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1977年，威利斯出版了《學做工：工人階級子弟為何繼承父業》一書。作品通過對英國一個工業城鎮中12個工人階級家庭出身的“小子”從畢業前兩年的學校經歷到進入工廠之後最初幾月工作狀況的研究，威利斯提出了“反學校文化”的概念，揭示了“小子”的抵制行為與階級再生產之間的悖論，所謂的“反學校文化”主要表現在：“小子們”反抗學校和教師的權威，瞧不起規規矩矩唯命是從的“小耳朵”；他們無視學校的規範，穿奇裝異服、抽菸、喝酒，保持與學校時刻表不同的節奏：曠課、上課睡覺、隨意走動、在走廊閒逛等；不僅取笑學校的權威，而且以粗言俗語彼此嘲弄、破壞公物、藐視法律、偷竊、打架，從中獲取刺激和興奮感。威利斯認為，“小子”的反學校文化意味著他們部分地洞察和批判了占據主導地位的個人主義意識形態和固化的階級不平等的現實。然而詭異的是，這種文化形式卻在洞穿文化霸權和支配性統治秩序的同時，強化了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分化，從而構成了對他們自身的反叛，使他們最終成為不平等的經濟結構所需要的工人。
作品目錄
| 中文版前言 | 找樂子 | 第二部分 分析 | 第七章 對文化形式及社會再生產理論的註解 |
| “茂寧賽德”版前言 | 無聊與刺激 | 第四章 洞察 | 再生產與國家制度 |
| 前言 | 性別歧視 | 分析之要素 | 第八章 周一清晨與千禧年 |
| 致謝 | 種族歧視 | 洞察 | 附錄 |
| 筆錄符號說明 | 第二章 文化的階級形式和制度形式 | 第五章 局限 | 補充訪談 |
| 序言 | 階級形式 | 分工 | “茂寧賽德”版後記 |
| 漢默鎮個案研究 | 制度形式 | 勞動力與父權制 | 中心與邊緣：保羅·威利斯訪談 |
| 第一部分 民族志 | 第三章 勞動力、文化、階級和制度 | 種族歧視與勞動力 | 索引 |
| 第一章 文化的元素 | 官方準備 | 第六章 意識形態的作用 | 譯後記 |
| 抵制權威，擯棄教條 | 連續性 | 證實 | |
| 非正式群體 | 職業 | 擾亂 | |
| 打盹、哄騙和逃學 | 上崗 | 內部對話者 |
創作背景
時代背景
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西方國家的公共教育資源全面擴展，不同階層的孩子擁有了近乎平等的受教育機會，但許多研究發現，尤其是《科爾曼報告》公布後，“底層群體試圖通過教育來改變自身禮會位置的機會仍舊遠遜於社會中的優勢群體”。無論教育機會怎樣擴大，不同階層、性別、種族和信仰之間的學業成就，以及在職業、收入等方面的差距明顯，社會不平等不僅沒有縮小反而擴大了。面對這種情況，一些學者尖銳地指出：教育是不平等的，它剝奪了大部分孩子的個體發展，把他們的未來拋到不平等的位置，並以此來達到所謂的社會整合的目的，生產和更大的社會並不是提供機會的中立者，相反，它們從一開始就限制和決定了教育的結果。換言之，在一個階級社會裡，教育並非是獨立而自主的，它為支配性的權力關係所形塑，並且擔負著使不平等的階級關係得以再生產的使命。
在所有的論述中，影響最大的是鮑爾斯與季亭士的“經濟再生產理論”和布迪厄的“文化再生產理論”。
然而，無論是“經濟再生產理論”，還是“文化再生產理論”都因忽視了主體的能動性而受到批評，一些研究者指出，在這樣一種再生產理論模式中，“學生被動地面對教育制度，平靜地服從他們被社會化為唯唯諾諾的工人”；“能動作用、多樣化、鬥爭等因素都被從歷史中摒棄了。資本，即便是雄厚的資本，變成了一種毫無生氣的惰性式占有”。正是在這種情況下，威利斯建構了關於文化生產的“社會再生產理論”，通過將行動者帶回到分析的中心，關注他們在結構中創造意義的過程，拓展了先前再生產理論的結構化敘述。《學做工》就是其理論中的重要著作。
20世紀六七十年代是一個西方叛逆青年製造的各種亞文化流行的時期，朋克、搖滾、嬉皮士無一不是年輕人對傳統教育和主流文化的反叛，學界對製造麻煩的叛逆青年不再是一味指責和矯正的聲音，大家開始關注其文化形態和背後的心理動因。保羅·威利斯對於這群在學校里搗亂、逃課、令人頭疼的違規學生進行了民族志考察。
創作歷程
20世紀70年代中期，威利斯來到英格蘭西密德蘭郡的一個小城市書中稱之為漢默鎮（Hammertown，意為錘子城），進行社會學意義上的“田野調查”。自工業革命時期開始，此城一直以製造業立命，是當仁不讓的螺母螺釘鎮，彼時也同樣陷入了整箇中部腹地的工業衰敗。威利斯深入城內的一所全日制高中，與12個不愛學習、不服管教的工人階級子弟即他所稱的“傢伙們”深入相處，通過觀察、採訪和組織討論，記錄他們的言行，進行個案研究並加以整體分析，試圖以此解答“工人階級子弟為何子承父業”的問題。
作品鑑賞
作品主題
工人階級的對抗性文化
現代公共教育的合法性基礎在於它所宣稱的受教育權利或文憑供給上的人人平等，並以此作為實現社會正義的重要途徑。傢伙們卻不領情，他們以自己的種種反叛行為讓上述目標落入了空談。在威利斯的書中，傢伙們對文憑缺乏興趣，他們拒絕完成功課，並嘲笑愛學習的循規生（書呆子）。他們以一種儀式化的風格和熱情“找樂子”，處處與制度作對。他們上課睡覺，穿奇裝異服，髒話連篇，抽菸喝酒（“他們大部分都抽菸，而且更為重要的是，他們都被人看到在抽菸”），打架鬥毆，欺凌弱小（尤其對少數族裔和女生嚴加排斥），在性方面亦屢屢犯禁。問題在於，這不是一兩個人由於青春期的躁動或某一天心情不好而產生的偶然行為，而是一個群體的生存常態。威利斯稱之為“對抗性的文化”。
正是這種文化，讓他們主動放棄了成為白領並邁入中產階層的機會，從而選擇了子承父業，從學校一步跨入了車間。換言之，他們的機會並非被外力剝奪，而是主動放棄。
自由主義的教育理論家不會喜歡這樣的結論。在他們看來，如果公共教育的目標在某個人或某一群體的大多數成員身上落空，首先應該從社會，甚至從教育制度自身上尋找原因，而不該拿學生是問。他們這樣想的時候，已經先入為主地給傢伙們掛上了失敗者和受害者的標籤。
威利斯的觀察提供了一個相反的結論。他認為，校園裡的對抗性文化與工人階級對知識權威的反抗一脈相承。“工人階級文化普遍認為實踐比理論更重要。一個工人從火柴盒背面抄來一句話，寫成很大的標語放在車間裡：一盎司的直覺可以媲美整個圖書館的學位證書。”
對這樣的口號，我們並不陌生。就道德至上的教育環境而言，“學校是一種極權主義制度。”威利斯寫道，“學校里幾乎沒有直接的強制或壓迫，但對道德可能性的範圍進行了極大的限制。每件事都緊湊有序，每個故事都有相同的結尾，每個類比都用相同的類比物。”
傢伙們的種種反叛行為有一個中心點，即男子氣概的張揚性外露。毆打男同學如此，在女生面前的污言穢語亦然。父親回到家時，不可避免地帶回了自己的車間文化工友關係同樣以男性氣概為主導，同樣充斥著對新工人和瘦弱工人的肉體欺凌。“男孩的成長和他日益增長的文化信心，通常把他置於同父親競爭、試圖在一定程度上支配母親的位置上。他變得不再喜歡自己的父親，而是要和父親處於同一個世界：那是崇尚獨立、身材健碩和象徵性威脅……的男性工人世界。”與此不同，威利斯看到，“中產階級孩子與父母的關係不是競爭性的，而是依賴性的。”中產家庭的目標與學校的目標一致，甚至比學校更重視文憑教育的重要性。
傢伙們對文憑的態度截然相反，“對他們而言，正如制度界定的那樣，"文憑"就是知識權力的爪牙。因為他們反抗知識，所以他們也必然抵制和懷疑文憑並使其失去信用。”因此，他們義無反顧地背離了公共教育的“好意”，迫不及待地離開學校生活，進入車間，“體力勞作是代表、表達男性氣概和反抗權威的途徑。”
威利斯的觀察並未局限於學校。他注意到，進入就業市場後，傢伙們往往比循規生更受僱主們的歡迎，因為他們對工作抱有相對較低的期望值，更容易對自己的崗位和工資產生滿足感。相反，“循規者也許會發現，他們最終的職業“體驗”非常令人不滿，而且對某些人來說，他們也許會有一種非常強烈的“幻滅感”，而“傢伙們”卻不會有這樣的感覺。”
勞動制度的分析
在對勞動制度進行分析時，威利斯所用的方法基本上是傳統馬克思主義的沿襲。他使用人們熟悉的剝削和剩餘價值概念，也像馬克思主義者那樣強調工作在本質上的無意義。他指出目前各種文憑的激增，實乃資本主義制度對工人階級的進一步束縛。
在“分析”部分，威利斯提煉出反學校文化中的洞察和局限。所謂洞察，即傢伙們文化形式中的念頭；而局限是妨礙這些念頭髮展的意識形態影響。
傢伙們洞察了文憑的虛假和資本主義社會勞動力的交換不等價的陰謀。他們認為文憑所帶來的工作性質是無意義的，在日益去技術化、標準化的工作中工人階級所從事的工作並沒有技術水平，也不能實現內在的滿足，所以他們並不在乎文憑。他們抵抗是不認同學校官方所宜揚的工作多樣化和學校對他們時間的管理、分配，他們建構自己的活動空間和時間。拒絕中產階級按部就班的模式。
但是，反學校文化最終沒有發展成一種能夠真正對抗資本主義剝削的力童，這是局限所致，傢伙們並不追逐腦力勞動帶來的回報，他們更喜歡通過體力勞動來證明自身的價值，而正是這種甘願在社會底層實現認同的觀念促成了資本主義制度和秩序的穩定；反學校文化推崇男性氣概，並且在體力勞動中進行表達，但是這種在工作中表現男性決心和剛毅的特質掩蓋了資本主義的剝削本質，被迫之舉變成了心甘情願；工人階級甘願從事的勞動和自己選擇的分工客觀上使中產階級的地位合法化，因為他們會覺得中產階級有高於他們的能力才獲得更好的生活，而這實際上是一種欺騙。
傢伙們覺得“任何地方的管理層都是養尊處優的……大體上是公平的”，國家主導價值觀藉助職業指導操縱學生，在職業指導中隱形地包含著性別分工的不同、工人階級形象的扭曲等。傢伙們相信了這些，他們相信了人們在各自的工作崗位上是公平的，他們的處境是自己造成的，並不是資本主義制度和社會的錯，是人性導致的，世界本來就是如此。對這個社會大制度公平性的認可，對管理層就應該待遇更好的理所當然的認同，對性別歧視和種族歧視的強調其實都是傢伙們共享的焦點和他們在主導價值之下的潛意識，也正是這種潛意識和常識使反學校文化最終只是一種沒有抵抗力量的胡鬧。
藝術特色
該書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於細緻傳神的民族志描寫，這也是該書的第一部分，第二部分則是對材料的分析和理論提升。很少有民族志能把個人訪談、小組訪談的材料組織精美。它們讀起來像經典戲劇台詞，極大地增強了學術作品的可讀性，這可能與作者早年在劍橋學文學的背景不無關聯。它保留了材料本身的相對完整性和原汁原味的魅力。
不足之處
作者對小子群體共享的觀念態度暖昧：一方面他認為這是小子們發展出的亞文化，用以對抗學校和其所代表的資產階級文化的壓制。他將這種亞文化看成是小子們的創造性，是一種“文化生產”，代表了小子們對現實生活的“洞察”。另一方面，他又預見了小子們長大後“幻想破滅”，他們的洞見並不能最終改變其從屬地位。因而在作者看來，這並不是真正的洞見，而只是“部分洞察”，因而又是一種“局限”。接下來的第六章“意識形態的作用”里，作者希望指出小子們的文化如何受到意識形態的影響。不過，他的分析卻不夠讓人信服，因為“意識形態”是個複雜而龐大的概念，不能僅由他所指出的電影、職業指導等所代表。他在分析中態度模糊，既讚揚小子們的創造性，又為他們對車間文化的適應而哀嘆。此外，他的論證中大量採用小子們的觀點，導致他對職業指導充滿偏見。職業指導只是對小子們沒有用，因為小子們在學校里就已經認識到，所有的體力勞動都一樣，而他們工作以後發現情況也是如此；不過，這並不代表職業指導對循規生也沒有益處，作者不能就此否認職業指導制度存在的合理性。
作品影響
《學做工》是勞工研究、文化研究和政治學等領域中的經典之作，在一篇後記中，威利斯特別談到這本著作在兩個層面上的貢獻：一是凸顯了把文化作為一個相對自主的層次加以研究的重要性，二是由於強調人的主體性而成就了對再生產理論的深化和拓展。《學做工》一書成為再生產理論發展中的重要里程碑，並且開創了抵制理論的先河。
《學做工》奠定了威利斯在社會學領域“突破性”人物的歷史地位。自1978年到2001年，《學做工》英文版已再版數次，並被譯為多國語言出版。
作品評價
紐約城市大學社會學教授斯坦利·阿洛諾維茨：《學做工》的獨特貢獻在於，它用無比透徹清晰的筆觸，展示了那些貧窮的工人階級子弟在反叛學校權威的過程中，是如何讓自己走上從事工人階級工作的道路的。
清華大學社會學教授孫立平：“我將中國社會轉型過程中出現的城市失業青年稱為新失業群體，他們正在成為不斷再生產的中國底層群體的重要組成部分。《學做工》一書的意義在今天不是在變小，而是變得更為重要。它為理解中國的新失業群體，提供了一個有力的分析工具、一個富有全球視野和歷史縱深的比較平台。”
作者簡介
學做工：工人階級子弟為何繼承父業保羅·威利斯（1945-），曾任英國基爾大學管理學院社會/文化民族志教授，現執教於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社會學系，是《民族志》期刊創始人兼高級編輯。1977年出版《學做工》，奠定了他在民族志、教育社會學/人類學領域“突破性”人物的歷史地位；1978年出版在伯明罕當代文化研究中心完成的博士論文《世俗文化》；1990年出版《大眾文化》；2000年出版《民族志的想像力》，討論如何用民族志如實展現“活生生的日常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