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東[原國防科學技術委員會副主任、少將]

安東，男，四川南充閬中縣人。1932年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933年參加中國工農紅軍。1936年由團轉入中國共產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任紅四方面軍第三十軍八十九師政治部宣傳員、秘書，第二六五團政治處敵工隊隊長，紅四方面軍指揮部機要科機要股股長。

人物簡介

安東[原國防科學技術委員會副主任、少將]

安東 （1918—1966）男，四川南充閬中縣人。1932年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933年參加中國工農紅軍。1936年由團轉入中國共產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任紅四方面軍第三十軍八十九師政治部宣傳員、秘書，第二六五團政治處敵工隊隊長，紅四方面軍指揮部機要科機要股股長。參加了長征。抗日戰爭時期，任中國人民抗日軍政大學第四期輪訓隊政治指導員，軍委一局一科科長，軍委作戰部一處副處長。解放戰爭時期，任冀熱遼軍區參謀處處長，北平軍事調處執行部東北執行分部執行處處長，東北民主聯軍第六縱隊參謀處處長，東北野戰軍第六縱隊副參謀長，第四野戰軍四十三軍一二九師參謀長。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任軍委對外聯絡處處長，情報部三局第一副局長，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部辦公室主任，兼軍委辦公廳機要秘書處處長，裝備計畫部副部長，國防科學技術委員會副主任。1955年被授予少將軍銜。

革命經歷

參加紅軍

安東，原名安振威（1918-1966），1918年10月出生在四川省閬中市涼水鄉一個貧苦農民家庭。他3歲喪父，10歲喪母，靠姐姐撫養，靠親友資助，勉強讀完了高小。讀書期間，由於進步教師的啟發引導，安東自覺地參加了當地共產黨地下支部所組織的讀書會。經過參加集體活動接受進步思想教育，他的腦海里逐步萌發出對真理、對革命的追求。1932年10月，他申請加入了共產主義青年團，從此，在地下黨組織的領導下，積極投入宣傳和組織窮苦老百姓進行抗捐抗稅的鬥爭。

1933年秋，紅軍解放了安東的家鄉，並迅速建立起涼水鄉蘇維埃，他被選為鄉蘇維埃兒童隊隊長。不久，就被選為閬南縣蘇維埃兒童團指揮長。這期間，他發動組織少年兒童積極參加站崗放哨，盤查行人，監視土豪劣紳和反革命分子。他出色的工作，得到縣蘇維埃領導的肯定和好評，很快將他保送參加了紅軍。這時，國民黨為消滅紅軍正調遣重兵分六路進攻蘇區。紅軍決定“收縮陣地”，實行戰略轉移。還未成年的安東，有一股堅忍不拔的革命意志，他身背馬槍、草鞋和乾糧袋，跟著老戰士向蘇區後方撤退。晝夜的艱苦行軍，他不僅沒有掉隊，而且還要貼標語，做宣傳，顯得生龍活虎，大家都稱讚他是精明能幹的“紅小鬼”。

1933年底，安東由89師政治部宣傳員調到師部當秘書。在戰鬥中，首長的模範行動和老戰士的英勇行為教育鼓舞著他，促使他不斷成長起來。1935年1月，紅四方面軍總部決定對白軍實行瓦解工作，這時，安東被調到89師265團政治處任對敵軍工作隊隊長。他隨這支英雄部隊北上開闢陝南蘇區，在沔縣一戰消滅敵軍一個旅，隨即回師川北，準備強渡嘉陵江。1935年4月，紅30軍西渡嘉陵江成功，紅軍全面撤離蘇區，開始長征。5月，安東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8月，中央紅軍給了紅30軍一部電台，安東調到軍部當譯電員。1936年10月，紅一、二、四方面軍在甘肅會寧會師後，安東輾轉調到軍委機要科當機要股長。從參軍經過長徵到達陝北，安東經受了飢餓、疾病以至生與死的嚴酷考驗，終於使他樹立了正確的人生觀，更加堅定了永遠跟黨幹革命的信念和決心。

自學成材

西安事變後的1937年5月，在延安成立了紅軍摩托學校，安東被挑選到這個學校學習裝甲、坦克、飛機駕駛技術。由於他潛心學習鑽研，取得很好成績。1938年3月，安東又被選送到抗大幹訓隊培養，畢業後留校擔任乾訓隊指導員。1940年1月，安東調到軍委參謀部作戰局作戰科當參謀。在這裡，他在刻苦學習毛主席、朱總司令的軍事著作的同時，認真研究孫子、孔明的兵法，研究歷代較突出的戰例，從中吸取了豐富的營養，增強了軍事才幹，先後被提升為副科長、科長。1944年8月，參謀部改為作戰部，由葉劍英任部長，伍修權任一局局長，安東在一局一處任副處長。這一時期，安東的工作變動頻繁，事業有所成就，可算一帆風順。加上他酷愛讀書，勤奮鑽研，終於自學成材，鍛鍊成一名多面手。

解放戰爭

日本投降後的1945年10月，安東經葉劍英同意赴東北執行任務。途中因國民黨軍占領義縣，前進受阻，他便留在冀熱遼軍區參謀處工作，旋赴平泉，在肖克領導下組織平泉保衛戰。1946年1月，他奉葉劍英電令回延安工作，路經北平時，留軍調處北平執行部任中共代表團情報科上校科長。4月上旬，東北執行部成立，他即赴長春任執行部處長兼情報處上校處長。11月，安東由長春回到東北民主聯軍總部所在地哈爾濱，當即被分配到六縱隊任參謀處長。他來到這個很不熟悉的部隊，主動團結同志，工作任勞任怨，經過一年多的努力，各項工作幹得很出色，被提拔為縱隊副參謀長。

從一下江南，到遼瀋戰役、東北全境解放，六縱所擔負的作戰任務，安東都經歷了。在遼瀋戰役中，因為通訊聯絡保障得好，及時通報敵情，他受到了上級表揚。平津戰役結束後，六縱改為43軍。1949年1月，該軍作為南下的先頭部隊，從通縣出發，向武漢挺進。此時，安東調43軍下屬之129師任參謀長。部隊斜穿河北太平原，過黃河黃泛區，進鄂豫皖老根據地黃安、黃陵，抵長江北岸，阻止武漢之敵白崇禧部沿長江東運，配合二野、三野解放京滬杭地區。1949年4月，129師搶渡長江，向陽新、大冶前進，10月中旬解放廣州。這期間，部隊長驅直入，戰事頻繁。精力充沛，且有良好軍事素質的安東，在部隊取得節節勝利中傾注了全力。

出席聯大

1950年1月中旬，安東奉調到北京靜候分配工作，很快被任命為中央軍委對外聯絡處處長。同年10月，任情報部三局第一屆局長兼對外聯絡處處長。11月，隨伍修權出席紐約聯合國大會，任中國代表團軍事專員。此間，安東不畏強暴，有理、有據地控訴美國軍隊占領我國台灣省和美國飛機轟炸我國東北的罪行，博得大多數與會國代表的同情。

建國之後

回國後，安東於1951年2月調任總參謀長辦公室主任。1952年6月，又兼任軍委辦公廳機要秘書處處長。這時，代總參謀長聶榮臻身兼數職，要處理的事太多。諸如抗美援朝，軍隊建設、總參謀部的工作，還有華北軍區、北京市的地方工作，真是百事待理。面對這種情況，安東不負領導的厚望，敢於負責，大膽工作。他在辦公室建立了各項嚴格的規章制度，以自己的模範行動，感染著全室同志，大家團結和睦，在處理若干棘手的事情上，都作得及時、準確、無誤，充分發揮了他在延安時期由葉劍英、伍修權等培養的高級參謀的才能，成了總長的得力助手。他在工作十分繁忙之中，仍能發揮善於協調工作、溝通上下左右的聯繫的能力，與總參各部、各軍兵種領導建立了非常密切、非常融洽的工作關係，得到了他們的信任和支持。幾十年後，聶師在他的《回憶錄》中高度讚揚安東說：“他頭腦清楚，需要處理的問題都安排得有條不紊。”獲此評價，安東是受之無愧的。

1953年7月，安東走上新的工作崗位，出任裝備計畫部部長。一上任，他就面臨著要負責組建這個總參的新部門。為擔負起此項重任，他曾赴蘇聯短期學習。回國後，一心撲在事業上，很快將這個部門的工作引向正軌。1956年5月，以聶帥為首的航空工作委員會成立，安東任這個委員會的委員兼秘書長。從此，他又回到聶帥身邊，在他的直接領導下從事國防科研工作。這以後，他隨聶帥參加了我國第一次科學規劃會議，並參與制定全國12年科學規劃工作，把國防上的重要科學技術課題列入國家的科學規劃。接著，他協助聶帥組織國防科學技術隊伍，特別是航天部的前身老五院的組建工作。他協助聶帥爭取蘇聯的新技術援助和蘇聯停止援助後自力更生的各項治理工作。他協助聶帥組織了國防科學技術部門與中國科學院、國家各工業部門、高等院校的大協作。他在工作中一絲不苟地貫徹執行了聶帥制訂、經黨中央批准的自然科學工作若干政策。他把科委機關帶領和整頓成為一個秩序井然，作風樸實，工作效率極高的單位。此間，安東擔任了國家科委國防局局長，國防部五部副部長兼航委秘書長、國防科委秘書長和常務副主任等職,他嘔心瀝血,忘我工作,成績斐然。在秘書長崗位上，他一直工作到1966年5月病故，為我國的國防科技事業作出了貢獻。

安東於1955年被授予少將軍銜。榮獲三級八一勳章，二級獨立自由勳章，二級解放勳章。

“非正常死亡”風波

1966年5月下旬，正當“文革”運動風雲初起之際，時任國防科委副主任，並一直主持國防科委常務工作的安東將軍，突然“非正常死亡”。 安東之死，當即在中央高層引起某些震動。首先，安東是“文革”開始以來，中國軍方第一個死於“非正常原因”的高級將領。而且由於當時的屍檢結果顯示安東有服用過量安眠藥的結論，故其真實死因，一直顯得撲朔迷離。在“文革”那種非常時期，“安東之死”，很快成了一個特殊政治事件，所引起的風波，數年未息。

“文革”前，安東已任國防科委副主任，並且，是主持常務工作的副主任。在囯防科委領導班子中，安東的實際地位，僅次於聶帥。安東將軍生前，對發展中國大陸國防科研事業，做出了很大貢獻。可以說，中國大陸涉及國防建設及現代化的一切機密（包括眾所周知的“兩彈一星”），安東無不參與其中並為之付出巨大心血。安東此時的軍階雖仍是僅少將，但對中囯國防建設的實際作用和地位，比許多中將，上將，重要得多。 正因為如此，也為日後將“安東之死”政治化、複雜化，埋下了禍根。

安東逝世3天前的5月18日，林彪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作了那個著名“5·18”長篇講話，大講古今中外的“政變經”，殺氣騰騰地說中國有人要搞“政變”。由此，中央高層氣氛驟然緊張，許多領導感到人人自危。在這樣一種政治背景下，一個有著大軍區首長高級軍方職務，又掌握著我國國防尖端機密情報的負責幹部，突然非“正常死亡”，當即引起中央及中央軍委領導層的重視。中央有關領導對此研究後作出決定：安東喪事活動照常進行，內部則展開調查，弄清安東“非正常死亡”的真實原因。

正當有關方面在對安東死因進行調查，暫時未有結論之際，有一次，在有周恩來等中央高層出席的中央會議上，康生突然發難，提出“安東是不是有國際背景”這樣有點聳人聽聞的問題。 康生所謂的“國際背景”，意指（甚至懷疑）安東將軍在任期間，是不是同蘇聯方面有某種可疑的聯繫？當時，中蘇交惡已久，黨與黨，國與國之間，關係極度惡化。任何人、任何事，只要與“蘇聯”沾上邊，即可能遭懷疑，甚至展開特別調查，惹禍上身。 而安東主持國防科委常務工作，1960年蘇聯專家撤出以前，自然同蘇聯方面的一些部門機構和人員，有各種各樣的交道。康生抓住這一點想做文章，說安東“非正常死亡”問題，是個很嚴重的“特殊事件”，其間“可能有很複雜的政治背景”，要列為“絕密專案”，展開調査。並說，中央已決定此案的調查，改由公安部有共關部門負責偵辦。康生還以中央領導層的身份和口氣，要國防科委對公安部專案調查，“積極配合”。

1968年以後，全國又大張旗鼓搞所謂“清理階級隊伍”的運動。國防科委內部，又有人翻出舊帳，再次將“安東之死”，列為被清查的“專案”之一。並再設“特偵組”，組織人馬，展開全面調查。可是畢竟就是那么一個“非常死亡問題”，查來查去，也無實質性進展，沒查出安東將軍幾十年人生，任何一點可以大做文章的東西。所謂“安東之死”的“專案調查”，再度擱淺。“安東之死”，就那么不明不白地作為問題掛起。可另一方面，卻給安東將軍的的家人，長期蒙上“政治陰影”。1973年，政治形勢稍有緩和，聶榮臻給國防科委寫了一封信，信中說：“ 關於安東同志的非正常死亡問題，建議國防科委黨委按中央1972年45號檔案指示精神，做出恰當結論，並報軍委審批。” 由於聶帥敢於出面仗義執言，國防科委有關領導經慎重研究，最後以國防科委黨委的名義，經中央軍委批准後，給已故多年的安東將軍，作出了“沒有政治問題，按病故人員對待”的正式結論。 至此，“文革”中曾經一度鬧得沸沸揚揚，又顯得撲朔迷離的“安東之死”引發的種種風波，才得以劃上句號。

粉碎“四人幫”後，尤其是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政治環境更加寬鬆，安東將軍的相關問題得到進一步落實和解決。再以後，類似《中國共產黨人名大辭典》、《中國人民解放軍將軍譜》等多種官方出版物，在安東條目中，均採用“1966年5月逝世”這種表述，迴避了“非正常死亡”的提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