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物史料

實物史料是歷史的見證和歷史知識的可靠來源，它既能比較真實地反映歷史，又具有形象直觀性。它對豐富歷史教學和培養創新才能，具有極為重要的作用。實物史料指各類文物、古蹟、遺址、建築、碑刻、雕塑和繪畫等，這類史料雖然多為片斷性的，但它卻是歷史的見證和歷史知識的可靠來源，它既能比較真實地反映歷史，又具有形象直觀性。因此，無論是在歷史研究中，還是在歷史教學中，實物史料都具有極為重要的作用。

[關鍵字]實物史料，直觀性，歷史教學
相對於其他知識類型而言，歷史具有過去性和不可再現性的特徵，呈現在我們面前的只是史料記載或折射出的歷史而不是歷史本體，認識歷史的主體和客體，始終存在著時空上的異位與分離。因此，我們必須藉助“史料”這一“中介物”去感知歷史，認識歷史。而史料又主要分為文字史料和實物史料兩大類，本文所要探討的，是實物史料在教學中的作用及其實際運用。
一、實物史料的作用
首先，實物史料可以開拓學生的視野，提高學生的素質，培養具有多向思維的創新人才。
歷史教育的總體目標，一是傳承文明，二是培養創新人才。所謂傳承文明，既包括傳授歷史知識，繼承人類優秀的文化遺產，也包括對歷史經驗的總結和對歷史規律的探索。創新人才的培養，正是建立在繼承與探索的基礎上的。但長期以來，學生處於一種凝固化和一統化的傳統教學模式中，豐富多彩、紛亂繁複的歷史長卷往往成為年代、數字、概念和規律的堆砌，不少學生因而形成了一種狹窄的、封閉的、迷信權威和崇拜師訓的思維定勢。這種狀況，嚴重地束縛了學生學習的主動性與思維的創造性，影響了創新人才的培養。
那么，如何改變這種狀況以實現歷史教育的總目標呢？實現的途徑是多方面的，是各種教學方法的最佳化組合，而其中一條很重要的途徑是有效地利用實物史料。因為當前的創新教育，說到底是培養學生的“問題意識”和多向性思維能力。運用實物史料，展示人類文明的足跡，不僅能能夠開拓視野，陶冶性情，而且可以讓學生感悟歷史，直接與歷史對話。例如，觀看秦始皇陵兵馬俑，學生們將會有身臨其境之感，真切地感受到秦軍嚴明整肅、威武雄壯的陣容和奮擊萬里、排山倒海的氣勢，由此而加深對秦始皇橫掃六合、廓清宇內這段歷史事實的理解。觀察春秋戰國時代的貨幣形制，學生們可以從刀、鏟，紡輪等不同的貸幣形制，分析貨幣從勞動工具而來的史實，從而能夠加深對當時社會經濟發展水平的理解。教師亦可在教學過程中，引導學生觀察問題，提出問題，培養學生的側向思維和逆向思維。
其次，實物史料可以彌補文獻資料的不足，填補歷史研究的空白。
我們對歷史的了解，一般是依據當時保留下來的文字記錄和後人根據這些記錄所修訂的著述。然而，在我國原始社會尚無文字，有關這段歷史的文獻資料大多是根據神話口傳所撰寫的，如“女媧補天”。“黃帝戰蚩尤”、“大禹治水”等等。司馬遷雖然依據口傳資料寫成《史記·五帝本紀》，但他自己對此都有所懷疑，承認“唐虞以上，不可記已”。後來，隨著考古學的興起和考古技術的不斷更新，這一歷史時期的大量文化遺址才逐漸被我們所認識。現在教材中有關原始社會的歷史，都是根據考古材料編撰而成的。
自王國維以來，以甲骨、簡牘、檔案等實物史料證史的“史料革命”成為新史學的重要內容，尤其對於社會經濟史的研究更是如此。例如，上世紀末發現的長沙走馬樓吳簡，便引起了史學界的極大關注。這批簡牘形成於魏晉時期，多是賦稅、戶籍類內容，總量約10萬枚，超過我國此前發現的歷代簡讀之總和。因此，它對我們研究東漢末年和魏晉時期的社會經濟狀況具有重要的意義。
第三，實物史料可以訂正史書，辨別文獻資料記載的真偽。
由於年代久遠和社會動盪，我國有不少古籍都已散佚，許多文獻資料上的記載無法得到核實，許多錯漏之處也無法得到糾正和彌補，因而留下了許多歷史疑案。這些疑案，有不少必須通過實物史料才能解決。著名歷史學家傅斯年認為，歷史學研究已經成為各種科學方法的匯集，地質、地理、考古、生物等科學，無一不為歷史研究提供工具。因此，歷史學家必須“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通過各門學科提供的工具，辨別史料的真偽，認識歷史的真相
例如，中國古代的軍事名著《孫子兵法》，系春秋末孫武所作。司馬遷在《史記·孫子吳起列傳》中，記載孫武以兵法見吳王闔閭，閭說：“子之13篇，吾盡觀之矣，可以小試勒兵乎？”但《漢書·藝文志》卻稱《吳孫子兵法》為82篇。兩種說法，孰是孰非，成了歷史上的疑案，甚至有人還懷疑今本《孫子兵法》的作者到底是春秋末年的孫武，還是戰國時期的孫臏。直到1972年在山東臨沂銀雀山西漢墓出土的竹簡《孫子兵法》，才使這一疑案得以冰釋。從出土殘簡中發現了《吳向》、《四變》等不見於現存史籍的重要佚文，而《吳向》是記載春秋末年的時事，可見孫子即是孫武。出土的《孫子兵法·孫子傳》殘簡中還提及了13篇之事，從而證明了《史記》中關於13篇的記載是可靠的。再如，《孫臏兵法》系戰國時齊國軍事家孫臏所作，《漢書·藝文志》記載有“《齊孫子》89篇，圖4卷”，但《隋書·經籍志》中卻不見此書目，因而後人懷疑是否有此兵書。在1972年出土的銀雀山西漢墓中，也發現了這部失傳一千多年的《孫臏兵法》。這部兵書在內容和特點上都不同於《孫子兵法》，它不但證實了《漢書·藝文志》中的記載，而且有助於我們了解戰國時代的軍事和政治。
第四，實物史料可以豐富課堂教學內容，為學生觀察與想像提供實物依據。
實物的特點是立體感和直觀性，可以激發學生的形象思維。對實物的觀察，學生的思維便可超越時空的界限，再現風起雲湧，波瀾壯闊的歷史。司馬遷寫《史記》，曾“西至空峒，北過涿鹿，東漸于海，南浮江淮”，足跡幾遍全國，遂有《史記》這部傳世之作。宋代著名學者蘇轍對此曾感慨地說：“太史公行天下，周覽四海名山大川，與燕趙間豪傑交流，故其文疏盪，頗有奇氣。”當然，我們不可能在教學活動中，率領學生遍訪名山大川，探尋歷史遺蹤。但是，我們可以充分利用能夠反映實物史料的插圖、模型和電化教學手段，加強課堂教學的直觀性和形象性。例如，古代兵器中的刀、槍、劍、戟、樂器中的磬、瑟、笙、蕭，酒器中的爵、觚、觶、角，以及其他各種生活用具、勞動工具、服裝、古錢幣等等，無論教師如何講解，仍然達不到出示實物、模型和圖片那樣的效果。因此，實物史料在教學中有著不可取代的作用。
二、實物史料在直觀教學中的實際運用
直觀性教學是教學活動的一條重要原則。早在17世紀，捷克教育家夸美紐斯便從理論上論證了直觀性教學原則，他宣稱直觀性是教學的一條金科玉律，認為：“只要有可能，應該用感覺去接受一切東西。”因此，實物史料在直觀性教學中具有重要的意義。由於教學內容和條件的不同，實物史料在教學中的運用也會有所不同，一般來說，主要有以下兩種方式：
1．運用歷史實物圖片
從教學的直觀性來看，圖片不如實物，但由於受到條件的限制，一般中學用於教學的歷史文物或文物模型畢竟有限，有的學校甚至沒有。而歷史實物圖片蒐集起來比較方便，教材上也配有不少歷史文物和文化遺址的插圖，因此，運用歷史實物圖片，是歷史直觀性教學中經常使用的一種方法。
在直觀性方面，圖片雖然不如實物，但比語言的描述仍然要形象得多。例如，講述1830年法國七月革命時，教師可以引導學生看教材前的彩色插圖《自由引導人民》。這幅油畫是19世紀法國著名畫家德拉克瓦描繪七月革命時街壘鬥爭的情景。在七月革命日的日子裡，德拉克瓦親眼目睹了法國人民為推翻復辟王朝所進行的英勇鬥爭。為了將這激動人心的一幕表現出來，他畫了一百多幅草圖，然後加以綜合，終於完成了巨幅油畫《自由引導人民》（又名《1830年7月27日》）。這幅油畫採用的是象徵和寫實的手法，畫中硝煙迷漫，一位婦女左手持槍，右手高舉著象徵自由、平等、博愛的藍、白、紅三色旗，正在召喚著起義者衝鋒陷陣。這位婦女既象徵著自由女神，又是起義者的真實寫照。她的前方，橫臥著許多屍體，她的後面，跟隨著一群衝鋒的戰士，整幅面面驚心動魄，令人震撼。從畫面中，學生們可以深切地感受到法國人民追求自由，勇於獻身的精神，由此而加深對法國七月革命的理解。
這類實物插圖有不少，有效地運用它，不但可以加強教學的直觀性，形象性，而且可以加深學生對歷史知識的理解。另外，還要根據教學的需要，適當運用一些教材之外的歷史實物圖片，只要運用得當，均可收到良好的教學效果。
2．直接運用實物或實物模型
有些教學內容，還可以通過實物和模型來進行直觀教學，其效果比運用圖片資料更好。例如北京人的體態特徵，教材中有一幅北京人的頭像復原圖，這雖然能給學生一種直觀印象，但還不足以引起他們的興趣。如果能在課堂上展示北京人的頭像模型，其效果便大不相同了。學生們不僅會興趣盎然地聽教師講解，甚至會用自己和頭像模型比較，從而加深對北京人體態特徵的認識。
在課堂教學中展示的實物並不要求是真品，一則真品比較珍貴，教師個人和一般的學校很少保存；二則也沒有這個必要，因為培養的對象是中學生而不是鑑賞文物的專門人才。當然，有些文物還是可以收集到的，如生活器皿、古錢幣、舊郵票和舊書報等等。現在一般用於課堂展示的文物都是複製品，有些是在文物商店購買的，有些則要由老師自己動手製作。有些教師具有一定的雕塑和工藝製作能力，他們用泥土、石膏，木塊和竹片等材料仿製古代器物，製作精良，形象逼真，可以起到良好的教學效果。
有條件的學校，還可以設定文物陳列室，為學生提供一個進行直觀教學的場所。當然，就我國當前的教育狀況而言，具備這種經濟實力的學校還不多。因此，對學生進行直觀歷史教學，還可以利用當地的博物館和歷史文化遺址，通過組織學生參觀、座談，對他們進行現場歷史教學，以此加深他們對歷史知識的理解並激發他們對歷史的興趣。例如，觀看秦始皇陵兵馬俑，學生們可以感受到秦軍嚴明整肅、威武雄壯的陣容和奮擊萬里、排山倒海的氣勢，由此而加深對秦始皇橫掃六合、廓清宇內這段歷史事實的理解。參觀“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面對陰森淒涼、觸目驚心的“遇難同胞遺骨陳列室”，學生們在感到壓抑、震撼和憤怒的同時，會加深對這段歷史的認識，並會激發起一種奮發圖強，報效祖國，振興中華的民族情感。
三、運用實物史料時應該注意的問題
正確運用實物史料，是加強直觀性教學，提高教學質量的一個重要手段。但是，如果運用不得當，甚至是盲目運用，那就不但不能達到預期的教學效果，而且有可能影響正常的教學秩序，降低教學質量。因此，在運用實物史料時，應該注意以下幾個方面：
1．應該有明確的教學目的，緊扣教材
所謂明確的教學目的，便是要突出教材的重點或是解決教材中的難點，以深化學生對教材內容的理解。例如，為了讓學生更好地了解我國戰國時期農業的發展，可以演示戰國時期的犁、鋤，斧，鏟等鐵器農具模型，由此可以加深學生以下幾點認識：第一，戰國時鐵器已廣泛使用，並且已逐步推廣牛耕；第二，戰國時的農具與我國現在農村中的農具相差不大，證明那時的農業發展已經達到了相當的水平；第三，兩千多年來，我國農村生產力的提高相當緩慢，因此必須加快改革開放的步伐，實現農業現代化。但我們應該知道，實物史料畢竟是教材之外的補充材料，運用它的目的，是為了擴大和深化教材，因此，在運用實物史料時，必須扣緊教材內容。另一方面，在運用實物史料時，還必須注意合理安排時間。因為教學時數是有嚴格限制的，而運用實物教學一般來說，都需要占用較多的時間。如果在歷史教學中，頻頻使用實物史料而與教材中的難點、重點相脫離，其結果必然是喧賓奪主，與教學目的相違背。那就走向了另一極端，既影響了正常的教學進度，又沖淡了教學中的主題。因此，在運用實物史料時，一定要注意有的放矢，緊扣教材。
2．語言描述應該準確、具體、生動
無論是展示歷史實物圖片，還是展示實物或模型，教師都應注意描述時的準確性、具體性與生動性。例如，在講“王莽改制”時，為了揭示王莽政府利用改變幣制掠奪廣大人民的實質，教師可以在課堂上展示原來通行的五銖錢和後來發行的大錢，並且指出一個大錢的重量不到兩個半五銖錢的重量，卻要當50個五銖錢使用，獲利高達20倍。通過這一介紹，學生便可認清王莽政府掠奪財富的手段及其垮台的原因。再如，在展示達·芬奇《最後的晚餐》時，教師可以先補充一點背景材料：這幅壁畫取材於《聖經》中耶穌被他門徒猶大出賣的故事。達·芬奇創作這幅壁畫時一絲不苟，力求完美，因此進行了反覆修改，花了3年時間才完成了這幅壁畫。在此基礎上，教師便可進而介紹畫面內容：
耶穌已經預知自己將被出賣，要釘死在十字架上。當他與其12個門徒共進最後一次晚餐時，他悲哀地對眾人說：“你們中間有一個人要出賣我！”這時，全場為之震驚，有的懷疑，有的激動，有的憤怒，有的在表示自己的誠實，只有猶大，驚惶失措，畏縮一團，右手緊握錢袋，雙眼緊張地注示著耶穌。在畫面中，人物的神態、性格，畫面的結構和線條的明暗等，都用高超的現實主義藝術手法，處理得十分和諧。
經過這段描述，學生便可加深對這部作品內涵的理解。反之，如果沒有這段描述，或者在描述時，不能抓住問題的實質，浮光掠影，泛泛而談，那就不能達到預期的教學效果。因此，在教學中，任何實物史料的展示，都需注意語言描述的準確性和生動性。
3．應該注意考古發掘新成果並具備一定的文物考古知識。
作為一名歷史教師，應注意考古發掘的新成果，因為新的發掘成果，往往可以改變某些傳統認識。例如，1965年雲南元謀人的發現，便將中國遠古人類活動的年代提前了近一百萬年。1973年浙江餘姚河姆渡遺址的發現，說明長江流域同樣孕育了祖國的燦爛文明，從而改變了中華文明的發源地僅僅處於黃河流域這一傳統認識。由於教材具有一定的穩定性，有些新的發掘成果不可能立刻在教材中得到反映，因而需要教師在課堂上加以介紹。但是，教師在介紹發掘新成果時應該注意，該成果必須是史學界已有定論的。對眾說紛紜，尚處在探索中的實物史料，一般不宜在中學歷史教學中加以介紹。另一方面，歷史教師還應該具備一定的文物與考古知識，否則，便有可能犯錯誤，鬧笑話。例如，唐三彩是陶器，教材中已經指明。但由於其表面光澤，色彩鮮艷，酷似瓷器，有的教師便信口開河，將唐三彩說成瓷器，這就犯了常識性的錯誤。總之，作為一名歷史教師，應該加強這方面的素養，努力拓展自己的知識面，否則的話，便有可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了。
4．應該注意實物史料的真偽和來源。
前文已述，實物史料的使用，可以訂正史書，辨別文獻資料的真偽，但就所獲實物史料的本身，首先要注意的是它的真偽和來源，以及辨別其真偽的依據。用偽造低劣的秦俑對學生進行教育，與帶領學生參觀秦始皇陵兵馬俑博物館，其教學效果是判若雲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