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內容
容閎、梁啓超、蔡元培、胡適、丁文江、傅斯年、燕樹棠、陳翰笙、聞一多、張申府、瞿秋白、馮英子，這十二位中國近現代知識分子，猶如歷史星河中的寂寥星辰；他們的人生經歷串聯起自鴉片戰爭、洋務運動、維新變法、辛亥革命、軍閥混爭、抗日戰爭、國共內戰，至一九四九之後滄桑巨變的百年。師夷長技，德先生與賽先生，新文化運動，整理國故，科玄之爭，民主與專政，治學與問政，為傳統與現代接榫……明滅浮沉之間，他們所展現的是晚清民國以來一百多年中國知識分子的心靈史，是鴉片戰爭之後中國人救亡圖存的抗爭奮鬥史，是苦苦尋覓個人安身立命的根基與家國前路的探索史。
孤寂百年作者感言
安身立命的根本何在？我們從何而來？到哪裡去？這些問題一直困擾著中國近代知識分子。從提出“中體西用”到聲張民主與科學、激烈反傳統的“全盤西化”的主張，都是對這些問題的回答。但是，這都是在民族危亡時刻的一種被迫的回答，因而必然帶有救亡圖存的功利性色彩。
這場爭論的主要意義並不在於對實際政治的直接影響，而在於它揭示了思想上“獨立的”自由主義思潮在現代中國面臨的困境。實際上預示了十餘年後他們必須在國共兩黨之間做出非此即彼的抉擇：同是主張“新式獨裁”，蔣廷黻、傅斯年等選擇了國民黨，而錢端升選擇了共產黨。同是主張“民主政制”，胡適選擇了國民黨，而張奚若選擇了共產黨。對他們來說，不論願意不願意，他們必須選擇，做出喪失“獨立性”的選擇。
從20世紀80年代起，我開始研究中國現代思想史和現代知識分子。對我而言，這種研究是合二為一的。通過對思想史的研究，我更深刻地理解了中國現代知識分子；通過對知識分子經歷的個案研究，我對那些“思想”產生的背景、語境有更深刻的認識，從而對那些“思想”的認識也更深刻。《孤寂百年：中國現代知識分子十二論》研究、探討的就是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的心路歷程。
全部目錄
【導論】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的“滄海一粟”
第一章：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第一人”——容閎的獨特意義
第二章：梁啓超與現代中國國家觀念的轉變
第三章：為傳統與現代接榫——蔡元培思想透視
第四章：胡適與“整理國故”——兼論當代“國學熱”
第五章：價值重建與政治困境——以丁文江為中心
第六章：在學問與政治之間——傅斯年思想矛盾試析
第七章：被遺忘許久的思想資源——燕樹棠思想淺析
第八章：“中國農村派”與新民主主義理論的形成——以陳翰笙為中心
第九章：現代知識分子聞一多的歷史命運
第十章：中國現代思想史上的張申府
第十一章：瞿秋白的身後命運
第十二章：“老報人”與“雜文家”馮英子的個人史
【注釋】
精彩選摘
 容閎 | 【容閎篇】 容閎的超越性源自只忠於自己的理想、原則，而不忠於、不依附任何其他政治利益集團，換句話說，他一直在尋找、利用能實現自己的理想的政治力量，一旦發現這種政治力量不能實現自己的理想而新出現的政治力量更接近於自己的理想，便轉身而去。獨立性與超越性是現代知識分子的本質特徵，所以容閎無疑是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第一人”，是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產生的標誌。 |
 梁啓超 | 【梁啓超篇】 梁啓超被公認為是清朝最優秀的學者，中國歷史上一位百科全書式人物，而且是一位能在退出政治舞台後仍在學術研究上取得巨大成就的少有人物。當一個國家的國民，至少是對政治起導向性作用的精英，都接受一種新的國家觀，而這個國家的“政權”仍堅持傳統的國家觀時，這個政權就面臨著嚴重的“合法性危機”。面臨嚴重的“合法性危機”的政權無比脆弱，因此，一個偶然事件，就使大清王朝轟然坍塌。 |
 蔡元培 | 【蔡元培篇】 時至今日，在中外文化的再一次碰撞交流之中，如何鍛造中華文明的“終極價值體系”這一巨大問題，又一次橫擺在人們面前。依然是眾說紛紜，難理端緒。在我們“上下求索”的時候，蔡元培先生那種開放但不過激，珍視傳統卻不固守傳統的態度，他的不懈追求與努力，都給人以深刻啟發。 |
 胡適 | 【胡適篇】 在以“徹底批判傳統”聞名的新文化運動之後，胡適突然提出“整理國故”，當時即被共產黨理論家批判為“倒退”、“落後”、“復古”。此後，共產黨的意識形態對“國學”一直持批判態度；但從20世紀90年代起，對國學的態度急變，不僅不批判，而且大力推崇，終於擁成現代的“國學熱”。…… 在重倡傳統文化中，“國學”成為前導，被納入民族振興、愛國主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增強民族凝聚力、國家文化安全的話語系統。這種將國學/傳統文化編碼織入國家意識形態的過程，同時顯現出國家權力與學術、文化間的複雜關係，一方面反映出國家權力對“傳統文化”的控制，一方面反映國家權力對“傳統文化”的需要，甚至越來越倚重。…… 九十餘年前胡適提倡“整理國故”，其主旨是想為現代“科學”在中國“尋根”，證明中國並非自外於世界普適價值，或者說，是為中國文化與世界文化“接軌”而努力。九十年後的“國學熱”，其主旨是強調、證明中國文明、文化的“特殊性”。同為“國學”，二者指向正相反對，“能指”（signifier）相同，但“所指”（signified）完全相反。 |
 丁文江 | 【丁文江篇】 “科玄之爭”並不僅僅是兩種歐洲思潮在中國的交火，不是單純的哲學論爭，而是中國思想界對“西學東漸”八十年的全面反思，是“五四”科學精神的進一步深化，是對中國哲學意識未來形態進行自主選擇的嘗試。…… 近代西學的東漸和帝制的被推翻，使傳統的宇宙論受到根本動搖。這樣，安身立命的根本何在？我們從何而來？到哪裡去？這些問題一直困擾中國近代知識分子。從提出“中體西用”到聲明民主與科學、激烈反傳統的“全盤西化”的主張，都是對這些問題的回答。但是，這都是在民族危亡時刻的一種被迫的回答，因而必然帶有救亡圖存的功利性色彩。 |
 傅斯年 | 【傅斯年篇】 對傅斯年來說，抗戰時期的從政確是一樁“義等於徵兵”的苦差。此時，他想置身“局外”，保持旁觀議政的清高。他還曾私下向人流露出自己的失望：“我愈離開政治中樞愈是向心的；愈接近政治中樞便愈厭惡。”一友人說他“對政治，喜歡談論，而容易厭倦，偶然奮不顧身的一擊，並不是對政治有興趣，而是激發於士大夫的責任感”。這實際不僅僅是對傅斯年個人的寫照。 傅斯年政治思想的中心是一種理想化的理性主義，實際希望用自然科學的方法來解決政治問題。他理想的政治是“客觀主義而非主觀主義”，“智慧主義而非直覺主義”，“實驗室主義而非寺院主義”。[68]但近代中國階級矛盾、階級鬥爭之劇烈殘酷，更兼時刻面臨的民族存亡這一生死攸關的問題，使任何“實驗室”政治的幻想都終將破滅。歷史，就是這樣的無情。 |
 燕樹棠 | 【燕樹棠篇】 法學是與政治聯繫最為緊密的學科之一，深深參與到“政治”之中又回到大學做法學研究，燕氏的研究當更進一步。但時，時代並未給他提供這個機會。 1949年必須做出選擇的燕樹棠，最終拒絕了國民黨邀他去台的機票，留在武大任教。但隨後他並未被理解，被接管武大的“軍管會”開除，由於當時“思想改造”還未開始，武大一些資深教授尚敢出面向“軍管會”為他求情。在這些教授的說情下，“軍管會”終於準許燕樹棠留校工作，但不許講課，在法律系編譯室做資料編譯、整理工作。1957年他被打成“右派”，“文革”中遭嚴重迫害。“文革”後，他的“右派”問題被予以“改正”，於1984年病逝。 燕樹棠早就認為，實現憲政將有一個漫長的過程。他的思想被遺忘許久之後終被重新記起，為今人提供有益的思想資源。或許，這本身即是憲政漫長過程中向前邁進小小一步的標誌之一。 |
 陳翰笙 | 【陳翰笙篇】 雖然陳翰笙（“中國農村派”）理論建構的意圖非常明顯，但卻十分強調與中國社會現實的相適，努力把“馬列主義”中國化，這與對手一味生搬硬套列寧關於資本主義在俄國農村發展的論證方法和結論適成鮮明對照。20世紀30年代中期關於中國農村社會性質的論戰，實際上是20年代初和30年代初關於中國社會性質兩次劇烈論戰的延續和深化。這次論戰雖然沒有前兩次論戰那樣轟轟烈烈、那樣引人注目，但卻更加深入。從中，的確可以看到中國馬克思主義理論的迅速成熟。 |
 聞一多 | 【聞一多篇】 在上世紀20年代以詩集《紅燭》飲譽一時的狂放詩人聞一多，在40年代卻以倒在血泊中的“民主鬥士”震驚全國。縱觀聞氏不長的人生道路和思想發展，卻充滿了令人心驚的戲劇性變化和內在的“緊張”：由感情奔放如烈火騰燒的詩人突變為埋首故紙堆的冷靜學者，又由躲在書齋不問世事的學者一躍而為怒爭民主自由的勇士，由對黨的長期敵視急轉為忠實信徒……聞一多的這些變化，無疑為我們提供了透視一代知識分子在雲詭波譎的中國近代社會中，如何苦苦探尋救國之路、追求自我救贖這一悲壯歷程的最佳焦點。 “近年來我在聯大的圈子裡聲音喊得很大，慢慢我要向圈子外喊去，因為經過十餘年故紙堆中的生活，我有了把握，看清了我們這民族，這文化的病症，我敢於開方了。”“你想不到我比任何人還恨那故紙堆，但正因恨它，更不能不弄個明白。你誣枉了我，當我是一個蠹魚，不曉得我是殺蠹的芸香。雖然二者都藏在書里，他們的作用並不一樣。 |
 張申府 | 【張申府篇】 在大故迭起、風雲激盪的中國現代史上，張申府是位非常獨特的人物。他參與了中國共產黨的創立、黃埔軍校的籌建、民盟的成立等重大政治活動，但又長期被政治所冷落；是他介紹周恩來、朱德加入中國共產黨，但他自己不久便又退出。在科學思潮、社會主義和自由主義在現代中國的引進、傳播和發展中，他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五四知識分子中，他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位…… 面對政治與社會現實，他時時參與政治，但又經常”不合時宜“。因為他認為通過諸如條件反射學說便能”科學地“認識人的本性，可以據此作出理性的選擇，造成群己和諧、合理社會，使政治由暴力的變成理性的，”力即是理必須變成理即是力“。在暴力衝突異常激烈的近代中國，呼籲用”理“代替”力“確實顯出一種”知其不可而為之“的悲劇精神，但又反映了一種在現實劇變中的無奈。這種悲劇精神與無奈之感，確也是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的精神寫照。 |
 瞿秋白 | 【瞿秋白篇】 ”瞿秋白冤案“的”起源“，或說認定他是”叛徒“至少是在1964年底，此時”文革“尚未開始，”四人幫“遠未形成。也正因為主要並非”四人幫“為瞿”定性“，所以瞿秋白的平反過程才非常曲折艱難…… 1982年9月，中共召開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中紀委在向十二大的工作報告中說：“對所謂瞿秋白同志在1935年被國民黨逮捕後‘自首叛變’的問題，重新作了調查。瞿秋白同志是我們黨早期的著名的領導人之一，黨內外都很關心他的問題。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經過對他的被捕前後的事實調查，證明瞿秋白同志在被捕後堅持不屈不撓的鬥爭，因而遭受敵人殺害。”從“瞿案”的起源、定性到最後平反，可以清晰看到“權力”與“歷史”的關係。 |
 馮英子 | 【馮英子篇】 馮英子先生是著名老報人，又以雜文聞名。辦報與寫雜文，在某種環境下，都要冒相當風險。因此，這位經歷過不同時代、辦了一輩子報、寫了一輩子雜文的老人的“個人史”，又從一個側面反映新聞、文化界的歷史。 由於胡耀邦的干預，對馮的批判遂告中止，“移山風波”總算平息。如此結局，實屬偶然，是馮英子先生的幸運。如果不是曾彥修打抱不平，且有關係能將信遞與中央領導，引起注意並作批示，馮氏很可能就是“不是運動的運動”中的“典型”了，其他一些人就無此幸運了。領導人批示往往只能針對一人一事，只有制度才能平等地針對、保護、惠及所有人，制度確比人更重要。 |
探尋歷史
超越時代
鴉片戰爭後，中國面臨深刻的社會轉型。正是在那真正天翻地覆大變動的時代，與傳統的“士”幾無關係的容閎能成為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第一人”，便是這種裂變、質變的深刻象徵。容閎1828年出生在廣東香山緊鄰澳門的一戶貧困農家，在華夏文化版圖中，此地長期處於“邊陲”，被視為荒蠻之地。他從小就讀於澳門為傳統士大夫所不知甚至所不齒的教會學校，一個偶然機會使他赴美求學，於1848年進入耶魯大學。他親眼看到了西方的富強，更感到中國的落後，在大學未畢業時就下決心：“予意以為予之一身，既受此文明之教育，則當使後予之人，亦享此同等之利益。以西方之學術，灌輸於中國，使中國日趨於文明富強之境。予後來之事業，蓋以此為標準，專心致志以為之。”1854年回國後，他就為此目標終生奮鬥。
為了實現理想，容閎尋找一切可以利用的機會，一切可以利用的政治力量、社會階層，從太平天國到洋務運動，再到維新運動，最終，參加了推翻清王朝的革命運動。中國現代歷史的進程中，一個時代、一個階段總是迅速被另一個時代、另一個階段取代。前一個階段的推動者、參與者，往往成為後一個階段的反對者。現代中國，這種歷史人物不可勝數，因為自身利益或思想觀念的原因，多不能超越自己原來的立場、觀點，然而容閎卻能超越自己曾經參與甚至起過重要作用的“歷史階段”。這種超越性源於只忠於自己的理想、原則，而不忠於、不依附任何其他政治利益集團。換句話說，他一直在尋找、利用能實現自己理想的政治力量，一旦發現這種政治力量不能實現自己的理想而新出現的政治力量與自己的理想更為接近，便轉身而去。獨立性與超越性是現代知識分子的本質特徵，所以，容閎確是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產生的標誌。
“士”的質變
作為具體的個人，容閎的經歷純屬偶然；但作為現代知識分子“符號”出現的“容閎”，卻是中國現代性轉型進程中的必然。作為個人，容閎與“士”毫無關係，但作為一個群體、一個階層的中國現代知識分子，卻是由傳統的“士”脫胎而來，因此與“士”有著千絲萬縷、藕斷絲連、剪不斷理還亂的複雜關係。
從馮桂棻、王韜、薛福成等人開始，傳統的“士”在一點點變化，而戊戌維新則是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由“士”質變、作為群體和階層出現的標誌。公共領域由匯集的私人構成，個人成為獨立自主的主體，成為有自我意識的個人。個人的匯集形成社會，通過公共領域向國家傳達社會需求。中國現代公共空間的建立與擴展，維新派厥功甚偉，也是使其成為“知識分子”的原因之一。
傳承、創造、傳播、運用文化，是知識分子的重要功能。在新觀念引進、新知識生產中，最重要的是新“國家觀”的產生。他們批判了舊的身份制國家觀，而接受了現代契約論國家觀。梁啓超此時發表了一系列政治論文，批判舊的國家觀念，介紹新的國家觀念。他強調，西方之所以民富國強，關鍵在其興民權、開議院，人人有自由之權，國事決於公論。他說：“今之策中國者，必曰興民權。”“國之強弱，悉推原於民主。民主斯固然矣。君主者何？私而已矣；民主者何？公而已矣。”“西方之言曰：人人有自主之權。何謂自主之權？各盡其所當為之事，各得其所應有之利，公莫大焉，如此則天下平矣。”相反，中國傳統是“使治人者有權，而受治者無權，收人人自主之權，而歸諸一人，故曰私……使以一人能任天下的當為之事，則即以一人獨享天下人所當得之利，君子不以為泰也”。將現代權利觀念引入中國，引入到有關國家與人民關係的話語，以現代權利觀念來劃分君、國、民彼此關係，是維新派思想家的重要貢獻，是中國思想史尤其是國家觀念的實質性突破。
學術與政治
“以天下為己任”是中國“士”的傳統。具有專業知識、獨立精神、強烈社會關懷和批判精神，是現代知識分子的本質特徵。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由傳統的士轉變而來，這種“關懷”自然格外強烈；加上當時政治的腐敗黑暗、內憂外患不斷，時處民族危亡之中，中國現代知識分子不能不深深地關心並捲入現實政治。
這些知識分子深度參與政治，卻又無力真正改變政治。梁啓超以政治參與登台亮相，一生中大半時間都在從政，但在他的晚年，卻對政治深深失望，退居學苑。在梁啓超之後，曾經發誓“二十年不談政治”的胡適，震驚於國內政治的黑暗，不得不參與政治，與丁文江等人在上世紀20年代初期想依靠軍閥組成“好人政府”，改良中國政治。結果，他們也被軍閥視為掌上玩物。胡適沮喪地承認依靠軍閥政治改革的夢想失敗：“我們談政治的人到此地步，真可謂止了壁了。”
理想抱負
現代知識分子的重要一點是有專業知識，一方面他們有專業知識、專業抱負、專業理想，另一方面他們關心政治，形成一種難以擺脫的矛盾和內在緊張。
總之，自鴉片戰爭以來中國社會的轉型過程中，中國現代知識分子也油然而生，在觀念、制度與社會結構的變遷中扮演了各種各樣的角色。該書中的十幾位人物，思想、觀點、立場不同，命運迥異，但都是千千萬萬知識分子中的“滄海一粟”。對他們言與行的考察，有助於人們深入透視他們所處的時代與社會，有助於加深人們對現代知識分子作用、使命、命運的理解。
作者簡介
雷頤，著名歷史學者。1956年出生，中學畢業後下鄉插隊數年。後當兵，又復員當工人。1978年考入吉林大學歷史系，1982年畢業；同年考入吉林大學研究生院歷史系中國近代史專業，1985年獲碩士學位。1985年到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至今，現為研究員，曾任《近代史研究》副主編。研究方向為中國近代思想史、文化史，著有《李鴻章與晚清四十年》、《走向革命：細說晚清七十年》、《歷史：何以至此》、《逃向蒼天：極端年代裡小人物的命運沉浮》、《取靜集》、《被延誤的現代化》、《歷史的裂縫》、《歷史的進退》等，譯有《中國現代思潮中的唯科學主義》、《在傳統與現代性之間》、《胡適與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的選擇》等。
