”。阮嘯仙以中國歷史上重視農業,發展農業生產則民富國,反之,不知農業為國家之本,就會“年荒歲款則運洋米,欲制器具則換洋品,甚至衣服材料,亦以洋布為適用”,結果“國家亦因此不振”。因此。他得出結論;“今日百度維新,建造伊始,吾國人尤宜亟興農政,振興農業,以鞏固吾國之基礎焉可”。 三是通商利害論。阮嘯仙認為發展商業,調節餘缺,促進生產發展,對國家、人民都有利。他指出:“夫商也者,以有易無,交換貨幣之謂也。蓋產絲麻之地,未必兼菠菽粟而有之;有之矣,未必能供一地之用也。商以轉運之,則可以相抵而無偏枯之患。然不過一鄉一鎮之交易而且。”隨著生產和商業往來的發展,商業又必然要或出一國範圍。“世界愈文明,人類愈發達,人生之需求恆奢侈而無度。一國之物或不足以供之。於是間關千里,航海而來,而有國與國交易之事”。“其或運載而來,捆載而歸,獲厚利以肥其身,居其貨以充其欲。國家因之而稱強,人民因之而富庶,此通商之利也”。 通商,特別是國際上的商業往來,又必然出現關稅主權問題。阮嘯仙認為,如果關稅平等則可以互利,如關稅主權操之外人之手,則反為害。他指出:“我國自開五口通商,舍其閉關政策,立足商場,以與群雄相角逐。然屢戰屢敗”,“此無他,關稅不均,以權授人,遂使利權莫挽耳”。解救的辦法,就是收回關稅自主權。當然也需要提高產品質量,以與別國競爭。他指出:“然則欲救其弊,莫先改關稅,以收商權。至於振商業以求物品精良亦不容緩”。 上述這幾個方面樸素的論述,在阮佩仙當年所處的時代,帝國主義、封建主義統治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舊中國社會,人民在沒有推翻帝國主義、封建主義統治之前,是難以做到的。只有在革命取得了勝利,人民真正當家做主才能實行。但是,一個年僅二十歲左右的青年人,能夠敏銳地看出了這些關係到國家人民能否富強的經濟上重要問題,應該說是難能可貴的。 阮嘯仙同志擔著“工業救國”的目標,考進了廣東省農科工業學校機械科學習。畢業後相當長期內,一直從事事企事業對爭,成為職業革命家,而未能從事所學專業和經濟工作。但是,就是在激烈的鬥爭過程中,阮嘯仙同志也一直關心工農民眾的生產和生活問題。他每到一地總是深入工農民眾之中,進行系統的經濟調查研究。如一九二六年三月,億到惠陽縣協助成立農民協會時,就進行了惠陽經濟調查,內容十分廣泛。如農產品、農民生活,其中又包括佃農生活。捐稅、借債等等,並將調查所得。寫進了《惠陽縣農民協會成立之經過》,在《中國農民》上發表。他在發動民眾為從根本上推翻帝國主義、封建主義統治鬥爭的同時,也為民眾當前具體的生產和生活的改善而奮鬥。一九二六年五月,在廣東省第二次農民代表大會上,他所做的《廣東農民一年來奮鬥經過報告》和通過的決議案中就指出,過去一年農民在激烈為爭中,存在“枯燥無際,困頓無聊的狀改”,“不能引起對於協會發生興趣,其原因就是未曾注意到職權方面為農民謀利益,如疏通水利,興築公路,創辦各種合作事業,建設教育娛樂機關等,比較輕而易舉的事。”因此,他在《中國農民運動》一書中,在對農村各階級的經濟地位和政治態度進行深入分析的基礎上,明確地指出:“我們的最終目的,是在經濟上政治上文化上謀得完全解放之成功。想謀得完全解放之成功,除非將我們敵人,一概打倒不可,此是有待世界革命”。但是,在目前就必須謀農民第一步解放之成功,“爭回為土劣所把侍之鄉村政權和財權及參加地方政治運動”,“以取得實際之利益,如要求限制高利借貸,減免苛捐雜稅,取消地主對農民不平等待遇,興修水利,建築公路,辦平民義學,設立閱書報社、公共市場,規定公用度量衡”,等等。可見.阮佩仙同志即使在激烈的政治鬥爭中,也仍然注視和關心人民民眾的當前經濟利益,並為此而進行不懈的鬥爭,這和他早期形成的樸素的經濟思篇有著密切的聯繫。 二 阮嘯仙同志的經濟思想及其實踐最充分體現,是在一九三四年他在江西瑞金擔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中央審計委員會主任期間。這一時期阮嘯仙同志專門從事財政經濟工作,為中央革命根據地的經濟建設,做出了卓越的貢獻。 阮嘯仙擔任審計委員會主任的時期,正是中央革命根據地最困難的時期。蔣介石對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根據地進行了第四次反革命“圍剿”失敗後,經過了半年多的準備,一九三三年十月,調動了一百萬軍隊,二百架飛機,進行了用五次反革命“圍剿”。其中以五十萬兵力集中進攻中央革命根據地。他吸取了的四次反革命“圍剿”失敗的教訓,採取步步為營,碉堡推進,堡壘主義的戰略戰術,同時實行空前擁酷的經濟封鎖,逐步縮小包圍圈,妄圖以此消滅紅軍和根據地。由於王明“左”傾機會主義的錯誤領導,從冒險主義的進攻失散後,又轉入保守主義的消極防禦,使戰爭節節失利,根據地逐步縮小,經擠狀況越來越困難,中央革命根據地進入了最困難時期。為了總結經驗,粉碎敵人的第五次反革命“圍剿”。一九三四年一月,在瑞金召開了第二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阮嘯仙同志出席了這次大會並被選為中央委員會委員和中央審計委員會主任。這次大會總結了兩年來蘇維埃革命鬥爭和建設的紀驗,制定了粉碎敵人第五次反革命“圍剿”的措施。中共中央五中全會在給大會黨團的指令中,儘管有不少錯誤的意見,但有一點應該加以肯定的是指出:“為了滿足革命鬥爭物質上的需要,為了打破敵人的經濟封鎖,為了進一步改善工農民眾的生活,二蘇大會必須特別注意蘇維埃經濟的建設問題。指出經濟建設是與革命鬥爭不能分離的與可能對立的任務”。“二蘇大”比較系統地總結了“一蘇大”以來兩年的蘇區經濟工作取得的成績和經驗,進一步明確根據地經濟建設的根本方針和任務。毛澤東同志代表中央執行委員會向大會的報告和結論,以及大會通過的《關於蘇維埃經濟建設的決議案》中體現了這一點。其中除了指出要有計畫地進行一切可能和必要的經濟建設;發展國營和集體經濟;把農業生產放在經濟建設首位,恢復和發展工業生產等等外,從當時的形勢和可能出發,特彆強調要從發展國民經濟來增加財政收入,財政支出要堅持節省的方針。阮嘯仙同志主持的中央審計委員會,正是為了貫徹執行這一方針而設立的。 審計制度是加強財政監督的必要制度。早在一九三三年九月,人民委員會第四十九次會議就決定,成立中央審計委員會,負責審查政府的預決算是否合理,檢查和監督各級政府、各個機關、革命團體、企業、事業單位的帳目和收支情況。但是當時仍然屬於中央財政部的範圍。第二次全蘇代表大會決定,為了加強中央審計工作,審計業務從財政部劃分出來成立中央審計委員會,直屬中央領導,由阮嘯仙負責領導中央審計委員會工作。 中央革命根據地建立初期,紅軍和蘇維埃財政主要來源,主要依靠打土豪籌款子,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也並非長遠之計,而依靠發行鈔票,又必然要引起貨幣貶值,會導致民眾不滿,也非好辦法。在敵人四面包圍的蘇區,為了打破經濟封鎖,保證紅軍和蘇維埃政府的供給,堅持根據地的鬥爭,唯一的辦法,就是通過發展經濟,增加財政收入,同注意節省財政支出,開源節流,把根據地財政建立在比較可靠的基礎上。阮嘯仙就任中央審計委員會主任以後,領導審計委員會的全體人員,千方百計為增加蘇維埃財政經濟收入,從各方面節約開支,保證黨政機關和軍隊前線的供結。他日以繼夜,嘔心瀝血努力搞好審計工作,深受根據地軍民的讚揚。正是這樣,所以陳毅同志後來賦詩,頌揚阮嘯仙同志“審計嘔心血”。① 阮佩仙同志領導的審計委員會,根據一九三四年三月到九月,由他起草或經他審閱簽署的七個檔案,和他署名發表的文章中,可以從中看出阮嘯仙同志的經濟思想及其實踐,主要的有不過四個方面。 一、必須建立和健全國家機關、企業、事業單位的預算決??同志一九三四年二月份就任審計委員會主任以後,馬上組織力量,檢查審核中央機關總務廳、勞動部、土地部、財政部、國民經濟部、教育部等部委帳目,協助他們編好預算決算,使各部委的開支有計畫的進行。在審計委員會的協助和督促下,中央機關的開支有了大幅度的下降。 同時,阮嘯仙同志也批評了有些機關單位的領導不重視審計工作的錯誤,指出必須將審計工作“提到與整個蘇維埃政策的重要性來注視這一工作”。“因為預決算沒有建立,不隨時隨地明?收支狀況,因此不能推出整個計畫”。阮嘯仙同志還指出,有些單位“不明?本身在蘇維埃經濟上的性質和作用,不知道也不考察產品成本,不知計算盈虧,沒有錢向國家主管機關要”,因而造成預算決算制度沒有很好的建立和健全。 由於阮嘯仙同志領導的審計委員會的推動,中央機關各部委和所屬企業事業單位的預算決算制度陸續建立起來,保證了中央根據地財政收支計畫的勝利執行,而各部委的開支也節省了。勞動部和國民經濟部節省到百分之五十以上。除糧食部、教育部外,各部平均已達到節省百分之三十。工作人員相對的減少,中央機關除糧食部外,二月份共有工作人員八百四十九人,三月份降為六百八十八,減少一百六十九人。不僅如此,而且“各部門的工作方法改善了,工作的情緒比前緊張了,勞動紀律提高了”。 二、實行預算決算制度的核心,是健全財務會計制度,完善經濟核算制。建立統一的會計制度,是實現財政統一,加強財政管理與監督的一項基礎工作。沒有嚴格的財務會計制度,審核預算決算就成為空談,所以阮嘯仙同志領導的審計委員會十分強調健全會計制度的重要性。審計委員會在審核國家機關預決算的基礎上,協助各部委健全會計制度。三月底,審計委員會又專門召集中央印刷廠、造紙廠、郵政總局、貿易總局、糧食調劑總局等負責人開會,專門審查國家企業會計制度,發現這些企業的會計制度不健全。中央印刷廠“帳簿極不完全,用錢沒有標準”。貿易局和調劑局“兩局帳目混亂起來”。指出這些企業應該“從鬥爭中去抓住各廠局的特殊性質與缺點,來從積極方面整理帳簿,建立會計制度和管理法制”。四月份,審計委員會在《檢查互濟會反帝擁蘇同盟財政收支的總結》中,也要求他們“建立各級會計制度,收款支款和經手的救濟款項,都要詳細的計算和檢查,發動會員民眾來監督款項的保管和檢查用途”。九月,在《關於四個月節省運動總結》中,更進一步指出會計工作的重要意義,批評“我們蘇維埃的會計工作,還未曾提高政治水平的最高點”,而我們蘇維埃的會計工作存在的問題,“不僅是簡單的技術問題,而是一個政治工作,恰在這個地方表現了我們會計工作的弱點,很大的弱點”。從而號召正確執行蘇維埃會計工作與預算決算制度,繼續鞏固與發 揚節前運動的成績。在審計委員會的審核和推動下,各級會計制度逐步健全,新的會計制度明確把收錢、管錢、領錢和支配錢的機關分開,不再混在一起。各級收入開支,分別劃分,各成系統。確定新的會計科目,採用新式簿記和新的記帳方法。阮嘯仙同志在《關於四個月節省運動總結》中高興地指出“中央財政人民委員部的會計工作,是有了長足的進步,中央各部過十數的部門,模範的瑞金縣,國家企業如銀行,是正確的執行了預決算制度的。”其它的經費系統中的會計和預決算制度,正在開始建立中。 三、嚴格執行節省方針,反對貪污浪費。中央革命根據地為了粉碎敵人的經濟封鎖,克服經濟困難。大張旗鼓地開展“節省運動”。各機關企業事業單位都積極參加這一運動。各級工作人員兢兢業業,精打細算,克己奉公,並開展反貪污浪費的鬥爭。揭露出一批貪污浪費的材料,教育廣大工作人員。阮嘯仙領導的中央審計委員會,在審核和協助各地編制預決算和建立會計制度的過程中。緊緊抓住節省方針,反對貪污浪費和官僚主義這一中心,收到了十分明顯的效果。三月二十二日,他在審核了粵贛省預算總結後,發現他們沒有認真執行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關於節省的指示,就馬上寫信給粵贛省蘇維埃主席團,批評他們的錯誤,指出他們二月份只有工作人員六百六十五人,而三月份卻增加到九百九十八,增加了三百二十五人。同時也批評了于都縣的開支,不執行節省方針,二月份支出才二千一百五十一元,而三月份的支出卻增加到七千五百三十六元,增加達三倍以上。信中指出:“這樣忽視上級命令,忽視節省一個銅板為著戰爭的意義,尤其於都的貪污浪費,還未引起你們的警覺,不能不使我們視為驚奇的事”。 阮嘯仙同志領導的審計委員會賞罰分明,褒貶得當,對於一些執行節省方針成績顯著的單位,及時加以表揚,樹立好的樣板。四月份審計委員會稽核了瑞金經濟開支總結,發現該縣節約開支,成績很大。一九三三年十月份全縣行政開支七千四百六十六元,而一九三四年二月,減少到四千六百一十六元,節省五分之二以上。瑞金縣蘇維埃政府機關工作人民過去有三百多人,現在僅有一百零四人。審計委員會就此事在《紅色中華》報上表揚了瑞金縣,指出“因執行集中指導與個人負責制有了新的轉變,工作反而緊張起來了。這說明人委會為著提高勞動紀律,增加工作效能,來從新規定工作人員數目。開展節省運動之完全正確”。六月,阮嘯仙看到福建蘇維埃政府財政部《關於三月以前行政開支理由的報告》後,馬上在《紅色中華》報上,親自寫了一篇題為《把“節省每一個錢,為著戰爭,爭取前線勝利”提到福建省蘇面前》的文章,批評了福建省蘇維埃和所屬各縣嚴重透支情況,批評他們未執行中央關於節省百分之三十的指示,反而比審計委員會核定的數目超過百分之七十,希望他們迅速改正。 在民眾性的節省運動中,阮嘯仙同志也多次強調要實事求是,反對平均主義一刀切的做法。在審核粵贛省三月份預算的總結中,在指出他們忽視節省運動的同時,也指出,“現在又需防止機械的進行節省”。在《關於總衛生部系統中五六月節省成績的總結》中,批評了不少醫院存在“過左和錦標主義”。在《關於四個月節省運動總結》中,也指出“打擊一些平均主義,不吃菜、不吃飽的過左辦法,這些傾向,以後須注意。” 四、領導幹部必須學會管理經濟,反對官僚主義作風。中央革命根據地在這一次反對貪污浪費,提倡節省的運動中,出現了許多為了克服根據地經濟困難而節省的動人事跡,特別是許多領導幹部以身作則帶頭節省,如中共中央機關從白區來的鄧穎超、陳雲、陸定一、成仿吾、羅邁等二十三位幹部,聯名寫信給《紅色中華》報,要以每天少吃二兩米支援紅軍,今年不領夏天衣服以支援前線的實際行動,表示他們熱烈回響中央關於節省的號召。這批領導幹部的模範行動,帶動了廣大幹部,推動節省運動的進行。但是從揭發出來的貪污浪費現象看,許多問題與一些部門的領導幹部不懂經濟,官僚主義有很大關係。有一些領導本身就帶有貪污浪費。因此,不反對官僚主義,領導幹部不學會管理經濟,就不能保證預決算制度的執行。阮佩仙同志領導因會計委員會通過審核各機關企業的預算和會計帳目,推動了各級領導學習經濟管理,反對官僚主義的深入進行。如中央總務廳原由趙寶成擔任廳長時,浪費十分嚴重。經逆反對趙寶成的浪費鬥爭以後,開支明顯的下降。十一月份支出四千一百七十二元,二月份降到一千三百四十五元,三月份更降到一百一十元,只達十一月的百分之二點六。審計委員會在審查中央各部三月份預算的總結中深刻地指出:“有些工農出身的幹部,不會寫算,不懂管帳,差不多成了一般的現象,在這裡應警覺我們,提高熱忱學習管理自己國家的財政”。 四月至七月的節省運動,在阮佩仙同志領導的審計委員會推動下,取得了偉大成績,不僅完成了八十萬元的節省計畫,而且超過計畫近一倍即一百三十萬以上。審計委員會在總結中自豪地指出:“在節省運動高潮底下,推動了我們蘇維埃的會計工作的建立,和預決算制度之初步實現,在我們財政經濟戰線上,在蘇維埃法度里,打下了一個根基,使我們可以誇耀著:“只有蘇維埃是空前的真正的廉潔政府。尤其在爭取圍內戰爭無論如何要勝利的上面,存在著偉大的實際的意義”。 三 從阮嘯仙同志的經濟思想和實踐中,可以看出,他從早期樸素的經濟論述,到中央革命根據地直接從事經濟建設的工作,形成比較成熟的經濟思想,是經歷了一個過程。這個過程也是阮嘯仙同志為中國人民解放事業奮鬥的過程。阮嘯仙同志雖然不是專門學習經濟專業的,而且也長時間從事政治鬥爭的工作,但最終能成為經濟方面的專家,其中最主要的原因,首先是他能刻苦用功學習,阮嘯仙同志從小就勤奮好學,以後在繁忙的革命鬥爭過程中,仍然繼續堅持學習,從不間斷,而且學習的範圍很廣泛,他“縱觀古今,橫覽中外”,從中吸取了人類歷史優秀文化遺產,充實提高自己。早年在他所寫的《為學貴有恆揚》中,就充分體現了這種精神。在他直接從事經濟工作以後,虛心學習,刻苦鑽研,終於掌握了審計工作的業務,最後成為人民政府的第一任審計長,人民審計制度的奠基人。其次,阮嘯仙同志密切聯繫民眾,關心民眾生活。他經常深入民眾中進行調查研究,了解實際情況,及時解決問題。因此,他在領導中央審計委員會期間,能夠發現問題,認真加以處理,並從正反兩個方面進行系統地總結,透過複雜的現象,提煉出有指導全局意義的理論。從而創造了一套人民審計制度的有效辦法,推動了蘇維埃政府審計工作的進行。再次,阮嘯仙同志堅持原則,一絲不苟。既敢於表揚有成績的單位,也敢於批評和揭發錯誤,樹立正反兩方面的樣板,用典型的經驗教訓指導全面工作。蘇紐埃中央執行委員會號召,為了戰勝經濟上的困難,從四月份至七月份的兩個月內,要節省行政費開支八十萬元,阮佩仙同志堅決執行中央的這一號召,千方百計督促各單位完成這一任務。對於完成任務成績顯著的單位,如瑞金縣,及時總結表揚,樹立學習榜樣;而對於執行不力的,如粵贛省蘇維埃,則公開批評通報。即使有些機關單位的領導人職位很高,他也毫不遷就隱過,如中央機關總務廳廳長趙寶成,嚴重浪費,阮佩仙同志領導的中央審計委員會,也照樣進行揭發批評,直至把他拉下馬。這樣是非分明,褒貶得當,教育了廣大民眾,也使中央的號召得以完成。另外,阮嘯仙??堅決執行中央關於節省的號召,但在實際問題的處理上,又實事求是進行,而不採取一刀切的做法。當審計委員會檢查總結中央衛生部系統節省成績時,發現有些醫院存在過左和錦標主義,為了完成節省任務,採取命令攤派方法後,甚至提出不吃菜、不吃飽的錯誤口號,阮嘯仙同志及時發現後,加以揭發批評,糾正這些脫離民眾的平均主義做法,使節省運動朝健康方面發展。 注 釋 ①《陳毅詩詞選集》第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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